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公平竞争的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 （2000年6月14日在北京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公平竞争论文,是不可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迈进21世纪之时，讨论全球化问题是适当的。
全球化对各国政府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不同政治体制的政府，对全球化规则的接受程度有着巨大差别。中国和亚洲从全球化的机遇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全球化浪潮不仅席卷了工业组织，而且深入到了金融市场结构之中。
跨国公司的产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当一家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设立子公司时，这些子公司肯定是其母公司的小型翻版。现在，许多跨国公司按照这一传统模式组成，但变化正在产生，行动缓慢的公司将被甩在后面。
现在的跨国公司将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其产品和服务也同样如此。它不是将每个不同国家中的民族单位分开，而只有一个统一的销售单位——全世界。公司活动中的某些方面显然是在地方上安排的，但公司的总框架是在全球的基础上组织，并在全球的范围内，从现有最佳途径中获得不同的生产要素。
新的产业全球化组织对社会政策也产生了影响。许多政府执行的政策都旨在使工作者从企业的收益中获得公正的分配。随着产业的全球化，这种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了。现在，政府都倾向于选择较低工资、较小规模的劳动力，以使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投资的一个去所而获得最大的竞争力。
伴随着这些变化，我们发现，在许多国家中，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如果贫穷者与其以前的状况相比，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情况还不至于这么糟，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与此相反。即使在富裕国家，许多劳动者得到的工资连一个最小规模家庭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在今天，如果一切都要由市场来决定，那么，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长久以来，人们早已取得共识，即：一个完全公平竞争的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同等数量的供应商，同等数量的购买商，相同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这是反托拉斯法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也是需要推进公平贸易行为的原因。但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国际化、公司的全球化，这些保证公平贸易的国家准则已不再适用了。
在多数情况下，国际准则并不存在。建立国际准则的努力往往隐含着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目的。例如，欧洲联盟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投资多边协议。如果这一多边协议被接受，有可能进一步削弱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威，并使跨国公司获得更加有影响力的位置。
在今日的世界上，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满足国际市场的愿望。
这与以前就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摒弃了国界限制的全球性产业组织自然是一件新鲜事物。新的信息技术与以前100多年间使用的旧的有线系统相比，操作速度大大加快，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爆炸性增长。
每天交易的金钱数额极为庞大，远远超过了国家间金融贸易和正常商业关系所需的资金量。相比较于金融对贸易或投资的影响来说，每天达成的庞大的金钱交易额对决定一种货币的价值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某一个领域的金融机构某一天完成的交易额，也许足够支付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一整年的资金量。借助于现代通讯手段，这类金融资本具有极大的流动性。正如彼德·杜拉克在一篇有关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它（指这类金融资本）没有实际的经济作用，也不具体资助什么。这类资金不遵循任何经济逻辑，也不具有理性。它极易受流言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和操纵。”
彼德·杜拉克还指出，1995年，由于美国参议院没有批准通过一项平衡预算修正案，全世界的外汇交易商们惊恐万状，纷纷抛出美元，因为他们认为，美元与日元的比率，比实际早已低了10%了。于是，在两个星期之内，美元与日元的比率从1比106下降了20%多。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和法国的中央银行想扭转这种不良趋势，但没有成功，而且还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一年多以后，美元才恢复到原先那个与日元的偏低比率。
1981年，法国法郎也经受过相似的经历，密特朗总统被迫因此调整了他的经济政策。
货币的流失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墨西哥，由于财政政策的不负责任，导致比索流失，卷走了相当于墨西哥六年的经济收益。
为了避免这类金融风险，各国需要实行严格的金融和财政政策。但即使如此，国家金融安全的保证还是非常有限。
尽管有好的政策和意愿，市场往往产生不了好的结果。1983年，里根总统和日本政府同意取消日元对美元250比1固定比率，随后，日元对美元的比率猛然下降了50%。美元相对于日元，原来的比率肯定过高，但美元与日元的比率一路狂跌，一直下降了60%多。这场风暴过去后，美元对日元的比价跌到了1比110。这是市场行为如何缺乏理智、如何狂暴不羁的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经济世界独步，既然它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几年前，由于英镑的流失，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英国被迫脱离了货币联盟组织。最近，由于受旧有的短期借进、长期借出的经济模式之害，亚洲经济遭受了极为严重的衰退。被世界银行树立为发展中国家重要榜样的各个国家，瞬间被打入了灾难的深渊。这场风暴过去后，每个人似乎都变得非常聪明，头头是道地说出了一大堆理由，讲明了有关国家有什么什么失误，并且指出它们的经济行为如何不当、监督不力的情况如何明显，经济危机的爆发如何不可避免。但在这场大崩溃之前，谁也没有指出过这些因素的存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实行即时浮动汇率，这只会进一步加深这场危机。
70年代初期以来就普遍存在的弹性浮动汇率体系，其本意是使各国政府得到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但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环境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安全。
