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ung, Lee, Bussell[1]2015年在《针灸治疗不孕症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近年来女性不孕症发病率逐年升高,针灸疗法在提高生育的潜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其作为助孕的单独治疗方法和辅助生育的配合治疗被广泛接受。针灸治疗不孕症历史悠久,在西方国家,针灸疗法是中医治疗不孕症最常用的手段之一。现代研究表明：针灸可以调节月经和诱导排卵,促进子宫和卵巢的血液循环,提高人工辅助生殖的成功率。但到目前为止,针灸治疗不孕症没有一个统一的治疗标准,缺乏明确的治疗参数设定,这局限了针灸疗法的助孕疗效,因此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回顾针灸治疗不孕症的相关理论及临床应用研究,综合分析针灸治疗不孕症的选穴规律、治疗时机、频次等各项关键参数从而优化针灸治疗策略,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Google Scholar以及Pubmed等医学网站,通过“针刺疗法”、“不孕症”“女性不孕”“女性功能性不孕”“针刺与IVF”“针刺与PCOS"“针刺与月经”“中医”等关键词检索近十年针刺治疗女性不孕症的英文文献资料并结合《中医基础理论》、《不孕症中医治疗学》、《中医妇产科学》等相关英文中医教材进行综合分析,梳理不孕症的中西医理论基础、针灸治疗不孕症有关研究,对针灸治疗不孕症的穴位选择、时机选择、治疗频次以及电针使用等各项参数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临床提供理论依据。结果：针灸疗法在治疗功能性不孕症和提高人工辅助生殖(ART)的成功率等方面表现出很好的效果。在优化针灸治疗不孕症的治疗策略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1.针灸治疗的时间和频率(1)早期治疗很重要：研究表明高龄女性的卵巢较年轻女性更容易处于低氧水平,这可能导致高龄女性的卵细胞质量下降。在大腿内侧(紧邻叁阴交和阴陵泉)和下腹部的穴位实施低频电针刺激能够显着增加子宫和卵巢的血流量,血流增加可以为卵细胞提供足够的营养,从而使卵泡发育得更好。根据Maciocia所述,高龄不孕症的针灸治疗必须着重于补肾和激发任冲二脉。而且针灸要持续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到比较好的疗效,因为卵泡的发育需要大约10-12月的时间,卵泡发育的最后190天是针灸作用的关键时间,因为卵泡此时才开始对周围环境有响应,才能受到针灸治疗的影响。研究还表明治疗的频次也是增加血流量的一个关键因素。(2)排卵前或人工辅助生殖取卵前针刺治疗频次,一周两到叁次比一周一次好。(3)在特定阶段使用低频电针很重要,在卵泡募集阶段,电针下腹部和下肢内侧穴位有利于卵泡募集；在准备人工辅助生殖的调节阶段持续在下腹部和下肢内侧以及下背部穴位(肾俞到次髂穴)交替使用低频电针有助于增加子宫和卵巢的血流。2.针灸治疗不孕以调理月经和月经期疾病为先(1)肾主生殖,调肾是关键；(2)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结合；(3)根据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选穴以提高疗效：月经期：此时由阳转化为阴,冲脉开始空虚,任脉引导气血向下流动。由于经行不畅会影响到生育,所以经期针灸治疗的目的是要调节气血,保证子宫内膜顺利的剥落。经后期(卵泡期/增殖期)：卵泡期/增殖期是月经周期中最重要的时期。此期卵泡逐渐发育成熟,子宫内膜逐渐修复。中医认为,冲脉需要利用此期充盈阴血。较长的月经周期预示着此期冲脉阴血的亏空或充盈不够,卵泡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发育成熟,这是排卵延迟造成女性生孕的主要原因。卵泡期针灸重在滋阴养血,调理冲任二脉。此外,根据“从阳引阴”的原则,可以选择膀胱经背俞穴,背俞穴在此期的应用很重要,因为研究发现针刺背俞穴能够提高子宫的血供。经间期(排卵期)：经间期阴精充沛,冲任气血充盛,在肾中阳气的温煦下,阴阳转化,阴精化生阳气,出现铟组之候。此时针灸重在调气血并补阳,使阴阳顺利转化。经前期(黄体期/分泌期)：经前期阳增肝旺,此时阴精与阳气皆充盛,以阳气占优势,血海充盈,为行经或孕育作好准备。黄体期在中医中常常被称为阳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目标是温煦子宫以利胚胎着床和妊娠。这个时期呈现的任何根源性问题都和肾阳有关。Lyttleton强调“阴中求阳”,补肾阳可以通过滋肾阴或养血而实现。在黄体期针灸滋阴补气调气,协助任冲二脉,预防早产的发生,还有安神的作用。Maciocia报道黄体期打通督脉助阳能促进胚胎着床并预防流产。黄体期针刺,调神安神以助孕：不孕症女性在黄体晚期等待是否已受孕时心情极易焦躁,此期选择合适的针刺调神穴位如间使、大陵、内关等穴位能够缓解精神紧张以助孕。3.根据中医经络理论,不孕症重点选择以下穴位：肝经、脾经、肾经、膀胱经、冲脉、任脉、督脉和带脉以及下腹部穴位。4.冲脉、任脉、督脉、带脉穴位在人工辅助生殖(ART)中的应用：(1)在人工辅助生殖的调节阶段,由于自然月经周期被人工激素抑制,女性体内阴阳失衡,此时针刺冲脉、任脉、督脉、带脉穴位能够让人体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2)在人工辅助生殖的调节阶段之后出现的阴道出血可以选择调理冲脉穴位如公孙、内关和气冲穴。(3)在激发卵泡阶段重点加用任脉穴位(如照海、中极和关元)和带脉穴位如带脉穴以促进卵泡发育。(4)在黄体阶段重点加用督脉穴位增强黄体功能。结论：本文从中医的经典着作到现代研究文献回顾了不孕症的理论基础和针灸治疗思路。通过综合分析,文中从多方位给出了最佳的针灸治疗参数,指出治疗时间、治疗频次以及电针频率的应用,中医经络腧穴理论与现代生殖内分泌学对不孕症生理病理学的理解的整合,中医辨证论治以及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等在提高治疗效果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年龄是影响生育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针灸治疗不孕症,宜尽早地开始治疗。治疗频次和持续时间很关键,针灸每周两到叁次为宜,持续治疗12-16周。其次,任何月经不调和疾病均应得到重视,从而使生育的潜能最大化。不孕症的治疗首先在于调理月经,基本的治疗方法是“辨证论治”。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叁种思路。第一,基于“肾主生殖”的理论,肾在生殖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充分重视补肾。第二,基于现代生殖内分泌学对不孕症的病理认识,中西医结合治疗,即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第叁,根据月经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选择相应的针灸治疗。这叁种思路的结合将为女性不孕症的治疗提供最好的效果。