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党政治的演变：趋同还是趋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政党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5)06-0013-11 2014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改变了对国民党有利的权力结构。虽然国民党仍控制行政和立法系统，但不再拥有对大多数县市的执政权。①民进党则可能在2016年重新执政，且成为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党。这意味着台湾在2008年进一步成形的两党体系，将通过定期的政党轮替，达成政治生态的均衡。 台湾的两党体系是由选举制度和社会分歧共同形塑的。以单一席位选区、相对多数当选为主的选举制度，有利形成均衡两党体系和政党趋同。①以“累积性社会分歧”(cumulative cleavage)为特征的台湾社会，则容易导致趋异的政党体系。②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后，社会主要分歧由省籍冲突及对政改的不同态度，转为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对立和经济社会政策上的左、右分野。统“独”议题与左右问题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国家认同则是最具分歧的议题，③其核心是推动渐进或激进“台独”、排除统一选项，还是维持现状并保留未来统一选项的问题。此外，国民党因长期执政，强调经济增长，在地域发展和社会分配方面，对中南部、中下层和中小企业的利益的照顾有所不周。民进党则基于台湾经济发展“重北轻南”和社会分配不均的现实，提出中间偏左的政策。但在处理两岸经贸关系方面，民进党持保守立场，唯恐两岸经济互赖的加深，将导致台湾“政治自主性”的丧失。 本文从两个面向探讨台湾政党政治的变化趋势。其一是两党体系从非均衡状态(asymmetric)向均衡(symmetric)状态演进的历史脉络，其二是政党政治的性质从冲突型(conflictual party system)到共识型(consensual party system)的发展方向。两党权力关系的衡量指标是两大政党选票、席次和在不同区域的实力分布以及公众的政党认同。政党政治性质的观察面向是两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差异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立场距离。本文假定政党政治趋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两党权力关系的均衡性。如果反对党没有执政机会，就只能被边缘化或诉诸体制外的抗争手段，而无法接受政治妥协。然而，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均衡权力关系，未必能保证政党趋同的实现。这是因为导致趋异型政党体系的还有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分歧、政党的意识形态传统、既定政策纲领的限制等。 二、走向均衡发展的两党体系 台湾政党政治缘于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在2000年前国民党属于占主导(dominant)地位的执政党，但经过1993年和2000年的两次分裂，中华新党、亲民党和台湾团结联盟应运而生，民进党在2000年和2008年期间掌控了台湾的行政系统。不过，当时的民进党行政当局还是受到了在立法系统中由国民党、亲民党和中华新党组成的泛蓝多数联盟的制约。2008年以来，国民党同时掌控了行政和立法系统。如果2016年民进党同时掌控行政和立法系统，则意味着国民党全面丧失在高层权力结构中的优势。这意味着通过政党全面轮替，实现权力均衡，已成为岛内的政治状态。在县市长层次，国民党在1997年前占据优势地位，其后就开始发生阶段性的变化。 (一)县市层次的政党体系 从1989年到2014年，台湾进行了7次县市长选举和6次“直辖市长”选举。选举形式是简单相对多数制，而没有第二轮投票的设计(当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时)。这一选举制度鼓励两党竞争，因为第三党没有机会在二轮投票时与较大的政党达成政治交易。在历次选举中，国、民两党一般都获得共计85%以上的选票，只有两次例外。第一次是1994年台北、高雄市长选举时，因为新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赵少康吸引了30%的选票。第二次是2001年县市长选举时，国民党支持的新党台北县长候选人王建煊获得了大量选票(表1)。
