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至清初的人口过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试论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提出“1754年前后，中国人口已达到临界点（危机点）”①，意即自此之后，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负载力。中国人口的增长果真是到18世纪中叶才达到临界点吗？自公元二年首次有明确人口数记载至1754年间的一千七百多年中国有无过剩人口问题？笔者不揣昌昧，以此为题，意在抛砖引玉。
一、
有无人口过剩并不是以人口多寡为衡量标准，而是指人口数量是否超过了特定地区特定时间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容纳的人口容量，倘若实际存在的人口数量超过了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特定社会经济生产力特定人口消费水平下所能够容纳的人口容量就是人口过剩量。人口容量可以量化、量测。只要将土地、水资源、草场、矿产和生物、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和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素质作为食物能量生产的基础，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人口容量增减的支撑──变量，把人均消费水平和社会分配机制作为变量系数来计算，则人口容量是可以用公式来计算的，即可设定该公式为：
其中，P为人口容量(Population)，R为资源条件(Resource)，E为经济水平(Economy)，m为容量消费水平(maintenance)，p为社会财富分配比例(percentage)。从式中可见，人口容量是个动态变量，自然资源相对于农耕社会（土地、水）和工业社会（矿产、生物、海洋资源）具有不同的意义，经济水平高低及时序波动最直接支撑着人口量的波动，资源、经济相对稳定时，人口容量消费水平高则人口容纳量少，消费低则容纳量大，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分配比例机制合理则人口容量大，社会分配比例失调则出现相对人口过剩。于是，衡量人口过剩与否可将上述公式转换为：
有人将人均360斤年消费食粮作为维生最低标准，若以此为标准，那么，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财富分配比例机制健全合理时人均消费量为360斤，则此时经济水平与人口量之比已处于临界点，若低于360斤，则人口量已超过经济承载力，即出现过剩人口。问题是，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可能实行有计划的调控，其调节是自发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铺张浪费又是必然的，要准确测算就变得非常困难，即使用最先进的计算机，也只能算出人均食物能消耗量的大约数，难以用精确的数量表示。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人口问题，还存在着历代人口统计区域（历朝疆域大小不同）和统计口径（历朝只统计户籍人口，不甚准确）不同而出现的人口数量变化曲线不准确，粮食总产量也是一个大约数，更多的只能靠估算。如此看来，维生水准不好测定，人口量与食粮总量又不准确，岂不难以说明人口过剩问题？的确，如果一味地要求用一个量化的数字来说明，是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运用现代某些人口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结合中国人口史发展的一些最显著特征来考察，则汉至清初的人口数量在某些时候是否存在相对过剩是可以测定和推断的。
二、
纵观中国人口发展，自有明确的人口记载至1754年的一千七百多年间，中国人口增长曾有过超越经济承载力而造成悲惨局面的时候，其证据如下所证：
第一，西汉至清之间几次人口增减大波动，表面看来是兴衰丧乱所致，实质上是人口增长超越经济承载力造成的人间惨剧。
从统计资料看（虽然历代人口统计只计与征收赋税有关的那部分人口，不是全部人口数，统计数字不是很准确，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和宏观整体看，这些统计数字同样能说明这一千七百年间的人口大波动），公元2年，人口有59,594,978人，经过公元17年以后长达10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到公元57年，减少到21,007,820人；公元157年人口有5648.6万人，经过184年至280年的黄巾大起义和三国混战，人口仅剩下1616万人；隋末农民大起义及此后的战乱使人口由609年的4601.9万降到620年的1千万；“安史之乱”使盛唐的人口由755年的5291.9万降到760年的1699万；北宋中期（1109年）4673万男丁，经1127年的“靖康之乱”到1159年检视户籍时，仅剩下1684万；有明一代，人口一直保持于五六千万之间，明季丧乱之后，仅剩1403.3万人（1655年）。
人们解释这六个时期的人口增减（虽然说统计数字不是很精确，但都承认增减的确存在），都说历代王朝兴盛与丧乱所致，是乱导致人口下降。用兴乱来说明人口增减是最简单最不费力的一种方法，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周期性的人口波动。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人口总和与社会经济承载力比例失调所致。某一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创造的食物能实际上有一个最高限额，因为土地开垦与利用、作物品种与产量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现有度决定了食物量有一个最高限度，在这一限额之下，生产性人口与非生产性人口比例的变化，尤其是在各种社会弊端的冲击下，造成一种人口量超过社会经济总供给量的超负荷状态。