最后,为了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选择最佳的经络、穴位是很重要的。本研究提示肝经、脾经、肾经、冲脉、任脉、督脉、带脉和膀胱经的穴位针灸治疗不孕症的重点穴位,其助孕效果显着。从解剖上看,这些穴位位于腿内侧和下腹部,直接和盆腔生殖器官有联系。现代研究发现电针这些穴位对于增加卵巢的血流量、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的受孕率有其特异性。同时根据中医“调神”理念选择心经、心包经、以及百会穴可以降低不孕症患者黄体期焦虑有助于提高疗效。尽管针灸治疗不孕症有效,但在临床研究中还存在不足,本人认为今后可以在以下这些方面来完善,以期为提高针灸治疗不孕症的疗效提供理论指导。(1)开展不同时机和治疗频次针灸对促排卵、受孕率影响的临床研究,为钎刺最佳的治疗时间和治疗频率提供科学依据(2)开展针灸减少由人工辅助生殖药物所造成的副作用的对照临床研究(3)开展针灸或电针增加卵巢的血供、提高卵细胞质量的机制研究(4)开展针灸或电针对子宫内膜的发育和容受性的作用研究(5)开展月经局期不同阶段针刺任脉、冲脉和督脉穴位对性激素和内分泌系统的影响研究本人受自身语言所限,本研究仅对针灸治疗不孕症的英文文献进行检索,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如能纳入不孕症针灸治疗的中文研究文献将使得研究更全面,结果更具有科学性。
李明松[2]2016年在《华南早—中叁迭世天文年代学与古环境变化的天文驱动力》文中研究说明地球-太阳的相对位置深刻影响了地层中记录的万年到百万年尺度的气候变化,这就是广为接受的米兰科维奇理论。分析并解读沉积岩石中的古气候替代性指标及其所蕴含的天文信号,对校准天文地质年代和理解地球过去的古气候记录,以及预测未来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本文利用天文旋回理论,以中国南方的基础地层学研究工作扎实、作为国际对比的主要参考标准的海相中-下叁迭统地层为材料,探索了16种古气候替代性指标的内在联系与优劣,建立浮动天文年代标尺,并辅以磁性地层学研究,结合生物地层学和同位素绝对测年等的最新成果,建立起中-下叁迭统高精度的连续的绝对天文年代标尺,为早-中叁迭世国际地质年代表的天文校准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叁迭纪早期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天文驱动因素。获得了如下几点创新性研究成果：1.首次建立了16种古气候替代性指标的内在联系的分支树综合运用沉积记录中的多种古气候替代性指标,以增加人们对古气候与古环境变化特征的认识。但是,这些指标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对地球轨道变化驱动的气候波动的响应、各古气候替代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方面都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为了解读多种古气候指标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单个指标的气候变化敏感性,本文提出两个评判多指标数据的优劣的标准：(1)对于那些受到相似气候过程驱动的指标,其在时间轴上的波动变化的特征应该是相似的；(2)对地外气候驱动力(如米兰科维奇旋回的天文驱动力)更敏感的指标要优于那些不甚敏感的指标。为此,本文引入了2个方法来评判这些标准：(1)层级聚类分析(HCA)用来探索多指标的数据的波动(能谱)形态,来判断气候指标的内在相似度；(2)能量分解分析(PDA),这一方法用来分析指标波动中的能量组成,并提取出时间域上岁差,斜率与偏心率周期的能量之和在总波动中的占比,来判断该指标对外部天文驱动力的敏感度。为此,利用本文建立了高精度时间标尺的中国华南湖北宜昌峡口镇大峡口剖面,采集了高分辨率的16种气候替代指标的物理气候参数数据,并分析了这系列气候指标的内在关系,以及气候指标的天文驱动的波动能量占比来分析其敏感性。这16个指标分别是总自然伽马能谱,钾,钍,铀,钍铀比,钍钾比,颜色指标中的亮度(L*),红度(a*),蓝度(b*),磁化率,非磁滞性剩磁(ARM),岩相序列,简化岩相序列,非碳酸盐岩比率,碳酸盐岩单层厚度,泥灰岩单层厚度。层级聚类分析(HCA)表明聚类到同一分支的指标可能受控于类似的气候过程。得出早叁迭世大峡口剖面的ARM与钍铀比反映了陆地内部风化过程,自然伽马,钾,铀,钍,磁化率和非碳酸盐岩比率指标反映了海相沉积物中陆源碎屑物质的输入。亮度L*,红度a*以及岩相序列分别反映了生产力,氧化还原环境以及相对海平面的波动。在弄清气候替代指标的气候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利用自然伽马能谱以及磁化率指标进行了本文的主要数据采集工作。本文建立了迄今为止第一个多气候替代指标的内在关系的分支树。2.建立了下叁迭统的高精度综合地质年代标尺2亿5千万年前,地球发生了最为惨烈的二迭纪末生物大灭绝,随后又经历了的长达500万年的漫长而艰难的早叁迭世生物复苏。这一系列重大的地质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的气候与生态环境。然而,国际上对这一系列过程发生的时间的认识存在很大的争议,导致了国际地层委员会与国际地质年代表编写团队在早叁迭世的国际年代表上存在重大分歧。例如,印度阶的持续时间问题上,国际地层委员会推荐的时间是1个百万年；而国际地质年代表编写团队将印度阶的持续时间修订为2.2个百万年。本文采用天文旋回与磁极性地层学方法,并结合生物地层等综合手段,对华南的煤山,巢湖,大峡口和关刀四条早叁迭世剖面(包括金钉子及其候选剖面和早叁迭世重要剖面),在野外获取大量高分辨率的古气候数据,识别出气候变化的40万年长偏心率轨道周期。由此校准了早叁迭世印度阶与奥伦尼克阶的地质时限分为2百万年和3.1百万年；这一结果同时得到了德国陆相叁迭系盆地的天文-磁极性结果的验证。文章将天文年代标尺上的二迭-叁迭纪界线年龄锚定在251.902±0.024 Ma,由此得到早叁迭世的重要界线年龄：如Dienerian亚阶底界年龄为250.5±0.1 Ma,Smithian亚阶底界(即奥伦尼克阶底界)年龄为249.9±0.1 Ma,Spathian亚阶底界年龄为248.2±0.1 Ma,安尼阶底界(早-中叁迭世界线)年龄为246.8±0.1 Ma。这一高精度年代标尺的校准,对二迭纪生物大灭绝与早叁迭世气候变化与生物演化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还同时计算出二迭纪大灭绝,斯密斯亚阶与斯帕斯亚阶过渡期的极热事件分别持续了4万年和5万年。并得出以安徽巢湖的海生爬行动物为代表的生物初步复苏事件发生在二迭纪大灭绝的470万年之后。该项研究的成果发表后,早叁迭世的校准结果部分被2016年6月出版的《Concise Geological Time Scale 2016》一书中多次引用。3.建立了中叁迭统安尼阶的高精度天文年代标尺中叁迭统安尼阶的持续时间一直存在争议,而且缺乏可靠的高分辨率的天文校准。本文对华南贵州关刀剖面进行了高分辨率的的数据采集,获得了大量自然伽马和磁化率数据。对系列数据的能谱分析,揭示了米兰科维奇驱动的长、短偏心率周期,斜率周期和岁差周期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本文完成了对伽马和磁化率的天文调谐工作,获得了安尼阶的浮动天文年代标尺。