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宇[1]2017年在《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文中认为正如欧洲叁大汉学家之首的荷兰着名汉学家施舟人所说,“中国文化意义重大,不能被中国人独享”,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应该让世界读者共同分享。纵观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并未占据强有力的位置。究其原因,这种现状的形成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异质文化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起巨大波澜。从汉语到域外语言,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跨越了文化的边界,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虽然葛浩文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翻译观也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鉴于国内传统翻译界和比较文学视域下新兴的译介学在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定论,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对葛氏翻译甚为极端的负面评价。但正是由于葛浩文长期以来对莫言小说不断翻译和推介才使其作品受到西方国家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使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翻译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更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理念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叁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此得来。这篇文章也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本的学科框架,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自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1990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culture: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进入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尽管比较滞后,近些年,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中国译介学的建立与传统翻译理论虽然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但在21世纪初,通过西方的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中国翻译研究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转向。译介学最初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媒介学中分支出来,目前则主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国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以及中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的学术着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西向东发展的脉络得到充分显现,这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并占据重要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取得成功的典范,莫言小说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国外批评家从政治层面的批判到对文本特色的赞扬的转变,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1987)和《檀香刑》(2008),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莫言早期和近年创作的最高水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但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通过文化翻译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迫切性。莫言小说英语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奠基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对中国现代作家萧红作品的译介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文学英译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翻译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不但保持了一致的翻译风格,而且还撰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通过整理这些文章将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予以总结,可以归结为:忠实原则、读者意识和创造性叛逆。对葛浩文翻译观的梳理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新的启迪。在当前中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状态下,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进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意义重大。以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为个案,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的特点、翻译策略与技巧和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影响下其译作封面的文化因素能够充分论证小说文类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空间,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到底应该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显然,只有译作具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喜好的母语表达,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有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从歌德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文学只有进入到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重新定义的“自由阅读与流通”的概念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才能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华语语系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来厘清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摆脱以语言转换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的思想局限。建立对于中国文学外国译者的鼓励机制,通过增加翻译奖项的颁发、增进国外译者与中国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完善针对外国译者开展的项目资金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更多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完成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伟大复兴。
