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国论文,中国论文,古国论文,学中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6)02-0005-08 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通常依据的资料有三大类：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实例和考古学的发现。前两类资料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只有考古学正在不断地提供新的资料，从而推动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 一、五种国家起源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一个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使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诞生产生许多新的见解。由于不少学者都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见解，国家起源的研究自然成为中国考古学热议的话题。这里先简述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对国家起源的理论建树。 苏秉琦是在1982年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的发现和1983年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及其附近高规格的随葬有大量精美玉器的积石冢的发现的刺激之下，根据红山文化晚期到末期的“坛庙冢”遗迹，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①。这种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论断，一方面使他所写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1]被选为1988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语文试题必读范文，使近300万考生作文前同时阅读。另一方面引起学界展开了对文明起源的大讨论。 其实，在1985年于辽宁兴城座谈会上作《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2]的学术报告时，苏秉琦还是把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放在“古文化”的时期之中的。只是强调了这些早到五千年前的遗迹，“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遗迹，与它们相应的生活聚落猜想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分化，典型的此种聚落现在还没有发现，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在这个报告中，他虽然指出红山文化“已达到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但同时还说“早于西周的燕山以北的‘古国’还没有被发现”，可见那时他认为这种“高一级的组织”并非“古国”。 在文明起源的大讨论中，有不少人反对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作为文明的体现。理由正是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红山文化时期尚未形成国家，何以进入文明呢？ 苏秉琦在1986年作《文化与文明》的讲话时说：“什么是文明，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华文明火花的爆发有三种形式：裂变、撞击、熔合。关中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和大凌河红山文化的龙结合在一起，便产生文明的火花。红山文化坛庙冢包括玉龙的出现，是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3]。这里用强调“文明的起源”来代替文明形成的标准。用“文明火花的爆发”来代替进入文明时代，似乎有意模糊争论的焦点。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交，苏秉琦确实“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深思着文明起源的过程。在1991年“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讲话时，他明确指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4]到了1993年在和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时，他说：“《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五帝’前期活动中心是燕山南北。”这是他把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思考的结果。同时又说：“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5]这是把他原来的“古国”概念明确分为“古国”和“方国”两个发展阶段，而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古国”。 到1993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建立四十周年和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而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讲话，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可惜，这个讲话现在只留下一个提纲[6]139～140，142。同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辞中，他继“三部曲”后又提出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原生型、续生型、次生型[6]231～232。这是他对文明起源和中国国家形成过程的更为系统的论述。较详细的展开则见于1994年1月他为《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大型丛书作的序[6]233～234和被推选为“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名誉主席而提交的论文提纲《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6]132～134。他提出三部曲的典型材料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典型遗迹是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古国)，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赤峰北、英金河畔和燕、赵、秦、汉长城大体平行的小型石砌堡垒带(方国)，秦长城和绥中—北戴河之间的“碣石宫”建筑群(帝国象征)。三者年代距今分别约6000年、4000年、2000年。起点最早，早于中原，故可称“原生型”，在三种模式中最具典型意义。中原地区的国家起源是从北方突破引申出来的。洪水和治水至关重要。考古工作证明沿京广线和陇海路距今四五千年至少有三处洪水遗迹现象：邯郸、洛阳、武功，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唯一近似社会分化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间，与传说中洪水泛滥和禹治水成功时期大致吻合。中原古国起于四五千年前。“三代”明显已是“方国”之君。夏商周秦的始祖都与治水事业有关，各有自己的开国史。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国)缪公(方国)到始皇帝(帝国)三部曲，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对应清楚，可称为“次生型”。秦汉帝国解体后一两千年间，北方草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各自的开国史也都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可谓“续生型”。这三种模式立体交叉，多次重复，经历我国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全过程，也就是我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构成我国文明历史的举世无双的中国特色。 苏秉琦的“三部曲”和“三模式”理论，是他对中国考古新发现结合历史记载勤于思索的宝贵结晶。可是他在提出这一理论后，只有三年多就与世长辞了，来不及作充分的反思和进一步详细的论证。但是他提出的应该在“实践中、在历史和考古结合中”不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就是以完成恩格斯未能完成的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认识的任务，显然是中国考古学者都应该自觉继承的历史责任。 苏秉琦把他原先的“古国”分为“古国”和“方国”两个发展阶段后，并没有详细界定两者的不同。他在1985年的讲话中仅指出：“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后来提出的“方国”，也只是笼统地说明“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7]120。