安尼阶的持续时间为5.6+0.2百万年。若安尼阶底部年龄被锚定在本文计算的246.8+0.1 Ma,那么安尼阶与拉丁阶的界限年龄为241.2±0.2 Ma。这一结果较国际地层委员会推荐的～242 Ma在精度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一年代标尺为安尼阶发生的一系列地质事件,这为全球海平面变化,碳同位素曲线,生物化石带以及磁极性年代表提供了高分辨率的年代标尺。以上高分辨率年代标尺工作,较大程度上改写了早-中叁迭世系列地质事件发生的时间认识,为系列重大地质事件发生的成因机理的全新认识打下了基础。4.探讨了叁迭纪早期的全球环境变化与生物复苏过程的天文驱动因素中生代之初,地球在二迭纪末生物大灭绝之后,经历了大致5百万年的地球系统的动荡,包括不稳定的生物复苏,重复出现的全球变暖甚至极端高温,大洋多次缺氧,全球碳循环的多次扰动。这多次重复出现的地质事件间歇,气候环境相对适宜,生物短暂复苏。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过去很长一段事件多被归结到西伯利亚的大火山岩省的巨量且重复的喷发。过去报道的测年资料似乎证实了这一假说；然而,最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大量高精度锆石U-Pb测年工作表明,西伯利亚火山喷发主体开始于大灭绝之前的30万年,在50万年之后趋于沉寂。若如此,相对短暂(小于1百万年)的西伯利亚火山活动,可能未必是造成早叁迭世5百万年重复性极端事件的原因。利用本文建立的巢湖与大峡口剖面的高分辨率的天文年代标尺和古气候数据,来分析早叁迭世古气候变化中的天文驱动力及其与古气候变化的关系。古气候指标数据主要采用自然伽马数据来探讨陆地风化过程中的天文驱动。结果显示,自然伽马数据显示了地球斜率周期为32.8千年,并在百万年时间尺度上具有重复增强减弱的现象,这一重复增强的斜率信号对应到天文学家Laskar预测的1.2百万年周期。32.8千年的周期揭示了早叁迭世的每天的时间长度(日长)为22小时。而1.2百万年的斜率调制周期则是迄今报导的可对比到理论预测曲线的最古老的地质记录的周期,这反映了地球与火星轨道的在百万年尺度上的相互影响,引起了地球气候的长周期变化。更为有趣的是,将华南剖面检测到的1.2百万年周期与早叁迭世重复出现的地质事件的对比发现,早叁迭世的全球海平面变化、温度波动、大洋氧化还原环境的变化与生物演化的重复性变化等事件与长周期的斜率周期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因此推断这些事件的变化可能是受到1.2百万年长斜率周期的驱动。提出斜率对气候环境的驱动机制可能是地球的斜率驱动了水循环和热量的全球纬向分布。在斜率1.2百万年周期的振幅极大值处,相对较强的全球水文循环,将海洋的水带到陆地。由于陆地的含水层的储水、排水过程可以导致高达300米的海平面变化(这一假说近年来得到越来的关注和支持)。斜率周期由此可以驱动海平面的百万年尺度的变化和叁级层序,和全球热量的再均衡。由于极端高温和大洋缺氧被认为是早叁迭世生物不稳定复苏的决定因素,百万年尺度的斜率周期通过控制水热的海陆和纬向分布,影响海平面变化,进而对大洋环流的强度和氧化还原环境,乃至生物的复苏与萧条造成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最新测年资料不支持西伯利亚火山活动作为早叁迭世全球气候动荡原因的情况下,本文提出1.2百万年的地球斜率调制周期可能控制了早叁迭世的全球气候变化。5.提出了计算海平面变化曲线的环境噪音动态波动模型过去海平面的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气候,环境与生物,同时也影响了对现在进行的海平面上升这一全球问题的认识。在冰期,短暂(小于百万年)而剧烈(高达200m)的全球海平面波动与大陆冰川的增生与消融密切相关。温室时期的海平面变化规模相对很微弱,叁迭纪被认为是过去6亿年地球上最温暖的时期之一,没有冰川活动。然而,Haq及其合作者建立的叁迭纪的全球海平面变化曲线指出叁迭纪存在着重复性出现的0.5-3百万年尺度的变化,并对应于叁级层序。这些叁级层序对应的海平面变化规模可达数十米。这些叁级层序,若能在时间尺度上高精度对比,将会对现有的海平面变化机制造成重大挑战。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确定海平面变化时间的手段,称之为"dynamic noise in sea-level"或者"dynamic non-Milankovitch signal in sea-level"((简称DNS),描述了海平面升降相关的环境噪音的动态波动模型。在本文建立的早叁迭世的高精度的年代标尺基础上,应用了这一模型,利用华南早叁迭世剖面获得了一个高分辨率的海平面变化曲线。这一曲线显示那些记录在欧洲特提斯地区的海平面大规模下降事件,同样在华南地区同步记录着,证实了这些海平面下降事件是全球性事件。在无冰川的早叁迭世,大陆含水层的巨量储水和排水,可能是最好的解释。大陆含水层的储水排水可能深刻影响了整个显生宙的全球海平面变化；而本文提出的全新的海平面变化的DNS模型有望应用到整个地质历史时期,建立高分辨率的新的全球海平面变化曲线。
韩石磊[3]2015年在《基于运动张量的柔性多体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和叁维梁板壳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复合材料构件的广泛应用使柔性多体系统的建模方法变得日趋复杂。以风力机和直升机旋翼系统内的复合材料叶片结构为例,其下述特点增加了建模的难度:(1)为了提升结构的强度、刚度、抗疲劳等结构性能,叶片都采用非常复杂的铺层结构;(2)为了减轻结构自重,增加叶片结构的比刚度、比强度,叶片都采用双闭室或多闭室薄壁梁结构(直升机叶片结构一般还有内部填充材料);(3)叶片结构具有几何非线性的特点:尽管只发生小应变变形,但由于叶片较长,各部分间有较大的相对转动和位移。另一方面,对于复合材料构件,高精度的动应力预测,是实现其强度和抗疲劳设计的前提。然而,目前的建模方法都不能兼顾计算精度与效率问题。为实现动应力的高效和高精度预测,柔性多体系统建模理论需完成两个基本任务:(1)多体系统全局动力学的高效计算,(2)柔性构件内动应力场的高精度重构。针对第一个基本任务,本文提出了基于运动张量的多体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多体系统的运动学描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系统动力学的非线性程度和数值求解的计算复杂度。柔性多体系统中构件的运动可以通过位置向量场和转动张量场来描述,如刚体的运动可以由参考点位移场和连体基转动场描述,几何精确梁的运动可以由参考线的位移场和截面的转动场描述,几何精确板壳的运动可以由参考面的位移场和法线的转动场描述。目前通用的方法是位移场和转动场分别描述。位移和转动场可以由运动张量来统一描述。运动张量主要用于机构理论中,在动力学领域比较少见。基于运动张量的建模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系统动力学的非线性程度,进而为数值求解带来方便。该项工作主要包括:铰约束、柔性铰、几何精确梁的建模方法,以及运动张量的插值和有限元离散化。针对第二个基本任务,本文提出了叁维梁板壳理论。工程中广泛采用的梁板壳模型都是基于运动学假设的,如刚性截面和刚性法线假设.对于各向同性材料直梁或板,这些经典的模型能给出较为准确的预测。