在选举产生的167个县市长(包括北、高市长等)，两党合计获得149个席次，占总席次的89.2%，两党的席次比为87∶62。其他小党或无党籍候选人仅获得18个席次，占总席次的10.8%。国民党在1989年和1993年选举中，获得明显优势，但在1997年首次变化，当年民进党所获选票只略多于国民党，但所获席位则远多于后者。④在2005年和2009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两次获胜，使民进党的执政县市退缩到中南部。就北高市长而言，在1994年到2006年期间共进行过四次选举，两党平分8个席次。在2010年“五都”市长选举中，国民党控制中北部的三个“都市”，即台北、新北和台中；民进党保留南部的两个“都市”，即高雄和台南。由于在当年高雄市长选举中，原属民进党籍的独立候选人杨秋兴吸纳了大量泛蓝选票，导致国民党候选人的得票率明显降低。假如排除这一因素，两党的得票率也就旗鼓相当。 台湾在地理政治上有所谓“北蓝南绿”之称。此一说法始于2005年的县市长选举，当年民进党所拥有的执政县市仅包括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等中南部地区。这一局面在2014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进党的执政地盘从中南部向北部拓展，不但跨过了浊水溪和大安溪，还穿越了淡水河和基隆河。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遭到惨败，只保住了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南投县、屏东县和马祖。即便加上泛蓝掌控的花莲县和金门县，人口数也不过626万，仅占全台人口的26.78%。两党实际得票率差距远高于“中选会”所公布的表面数字(47.55%比40.70%)。假定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所获得的选票中有75%来自绿营，花莲和金门县长当选人所获得的选票属于蓝营，民进党所获选票高出国民党11.2%。 国民党在早期选举中往往赢得县市(包括直辖市)议会的大多数席次。第一次变化发生于2002年的高雄市议会选举，民进党获得14个席位，国民党和亲民党分别获得12个和7个席位。更富有意义的变化发生在2010年的“五都”议会选举，当时民进党和国民党分别获得130个席位。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由选举产生的22县市907个议员席位中，国民党获得386席，民进党获得291席，不过国民党的得票率(36.86%)比民进党的得票率(37.08%)略低。其中，在16个县市547个议员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35席，民进党获得124席；在“六都”360个议员席位中，国民党获得151席，低于民进党的167席，意味着民进党在大城市地区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在乡镇长选举中，国民党获得39.2%的席位，民进党获得26.5%席位，无党籍获得33.3%席位，其他小党获得的席次率不到1%。在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国民党获得25.2%席位，民进党获得9.0%席位，无党籍获得65.6%席位。在村里长选举中，国民党获得22.9%席位，民进党获得5.0%，无党籍获得72%以上的席位。 总体说来，国民党领先民进党的优势最初在直辖市长选举中开始流失，其后延伸到一般的县市长选举，最后是在都市议会中的权力转移。民进党在县市长、县市议会以及更低层次选举中得票率和席次率的变化，意味着更高层次选举中两党实力走向动态平衡的症候。 (二)高层权力机构中的政党体系 国、民两党在高层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1993年到2000年，立法机构存在大、中、小型政党，即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在2001年和2004年立法机构选举中，民进党首次成为多数党，拥有33%的得票率和40%的席次率，国民党成为第二大党，其次是亲民党、台联和新党。但由国、亲、新构成的泛蓝阵营仍大于由民进党和台联构成的泛绿阵营。从2008年开始实行的立法机构选举改革，使中小型政党边缘化。除了“立委”减半和“立委”任期从三年延长到四年外，立法机构的大部分席位来自73个单一席位选区，远多于由政党比例代表制产生的34个不分区席位(另外6个席位由平地和山地两个原住民选区选举产生，仍实行一区多席制)，基本属于“赢者通吃”(the winner takes all)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不但从心理(psychological)层面导致小型政党的边缘化，而且从“机械”(mechanical)层面造成民进党在2008年立法机构选举中的选票和席次的重大落差(38.2%得票率和23.9%席次率)。⑤在2012年立法机构选举中，国民党以48.2%的“区域立委”得票率和44.6%的政党得票率获取56.5%席次，民进党仅获得35.4%席次(虽然其“区域立委”得票率达43.8%)。同时亲民党和台联跨过5%的政党票门槛，各获得3席。由于国、民两党席次率缩小，立法机构的有效政党数目由2008年的1.73变为2012年的2.23，更接近两党制的标准值(2.0)。⑥ 选举改革说明制度变量可有效形塑两党体系。目前国、民两党分别拥有56.6%和35.4%的席次率。在73个“区域立委”席次中，国民党占据44席，民进党27席，但两党的得票率差距不到5%。以此推论，如果民进党在2016年立法机构选举中的得票率以相同比例高出国民党，两党的席次比就可能发生逆转，从而打破泛蓝在立法机构的优势。