我们都了解市场，知道市场推崇强手，强大的“市场玩手”可以操纵和摧毁较小的“玩手”。有时，那较小的“市场玩手”就是整个国家。
也许，当我们意识到这些变化如何强烈地影响到政府贯彻其经济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建立这种市场主导的影响有多大。但实际情况却相反，贯彻到市场的判断是由千千万万市场中的“玩手”自己作出的。
这就是在许多情况下市场的参与者推崇市场的原因。他们不信任政府的判断。但对于市场的方方面面，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少了，我们看到了变换不定的美元汇率，我们看到了变换不定的其他货币汇率，我们还看到了亚洲经济的崩溃，我们了解到，市场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其后果也极为严重。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最严重的问题是市场的变幻无常，这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崩溃。
1997年开始的亚洲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反思的机会。关于目前系统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进行的变化，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讨论。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条件的马来西亚，经济恢复得最好。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被作为不可违背的普遍原则接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的普遍适用性问题。
中国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其货币不贬值，这也为如何保持经济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通过保持其货币价值，中国稳定了它的金融市场，阻止了亚洲金融风暴进一步蔓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的判断如何超越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影响力的市场施加的影响。这一事例比其他任何事例都更清晰地促使我们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做法的普遍适用性。
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改革进程正在推进，但其趋势似乎在表明“没问题，我们已经躲过了这场风暴，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但我们应该知道，泰国、南朝鲜、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出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有不良金融体系和缺乏审慎监督制度的国家内的问题，世界金融市场本身也存在很大问题。整个危机过程表明，世界金融结构如何的不稳定和变幻不定。它也表明，亚洲经济复苏的重要促成因素是中国货币的稳定性。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搞乱牌局的是那些外国来的金融家。
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制定更加严格的审慎的国际监督和控制规则。过去的事例一再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在危机出现后作出反应。它作的只是亡羊补牢之举，不能有效地避免危机。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其宪章规定所致，那问题就值得进一步考察了。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方式确实存在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是国际性和全球性的，保留它，对它进行改革，还是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代替它，这个问题处于争论之中。
非银行金融领域、派生性和投机性的金融市场的操作规模极为庞大，其影响也根本无法预知。在这些市场中运作的公司常常可以完全逃脱正常监督系统的监督，因为这些监督系统只是针对官方的银行领域的。所以，这些方面承受的风险极大，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处理它们的结构系统，可能会引起系统性的崩溃。
我们也不是没有得到过严厉的警告。有一天早上，我们一觉醒来，发现阿兰·格林斯潘已组织对长期资本管理进行紧急援助。我们知道，他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放任运用高举债率投机基金操作的长期资本管理，任其自生自灭，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导致系统性的崩溃。乔治·索罗斯已对我们发出过警告。他写道：“尽管我已经在金融市场上赚了钱，但现在我担心，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不受限制的无穷扩张，以及市场价值向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渗入，会危及到我们这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过多的竞争，过少的合作，会导致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和不稳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信条是，公共利益是通过对个人利益的无穷追求来实现的。除非我们认识到有某种共同利益，需要置于个人的特定利益之前，我们目前的系统……就很可能会崩溃。”
索罗斯的个人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已经变得日益变幻无定，投机资金的动向也愈加不可预测。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向我们提出的挑战。
具体地说，它们提出的挑战可以分成两方面：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如何保持某种形式的平等和合理的竞争，如何在金融市场内部建立稳定性。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由它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制定公平贸易的规则。这一国际组织的创建，得益最大者当是中等规模或小规模的国家。原先以此目的而存在的国家机构现在大都已变得无足轻重。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汇率体制。对于这一点，新兴市场和发达工业国家应采取不同的态度。我们确实需要减少金融市场的短期变化和不稳定性，但同时，从中期时间段看，又需要有足够的调整灵活性。两者互不矛盾，要适当处理好平衡关系。美元和欧元将占领世界金融市场的大半江山。因此，大西洋两岸的货币汇率的稳定性对世界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在亚洲地区，由于日元和人民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对美元和欧元的比率的稳定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世界各个主要货币的代表应经常磋商，协调其基本政策目标，达成共识，实现汇率更大的稳定性。如果大国之间已经建立了更大的稳定性，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开放市场的小国家，应该允许其选择自己的汇率体制。没有一种体制是放之四海而亘古适用的。所选择的体制应有利于减少不稳定性，鼓励投资，对变化的环境具有必要的灵活性。
