论《山海图》产生的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海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2)01-0022-06
一、小引
关于《山海经》产生的时代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现在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采用《山海经》产生于战国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袁珂先生的《〈山海经〉的写作时地及篇目考》一文[1]。
但是，也有学者将《山海经》的产生时代推得较早。吕子方先生曾经对《山海经》的产生时代和成书过程作过如下推测：
现存的《山海经》远非最初的模样，它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它可能是某地区的氏族部落在一段时期的文化记述，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传入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人吸取了其中的精华，加进本地优秀的文化资料，补充了原书的不足。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山海经》越传越广，内容越加丰富。[2]
袁行霈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
《山海经》虽然不是禹、益所记，但其材料来源必定很早，起先只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益衍变，形成系统，最后才写成文字……如果大禹治水的传说确有历史依据的话，那么《山海经》材料的源头，何尝不可追溯到这荒远的时代。[3]
吕、袁两位先生的观点将《山海经》的产生时代问题与《山海经》的材料来源问题相混淆了。《山海经》写作时所依据的材料或许时代较早，但是资料的形成与积累过程并不等于书籍的写作过程，这两个问题完全应当予以区别。司马迁《史记》起自五帝，书中的记载根据大量的先秦文献，我们总不至于说《史记》从五帝时就开始酝酿了，一直到太史公才算最终定稿吧。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讨论《山海经》的产生时代（即写作时期），就不应该牵扯到《山海经》的资料形成的问题上去，导致问题的复杂化。
今本《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这其实是在先秦各自单独流行的两种《山海经》，只是刘歆校经时才将它们合而为一。[4]《海经》是《山海图》的解说文字，所以《海经》的主体最初应是《山海图》。《山海图》虽然早已亡佚，但是我们研究《山海经》时却不能对其有所忽略。
过去我们讨论《山海经》（特别是《海经》的产生时代），往往都忽略了《山海图》。而事实上对《山海图》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唐兰先生较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说：
《山海经》一书虽然记录得很迟，有战国时人记的，有秦汉时人记的，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它的本身，并不完全是文字而是图画，因为有图画流传下来，所以战国时人可以把它记成文字，秦汉时又可以补一些说明。[5]
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另一方面更应该讨论《山海图》的产生时代。
二、《山海图》的时代问题
《山海图》是哪一个时代的作品呢？宋人薛尚功曰：
《左传》称大禹铸鼎象物，以知神奸，入山林者不逢不若。《山海经》所述不几是也。
明人杨慎阐发此说，曰：
《左传》曰：“昔夏后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物物（原文应为“百物”——笔者注）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此《山海经》之所由始也……夏后氏之世虽曰尚忠，而文反过于成周。太史终古藏古今之图，至桀焚黄图，终古乃抱之以归殷。又史言孔甲于黄帝姚姒盘盂之铭，皆辑之以为书。则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曰《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
他们提出了《山海图》即禹鼎的观点，也就是认为《山海图》产生于夏禹之时。此说实际上是旧说禹、益作《山海经》的翻版，不足为据。袁行霈先生即指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商周古鼎，上面所铸怪兽图案包含的故事内容是比较简单的……这些简单的图案是根据当时流行的传说铸制的，只取某一方面的教训意义。像王孙满所说的那种百物皆备的鼎图，未必曾经有过。就目前的资料看来，《山海经》出自禹鼎图的说法，不过是臆断之词。”[3]
过去也有学者认为，《山海图》产生的时代在周代之前。贺次君先生说：
关于《海内、外经》的著作时代，近人或以为是西汉时或者再后的作品。我想它的成书时间在这时候，但是它所据的图或在周以前，否则周的势力很盛，并且周时人物受人崇拜的很多，为什么神的团体没有他们的位儿，仅仅有一个同犬戎、大夏相似的小国呢？因此，我觉得它的时代虽不会与《五藏山经》同时，但也不会很迟。[5]
此说不确。周代的人物在《海经》中并非没有他的“位儿”。按《海外南经》曰：“狄山，帝尧葬于阳，喾葬于阴……文王皆葬其所。”周文王与帝尧、帝喾同葬于一处，说明他在“神的团体”中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儿”。我们再看周人的始祖后稷。《大荒西经》曰：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海内经》亦曰：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
从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周人的祖先后稷在经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是他“降以百谷”，他的后人又“始作牛耕”。后人对后稷的祭祀也是极为隆重的。《海经》曰：
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海内西经》）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海内经》）