在目前立法机构席次分布中，仍存在“北蓝南绿”的现象。在台中以北的32个选区，民进党只有4个席位；但在云林以南的20个选区，民进党则有15个席位；至于在中台湾，民进党在16个席位中，只获得5个。不过，这一政治版图将随民进党执政县市版图的拓展在2016年发生重组。 始于199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选举，自2004年以来就基本是国、民两党的政治博弈。相对多数当选制(plurality system)有利两党制(宋楚瑜再次参选改变不了2016年两党竞争的基本格局)，政党轮替难以避免。在最近三次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两党在其执政县市获得过半选票，已逐渐成为规律。⑦2008年和2012年选举时，民进党执政县市人口不到国民党的一半，现在泛蓝掌控的人口则不到泛绿一半，国民党的选情自然堪忧。⑧在“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实际得票率落后于民进党10%以上，史无前例。在过去几次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得票率跟其在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存在3%(2008、2012)到5%(2000)的差距。以此看来，国民党难以转败为胜。
(三)政党认同的演变 台湾民众的政党偏好近年发生了明显变化，认同泛蓝政党的不再是多数。根据政大选研中心的民调，认同民进党的受访者比例在2014年6月首次超过认同国民党的比例(2%)。⑨这跟当年3月18日“太阳花学运”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显然有关。参与抗争的学生有意使用“太阳花”这一名称来凸显他们所认定的国民党当局在决策上的所谓“黑箱作业”。台湾指标民调公司进行的民调则显示，缘于“马王之争”，认同民进党的比例从2013年10月开始超过了认同国民党的比例。根据这一调查，“太阳花学运”固然增加了认同民进党的比例，但此后民众的政党认同基本不变，蓝、绿相差不大。根据两年来指标民调公司的调查数据的平均值，民众对国民党认同度持续低于民进党(21.5%比24.7%)，换算成百分比是46.5比53.5；对蓝营认同度也低于绿营(27.9%比36.5%)，换算成百分比是43比57。与此同时，大约40%的受访者没有政党或蓝绿偏好，如表4所示。这部分民众是台湾两党体系中的中间选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阶段性政党轮替的发生。
三、2016年选举前后的政党生态的变化 “九合一”选举堪称国民党史无前例的大溃败。在这之前，国民党曾在1997年的县市长选举败给民进党，但得票数和席次差没有这么悬殊。虽然陈水扁曾因泛蓝阵营的分裂和“枪击案”的影响，侥幸赢得2000年和2004年的地区领导人选举，但在得票数上只是相对多数或勉强过半。“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在选票和民意支持度上的双双下跌，对2016年选举前景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阴影。马英九为2014年败选辞去党主席职位，由连任新北市长的朱立伦接任。虽然国民党支持者早就希望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但朱立伦出于在选前对新北市民有关专心服务市政的承诺，不愿意参加党内初选。“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副总统”吴敦义也因为党内高层领导的不同意见，而不愿登记初选，原台北市长郝龙斌、原嘉义市长黄敏惠也没有意愿，结果由“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抛砖引玉”，在没有党内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于2015年6月14日，跨过30%的“防砖”民调门槛，在7月19日的国民党第19次党代会第三次会议期间，被提名为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洪秀柱从“抛砖引玉”到挺身而出，国民党也开始投入辅选，营造“挺柱”和“挺住”的团结气氛。 但洪秀柱投入选举后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在13%和21%之间徘徊，甚至一度低于宋楚瑜。暴露出“防砖”民调结果的水分，也跟其大陆政策脱离国民党的基调有关。洪秀柱以46%的支持度通过“防砖”民调，原因比较复杂，包括绿营支持者有意“灌票”，为蔡英文准备一个较弱的竞争者、国民党支持者不满高层人士缺乏政治担当、个人算计太多以及深蓝民众对洪秀柱的同情和好感等。洪秀柱在党内初选民调中获得46%的支持度带有很多水分。首先是在设计民调问题时，先问受访者是否支持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再问受访者在洪秀柱与蔡英文之间更支持哪一位，两个问题平均加权计算。在国民党无人参加党内初选的情况下，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对洪秀柱显然有利。其次，民调结果只显示加权计算后对洪的支持度，没有同时显示对蔡英文的支持度，也没有显示未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回答的受访者的比例。