现有的金融系统极为脆弱，无论在强度和深度上都需要大大加强。对于国际金融交易需要更加有效的监督，建立审慎监督的国际框架。创建足够的国际资产货币互换能力，同时减少出借方和借款方不顾一切的冒险行为。
在建立这一监督系统的过程中，七国集团以外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制处于转变中的国家必须加入，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权威的国际管理机构。这一权威管理机构应建立各种金融管理形式的良好行为的标准，监督各个金融机构遵守这些标准，协调各个机构之间的行为，以减少违规者带来的危害。
除了审慎监督制度以外，还需要制定透露信息、市场控制和跨国界合并的国际标准。在审慎管理方面取得最佳表现不仅需要政治承诺，而且还需要专业的技术。在这方面，许多国家需要帮助。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短期和长期资金流动之间要保持某种平衡。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以及资金在其市场中出入的速度之间要保持一致性，这一点同样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所有成员国之间完全实现资金帐面可兑换，这其实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形下，一些新兴市场限制短期资金流入，并阻止逃逸资本流到国民手中，这种做法是适宜的。在这方面，智利已经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一做法也可以缓解最近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继续在适当的条件下帮助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国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更多地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及其独特的经济状况，而不应像在印度尼西亚所做的那样，把世界银行的长期发展问题的责任强加给这些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应该得到加强，以便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给有关国家提供应急基金，帮助它们避免危机。要避免危机的发生，及时得到适当的资金帮助是极为重要的。寻找途径，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避免危机的发生，而不仅仅是在危机发生后对危机作出反应，这一点极为重要。
在任何解决流动资金的实践方案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帮助陷于困境中的国家，应注意不要免除借款方的责任。在某些情形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财政援助对借款方的帮助甚至超过了对需要帮助的国家本身。借款方要自己承担风险。
作为对上述论述的补充，我想就亚太地区提出两点具体的建议。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少结构性和组织性。在北美和南美地区，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这一组织最终覆盖整个美洲地区是意想之中的事。另外，美洲地区还存在一个美洲国家组织。欧洲则有欧洲联盟，正在一天天地成长壮大。
在我们这个地区，也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旨在推动和促进自由贸易。亚太经合组织创建时的初衷是比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更快一步。最初致力于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国家只是想把它的影响力限制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后来，美国想介入，环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想介入，现在，它们都已成了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但它们的利益却有极大的差异。成员扩大后，亚太经合组织作为追求自由贸易的领头羊的地位就得到了削弱。由于成员国数量众多，利益分散，很难适当和有效地推进东亚和东南亚的特殊利益。
我们自己这个地区应该对自己地区的利益和地区问题表示更大的关注。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我们可以组织由所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政治会议，这个会议当然得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在内，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要设自己的秘书处。
它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如：亚太经合组织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东亚和东南亚应该寻求更加快速和有效的发展之路吗？
这一会议还可以讨论安全问题，当然，这一问题不是此次论坛的议题。本地区内国家的利益不一定是与本地区外国家的利益一致的。
有时候，这些因素会转移国家的注意力，使其对自身的安全问题没有足够的关注。
从长期来看，同一地区的国家的关系是唯一值得信赖的持久的安全保证。
就经济事务方面来看，这样一个论坛也可以从实际操作方面进行考察，这是最初由日本提出的建议。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之时，日本曾建议在本地区内建立一个基金会，名字可以叫做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建立这样一个基金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促进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加透明度，鼓励所有国家对资金市场的操作保持适当的审慎监督和管理。有了日本、中国，以及本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帮助，建立这样一个基金是可行的。
由于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建议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会的关系，了解了美国国会如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式，建立一个独立的货币基金组织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总之，跨国公司和金融市场全球化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其产生和影响也尚未被我们所完全了解。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中国和亚洲可以做许多事情，以推进本地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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