后稷的葬所为山水所环绕，那里草木茂盛，粮食丰沛，有吉祥的凤凰在歌舞栖息——这里实在是个世外的桃源！由此亦可见经中的后稷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神祈。然考《礼记·祭法》曰：
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之王而宗武王
可知后稷之被奉为稷神始于周时，而夏、殷之时的农神则另有其人。如果《山海图》作于周代之前，那么后稷在经中显然不可能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因此，贺次君先生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考证《山海图》的时代，还必须从《海经》的内容分析入手。袁行霈先生认为，《山海经》中的神话以西方最为丰富。昆仑、黄帝都在西北而被视为神圣，所以《山海经》可能出自炎、黄二族。[3]这种说法是欠妥的。《海经》中的神话人物，以帝俊最为显赫，而黄帝的地位则远在其下。沈雁冰先生指出：
我在《山海经》上发见帝俊的地位的重要。《山海经》末卷的《海内经》，不但记诸国多云帝俊之后，并且说始为琴瑟，始为歌舞，始为巧倕……等人，也都是帝俊之后。此外，羲和生日，常羲生月，而二人者又都为常俊之妻。[6]
蒙文通先生也指出：
（《山海经》）虽曾十次提黄帝，但它却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特别是帝俊，他在《山海经》中的地位俨然有如黄帝在中原传说中的地位。[7]
因此，帝俊在《海经》中的地位是黄帝所无法比拟的。郭沫若先生曾说：“五帝三王都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赢秦前后）为消除各民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要求。”[8]也就是说，黄帝的神话盛行于战国中后期，从《海经》中黄帝的地位并不突出这一点看，《山海图》产生的时代，其下限当不迟于战国中期。
三、从大禹治水的神话看《山海图》的时代
众所周知，神话传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会产生衍化，不同时代的神话必然会有不同的时代印记。因此，分析《海经》中的神话传说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征，是判断《山海图》产生时代的可行之途。《海经》中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不妨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试就先秦时期大禹治水神话的衍变情况作一些考察。按《尚书·洪范》曰：
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鲧治洪水用“陻”，也就是堵塞之法。那么禹采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诗》曰：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信南山》）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韩奕》）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长发》）。
“甸”，顾颉刚先生释为“阵”[9]，即排列分布之意：“敷”，是铺放之意。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南山和梁山都是禹所排放，并且在洪水之中禹还向下界铺放了阻挡洪水的土壤。这说明禹治水的方法最初也和鲧一样，采用“陻”的方法。
大禹治水的方法到了战国时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墨子·兼爱中》曰：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滹池之窦，灑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灑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此处所云之“泄”、“注”、“灑”、“凿”、“漏”、“流”等方法，与“甸”、“敷”等“陻”的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都属于“疏”的方法。《国语·周语下》亦曰：
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谷，汩越九原，宅居四隩，合通四海。
这也是说禹因疏导江河而取得治水的成功。从此，大禹治水的方法就由“陻”变为“疏”了。
随着禹治水方法改变，鲧治水的方法也有了变化。《国语·周语下》曰：
灵王二十二年，管、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鲧治水的方法由“堙”转变成了“防”。自战国开始，鲧防水而失败、禹疏水而成功，就成了大禹治水神话的主体内容。《庄子·天子篇》载墨子之语曰：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九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
这里虽然仍说禹是“湮洪水”，但其实质却已成为“决”、“通”等疏导的方法。《孟子·滕文公篇》曰：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入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此外，《荀子·成相篇》、《韩非子·五蠹篇》、《吕氏春秋·爱类篇》中亦有类似的记载。
为什么大禹治水的神话到了战国时代，其主体就由堙填洪水，一变而为疏河决江了呢？顾颉刚先生指出：“我们追原鲧禹治水传说的所以改变，实由于战国的时势。在战国的时候，交通四辟，水利大兴，人们为防止水患，就盛行了筑堤的办法；为利便交通，振兴农业，又盛行了疏水灌溉的办法。但是筑堤的害处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则是有利而无弊的事，所以防洪水的典故便渐归了上帝所殛的万恶的鲧，而疏洪水的典故就归了天所兴的万能的禹了。”[10]所论极为精辟。按《汉书·沟洫志》载贾让的奏疏曰：
