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唐代论文,关系论文,门荫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门荫，是官僚子弟凭藉父祖官位而入仕的一种制度。此制可追溯到西汉的任子制，到唐代而日趋完备，成为与科举、流外入流并列的三种选官途径之一。前人对唐代门荫制度的内容及史实考订已做过不少研究[1]。本文在探讨门荫在唐代选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同时，着重论述它与科举、门第及牛李党争的关系，以期从选官的角度加深对唐代政治、社会变化的认识。
一
唐代享有荫子特权的除皇室宗戚外，主要是当朝权贵。门荫法规定：职事官一品子的散阶为正七品上，二品子为正七品下，自三品起始有正从之分，其子所叙品阶递降一阶，从五品子从八品叙。赠官、散官、勋官也按相应的规定荫子弟。严格说，门荫只限于五品以上官员，但是对六品至九品官，也给予一定的照顾，他们的子弟可以“品子”身分服职役后获得做官资格。
对于大多数高官子弟来说，他们在取得散阶后，要充任三卫、千牛备身、殿中省进马、太庙及郊社斋郎等职，获得参选资格，然后逐步劳考升迁。此外，国子监下设的六学、门下省弘文馆、太子东宫崇文馆也多由高官子弟垄断荫补，二者虽不是职事官选，但由于“速于登第”，仍不失为入仕之美选。
还有一种不依令文、旨在体现对臣下特殊恩宠的皇帝特授。例如追荫前朝功臣子弟、表彰本朝忠臣而对其子弟恩赐，以及因战事等紧急情况的临时赐官等。这种皇帝惠赐臣下的恩荫在实质上与门荫制无异，我们也把它视为门荫的一种特殊形式。
高官子弟除了在政治上享有做官特权外，还享有经济上的免课役权，法律上的议、请、减、赎的待遇，并且在酬功时也有一定的优先照顾。
以上是令文规定的门荫法之大概，下面考察它具体实施的情况。
在唐前朝，由于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的影响还很浓厚，科举尚未充分发展，寒门庶族跻身仕途尚需时日，门荫就成为其时重要的选官方式。
许多高官子弟靠着祖上余荫而位居显赫。高祖时交州总管丘和，有15个儿子，多至大官[2]。高宗时的丞相李义府“诸子孩抱者，并列清官”[3]。这些子弟入仕门径虽不能一一考明，但多凭父辈官品入流，则是可以肯定的。魏玄同上疏说：“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袴之岁，已袭朱紫。”[4]萧至忠亦云：“宰臣贵戚及近侍要官，子弟亲眷，多居美爵”[5]。权贵子弟仕途通达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门荫为高官子弟提供了做官的便利，社会上也形成了为子孙仕途求庇护的心态。睿宗时宰相李日知未同家人商量，便请致仕。归家后其妻惊问：“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6]照李妻看来，提携子弟仕宦是理所当然的。门荫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扩身符。有了它，不管贤与不肖，聪明与愚笨，皆可求得一官半职。人们由对做官的向往转向对门荫特权的向往。因此时常发生假冒资荫，“变易昭穆”的现象。唐朝法律明文规定对伪荫的处罚。但终唐一代，伪荫现象却始终存在，表明门荫对人们的吸引力。
但是，门荫制度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高官子弟靠荫庇入仕，极易使他们躺在祖宗功劳簿上吃老本，不思进取，惰性成癖。门荫制度造成了多数子弟平庸无能。更有品行恶劣者，为官一方，倚仗权势“纵欲而不顾法”，造成“州遂疮痍”[7]。因此，即便是在唐前期重门荫的情况下，门荫也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马周反对孩童嗣职云：“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8]魏玄同上疏：“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此一流，良足惜也。”[9]萧至忠也指责要官子弟“罕有才艺，递相嘱记，虚践官荣”[10]。
鉴于门荫子弟整体素质较差，统绐者虽然按规定授其品秩，但有时出于政治的需要，并不把他们安排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要职上，如唐玄宗为了有效治理地方，下诏朝官子弟年少不谙时事者，可给与闲散官，不可授县官亲民与要官，以防他们“追游怠堕，或恣行决罚，妄作奸非”[11]。
可见，尽管门荫是一种世袭官制，但发展到唐代，门荫已不能保证贵戚后代都世居高位。反之，家道中衰，穷困潦倒的子弟不乏其人：魏征子孙贫贱，以至把旧宅典卖精光；李靖的祠堂沦为马厩。同是高官后代，来护儿和虞世南的后代仕途有天壤之别，难怪许敬宗万分感慨：“士之登庸，不系世业，履道则为衣冠，失绪则为匹夫。来护儿儿作宰相，虞世南儿作木匠，忠贤文武，固无种也。”[12]这一点已被一些明智的家长意识到。例如，郑善果年方九岁，以父死王事而袭父官爵。其母崔氏通晓政道，每见郑理务妥当，则大喜，反之则不与郑言。并教诲其子：“自童子承袭茅土，今位至方伯，岂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内则坠尔家风，或亡官爵；外则亏天子之法，以取罪戾。”[13]郑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看到了不能一味地吃祖宗老本。
不仅如此，官场上因黜陟升降而造成的官位不稳定性，自然要影响对子孙的荫庇，即便父祖一生官运亨通，难免还有一死，象姚崇所云“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14]，确是不肖子孙的普遍境遇。