考察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承载力之间的关系，要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生产量决定了该社会的人口规模，而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剩余劳动提供量则决定了该社会科学文化繁荣和其它非生产性活动人口的最高境界。中国历代王朝的生产力水平都处于农耕文明时代，农业生产成为一个提供食物能的最主要部门，其它部门诸如手工业、商业和社会科学文化事业，以及行政官僚机构等非生产性部门的发展程度，便取决于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量。然而，农民生产的各种产品有一个有限的量，这个总量必须减去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储备，才能以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受征发或受雇于国家及各级官僚机构、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的总量不等于社会总的需求量，农民所能提供的剩余量也不等于国家机关和官僚地主等食利者阶层所要的消费量。当农民生产量能满足社会总量时，社会再生产较大幅度发展，人口再生产加速，当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量不足以支付食利阶层的消费量，食利阶层依靠暴力来榨取和掠夺时，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导致社会动乱以致战事连绵，动乱与战争又加重了对再生产过程的破坏，人口再生产停顿直至人口数量急剧锐减。由此可见，社会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过程并不仅仅决定于人与食物的生产与消费循环，它还决定于消费的分配比例是否合理。
具体分析明末清初以前的六次人口增减波动期，有四次是由激烈的社会经济矛盾所引发（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只有安史之乱、靖康之乱没有十分激烈的经济矛盾。因此，解释周期性人口波动，安史、靖康之乱以动乱来说明人口增减尚可说得过去，其余四次均为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承载力在分配不均的冲击下造成严重比例失调所致。
西汉末期，“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再，役百乾溪，费疑骊山，靡敝天下，……百姓财竭力尽，……流散冗食，饿死于道，以百万数。”②东汉末年，“人弃农桑，疲苦徭役”③，“兵役连年，死亡流离”④形成“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⑤的三空惨状，在自然灾害的冲击下，冀州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豫州饥饿而死者十有四五，“至有灭户者”⑥隋末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大修运河，又连续三次攻打高丽，结果造成民工“死者什三四”，“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过早地打破了平衡。明从万历至崇祯的70多年间，灾荒频仍，被灾面积几遍全国，在浙江、山东、陕西、江南、京畿等地，出现“人相食”的惨状，陕北灾民“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⑦，最终爆发提出“均田免粮”的李自成农民起义。
两汉隋唐诸朝，当新政权刚建立之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猛增，但在每一个朝代，国家机构、官僚贵族和地方阶级随着新政权的巩固，必然伴随着官吏人数不断增多，食利阶层人数急剧增长之势，如有明一朝，明太祖生24子，至十六世纪中叶，宗亲星布海内，“玉牒几十万口”⑧为维持如此宠大的机构和冗员，必然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最终严重超过了剩余劳动提供量，农民往往无法维持萎缩再生产和自己一家的生计，有时在自然灾害的冲击下，进而背井离乡、铤而走险，最终起义。暴动与镇压、战乱与厮杀，不仅加剧了对再生产过程的破坏，而且加速了人口的锐减，死于战乱与战场者无数，饥馑又造成了尸骸遍野，瘟神也夺走成千百万人的生命。如此人口增减的周期性波动，仿佛仅仅是剥削轻重问题，是兴乱问题，实质上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封建王朝的生产方式中，自然所能提供予人类的食物总量在分配不均的冲击下已远远满足不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人口比例失重情况下对食物总的需求量，同时也是在相当程度上人口总量对食物需求量超出了实际生产量、人口增长超出了当时生产力，生产方式条件下自然环境的最高人口容量的一种表现。
第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收益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的投入，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是土地。剑桥学派的埃德温·坎南提出的适度人口理论认为，在任何的一定历史时期，其他条件不变，随着劳动力的投入增加，收益会按比例递增，但当劳动力增加到一定点──最大收益点时，劳动力再增加投入收益也不再增加。与最大收益点相适应的人口数量是一个社会最合适的人口数量。但当劳动力增加超过这个最大收益点时，收益反而会按比例减少，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中国农业史表明，两千多年来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到几乎近于停滞，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一直存在。如此停滞性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产工具停滞不前。战国时代我国已有牛耕、铁犁等铁制工具，此后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到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为止，各式农具都已具备，以后的农学著作如王祯之《农书》(1313)、徐光启之《农政全书》（1628年）、鄂尔泰之《授时通考》（1742年）比陆之农学著作高明不到哪里去，书中所记各类农具清单几乎一致，既无增加，亦无改进。
其次，耕作方法长期不变。从《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农学篇中可看到，诸如掌握时令、辨别土壤、平整土地、密植套种、施肥保墒、中耕除草、筑坎造沟、防治病虫害等农业生产技术已形成，系统完整的作物栽培学已在战国时代自成体系，农业经营已丛粗放式变为劳动力密集型的精耕细作，集约化已达到较高水平。此后，耕作技术难有改进，偶有点滴改良，亦不足以影响全局。生产的增长，完全靠高资本、多劳力投入来获得。