所公布的民调结果，只是就已经表态的受访者而言，产生表面上的高支持度。第三，这一“防砖”民调没有对比受访者对宋楚瑜和洪秀柱的支持度，这样等于假定泛蓝的支持者不会在两人之间进行选择。此外，洪秀柱有明显的“深蓝”背景，在参选后表示“九二共识”仅是“脆弱稳定”，其阶段性任务已完成，应从“一中各表”、“一中不表”走向“一中同表”，以“整个中国”补强“一个中国”，并提出“终极统一”的目标，这跟国民党有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不统、不独”的现行政策主张有明显不同，也因此引起了本土派国民党人士(“本土蓝”)的更大疑虑和不满。洪秀柱参选后，国民党内的“换柱”声音不绝于耳，吴敦义一直没有停止谋取大位的活动，“鸭子划水”；王金平也没有放弃个人想法，在“挺柱”问题上态度暧昧，与王关系密切的“立委”甚至以“弃选”对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国民党内部的不团结，给其他政治人物提供了可乘之机。宋楚瑜在2015年8月正式宣布代表亲民党参选地区领导人后，便利用洪秀柱的“深蓝”背景，与国民党争夺“本土蓝”和中间选民。根据台湾指标民调公司的调查，从6月底到8月底，宋楚瑜的民意支持度一度领先于洪秀柱3到7个百分点之间，一直到9月中旬后才开始略微落后于洪秀柱。在这期间，根据外界的悲观估计，国民党的“立委”席次可能从64席跌倒40席以下，甚至不及总席次的三分之一，以至于无法牵制民进党在未来的“修宪”意图；洪秀柱的得票率很可能低于30%，甚至还不如宋楚瑜。除了蔡英文可以凭借绝对多数当选，民进党也可获得立法机构的多数席次，甚至逼近60%的席次率。蔡英文“躺着选”、民进党“全面执政”一时间成为外界的基本观感。 面临选举崩盘和选后分裂的危机，国民党终于启动了“换柱”机制，于10月17日废止洪秀柱代表该党参选地区领导人，同时征召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参选。就候选人的政治背景和个人特质而言，朱立伦显然是最佳人选，其从政经历丰富，在担任党主席和新北市长前，出任过“立委”、桃园县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务。朱立伦的教育背景是管理学，善于协调党内不同派系的矛盾，这与以法学为教育背景、以“同好型派系”为用人特征的马英九，形成了明显对比。朱立伦一半本省人、一半外省人的家庭出身背景，也有助于其整合党内“深蓝”和“本土蓝”两股不同势力。在年龄结构上，朱立伦现年54岁，比年届74岁的王金平、73岁的宋楚瑜、67岁的吴敦义和洪秀柱以及63岁的郝龙斌都要年轻得多，也比现已59岁的蔡英文年轻，有助于争取年轻选票，也使蔡英文作为女性参选人的不利条件得以一定程度的凸显。耐人寻味的是，朱立伦既然是国民党的最佳人选，何以未能及早宣布参选，从而给民进党提供了乘胜“拔桩”和宋楚瑜“见缝插针”的机会？换言之，朱立伦拖至10月中旬才敲定参选，是因为“情势所迫”还是“谋定而后动”？平心而论，国民党主要政治人物在党内初选阶段，确实存在“畏战”、“避战”和等待党内征召的消极、算计心态，才有洪秀柱的“抛砖引玉”、打破沉闷之举。“换柱”固然势在必行，但国民党在选战布局上朝令夕改，“临阵换将”，却难免令人纳闷其个中缘由，不再看好国民党的选情。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朱立伦在距离选举日不到三个月是宣布参选，有利于其带职参选，为国民党守住新北市，并通过选举操兵演练，为四年后再次投入选战铺垫基础。 国、民两党在“立法院”的席次很可能发生主客易位的变化。在113个总席位中，民进党可望获得57席左右，国民党可望获得48席左右，其他席次可能为时代力量、亲民党和无党籍人士所瓜分。在73个单席选区中，国民党在其所掌控的44个选区中，可望保住30个左右的选区；原来由无党籍人士(台中的颜清标和马祖的陈雪峰)控制的2个选区，这次改由国民党候选人参选(颜清标之子颜宽恒和陈雪峰均已加入国民党)，较有胜算。在原住民选区，国民党可以保住3席，在34席不分区席次中，也可获得13席左右。民进党可能在其所控制的27个单席选区的基础上，至少增加10个席次，并新增2个原住民选区和16席以上的不分区“立委”。2012年产生的不分区席次，国民党16席，民进党13席，2016年可能正好相反。国民党所获得“立委”总席次，则将高于民进党在2012年的记录。但就“总统”选举而言，因为宋楚瑜的分票效应，国民党的得票率可能低于民进党10%以上，可能高于蔡英文在2012年败选时的得票率差距。 不管2016年选举的具体结果如何，台湾的两党体系已经确立，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两大政党通过选举竞争，实现周期性的权力交替，达成动态性的权力平衡。其选举特点是在固守基本盘的前提下，争夺中间选民。为此，台湾的政党政治既有趋同性的一面，也难脱趋异性的表征。 四、影响政党政治走向的主要因素 台湾政党政治是趋同还是趋异，取决于不同因素的作用。本节从分析社会分歧和民意入手，进而讨论两党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展望政党政治的变化趋势。 (一)社会分歧与民意 政党体系趋异的社会根源是民众对未来台湾是否应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还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分歧。岛内政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众自我认同和统“独”立场的左右。大量文献显示自认台湾人的比例高于自认中国人和重叠认同者的比例之和。根据2012年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TEDS2012)，57.3%受访者自认台湾人，3.7%自认中国人，36.2%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通过交叉分析，发现持台湾认同者更偏好民进党，持中国认同或重叠认同者更偏好国民党。