据新旧《唐书》人物列传粗略统计，除少数入仕途径不明者外，门荫出身共177人以上（有隋代受荫承袭至唐的），其中位至宰辅的48人，占唐宰相总数369人的13%。如果以宪宗朝为界把唐分为前后期，前期门荫出身的宰相45人，占唐朝门荫出身宰相的90%强，宪宗以后则寥寥无几。高级官僚中门荫出身比重的下降，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荫衰落的趋势。
二
造成门荫制衰落的原因除自身弊端外，主要是来自科举制的冲击。隋唐时期，门阀政治退出了历史舞台，士庶的天壤之别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寒门庶族发展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迫切要求跻身仕途。科举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变化，代表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参政的要求应时而生的。
尽管科举离不开现实政治的影响，公卿子弟往往能捷足先登，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却是公平竞争，向全体读书人开放政权。因此，哪怕是庶族布衣，只要个人奋发苦读，皆有望登科中举，博得功名利禄。特别是到唐后期，科举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15]。科第已成为入仕者的敲门砖。人们蜂拥而至，哪怕老死科场，亦无所憾。科举为民间倾慕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它确实可以从各阶层中网罗人才，适应了官僚政治的需要，故也为统治者所乐道。唐太宗看到新进士鱼贯出门而喜形于色；唐玄宗时重科举，“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隧。”[16]至宪宗时，如元稹所云：“臣窃观今之备朝选而不由文字者，百元一二焉。”[17]科举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以其它途径入仕而居高位者寥寥。
科举日趋兴盛之日，就是门荫步入颓势之时。在科举制冲击下，门荫制的衰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学是门荫的重要方面，唐初，进士、秀才多来自学校，生徒占优势。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18]。但因为国学的生徒多是达官贵戚的纨袴子弟，使得学校呈陵替之势，特别是武则天执政时，“二十年间，学校殆废”[19]。随着国家学校的衰落，生徒的力量相对削弱，而贡举来源于较广泛的社会阶层，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更有其生命力，以致有些贵族子弟宁愿出自贡举而不由学校[20]。安史之乱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21]，乡贡成为科举的主要来源。这些都反映出在寒门庶族势力上升过程中，在“学校”这一方面，门荫制受到的冲击。
2.三卫经历了前重后轻的变化。《新唐书》卷四九《百官五》上：“武德、贞观世重资荫。……其后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所谓“入官路艰”，无疑是一些无背景依靠的人通过科举上升了，对门荫子弟在仕途上产生了冲击，三卫由曾是人们蜂拥而至、升迁快捷的美差，下降到为人所轻、被目为很难晋升的吏途，甚至还不如流外来得快捷。
3.门荫之选为人所轻视，人们重视科举出身者，特别是进士科，而瞧不起以荫入仕者。有人谋取了一官半职，因为不是儒流，甚为时论所薄[22]。就连李德裕这样博学多才的人，由于不出自科举，也曾陷入尴尬之中[23]。所以即便是杨国忠也要凭借权势，把学业荒陋的儿子硬塞进科举[24]。这说明权要子弟欲进身通显也须托之科举。所以很多能以荫入仕的人，依旧参加科举[25]。
4.门荫出身者升迁艰难。史载，于悰虽以门资为吏，久不见用[26]；韦平推荫为单义尉，久不得调，不得意而弃官去[27]；周宝藉荫为千牛备身，官不进，日请以毬见[28]。门荫出身的高级官员比重在唐后期大幅度下降。门荫子弟升迁慢，一方面由于他们本人才能平庸，难委要职，同时，国家选人别辟蹊径，无须取才于资荫，也是重要因素。在唐已形成的一套较完善的选官用人制度中，才能被放到重要位置。例如，文宗时宰相欲提升以父荫补职的浑
为寿州刺史，文宗不允，理由是“，勋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宰相忙补充说：“常历名郡，有政能。”文宗才予准允[29]。可见，尽管唐代受荫庇人数十分庞大，除非有特殊才能或机遇，多数门荫子弟只能以散阶低职老死终身，身居显宦的是极少数。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门荫的衰落在唐后期已是无可挽救的事实，然而它始终自为一途而存在。这是因为，作为主要进身之阶的进士科及第率仅百分之一二，所谓“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这使鲜“博赡之才”的公卿子弟不得不把门荫做为入仕的踏板。另外，在等级、特权社会里，不可能完全做到以考试录取人才，门荫在特权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此，尽管门荫在封建官僚政治中缺乏进步作用和活力，却一直保留在整个封建王朝中。即使在唐后期文宗、武宗时，仍出现“资荫入仕转多”“吏途太滥”[30]的现象。但它的生命力已枯竭了。门荫与科举在唐代选官中的地位如宋人所说：“任子之目虽众，其选为轻，而唐之得人科目为盛”[31]。