然而,对于复合材料梁板壳结构,具有初始空间弯曲和扭转的梁,或者薄壁梁等结构,这些运动学假设与实际背离较大,强行应用将会导致很大误差。本文提出的叁维梁理论基于哈密顿列式,在对偶空间内,叁维螺旋梁问题的弹性力学方程可以表达为标准的线性哈密顿系统。进一步的,通过对哈密顿系数矩阵进行辛变换,可以将方程解耦,即将叁维梁的控制方程分解为一组解耦的一维控制方程。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得到了梁精确的截面刚度阵。借助于该理论,叁维非线性梁的控制方程可以分解为沿轴向的一维几何非线性梁方程和截面上的二维线性分析方程。类似的,应用整体‐局部耦合的思想,叁维板壳方程可以分解为中面内的二维板壳方程和沿法线的一维线性分析方程。与各种高阶或层合梁板壳模型,该方法的显着优点在于在不增加一维梁和二维板壳方程自由的条件下,极大提高了构件内局部应力场的预测精度。集成基于运动张量的建模方法和叁维梁板壳理论,可以实现动应力场的高精度预测。对于系统中的复合材料梁或板壳结构,根据梁沿截面或板壳沿厚度方向的几何和材料分布信息,叁维梁板壳理论可以将叁维结构降阶为一维梁或二维板壳结构。一维梁或二维板壳的动力学方程集成入多体系统整体的动力学方程,进行系统的整动力学仿真计算。当系统的整体动力学计算完成后,构件内的叁维动应力场可以通过叁维梁板壳理论精确地重构出来。
田焕新[4]2017年在《中国长白山地区植物花粉形态及其分类意义》文中指出孢粉学(palynology)一般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现代孢粉学,另一个是古孢粉学。它主要研究植物的孢子和花粉,根据对花粉形态的研究可以帮助解决在植物在分类学上的问题,帮助地层孢粉的鉴定来对比地层,主要应用在古生态、古气候、古植被的研究方面。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身条件,保护区内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古树参天,植物种类繁多,其植被有着非常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可以为植物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学习提供非常好的材料。本文中多次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内开花植物进行调查采样,利用光镜(LM)和扫描电镜(SEM),对研究区内植物的花粉形态进行了研究,对花粉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与统计分析:研究了长白山地区59科155属225种(含13变种2亚种)常见的开花植物花粉形态。花粉形态特征在不同物种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大小、极性、轮廓、萌发孔类型以及外壁纹饰的变化和差异上。不同科之间花粉形态差异较大,同科内花粉形态主要差异在大小、萌发孔和纹饰上,而同一属内花粉形态较一致,主要在外壁纹饰上表现出不同。对研究区内的植物花粉形态特征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花粉形状上,以近球形、近长球形、长球形和球形为主,分别有79种、65种、30种、20种,分别占35.1%、28.9%、13.3%和8.9%,其他还有近扁球形7种(3.1%)、扁球形7种(3.1%)、超长球形4种(1.8%)、超扁球形3种(1.2%)、四合花粉5种(2.2%)、瓶状花粉3种(1.2%)、花粉块1种(0.4%)和蚕茧形1种(0.4%)。花粉中最大的为冬葵(直径118μm),最小的为落新妇(12.5×10.3μm)。P/E比最大的为高山芹(平均2.15,最大可达2.35),最小的为凤仙花科植物,花粉粒为超扁球形。花粉萌发孔以3孔沟和3沟为主,分别占41.3%和22.2%,其它萌发孔类型还有单孔、散孔、单沟、4孔、6沟、多沟、无萌发孔、螺旋状萌发孔等类型。不同科属的外壁厚度差异较大,外壁最厚的为戟叶蓼(外壁厚8μm),外壁最薄的为山茄子(外壁厚0.5μm)。光镜下外壁纹饰主要有6种,分别为细网状(39.6%)、刺状(15.1%)、颗粒状(16.9%)、粗网状(15.6%)、条纹状(4.4%)、条纹-穿孔(3.1%),其它还有大网胞纹饰、光滑纹饰等。扫描电镜下外壁纹饰主要有粗网状、细网状、颗粒状、皱块状、刺状、脑纹状、条纹-穿孔、颗粒-穿孔、皱块-穿孔、穴状-穿孔、刺状-穿孔、杂乱的棒状条纹等12种类型。本文对同科不同属、同属不同种、同种不同地区的花粉形态进行了讨论。另外还探讨了柳属花粉的分类学价值,根据萌发孔类型将其分为4个类型,分别为:3沟型、3拟孔沟型、3(拟孔)沟型和合沟型,并根据外壁纹饰特征列出了柳属花粉分种检索表。本文还研究了一些孢粉组合的古环境意义,当地层中出现柳属、榆科、桦木科和壳斗科的孢粉组合时,所指示的气候类型为温暖湿润气候,当时的植被类型应为阔叶林类型;当地层中出现荨麻科、蓼科、千屈菜科、蔷薇科、毛茛科、茜草科、豆科、菊科、十字花科、伞形科、石竹科、唇形科、百合科等孢粉组合时,所指示的气候类型为温暖湿润性气候,当时所处的植被类型为阔叶林或针阔叶混交林类型;当地层中出现较多杜鹃花科植物花粉时,指示当时为较寒冷的环境,所指示的植被类型为高山草甸、苔原或是针叶林。本研究结果为长白山地区沉积花粉的准确鉴定提供了鉴别指南和标准对照图谱,为第四纪地层花粉的研究提供现代孢粉学资料。
潘茁[5]2016年在《盾构施工全过程引起的土体扰动与分层沉降特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地铁隧道与既有建(构)筑物的近接、交叉施工越来越普遍,由此产生的地铁施工引起既有建(构)筑物变形的控制已成为工程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盾构作为地铁隧道的主要施工方法之一,首先影响到周围土体,造成周围土体在一定范围内的扰动和变形,从而间接影响到邻近建(构)筑物,对既有建(构)筑物的变形控制可归结为控制施工所引起的周围土体扰动和变形。对盾构施工引起的周围土体扰动和分层沉降特性进行系统研究,将对控制其周围建(构)筑物和地面沉降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对城市地下轨道交通建设的安全控制发挥积极作用。本文结合北京地铁14号线“方庄站~十里河站”盾构区间工程实例,通过现场试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叁个方面的研究,系统地总结分析了盾构施工全过程的土体扰动和分层沉降特性和规律。主要工作和研究成果如下:1.沉降监测系统的构建、数据采集与监测(1)通过单孔单点的测点布置方法实现了盾构施工全过程地层土体分层沉降的实时监测。(2)从时空转换的角度,实现了单孔单点的沉降监测转换为单孔不同深度多点沉降监测,即充分利用时空效应,以动态的盾构刀盘平面位置作为参考点,以测点与盾构刀盘平面的纵向水平距离为坐标值,将单孔不同深度测点与盾构刀盘平面纵向水平距离L0相同时的数据进行提取,得到与盾构刀盘平面纵向水平距离L0时,单孔不同深度的多点位移数据。(3)利用“盾构施工实时监控系统”,提出了取17环施工参数的平均值作为单一概化断面的施工参数,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对监测数据进行差异消除的数据处理方法,提高了“时空转换”的可信度。2.