曾文雄[2]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研究说明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陈玉萍[3]2003年在《论中国翻译理论之重建原则》文中提出通过对中国翻译理论特点的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翻译理论本身存在着很多矛盾和局限，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一理论未能正确看待语言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因此，为了重建中国翻译理论就有必要正确认识语言，作者从阐释学的角度论证了这一点。另外，作者认为，为了重建中国翻译理论，有必要向西方翻译理论学习，并从为什么要向西方翻译理论学习及如何学习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在这一部分里，作者介绍了叁个人----Even-Zohar，Venuti，和Campos的翻译理论，从而得出结论----重建中国翻译理论的原则是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最后，作者用这一理论原则分析了如何对待读者反应的问题及这一问题引发的翻译策略之争----异化和归化。
费小平[4]2004年在《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系后结构研究视角，通过研读大量的第一手英文文献并兼涉部分中文文献，清理贯穿于翻译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权力层面，对中西语境中的翻译政治进行溯源追踪和学理讨论。 本论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翻译的政治问题检讨：第二章翻译中的性别政治：第叁章翻译的暴力政治与后殖民批评；第四章结语：重建翻译诗学。显然，第一章与第四章属于宏观研究，第二章与第叁章属于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宏观与微观二者之结合是本论文的特色，它们建构了互为犄角的逻辑关系。 第一章“翻译的政治问题检讨”首先简要论述了本课题建构的缘由、背景，然后考察“政治”概念在中西语境里的内涵与外延，在此基础上付诸大量篇幅讨论中西语境里翻译政治的渊源与形成问题及其研究对象，最后对整部论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进行界说。 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忠实对等论”建立在一个经验一唯心主义的框架内——一个以天真的“语言再现论”为基石的所谓“人文主义事业”之上。它有诸多不足，不利于翻译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挖掘。其实从解构主义视角来看，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本原”，即便有所谓“本原”也包含多种异质成分，并非什么纯粹的、统一的意义之源或历史(德里达语)。若据此去追寻译本之充分再现，则会陷入“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同时还有碍人们去关注翻译中隐性存在着的不对称权力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文化研究”学科和70年代初诞生的以文化范式为特征的，以荷兰学者杰姆斯·霍尔姆斯，比利时裔学者安德列·勒菲费尔，以色列学者吉登·图里、伊汉一佐哈，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式奥·赫曼斯等为魁首的“翻译研究”学科为我们提供了拯救传统“忠实对等论”的学理途径。他们一致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主观裁决的过程，不是直接的文字转换过程。翻译研究只有通过对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及译文本身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准确掌握译者在进行主观裁决时的种种考虑、译出语与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准则、译本在译入语文化文学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的作用，等。这一切在90年代的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印度裔美国学者伽亚特里·斯皮瓦克、印度学者特贾J斯维莉·妮南贾娜、加拿大学者谢莉·西蒙等人手中得以深层次的讨论。他们逐一涉及到了翻译中的性别、暴力、文化身份塑造等问题，而这些正是后现代语境下的热点问题意识—“翻译的政治”。它“拷问”了翻译所透视出的复杂权力关系网。 翻译的政治里的“政治”是中西语境里与生俱来的概念，指权力层面。翻译的政治就理所当然地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性别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客观因素则包含媒体、出版者、期刊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译者对原作施加的暴力、挪用等方面。它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 《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5中n峨岁刀t)的翻译—这里，官方赞助人及译者的专业能力直接左右着译作的成功。尔后，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后期杰罗姆的《圣经》翻译、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17世纪英国批评家约翰·德莱顿的“拟译论”和18世纪皇室支持下的俄国翻译实践均承继着这一切。不过，真正开始对其进行学理探讨却发生于充满喧嚣与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沃纳·温特于1961年发表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可看以是这一时期的先河之作。它着重讨论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翻译活动中的种种“教务管束”及其通过将非洲、亚洲国家文学译成俄语来博得这些国家友善的险恶政治用心。1971年，法国思想家福柯推出的《话语的秩序》是后现代语境下隐性讨论翻译政治的划时代文献，于1981年被译为英文，题目为乃eOI幻七r.。厂刀咕即一。他虽然没有正面讨论翻译政治，但对于主体性断裂的论述却暗示了一个进入翻译政治的基本途径。福柯通过“断裂”敲击并取销瞬间和主体，开启了一个使瞬间从固定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缝隙，使我们能进入那个充满纷纭与不确定的“痕迹之网”。这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历史观—通过断裂的缝隙使过去、现在、将来叁者之间发生联系，拆散了线性的时间秩序，话语的不透明性因此呈现。我们因此面对着主体的非整合状态，从而面对着话语与翻译的政治。玛丽娅·妮塔·多伦与玛丽莲.伽迪斯.罗斯二位女士于1981年合作发表的《翻译的经济与政治》一文特别考察了翻译出版市场的政治。美国学者马丁·杰伊在论文集《永久的放逐》中设置“翻译的政治:西格弗里特·克拉考尔与本雅明论布伯一罗森茨威格的圣经译本”专章。进入90年代，翻译政治的讨论迈向成熟阶段。比利时裔美国学者勒菲费尔于1992年提出了“改写”式翻译为政治一权力服务的观点。1993年，印度裔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局外的教学机器》一书里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es ofTrans一ation’)命题，并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叁维空间中予以考察。她从福柯所批驳的不可靠的起点入手来?