三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和依靠门第的士族地主在唐代不断发生冲突和斗争，并且科举出身的庶族代表新兴改革力量，门第出身的士族代表落后保守势力。这牵涉到与门第有关的门荫制，并由此产生两个问题：第一，门荫是否为士族地主所特享？它能否保证其社会政治地位，维持故望不减？第二，入仕官员是否因门荫与科举之出身不同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倾向。
先考察第一个问题。
唐门荫制同魏晋九品中正制实质相同，即都是维护统治阶级特权的工具。但二者内容有别，九品中正制是维护士族集团既得利益，而把庶族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唐代门荫制则旨在保证官僚集团的利益，只以当朝冠冕为准。在唐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化改组，在政权机构中门第界限渐趋消失，官阶在五品以上的未必都是士族，而士族也未必能做五品官，所以门荫不是专为士族服务的制度。
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活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魏晋南北朝，士族经历了产生、发展、鼎盛、腐朽、衰败的全过程。这个时期，士族有严格的身分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特权，从而也导致了士族的腐败。梁朝的侯景之乱，对南方士族是致命打击。隋末农民战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致使士族一蹶不振。特别是隋唐以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丧失殆尽。当然不可否认，世家大族在唐代政权机构中仍占有不小的比例[32]。但他们是以个人身分参政的，不能算是士族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尽管士族以其门风、婚姻等发挥其影响，作为社会的统治阶层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已衰颓了。
李氏建唐，为扩大统治基础，兼收并蓄各阶层人物参政，故政权成分复杂。既有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又有前朝的遗老遗少，有以军功位至宰辅的，还有原来不曾入流的下层胥吏，如孙伏伽、张玄素等，甚至还包括马周那样的布衣卿相。唐朝要维系的是这样一个杂糅各阶层人物的新权贵集团。制定政策必须以此为出发点。门荫就是向全体新贵开放的政治特权。入五品者，均享受之。而士族即便族望再高，社会影响再大，如果家族中无当朝显贵，也无法享有荫庇权。
李唐时期门荫非但不为老牌士族所专享，而且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曾有意无意地压抑老牌士族，以提高皇室地位。这是因为，唐代的士族虽然丧失了特权身分，在婚姻门望方面，仍“故望不减”。当朝新贵房玄龄、魏征、李勣、李敬玄、张说等争与他们联姻，借以抬高自己的族望。李唐统治者同样重视门第，矜夸自己门族。但陇西贵族的社会影响难敌老牌的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这使李氏十分不平。为树立皇室独尊的地位，扭转社会风气，唐太宗下令修氏族志，由于高士廉等人不解太宗本意，仍以崔民干为第一等，为此受到太宗申斥，才把崔氏摆在皇室之后的第三等。武则天时，又修姓氏录“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33]，进一步冲击了士庶营垒。
作为家道中衰的唐代士族来说，他们已失去了先辈凭阀阅而世宦世禄的特权。由没落感而滋生出怀旧感，使他们渴望依门第而平流进取。加之新贵争相与之联姻，更助长了他们对往昔的眷念和矜尚门第的情绪。他们以郡望作为夸耀的资本。高宗时最有名望的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滎阳郑氏，清河、博陵崔氏，陇西、赵郡李氏等七姓十一家，恃族望不与其他诸姓为婚，致使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怒而奏乞禁止七姓自为婚[34]。士族看不起寒门，讥讽为“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35]。有人“自以门品可坐阶三公”[36]；有的把族望看得比官爵重，如陇西李义琰孙李稹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37]。皆可见士族门第观念之根深蒂固。但唐代早已丧失了士族贵族政治存在的基础，士族子弟也明白门第已不能保证家世不衰，只有做官或与新贵联姻，方能维系社会地位和族望。而最可行的是通过科举而入仕，因此士族对科举的热情一点不亚于庶族。如甲族卢汪，举进士二十余年[38]，足以说明其对科举的向往。有的一家兄弟八人，皆明经及第[39]；有的一族中，进士累累[40]。特别是范阳卢氏，自贞元至乾符二年的92年中，登第进士116人[41]，可谓人才济济。象山东著姓的卢怀慎、崔群、李义琰等人都是进士出身而位居相位。唐代132名士族宰相中，科举出身的有81名，占61%，说明士族是通过科举而几代连任显职，才保持了家世不衰。
显然，唐代士族与魏晋士族迥然不同，除社会郡望高外，政治上已没有任何特权。士族做官同样要凭藉科举，以门望“平流进取”早已成为过去。从道理上看，士庶之间已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以士庶划线组成政治派系。从事实上看，除了士族对特权地位丧失而发些不满之语外，士庶从未分成对立营垒，互相攻击。以下仅举牛李党争一例试分析之。[42]
牛李党争是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与依恃门第的旧士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意见，几成定论而为人们所接受。但并非没有相反意见，如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中就不同意此说。笔者在岑先生观点基础上，再谈点个人看法。