地表沉降特征及计算方法的适用性(1)对地表沉降时程曲线及横向沉降实测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地表沉降的变化规律。将地表沉降形成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对地表横向沉降槽形成影响较大的两个阶段分别为盾体通过时和管片脱出盾尾后。(2)对地表沉降的横向影响范围进行了分析,采用曲线拟合及单位长度沉降变化量两种方法得到了在以粘性土和顶部局部砂层的地层中,盾构施工引起的地表横向影响范围取2.5i较为合理,其中i为从隧道轴线至曲线拐点的横向水平距离。(3)探讨了既有地表沉降计算公式的适用性以及参数取值问题。对先后行隧道地表沉降的迭加影响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地表沉降迭加影响下最大沉降位置,并讨论了后行隧道地表沉降与先行隧道相比偏小的主要原因。3.地层土体分层沉降特征及其计算模型的修正(1)总结分析了地层土体分层沉降的实测数据及其规律,研究了地层土体分层沉降形成过程的关键阶段,结果表明,在粘性土和砂层地层情况下,地层分层沉降主要发生于隧道拱顶正上方1m的范围内,与其上部土体相比盾体通过阶段沉降比例较大,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控制,而同步注浆对该范围内管片脱出盾尾阶段分层沉降影响较大。(2)探讨了土体扰动区域分布现有模型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型用以分析盾构施工刀盘前方土体扰动变形分布范围。(3)基于精细化监测结果,提出了盾构施工全过程扰动范围的分区方法,界定了各区域的具体分布范围,将盾构施工土层扰动分为显着扰动区、扰动过渡区和沉降影响区。(4)对先后行隧道施工扰动区域内地层土体分层沉降的迭加影响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考虑迭加影响后与拱顶不同距离处土体的分层沉降规律,并给出了迭加影响下最大分层沉降的相应位置。4.土体变形计算方法研究初探(1)分析了土压平衡盾构施工空隙分类,讨论了影响土体变形的因素,其中盾构施工过程土体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地层原始应力状态的改变和地层损失(实际开挖出土量多于设计理论量)。(2)基于土体不排水假定,推导得出了正常施工条件下盾构推力引起的土体变形计算公式。根据盾壳摩擦力作用形式的不同,给出了对应的叁种计算模型。得到了同步注浆压力竖向分量与水平分量分别引起的土体变形计算公式。采用matlab编制相应程序进行计算,分析各因素条件的土体变形规律。(3)提出了所研究土体中地层损失引起的土体变形计算二维和叁维解。该计算公式考虑了土体泊松比以及土体的非等量径向移动,能够进行土体沉降随盾构推进的全过程计算。(4)提出了盾构推力、盾壳摩擦力、同步注浆压力以及地层损失四因素作用下盾构施工地层变形计算公式。计算结果表明应重点考虑盾壳摩擦力、同步注浆压力竖向分量以及地层损失叁因素对土体变形的影响。5.土体沉降数值模拟建立了考虑土压平衡盾构施工特点的土体分层沉降有限元模型,通过对比先后行隧道施工引起的土体分层沉降等值线,讨论了同一深度不同施工阶段以及同一施工阶段不同深度土体分层沉降规律;在此基础上,根据现场试验监测结果和数值模拟分析结论,对比两者得到的地表沉降及地层土体分层沉降特性,结果表明数值模拟所得的沉降结果在整体趋势上与实际情况相同,可用于对土体沉降的预测,作为现场试验研究的补充。
刘少辰[6]2017年在《中国东南新生代玄武岩地球化学研究：源区富集组分的来源》文中研究指明板内玄武岩的起源和成因已经持续争论了数十年,至今仍在不断引起地球化学家讨论与关注。板内玄武岩具有的富集地球化学特征往往被地球化学家和地幔源区中来自地球浅部圈层再循环物质联系起来。中国东部地区新生代广泛发育板内玄武岩,为研究再循环物质组分在大陆板内玄武岩源区的贡献,以及俯冲活动对板内玄武岩的影响提供了可能。当前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源区中富集组分的可能来自于:(1)俯冲板块中的再循环洋壳或者大洋沉积物;(2)中生代拆沉的加厚大陆下地壳/岩石圈地幔;(3)具有富集特征大陆岩石圈地幔。中国东部地区自中生代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地质过程。中国东部地区自中生代以来经历了多期次的俯冲事件,地球物理地震图像表明俯冲的太平洋板块至今还滞留在地幔过渡带(MTZ)中,同时,地球物理地震图像证据也表明在长白山和海南岛地区可能存在有地幔柱结构。中国东部地区的复杂地质历史背景为研究不同地质背景下的玄武岩源区的差别提供了可能。中国东南沿海新生代板内玄武岩下部的叁种不同地幔结构特征:地球物理地震图像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北部地区(浙江地区与江西地区)下的地幔过渡带里有滞留的太平洋俯冲板块存在;中部地区(福建与广东北部)的MTZ深度的地震波异常逐渐减弱直至消失;海南岛与雷州半岛有地幔柱结构存在。水和Ce在岩浆和地幔矿物中的分配行为相近似,其比值在岩浆演化过程(部分熔融和分离结晶)中不会发生明显改变,同时,不同种类的再循环物质组分具有不同的H20/Ce比值,并且区别于DMM的H20/Ce比值。如果将玄武岩的H20/Ce与Ba/Th、Nb/La、Ce/Pb等微量元素比值相结合,可以判断其地幔源区是否有再循环物质存在,以及源区再循环物质组的来源。同时,地表再循环物质大多经历过浅部的低温反应,通常具有与普通地幔迥异的氧同位素比值(δ18O),以鉴别再循环物质存在与否。Liu et al.(2015 a和b)采用H20/Ce和δ18O联合示踪的方法提示出华北克拉通的新生代玄武岩中再循环物质组份的存在。为了确定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生代玄武岩中是否存在再循环物质及其来源,本文分析了采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不同地质背景的新生代玄武岩的主微量元素组成、Sr-Nd-Pb放射性成因同位素组成、单斜辉石斑晶的水含量、主量元素组成、氧和Li同位素组成。随后,依据O'Leary etal.(2010)提出的单斜辉石斑晶成分与水分配系数关系的经验方程,由单斜辉石斑晶主量元素组成计算出水在单斜辉石斑晶与玄武岩熔体中的分配系数,进而反演出玄武岩浆的"原始"水含量,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生代玄武岩源区中富集组分的来源提出了新线索和制约:(1)浙江新生代玄武岩水含量分布范围为1.3-2.6%,与岛弧玄武岩和弧后盆地玄武岩的水含量一致。浙江新生代玄武岩主要喷发于两个时代:20-27 Ma以及晚于11Ma。两个时期喷发的玄武岩具有迥异的地球化学特征。偏老的玄武岩采自于西垄(XL)地区,具有更高的碱含量、微量元素含量、La/Yb、Ce/Pb和Nb/La比值,更低的硅铝含量,以及H20/Ce和Ba/Th比值。西垄玄武岩可以在蛛网图上的观察到强烈的K、Pb、Zr、Hf和Ti负异常,以及Nb(Ta)正异常。较年轻的新昌玄武岩(包括高坪(GP)和双彩(SC)两个地区)具有比西垄玄武岩低的碱含量、微量元素含量、La/Yb、Ce/Pb和Nb/La比值,更高的硅铝含量,以及更高的 H2O/Ce 和 Ba/Th 比值。Ba/La、H20/Ce、Nb/La、Ce/Pb 与 Ba/Th 之间协同的变化关系表明西垄新生代玄武岩源区除了亏损地幔以外还有再循环洋壳组分存在,新昌新生代玄武岩的源区除了 DMM与再循环洋壳组分以外,还含有再循环大洋沉积物组分。