再次，单位亩产增加少，劳动力年均产粮在下降。战国中晚期，粮食亩产已达216斤，清中期达367斤，但这已是传统农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单位亩产量。劳动力年均产粮在战国中晚期达3318市斤，唐时达历史最高水平，为4524斤，明在4027斤，清降为2262斤。
农业技术停滞不前、单位亩产量微弱上升，劳动力年均产粮下降正好说明了中国人口从战国经唐到明末清初，早已过了劳动力增加与最大收益点相平衡的最合适的人口数量。从战国至明清，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生产总量的增加主要靠扩大耕地面积来获得，以致无论是平原还是丘陵山地，是沃野还是贫瘠山川都加以开发，单位亩产微弱上升，劳动力年均产粮在唐之后反而大大下降，这正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在当时小农生产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已临近于自然环境的最高人口容量的一种表现。
第三，纵观汉至明清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口迁徙在清之前有一最显著特征，那就是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北向南，至清之前，有些朝代虽鼓励向边远省区移民，但迁徙者极少。而在由北向南的人口流动过程中，有两次人口大迁徙，一次是西晋末年开始的北方士族和平民百姓纷纷南移。安史之乱后，又有大量人口南迁。靖康之乱，宋室南渡，北方士民又大批南移，迁居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成为继西晋末年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为什么会造成大量的人口南迁呢？
究其原因：一是战乱，是黄河流域的战乱造成大量人口南迁；
二是黄河、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变迁。据研究，早期黄河流域地面水和地下水资源丰富，中下游地区森林密布、湖泊众多，气候较之今天温暖湿润⑨，低温与干旱威胁较轻，再加上黄土的特有疏松质性，易于农耕，成为早期的人口重心。相形之下，长江流域当时过于炎热，不少地区覆盖着大片的原始热带森林，平原地区湖泊多、沼泽也四布，再加上红粘土质多，原始工具不易开垦，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然而，自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这种变化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有剧变，也有缓慢的渐变，如此变化，不仅影响经济，更直接汲及人口增减。从历史上看，影响人口增减与经济发展的当首推气候。据竺可桢研究，近两千年来，我国气候的总趋势是逐渐变冷的⑩。由于气候变冷，雨带南移，北方黄河流域雨水减少，南方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气候由过分炎热潮湿转为夏季炎热春夏雨水较为集中这样一种更适于农业开发的气候环境，农业发展带动了人口增殖。反之，黄河流域气候渐趋寒冷，水资源因雨带南移而大为减少，气候变得干燥，只适宜旱地作物耕种，常常还受到干旱的威胁，加上黄土地经过长期开发，森林减少，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水利灌溉日益困难，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双重压迫，造成黄河流域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量日益萎缩。
于是，综合上述两大原因来分析，黄河流域这一早生文化区域在封建生产方式下特定生产力水平上在自然环境变迁和战乱的压迫下，它已无力再容纳更多的人口。要么死亡，要么起而反抗，要么等死，要么迁徙，以致形成晋末及致明清的中国人口由北往南的不断迁徙，这正是早生文化区域有了人口压力的一种表现。
从宋朝起，移民潮中就有向海外移民者，明代向海外移民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多得多，这些移民大都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人，多因国内生计艰难而移往海外，因政治原因离国的所占比例不大，迁徙地以南洋为主，1405年至1432年郑和七次下西洋，象占城、真腊、满刺加等地华侨在这些地区已有很大势力。
宋元明清朝，南方各地战乱较少，自然环境亦无变迁，人口为什么还会大量外迁？究其由，还是长江流域、两广、闽浙等次生文化区域在历经一定时期开发与发展后在当时特定生产力水平特定封建生产方式下人口又有了压力。它不仅与人口压力有关，而正是相对人口过剩的一种表现。
第四，中国人口增长的超负荷状态，历史上清醒的思想家们早已有了清醒的呐喊。这是中国人口总量在历史上已超负荷的最直接的证据。
率先提出改革的商鞅，框算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为“地方百里者”，“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五万”(11)《管子》强调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军与民的比例。城市人口多，农村人口少，“其野不足以养其民”，“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12)。韩非直接认为当时人口太多了，“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13)。初唐王梵志，有感于人口增长过速，后对多生多养，主张优生，“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木。生儿不用多，了事（能干）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14)。白居易提出人口与土地应保持均衡，“生业相固，食力相济”(15)。
两宋时，人口继续增长，人地矛盾十分尖锐。北宋李觏认为，“生民之道食为大”(16)，土地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均田”、“平土”。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无职业或不正当职业的过剩人口，即所谓冗者。“冗者，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僧尼道士、郡县冗吏、巫医卜相、倡优声伎“肩相摩，毂相击”，“其徒亡数，形成大量过剩人口，“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造受之寒。而不耕者凡几夫？不织者凡几女？奈何民不饥且寒也？”(17)反映了北宋建立之后不久的严酷的客观现实。北宋大文豪苏轼认为，人口分布不均，人口与土地的对比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聚则争于不足之中散则弃于有余之外。”“天下之民转徙无常”，“侧肩蹑踵以争寻常，挈妻贞子以分升合，虽有丰年而民无余蓄，一遇水旱，则弱者转于沟壑，而强者聚为盗贼”(18)。南宋叶适惊呼闽浙地区人口之众，地狭人众“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19)。