图1 台湾民众身份认同与政党偏好的关系(2012) 资料来源：http://www.tedsnet.org. TEDS2012确认台湾民众偏“独”的比例高于偏统。当受访者被要求在以0代表尽快“独立”，10代表尽快统一的11分法的数值中进行自我定位时，35.7%选择数值0-4，16.4%选择数值6-10，47.5%选择5。交叉分析显示，倾向“台独”者偏好民进党(61.1%)，倾向统一或维持现状者，偏好国民党(75%或49.4%)。
图2 台湾民众统“独”态度与政党认同的关系(2012) 资料来源：http://www.tedsnet.org. 岛内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认知也反映了台湾政党体系的趋异性。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在2014年10月的一项调查，58.6%受访者支持“太阳花学运”的诉求，只有27.8%受访者反对；68.2%的国民党支持者反对学生诉求，88.7%的民进党支持者赞成学生诉求。44.5%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应继续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与大陆协商，37.4%不同意。77.3%的国民党支持者接受“九二共识”，12.2%反对；但只有34.7%的民进党支持者接受“九二共识”，54.1%反对，意味着民进党支持者在这一问题上更为分歧。多数受访者认为国民党比民进党更有能力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51.3%比14.2%)，微弱多数相信民进党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捍卫台湾利益(28.9%比26.2%)。虽然马当局在两岸关系和台湾经济成长上颇有建树，民众并不领情：只有14.0%受访者对其施政表示满意，72.9%表示不满；2%非常满意，44.6%非常不满。即使在国民党支持者中，也有43.9表示不满(45.5%表示满意)。国民党支持者对大陆人民友好的较多(42.1%比36.6%)，民进党支持者对大陆人民不友好的远远超过持友好态度者(66.5%比14.2%)。两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差距，导致台湾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泛政治化。当受被问到在两岸政治制度一致的情况下是否接受统一时，35.3%支持统一，51.2%反对。国民党支持者赞成有条件统一者(56.5%)高于反对者(34.9%)；大部分民进党支持者反对有条件统一(62.1%)，支持者只占28.9%。不过，有条件统一在两党中都有不同比例的支持者。这一态度及其变化趋势值得关注。 (二)意识形态与政策议题 国、民两党在经济增长、社会分配、环保问题、国家认同上存在分歧，后者最难调和。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也以统一为目标，过去20年来逐渐背离统一目标，只讲维持现状，但仍反“独”。民进党则有“台独”党纲的包袱。两党的根本区别是台湾的未来归宿问题。就左右议题而言，“蓝天绿地”一语生动体现了两党的区别。国民党长年执政，具有精英主义倾向。民进党则具有明显的草根性(跟其党旗颜色巧合)，因缺乏执政经验，跟中小企业、中下层和中南部较有渊源。国民党中间偏右，民进党中间偏左。但在处理两岸经贸关系问题上，民进党又比国民党更保守。国民党相信经济增长和外资是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分配的关键，民进党则更担心区域经济整合对岛内产业和就业市场的新冲击。 近年国、民两党逐渐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以争取中间选民。在2012年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的“活力经济”和民进党的“优质经济”口号均强调通过科技创新和基础建设，提升台湾经济竞争力。两党都呼吁减少能源消耗，发展新能源，保障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发展教育和在地文化。不过，民进党反对核能，强调台湾的多元文化基因，以冲淡中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面对2016年“二合一”选举，民进党凭借“九合一”选举大获全胜的态势和蔡英文的长期经营，早就确定了“总统”候选人。在2015年5月访美期间，蔡英文表示“将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珍惜并维护二十多年來两岸“协商和交流互动所累积的成果”。