再循环物质组分在浙江新生代玄武岩源区的连续变化表明在20-11Ma之间有新的再循环物质的持续供给与加入。华南自中生代以来只受西向的太平洋俯冲的影响,因此浙江新生代玄武岩源区连续加入的再循环物质组分只可能来源于滞留在地幔过渡带内的太平洋俯冲板块。(2)福建新生代玄武质岩石喷发或侵位于17Ma之后,其微量元素组成与GP和SC的浙江玄武岩相类似。明溪(MX)和石衡(SH)玄武岩在蛛网图上具有明显的Th、U、Pb、K、Zr、Hf和Ti负异常,而白琳(BL)辉绿岩在蛛网图中不具有明显的K、Zr、Hf和Ti异常。与浙江玄武岩都具有高水含量特征不同,福建地区叁个采样点的玄武质岩石水含量差异较大:SH玄武岩的水含量为1.3-2.4%;MX玄武岩的水含量为0.3-0.5%;BL地区的辉绿岩的由于单斜辉石中的H经历过扩散,其表观水含量为1.9%-2.1%。明溪新生代玄武岩的水含量明显低于其他浙江和福建地区的新生代玄武岩,表明水在上地幔的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均一性。福建新生代玄武质岩石中的单斜辉石斑晶具有高于普通地幔的δ18O值,表明其源区有再循环物质组分的存在。最高的δ18O值出现在具有中等Si/Al和Ca/Al比值的单斜辉石斑晶中,表明多种含有不同比例再循环物质组分的岩浆后混合。福建玄武质岩石的H2O/Ce、Ba/La、Nb/La、Ce/Pb和Ba/Th之间协变关系,表明福建地区新生代玄武质岩石的源区同样存在再循环的大洋物质组分。尽管现存的地球物理学证据表明,MX和SH下并没有与滞留于于MTZ的俯冲太平洋板片,但是这些再循环组分可能来自于已经下沉到地幔的俯冲大洋板片在上幔的零星残留。如果考虑到福建玄武质岩石的放射成因同位素并非过于富集,这些"消失"的俯冲大洋板片的年龄不可能太老,太平洋俯冲的可能性依然最大。(3)相对于浙江和福建新生代玄武岩,海南新生代玄武岩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上表现出多种类型的OIB-like特征,包括类似HIMU和类似EM的特征,表明海南玄武岩的源区相对于浙江和福建新生代玄岩源区具有更大的不均一性和复杂性。相对MORB而言,海南新生代玄武岩具有更富集的Sr-Nd-Pb放射成因同位素特征和不同于典型地幔值(+5.7‰)的δ18O值,表明其源区存在有再循环物质。雷虎岭(LH)新生代玄武岩单斜辉石斑晶的Li同位素剖面分析结果表明其在结晶后经历了 Li扩散,其与马鞍岭(ML)以及Sanjiaoyuan(SJY)近乎完全"干"的水含量特征并不是其源区的原始特征,而可能是单斜辉石斑晶结晶后H丢失的结果。在去掉受H丢失影响的样品后,LH,大洋(DY)和福基田(FJT)玄武岩水含量分别为2.7%、1.3%以及2.6%。LH玄武岩具有类似HIMU的微量元素特征、高δ18O、低Ba/Th与H20/Ce比值表明其地幔源区存在再循环上部洋壳组分,少量的低δ18O单斜辉石斑晶表明除再循环部洋壳组分外,其源区可能还含有少量的再循环大洋下地壳的辉长岩组分。DY和FJT玄武岩的高Ba/Th、δ18O和H2O/Ce比值特征则表明其源区可能含有再循环的大洋洋壳和沉积物组分。总的看来,具有不同地幔结构的中国东南沿海新生代玄武岩源区都有再循环的洋壳物质组分存在。中国东南沿海新生代玄武岩通常都具有与岛弧玄武岩和弧后盆地玄武岩相类似的高水含量,即使这些玄武岩具有不同的放射性成因Sr-Nd-Pb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特征。放射性成因Sr-Nd-Pb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的变化表明中国东南沿海不同地区的玄武岩的地幔源区中的再循环大洋物质组分组成不同,最有可能是受到了西向的俯冲的太平洋板块的影响。
林启冰, 周志钦, 赵宣, 潘开玉, 洪德元[7]2004年在《基于Adh基因家族序列的牡丹组(Sect.MoutanDC.)种间关系》文中认为测定了牡丹组 7个种 10个野生居群共 10份样品的全部Adh1A、Adh1B和Adh2基因序列。结合前人已报道的牡丹野生种的Adh基因序列 ,以芍药组 (Sect .Paeonia)和北美芍药组 (Sect.Oneapia)的种作外类群 ,用PAUP (4 0b 4a)计算机程序构建了牡丹组全部 8个种的Adh1A、Adh1B和Adh2基因树 (最大简约树和邻接树 ) ,同时进行了Adh1A、Adh1B和Adh2基因序列的合并分析。结果表明 ,牡丹组的 8个种分为两个具有 90 %以上自展值支持的单系分支 ,分别对应Stern (194 6 )根据形态划分的革质花盘亚组 (Subsect .Vaginatae)和肉质花盘亚组 (Subsect.Delavayanae)。在革质花盘亚组内 ,本研究结果支持银屏牡丹 (Paeoniasuffruticosassp .yinpingmudan)和凤丹 (P .ostii)、紫斑牡丹 (P .rockii)和四川牡丹 (P .decomposita)以及矮牡丹 (P .jishanensis)和卵叶牡丹 (P .qiui)各种之间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但有关牡丹复合体 (P .suffruticosacomplex)内各种间更进一步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根据Adh基因树并结合前人的结果对牡丹组的种间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孙仲秀[8]2016年在《中国东北典型风成黄土—古土壤序列发生学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土-古土壤序列形成于过去景观条件下,是记录古环境变化的良好载体,对其发生特征演化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其成土过程及其形成期间的环境变化,定量研究黄土-古土壤沉积和发生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土-古土壤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气候变化对应的关系,为建立土壤发生演化模型提供科学基础,进一步丰富土壤发生学理论。本文以东北典型风成黄土-古土壤序列(朝阳剖面)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剖面形态、2cm间隔高密度土壤样品粒度(扣除黏粒的粒度分布)、地球化学元素、微形态和黏土矿物特征分析等方法,结合土壤发生定量分析结果,从多角度对典型风成黄土-古土壤序列的母质均一性(物源相同、成因一致和沉积连续)进行判定,并对典型黄土-古土壤序列土壤发生演化的动态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在判定母质均一性的基础上,利用Ti校正的土壤剂面发育指数模型,定量分析了土壤发生过程中的土壤剖面形态变化特征；运用改进的Gallet(1996)模型定量研究了土壤发生过程中的地球化学元素变化特征；并用粒度分维模型(fractal dimension model)定量描述了土壤发生过程中的粒度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土壤重建模型(soil reconstruction model)和质量平衡模型(mass balance model)定量分析了土壤发生过程中的粒度和地球化学元素的迁移与富集特征。