不错，牛李两党结怨的端倪是在制举对策中初露的。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制科考试，李宗闵、牛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词鲠直，无所回避。宰相李吉甫不能容忍，泣诉于皇帝。于是主考人员遭到贬职，僧孺、宗闵也久之不调。继而，李吉甫之子德裕又卷入纠纷之中，“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43]。
但此后两党却不是围绕科举与门第之争而展开斗争的。首先，两党成员士庶混杂。牛党中的李珏、杨嗣复、杨虞卿、杜悰等都是士族出身。相反李党中陈夷行、李让夷和王茂元则非士族出身。其次，李党除李德裕、郑覃外，多数成员也是靠科举起家的，如李绅、陈夷行、李回、李让夷等。这种情况不是“少数之特例”可以解释得清楚的。
通常认为，李党反科举、维护门第最具典型的材料是李德裕、郑覃的言行。如郑覃以经术位宰相，不能为文，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44]。李德裕也很偏激，史称他“尤恶进士”，“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曾上奏武宗罢掉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进士及第后的一番庆贺仪式，并说：“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之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45]。这确实反映了李德裕思想守旧的一面，他强调的台阁仪范对官员来说是次要的、形式上的东西，无关大局。但把它当作李德裕维护士族利益的证据却不充分。其一，“公卿子弟”既包括旧士族后代，也包括士族以外的新权贵；其二，此话是针对科举不放公卿子弟而言[46]，李德裕难免不掺杂着个人感情，过分强调子弟比一般士子的优越性。事实上李德裕反科举[47]，重门第，却并不反对寒门入仕，他从未因某人出身寒微而行排挤之事。相反，李德裕是以为“寒进开路”“奖拔孤寒”而留美名的。他所提拔的薛元赏、刘三复等都是寒士。因此他贬官后，才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48]的诗句。总之，以对科举所持的态度区分其人代表士族或庶族利益是牵强附会的。
诚然，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座主”、“门生”、“同年”诸关系，易为结党因素。例如牛党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就是通过这种关系互相援引的。但这只能说明这种关系为结党提供了方便，却不能以此做为两党为科举门第之争的依据。如前所述，士族在唐朝已无恢复门第的可能，特别是中晚唐以来，士族在统治集团中的势力已甚薄弱，他们以基本阶层组织派别，与科举出身的士人相对抗是不现实的；在科举日益成为入仕参政的主要途径的状况下，多数士族子弟对此采取客观认可的态度，不可能在科举上与庶族有根本的冲突，科举并不是以划分士庶为入仕标准。其实，两党在原则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时候并不多。两党立场的抵牾，主要表现在对藩镇问题持不同态度[49]，而两派之间更多的是官场上的倾轧，个人嫌隙恩怨之争。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唐代党争徒为私利[50]。
再考察第二个问题，对门荫、科举出身官员的政治素质是否可以依其入仕途径的不同而区分高下。
门荫入仕者，不乏政绩昭著的官员。例如杜佑，担任掌运输、理财等职，并长居宰相位，史称他“敦厚强力，尤精吏职”[51]，不仅有治绩，还撰述了我国最早的典章制度专书《通典》。又如李德裕主持政务期间，打退回鹘、收复昭义镇，主持废佛，使武宗朝国势有明显的起色。还有首倡两税法的杨炎，为政清肃的权怀恩，勤农桑、考课为冠的萧定，为国捐躯的颜杲卿，他们虽从门荫起家，但政绩均十分突出，决不是落后保守势力。
当然，门荫入仕者，也有劣迹昭著的。例如，以柔媚取进者庾准，公然聚敛者于頔，为政暴烈者李实，奸佞害国者李林甫、卢杞等。
对科举入仕者，也应一分为二。诚然如杜牧所说：“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举第人也。”[52]象房玄龄、张柬之、姚崇、宋璟、张九龄、陆贽、李绛、杜黄裳、裴度等人，都是身系国家社稷安危治乱的栋梁之才，正是基于这些人，唐朝才开创了封建社会的盛世局面。然而，科举为官者也有象刘从一、崔损、王播等容身保位的平庸之辈和李义府、崔昭伟那样的奸佞之臣。
总之，门荫和科举出身的人，各有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作为任官制度，门荫具有落后与封闭性，这是它在唐后期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科举则“历试之下，黜陟章明，故士之不肖者鲜矣”[53]。两种制度确有明显的优劣之别。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居要职的门荫子弟并不全依凭荫庇。人们之所以用科举和门荫出身的标准来区分官员的优劣，是只看到两种选官制度的好坏，并以此衡量人物的优劣，误把制度和具体人物混为一谈，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简单化看法。正如人们常把士族、庶族两个社会阶层概念同从这两个阶层出身的具体人物等量齐观，得出士族出身者较之庶族出身者落后保守这一含混笼统的结论一样，同样违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注释：