韩振宇[5]2006年在《试论翻译的社会功能》文中指出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活动,其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翻译活动之日起,人们就从未中断过对翻译的探索。时至今日,在“翻译究竟是什么”这个翻译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上,人们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本文详细地梳理了翻译的语言观、翻译的文艺观和翻译的文化观在翻译本质问题上的认识,探讨了每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和不足。翻译语言观和翻译文艺观的理论研究都是以原文为中心的。人们一直孜孜以求的是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强调“等值”或“等效”转换。翻译的文化观,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之后,认为翻译是译语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给翻译研究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本文认为有必要把翻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研究。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想象,人们对其社会性本质认识还很少。和翻译活动紧密相关的语言、文化、文艺都具有社会属性,这预示着翻译的社会性研究将大有作为。本文从语言、文化和文艺的社会属性入手全面认识翻译的社会性本质。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翻译活动以来,翻译活动始终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翻译活动不仅是与社会有联系,而且是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对翻译观念和实践的制约与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翻译活动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同时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翻译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占有显要的位置,经常完成重要的社会功能。翻译的社会功能体现着翻译的价值取向,翻译的价值服从于翻译的社会功能。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方法也是和翻译的社会功能紧密相联的。翻译的社会需求决定着翻译的目的。可以说,翻译的社会功能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和全面地反映翻译活动,树立正确的翻译观。翻译的社会交往功能的体现就在于,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充当信息的载体和其传播的中介。信息的传播拓展了民族和时代的社会实践范围,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精神交往。翻译的社会交往功能的发挥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发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民族语仍然是世界上各个民族互相交际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或传媒。翻译的文化传播和载蓄功能主要指文化因子的传播和载蓄。翻译是文化发展重要的外在动力。译者肩负着如实介绍,彰显文化间差异,并推动文化发展更替的责任。“和而不同”的翻译往往会激发起人们对更多知识和信息的追求和无穷的创造力。面
张瑜[6]2013年在《翻译的修辞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与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之后,出现泛文化现象,远离了文本和语言。泛文化潮流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但也让翻译研究淹没于其中。我们认为,因为翻译学与修辞学都是研究言语交际行为的综合性学科,具有许多共性和交叉点,所以翻译研究和实践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从而弥补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只关注文本内部的误区和解构主义只关注文本外部的误区,使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胡塞尔、伽达默尔、巴赫金、哈贝马斯、福柯、伯克、布斯等哲学家、思想家、修辞学家、文学评论家的重要学说对人文、社会科学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它们不仅被当代修辞学吸收为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巨大的指导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新修辞学运动。哲学家们发现,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修辞与思想共生,知识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修辞现象无所不在——修辞不仅蕴藏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而且组织和规范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所以,修辞绝不局限于修饰技巧,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人是修辞动物。修辞哲学家肯尼思·伯克对西方修辞学的复兴的贡献巨大,他的主要修辞思想有：(1)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诱发同一、达到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认同”、即“同一”。(2)各种话语形式的背后皆有其动机。一切话语都带有“说服动机”,亦即都具有修辞性。语言是象征行动,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了现实。(3)伯克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伯克认为,整个人类行为是戏剧。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演员,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象征意义。他用“戏剧主义”来论述人类动机。戏剧的五个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动”(act)、“场景/情势”(scene)、“演员／行动者”(agent)、“道具／手段”(agency)、“目的”(purpose),它们的互动构建了话语的不同动机、观点、态度、价值观等。由此可见,修辞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它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修辞活动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行动者(修辞表达者和接受者)、修辞目的、修辞方式、修辞情境及修辞效果。如果我们从修辞学的视角看翻译活动,可以得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涉及到很多因素：译者既是原文的修辞接受者,又是译文的修辞表达者；译者必须考虑“为何译”(翻译目的,即修辞动机)、“译什么”(原文文本,即修辞文本)、“如何译”(翻译策略,即修辞方式)、向谁译(译文读者,即受众)、语境(原文和译文的修辞情境),翻译效果(译文话语的修辞效果)。因为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语境,叁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西方修辞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从理论上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过程的实质,深化对翻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活动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有助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作出综合的考量和调整,也有助于翻译批评者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除了西方修辞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实质,当代汉语修辞学同样对翻译研究极有价值。当代汉语修辞学正在进行着从狭义修辞学向广义修辞学的转型。广义修辞学是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包括3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从广义修辞学视域看,文学文本的本身交织着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叁重话语,所以蕴涵了语言层面与文化层面两方面。