综合以上模型定量分析,揭示并重建了中国东北典型风成黄土-古土壤序列发生演化的动态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一)朝阳剖面是自423ka BP以来经风成连续沉积形成的典型风成黄土。0-195cm部分(the upper part of Chaoyang section,简称为UPP)沉积后,受地表流水等作用改造组成物质混杂,在相关发生特征演变及定量研究中应从序列中剔除；195-228cm(themiddle part of Chaoyang section,简称为MIP)为UPP与228-1985cm(the lower part of Chaoyang section,简称为LOP)的过渡层次；LOP内各黄土与古土壤成土母质均一是黄土-古土壤序列风化成土过程研究的良好材料。(二)LOP在0-54.4μm粒度范围内具有自然分形特性,一元粒度分维值的变化规律与土壤风化指标、磁化率和小于1 μm黏粒含量变化趋势一致,可以用来评价不同气候条件下形成黄土和古土壤的土壤颗粒破碎程度及成土作用强度。黄土-古土壤形成时期,若东亚夏季风盛行,则强风化成土作用将黄土颗粒破碎成较小颗粒,中值粒径变小分选性变差,粒度分维值较大,形成古土壤；相反,若东亚冬季风盛行,气候干冷,以黄土沉积为主,粒度分布受弱风化成土作用改变较小,黄土颗粒的中值粒径仍较大,分选性较好,粒度分维值较小,形成黄土,因此黄土粒度分维特征可以用来指示黄土颗粒变小过程。0-54.4μm无标度区可续分成两个子区(F1和F2),分界节点高度一致(7.64±1.21μm,CV=15.87%),且分维值DF1(接近3)>DF2(接近2)。粗粉粒破碎成细粉粒过程的能量耗散以沿着叁维空间角度为主,而细粉粒破碎成黏粒过程能量耗散以沿着二维平面角度为主。分维模型可用于描述黄土-古土壤序列粒度分布特征,其粒度分维值可以定量指示黄土-古土壤序列风化成土作用强度。(叁)朝阳剖面LOP与灵台剖面的AUCC (the average upper continental crust,简称为AUCC)标准化元素分布模式相似,表明它们的物源组成相似。根据化学风化指标、磁化率和剖面形态等一致的风化趋势,可将黄土-古土壤序列形成时期(423-77ka BP)划分成8个亚期,包括4个具有较高化学风化强度的古土壤形成时期和4个具有较低化学风化强度的黄土形成时期。运用改进的Gallet et al.(1996)模型定量研究了土壤发生过程中的地球化学元素变化特征,结果显示LOP具有较高的Si02(平均值为3.54%)减少量,较大的Fe203(0.77%)、A1203(0.33%)和K20(0.41%)的增加量,说明其形成过程中发生了较强的脱硅和富铁铝化过程。相比之下,灵台剖面具有较大的CaO(28.03%)和Na2O(14.03%)的减少量,说明其仍处于Ca和Na的淋失阶段。朝阳剖面较好地记录了从423kaBP至77ka BP的化学风化史,并与灵台剖面的记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四)朝阳剖面LOP黏土矿物组成研究结果表明,自423ka BP以来,出现4个夏季风增强阶段和4个冬季风增强阶段。最强的夏季风出现于225-243ka BP期间,形成的古土壤中伊利石含量、I/C比值(伊利石/绿泥石)和磁化率值最高,平均粒径最小。最强的冬季风发生在243-31 lka BP期间,形成的黄土中伊利石含量最低及I/C比值也较低,黏粒含量呈总体降低趋势。在此期间,干燥寒冷和温暖湿润交替的气候变化特征与深海氧同位素曲线中指示的冰期与间冰期更替特征一致,表明黏土矿物变化特征可以作为气候替代指标指示晚中更新世以来古气候的变化特征,同时能够补充黄土高原晚中更新世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结果。(五)朝阳剖面LOP的成土母质均一,均为风成粉质黄土沉积,4层黄色土层与4层红色土层交替迭加排列。粉质黄土沉积后主要发生了淋溶-淀积过程、脱硅过程和铁铝富集过程。在225-243ka BP期间,形成S3古土壤的成土作用最为强烈,表现为发生过程中土壤组分淋失量最大,包括7.6%非黏粒部分、42%Na2O、21%CaO、28%MgO和10%SiO2；同时土壤组分富集量最大,包括42%黏粒、8%Fe2O3和4%Al2O3；累积质量减少量达620g/100cm2。在243-311ka BP期间,L4黄土层发生过程中,土壤组分的累积质量增加量最大达234g/100cmm2,质量增加的组分包括18%Na2O和4.5%P2O5,指示该期黄土沉积速率最大。自423ka BP以来,风成黄土沉积与成土作用同步进行,气候寒冷干燥时期主要以粉尘沉积为主,形成黄土；而气候温暖湿润时期主要以成土作用为主,形成古土壤。因此,成土作用与黄土沉积作用的相对速率大小是决定形成黄土或古土壤的关键。在东亚夏季风控制下,以成土作用为主,形成古土壤；在东亚冬季风控制下,以粉尘沉积为主,形成黄土。通过对典型风成黄土-古土壤序列土壤发生定量分析,研究认为黄土沉积与成土作用同步进行,从而深化了对黄土-古土壤序列形成过程机制的认识,丰富了土壤发生学理论,并为运用黄土-古土壤序列重建历史时期成土环境奠定了科学基础。
徐可可[9]2017年在《航空煤油RP-3超临界压力湍流传热和裂解吸热现象的数值模拟研究》文中指出主动再生冷却技术是超燃冲压发动机主要的热防护手段之一。该技术利用发动机自带的吸热型碳氢燃料作为冷却剂,在燃料注入到燃烧室燃烧前,先使其流经布置在发动机壁面内的冷却通道吸收燃烧室释放的热量。冷却过程中压力一般较高,会超过燃料的临界压力,使得整个流动和传热过程都处于超临界压力下。在此状态下,随着温度的升高,燃料相变消失,但其热物性在跨临界区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此外,高温下燃料还会发生裂解吸热反应,把部分热量转化为化学能,有效提高了燃料的冷却能力。因此,研究碳氢燃料超临界压力湍流传热和裂解吸热现象对发动机主动再生冷却系统的设计和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本文中,针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的主动再生冷却过程,我们建立了一个用于计算航空煤油RP-3超临界压力流动、传热和裂解现象的数值模型。通过与一系列实验结果的对比,对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充分的验证。基于该模型,我们开展了详细的数值模拟研究:第一,对超临界压力航空煤油RP-3圆管内的裂解传热现象开展了详细的数值模拟计算,分析了裂解反应、入口速度和热流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燃料温度达到800K时,强烈的热裂解反应开始发生。裂解吸热反应能有效提高燃料的吸热能力,导致流体温度降低或壁面热流密度增加。在入口段,近壁面区域黏性系数随着温度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使得流动从层流转化为湍流,传热出现强化。在临界区域,热裂解导致燃料物性变化更加剧烈,密度的迅速降低使得流体速度快速增加,当壁面热流密度较低时,有传热强化出现。入口速度的减小和热流密度的增大都使得流体温度升高,从而增加了燃料的热裂解。在高温区域,裂解吸热反应在整个对流换热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50%以上的热量通过裂解反应被转化为燃料的化学能。第二,对超临界压力航空煤油RP-3在加肋片圆管内的强化传热现象开展了数值模拟研究,分析了肋片、肋片高度和固体导热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加肋片管道能有效提高燃料的对流换热能力。