古者……大川无防，小川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淤泽……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为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以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堤防之作未必起于战国，但可以肯定在战国之时是相当盛行的，所以其害亦大，反映到神话中，鲧便有了“防”之过。《汉书·沟洫志》又曰：
自是之后（指三代之后——笔者注），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其后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成而用溉……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疏川导滞是战国时人总结出的治水经验，所以时人大量兴建疏导江河的水利工程。反映到神话中，禹便有了疏江导水的功绩。因此，大禹疏水的传说是带有战国时代明显特征的。
我们现在将《海经》中有关大禹治水的文字引录于次，看看《山海图》上画的到底是些什么内容：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郭注曰：“掘塞之而土三沮陷，言其血膏浸润坏也”。），乃以为众帝之台。（《海外北经》）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堙之，三仞三沮（郭注曰：“言禹以土塞之，地陷坏也。”），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大茺北经》）
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海内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海内经》）
这几段文字表明，《山海图》上所画的大禹治水的神话，是“布土”、“仞”、“堙”等内容，与最初流传的大禹治水的神话相吻合，而与战国时代大禹治水的神话则有着明显的区别。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山海图》的创作时代当在战国之前。
四、从三神山的传说看《山海图》的时代
除了大禹治水的神话有着战国之前的时代特点之外，《海经》中的其他神话也莫不如此。而且，我们在《海经》中也找不到带有战国的时代特色的神话传说。按《海内北经》曰：
蓬菜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
“大人之市”即所谓的“海市蜃楼”。郝懿行笺疏曰：“今登州海中州岛上，春秋之交，恒见城郭市厘，人物往来，有飞仙邀游，俄顷变幻，土人谓之海市，疑即此。秦汉之君所以甘心，方土所以讹惑其君，岂不以此邪？”此说甚是。“大人之市”当即三神山传说之滥觞，而三神山之中仅蓬菜一山见于《海经》，所以《山海图》的创作时代应在三神山的传说兴起之前。
三神山的传说兴起于战国初年。考《汉书·郊祀志》曰：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候，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患且至，则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在战国初年因方土的宣传而广为流行，所以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都派了人去寻找。《汉书·郊记志》又曰：
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指三神山——笔者注）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三神山的传说至秦时更为盛行，所以秦始皇至死都梦想着神山上的奇药。
如果《山海图》创作于三神山传说盛行的时代（亦即战国），那么神山之绮丽壮观、仙人之飘逸姿态在图中就不可能没有反映。《大荒东经》曰：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其上，张其两臂（“两臂”原作“两耳”，误。据《太平御览》卷377及卷394引改）。
“大人之市”的这种情景与三神山上的“黄金银为官阙”相比，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山海图》的创作时代在三神山的传说广泛流行之前（亦即战国之前）应是无疑的。
五、《山海图》作于春秋中晚期
从《山海图》中已有三神山传说的滥觞（大人之市）这一点看，此图的创作时代也不会太过久远。《大荒北经》曰：“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羆。”这则文字很值得我们注意，既然称之为“北齐之国”，说明《山海图》在创作时，齐之田氏已经篡夺其国。所以，笔者认为《山海图》当作于春秋晚期。
至于《山海图》的释文，亦即《海经》的写作时代，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在战国，这一点应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按《海内西经》曰：“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貊国当属北狄、山戎之类的异姓国家。燕国在春秋之时屡遭北狄与山戎的侵扰，常有国破之忧。《左传》庄公三十年曰：“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鲁庄公与齐桓公会于济水，商量救燕，说明山戎的危害极为严重。《史记·燕召公世家》曰：“（燕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国幸亏有齐桓公的救援，这才得以保全宗庙。而燕国也正是在与戎狄的征战中得到强大，逐渐消灭了周围的那些异姓小国，至战国时遂成为大国之一。因此，《海内西经》上的那两句话，亦可说明《山海图》的创作时代在春秋中晚期，所以图上在燕国的四周还画有像“貊”这样的戎狄之国；而《海经》的写作时代则应是在战国，这时燕已基本上将周围的小国吞并殆尽，所以作者才会有“地近于燕，灭之”的话。
综上所述，《山海图》的创作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而《海经》的写作时代则在战国。
收稿日期：200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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