元末明初刘基认识到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问题，“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20)。抨击元末激烈的社会矛盾。有明一代，据今人研究，至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一亿数千万，人口压力大涨，张居正迫于尖锐的人口经济问题，推行清丈土地、一条鞭法等措施，对缓和明代后期的人口经济矛盾起了一定作用。冯梦龙对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提出“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21)徐光启依明朝皇室宗亲的人口增长情况提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22)。宋应星说：“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池之鱼耳”(23)。人口增长，生活资料不足，又朝廷官吏苛征暴敛，地主豪绅多方盘剥。
清兵入关之后，采取垦荒、减赋等措施，生产发展，人口急剧增长，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何日瞻给。偶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24)，雍正二年，他又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25)。人口增长与土地的矛盾已充分显现，步入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更为激烈矛盾的时代。
三、
综上分析，所谓人口过剩，是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而言的人口过剩，考虑的基本点是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总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多寡。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时所指出，不同生产方式有不同性质和特点的过剩人口及其规律，“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26)，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过剩，是相对于农业社会经济的承载力而言的，它是一种相对人口过剩，而非绝对人口过剩。汉至清初人口过剩状态的存在，是相对于下述三点而言的：
第一，汉至清初处于农耕文明时代，人口过剩是相对于农耕时代土地与水资源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所能创造的食物总量不足以供给所有人口消费，不能用工业时代的水平或用今天的水平去套用或否认农耕社会的人口过剩状态；
第二，汉至清初人口超过土地所能生产的食物承载力是相对于人类经常活动的区域而言，不能说当时尚有其它地区未开垦而否认人口过剩，正如我们今天不能说世界上还有许多地区未开垦而否认人口压力一样；
第三，汉至清初人口超过社会经济承载力而出现相对人口过剩是相对于封建生产方式而言，是封建制度特别是在中国历代王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地主阶级沉重压力下严重的分配不均而出现的人口过剩状态。
因此，汉至清初的人口过剩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汉至清初的人口过剩更多的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分配机制失调所致，它是封建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人口过剩状态；
第二，汉至清初的人口过剩从其波动变化看，不是长期的超越社会经济承载力，而是时重时轻，时有时无，其过剩状态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部问题，不象乾隆之后带有普遍性的人口过剩问题；
第三，清乾隆以来的人口超饱和状态并非突然迸发，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历史的人口增长惯性，有其经济增长长期赶不上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注释：
①何清lián：《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②《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③《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④《后汉书》卷六，《质帝纪》。
⑤《后汉书》卷六六，《陈藩传》。
⑥《后汉书》卷七，《恒帝纪》。
⑦《明季北略》卷五。
⑧陆辑《蒹葭堂杂著摘抄》。
⑨参郭豫庆：《黄河流域地理变迁之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一期。
⑩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11)《商君书·lài民》。
(12)《管子·八观》。
(13)《韩非子·五蠹》。
(14)《王梵志诗校辑》卷六，《大皮裹大树》，《王梵志诗校辑》卷五，《于时未与死》。
(15)《策林三·议井田阡陌》。《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七。
(16)《平土书》，《李觏集》卷十九。
(17)《富国策第四》，《李觏集》卷十六。
(18)《苏东坡应诏集·策别十四》。
(19)《叶适集·民事中》，中华书局1961年版。
(20)《郁离子·天地之盗》，《诚意伯文集》卷三。
(21)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
(22)《玄扈先生井田考》，《农政全书》卷四。
(23)《野议·民财议》，《宋应星伕著四种》。
(24)(25)《授时通考》卷四十八。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