入口处,由于雷诺数较低,流体对流换热效果不佳,肋片的强化作用尤其显着。传热出现强化的主要原因是肋片改变了近壁面流体的流动,低温流体冲击壁面,导致热边界层变薄。同时径向速度的生成也增强了壁面和中心区域流体的对流换热。肋片高度越高,强化传热作用越显着,但同时也会增加沿程压力损失。我们采用了热性能因子来综合评估流体对流换热性能的提升和压力的损失,发现存在一个最佳的肋片高度使得综合热性能达到最大。固体导热系数只影响固体区域温度的分布,导热系数越大,热阻越小,外壁面温度越低。第叁,在水平圆管内对航空煤油RP-3超临界压力流动和传热现象开展了数值模拟研究,以电加热的方式对管道进行加热,在不同入口速度和加热电流下分析了浮升力的影响。首先比较了两种加热方式,电加热和等效壁面热流密度,对湍流传热过程的影响,结果发现两者区别不大。在浮升力作用下,低温高密度流体向着管道下方流动,使得下壁面传热出现强化,温度相较于上壁面偏低。同时与不考虑浮升力相比,下壁面温度显着降低,尤其是在入口段,浮升力引起的自然对流能有效抑制传热恶化。与不考虑浮升力相比,管道上壁面温度在入口段也有着明显的下降,这与热流密度在固体壁面内的再分布相关。浮升力作用下,固体区域内管道下方温度偏低使得热流从管道上方向下方移动,导致上壁面热流密度降低,从而使得上壁面温度减小。入口速度的增加和加热电流的降低都使得浮升力的影响变弱。两个浮升力影响判断准则,Gr/Re2.7和Grq/Grth,都不能很好地用于判断浮升力是否会对超临界压力航空煤油RP-3水平圆管内的流动和传热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改进。
王烨[10]2006年在《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听力学习情况调查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Henri Holec于1981年正式提出“学习者自主性”这一概念以来的这二十多年间,一直备受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纷纷就此展开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只关注学生总体自主学习能力,专门针对学生听力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乏善可陈。而且,在国内,研究者们多偏爱将非英语专业学生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对于英语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就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自主听力学习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将非常具有教学上的指导意义。而策略的使用,对于听力学习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学生策略使用情况的进一步了解,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学生的自主听力学习情况。通过深入的分析,更能使我们对于学生自主听力学习情况与他们听力策略使用情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故而,本研究在深入研究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听力学习情况的同时,也专门针对他们的听力策略使用情况展开了调查,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他们在自主听力学习方面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所使用问卷的主体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于学生听力策略的使用情况,其中问题的设计是以Goh(2002)的听力策略分类和定义为基础并进行了修改。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学生英语听力自主学习情况的调查,其设计蓝本为Dickinson(1993)对自主学习者的特征描述。本调查研究的受试者为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英语专业本科生,他们分属于两个年级(即,大学一年级和大学叁年级)。研究结果表明,两组学生在策略使用情况上没有任何显着差异,他们都能较好地使用这些有效的听力策略。而在自主听力学习实际情况方面,虽然他们在个别子项目上存在着一定的显着性差异,但就整体情况而言,他们是相同的,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十分令人满意。除此以外,研究有力地证实了学生的听力策略使用情况与他们自主听力学习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系。鉴于此,本研究建议应在学生中开展“学习者培训”,以期提高学习者在英语听力学习方面的自主性。并对当前的教学模式进行积极的改革,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并且,对教师进行“教师自主性培训”也十分必要和紧迫。
参考文献：
[1]. 针灸治疗不孕症理论和应用的研究[D]. Myung, Lee, Bussell.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5
[2]. 华南早—中叁迭世天文年代学与古环境变化的天文驱动力[D]. 李明松. 中国地质大学. 2016
[3]. 基于运动张量的柔性多体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和叁维梁板壳理论[D]. 韩石磊.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4]. 中国长白山地区植物花粉形态及其分类意义[D]. 田焕新. 安徽大学. 2017
[5]. 盾构施工全过程引起的土体扰动与分层沉降特性研究[D]. 潘茁.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6
[6]. 中国东南新生代玄武岩地球化学研究：源区富集组分的来源[D]. 刘少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7]. 基于Adh基因家族序列的牡丹组(Sect.MoutanDC.)种间关系[J]. 林启冰, 周志钦, 赵宣, 潘开玉, 洪德元. 园艺学报. 2004
[8]. 中国东北典型风成黄土—古土壤序列发生学特征研究[D]. 孙仲秀. 沈阳农业大学. 2016
[9]. 航空煤油RP-3超临界压力湍流传热和裂解吸热现象的数值模拟研究[D]. 徐可可. 浙江大学. 2017
[10]. 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听力学习情况调查与研究[D]. 王烨. 华中科技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