其后又表示希望“中国大陆”方面可以“体验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与此同时，蔡英文对“九二共识”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至今不愿意冻结“台独”党纲，意味着其仍然追求“柔性台独”路线。为实现“总统”选票和“立委”席次双过半，蔡英文在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将选战诉求集中在岛内民生和社会分配议题，试图通过拉近台湾地区与美国、日本和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减少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强化台湾的政治自主性。蔡英文对习马会的态度反复不定，先是设定三原则予以观望，接着又大肆批评，最后又淡化这一议题，就是担心两岸关系将再次成为台湾地区选举的主要议题，使国民党可以发挥其政策长项。虽然许多民进党人士将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视为其政策纲领，但在逻辑上该决议文无法取代2007年通过的《正常国家决议文》，何况1999年决议文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视为“主权互不隶属的两个国家”。谢长廷的“宪法一中”同样坚持两岸“主权互不隶属”，只是“宪法疆域”涵盖对方而已。既然民进党支持者中反对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协商基础的比例(54.1%)高于支持者(34.7%)，民进党领导者如要接受“九二共识”，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民进党是否可以或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台独”党纲问题，也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14年“九合一”选举结果改变了台湾县市的蓝绿版图，加上民众对民进党认同度高于国民党，民进党很可能重新执政，并获得立法机构的多数席次。从制度上看，相对多数当选制将导致第三党的边缘化，也有利于通过政党轮替形成均衡的两党体系，并诱导两大政党走中间路线。但从社会分歧看，政党趋同又将受到离心力的牵制。国民党的支持者更关心经济增长和两岸关系发展，民进党的支持者更在意分配正义，担心过于密切的两岸关系将从经济和政治上威胁到台湾的利益。累积性的社会分歧与两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分歧密切相关，归根到底是台湾的未来归宿问题。随着民进党执政基础由南向北、由县域向都市拓展，台湾政党体系是否将最终呈现趋同性，值得审慎观察。 ①Douglas Ra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Electoral Law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②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③John Hsieh & Emerson Niou,"Salient Issue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Electoral Studies,Vol.15,No.2(1996),pp.219-235. ④Dafydd Fell,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aiwan(London & New York:Roudledge,2012),p.60. ⑤MauriceDuverger has made a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and mechanical effectiveness of single-member-district plurality system on the number of relevant parliamentary parties.See 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London:Lowe & Brydone Ltd,1964),pp.224-226. ⑥采用Markku Laakso和Rein Taagepera对政党数目的计算公式，用1除以政党席次率的平方和，即Ns=1/∑vs[2])。参见Markku Laakso and Rein Taagepera,"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12,No.12(1979),pp.3-27. ⑦林冈，《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149页。 ⑧包括台北市人口。 ⑨http://esc.ncc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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