所以，过分推崇苏秉琦的研究者们，实际上是难以用他的理论来具体分析考古材料的。 在苏秉琦生前的最后一年，严文明发表了《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一文[8]，该文是1995年在日本大阪的“95东亚社会与经济国际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表明严文明是独立思考文明起源(亦即国家形成过程)问题的。他并不像苏秉琦那样认为黄帝活动中心是在燕山南北，而应该和公元前三千年开始黄河流域进入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相对应。而且，认为龙山时代黄河流域大部分地方的发展水平符合Service和Earle对“酋邦”的概括(包括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主张用中国古代习用名称称为“国”更好，故名之为“原始国家”或“古国”，这显然比苏秉琦的解说清晰许多。而把二里头文化开始兴起的更成熟的国家，包括像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代表的政治体也都称为“王国”。此后，许多考古学家也纷纷用“王国”一名来代替苏秉琦的“方国”一名了。 不过，严文明后来把他所说的“古国”的产生年代提到龙山时代之前，即公元前3500年开始的铜石并用时期前段，认为这时五大区块——中原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都“已经迈出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关键一步”。所以赞成把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都名之为“古国时代”[9]。 在“区系类型”理论上十分虔诚追随苏秉琦的张忠培，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却有独立见解。他在1995年发表了《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②。此文根据良渚文化玉敛葬情况，认为墓主人有仅掌军权者、仅掌宗教祭祀权者、兼掌两种权力者。这三种人已形成一个高踞于一般民众之上的阶层，所以已进入国家的阶段。而其时军(王)权尚未高于神权，政治上尚未定于一尊，暂可称为“方国”(此定义不同于苏秉琦的“方国”)。并将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比较，确定良渚文化年代远达距今5300-5200年，即也在五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 嗣后，张忠培在1997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10]中继续思考古代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是王权日益高于神权，驾于神权之上，还是执神权者聚王权？王权何时掌控神权？是在夏代，还是早到龙山时代？ 到2000年张忠培所写的《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11]概括中国的文明时期为三期五段，即“一曰方国时期，或亦可称为古国时期。此期可分为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和龙山时代或尧舜时代两段。二曰王国时期，夏商和西周存在区别，可分为夏商和西周两段。三曰帝国时期”，指秦汉开始，而把东周大致作为从王国到帝国的过渡时期。该文中概括了进入方国时期的六项特征：1.氏族组织已松散。父权家族成为联结单偶家庭的社会基层单位。2.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不同家族在权力、财富和身份等方面均明显分化。居民相应分为穷人和富人，无权者和掌权者，平民与贵族。3.聚落出现分化。技术、财富、军事与宗教及政治权力，乃至对外关系集中于中心聚落，导致部分聚落城镇化。4.祀和戎的发展使专职人员成为社会的权贵，掌握神权和王权的人成为控制国家机器的主人。5.王权和神权同等并立。6.同一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有多个政权存在，并无统一中心。而对尧舜时代则补充了由协商产生主持人的、国与国建立的“国联”组织。 到了2011年在嘉兴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的开幕辞中，张忠培给他认为是王权和神权同等并立的国家定名为“神王之国”[12]。到2013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开幕辞[13]中，张忠培特别强调了渭河流域孕育出来的半坡—西阴这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才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根。这支文化在半坡四期最初成长起来的最初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满天星斗中的一颗亮星。在同时期的诸谱系考古学文化中，无与伦比。而且完整地表述了中国国家形态的“神王之国—王国—帝国—党国”的四个阶段。在这个讲话中，他已经认为“龙山时代即尧舜时代，很可能已进入王国阶段”。龙山时代的同一考古学文化或族群分属不同王国，夏商王国实行排他性的单一考古学文化国家，西周王国则一周族为主容纳众多考古学文化于一国之内。可分别称之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这应该说比苏秉琦把黄帝时代文明的直根置于北方红山文化地区，并只是笼统分出“古国—方国”两大阶段，大大前进了一步。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之一李伯谦至今仍持“古国—王国—帝国”三阶段说[14]。只是把苏秉琦的“方国”改为“王国”。从2005年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15]来看，当时他认为：“古国是指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存在着大型祭坛，表明这时的社会充满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务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这和张忠培认为当时是王权和神权并立显然不同。而他认为：“王国是指王权国家，国家的主宰是通过战争涌现出来的军事首领，是军权与王权集于一身的人。在这个阶段，除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也开始产生维护、实行这些权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夏商周都可以说是这类性质的王权国家。”而古国则处于“距今五千至四千年这个阶段，也就是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文明发展到社会转型期，即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的时期。这段时间就相当于考古学上讲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也就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对于五帝，是否真有其人不必太过在意，但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则是完全可信的。这个阶段是一个转型时期，此时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愈演愈烈，区域政治中心纷纷涌现，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军权、神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开始形成。因此，把龙山时代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李伯谦在研究“古国”时有自己的创见，即从2005-2006年发掘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中期(约距今5300年)墓地后，就破除了古国都是神权至上的旧观点，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有不同模式的新见解。2009年他在《文物》上发表了重要文章[16]。这篇文章中比较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墓中出土的玉器，认为代表三个不同类型。“如果说他们都属‘古国’，则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不同的模式导致不同的发展前途，王权国家“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因而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 2009年年底到2010年年初，他进一步接触了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聚落的房屋和墓葬，早期大墓M90随葬品竟有56件之多，包括大型石钺5件，大型石锛1件，镯、璜、玦、管、耳珰、饰件等玉器19件，鼎、豆、罐、
标签：考古论文; 红山文化论文; 中国考古学论文; 王国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文物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神权论文; 遗迹论文; 良渚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