[1] 如张泽咸：《唐代的门荫》，1986年《文史》第27辑。田廷柱：《唐代门荫制度考论》，《历史教学》1986年第3期。宁欣：《唐代门荫制与选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
[2] 《旧唐书》卷五九《丘和传》。
[3]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4] 《旧唐书》卷八七《魏玄同传》。
[5] 《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
[6] 《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传》。
[7] 《全唐文》卷六八六，皇甫湜《吉州刺史厅壁记》。
[8] 《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
[9] 《旧唐书》卷八七《魏玄同传》。
[10] 《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
[11] 《全唐文》卷二八，玄宗《朝官子弟先与闲散官识》。
[12] 《职官分纪》卷三，《四库全书珍本》本。
[13] 《旧唐书》卷六二《郑善果传》。
[14]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15] 《唐摭言》卷九。
[16] 《权载之文集》卷一七《王公（端）神碑铭》。
[17] 《全唐文》卷六五，元稹《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18] 《唐摭言》卷一《两监》。
[19] 《资治通鉴》卷二○六，圣历二年十月条。
[20] 《唐摭言》卷一《两监》。
[21]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22] 《旧唐书》卷一一八《庾准传》。
[23] 《玉泉子》（《唐代丛书》第三集）：“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人校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日：‘某文轴尝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24]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
[25] 《旧唐书》卷一六二《潘孟阳传》，《新唐书》卷一六七《王播传》。
[26] 《旧唐书》卷一四九《于休烈传》。
[27] 《新唐书》卷一九八《韦皋传》。
[28] 《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
[29] 《旧唐书》卷一三四《浑瑊传》。
[30] 《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三》。
[31] 《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续集卷三九《唐资荫甚滥然其选轻》。
[32] 据本人统计，唐代369名宰相中有132人士族出身，占总数的35%强。乌廷玉先生统计为士族出身的宰相共125名。参看《唐代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历史地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3]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34] 《唐会要》卷八三《嫁娶》。
[35] 《旧唐书》卷一二六《李揆传》。
[36] 《新唐书》卷一二二《韦陟传》。
[37] 《唐国史补》卷上。
[38] 《唐摭言》卷一○《海叙不遇》。
[39] 《旧唐书》卷一○○《崔漼传》。
[40] 《旧唐书》卷一七八《王徽传》。
[41] 《南部新书》己卷。
[42] 卞孝萱先生在《“牛李党争”正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唐五代时人所谓“牛，李”是指牛僧孺和李宗闵属同一集团，而不是今义中牛儒孺、李德裕二党。本文在此仍按一般说法。
[43] 《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44] 《旧唐书》卷一三《郑覃传》。
[45]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有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但取实艺可也’”。
[46] 同上。
[47] 李德裕反科举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其弊而发的。参看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48] 《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
[49] 参看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50] 吕思勉：《读史札记》戊帙《通代》。
[5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恩荫之滥》。
[52]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二《上宣州高大夫书》。
[53]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