因此,译者如果能够运用广义修辞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即从话语建构开始,逐层向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延伸,就能拓展阐释深度,更深入地理解原作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然后选择准确的翻译策略和贴切的译语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广义的修辞分析方法能为翻译批评家提供一种新的评价译文方法,并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多年来,关于翻译与修辞的比较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就研究成果而言,论文多而论着少,具体语言层面的比较多而理论思辨层面的探讨少。本论文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从修辞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理论探索。论文借鉴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进行跨学科的吸融性研究；在阐述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共性与特性的过程中,注意语言层而与文化层而相结合和微观的具体文本研究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因此,本论文从修辞学视角研究翻译,深化了翻译活动的实质,使翻译研究做到语言层而和文化层而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王娟[7]2010年在《理论旅行：吸收与变异》文中认为从不同角度对主体性哲学展开批判是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由于社会、历史、学术的原因,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有吸收、也有变异。本文从梳理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几个主要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入手,探讨吸收、变异形成的原因,分析、批判这些流派的主体性批判思想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吸收、变异的现象,以使对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发展有所裨益。本文共11万余字,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课题的由来、课题史回顾、研究目的、方法及步骤。第二章主要分析、评价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涉及的历史背景、具体表现、对翻译研究的推动及其局限性。这一章主要采用的是对文献梳理分析的方法,涉及:1)现代哲学阐释学;2)解构主义;3)翻译研究文化转向;4)后殖民主义;5)后现代女性主义。之所以选取这五个流派的翻译研究,因为它们是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几个主要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这些理论虽已经反复探讨,但是其中所体现的对主体性哲学思想的批判这一方面,并未受到更多关注,却是理解这些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本质的一个必要途径。第叁章分析主要有叁种因素影响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接受:一是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等因素,国内翻译研究缺乏西方那样对理性的推崇传统,近代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动荡、汉字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特点,是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主体性批判思想的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主体(性)概念的译介。分析了主体性概念的译介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及主体(性)概念在译介过程中的意义流变对于本文所关心的理论旅行现象的影响。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对于主体(性)的理解也显然受到了主体性理论旅行所带来的意义流变的影响,从而构成了一种“先见”,影响了对于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批判思想的接受。叁是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特点,分析了国内学科建设过程中的权力影响及其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对翻译学科发展的影响、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接受所产生的作用。第四章主要是分析、批判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接受情况。这一章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借鉴与吸收,包括两点,分别是对传统忠实翻译观的反思;从一元到多元角度的转变。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对忠实于原文十分推崇。这种对忠实的追求并不现实。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忠实翻译观遭到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的强烈质疑、批判乃至全盘的否定。这种批判由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借鉴而显得更有理论性、系统性。论者们运用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证其不切实际性。而在传统的翻译评论和研究中,单一的视角占据主流地位,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元视角,即一般只以忠实与否来评判译本的好坏。相比较而言,新的翻译批评和研究则不再拘泥于“技”的层面,呈现出多元的角度,视野扩大,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因素被考虑进来。第二部分是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变异与否定,包括四点,分别是:1、重视结论轻视论证。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对传统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时,并不是直接加以否定,而是有一系列的论证,来证明传统忠实观的谬误。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则不太重视论证过程;2、重视反叛性轻视肯定性。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在对主体性哲学进行批判、否定时,也有其肯定性的一面。各个流派并非是完全的解构、摧毁一切,将世界描绘成一片灰色,也有希望所在。这种肯定性程度不同,表现也各异,是构成流派之间、不同论者之间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比较重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对传统的否定、反叛的一面。例如借用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一些概念,偏见/前见、视域融合、延异等,通过突出这些概念中否定部分的含义来强调对翻译忠实观的否定,对原作误读现象存在的合理等。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肯定性的一面则较为忽视或避而不谈,这或许是因为主体性讨论存在自己的问题域和关心焦点,所以在对于西方翻译研究的借鉴、吸收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原意;3、批判的立场与标准:固守边缘还是走向中心。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都对传统进行了批判,但批判的目的不同。在对传统主体性哲学及基于其上的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时,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多是固守边缘的立场,试图将边缘群体的经验纳入知识生产,但不是要取代主流知识生产方式。而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对传统的这种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更多地被运用成一种走向翻译研究场域中心的策略。很多论者希望其能够帮助扫清不利于翻译研究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成为更为理想、更为完善的中心;4、对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两种态度。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从不触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却常常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第叁部分是吸收、变异的利与弊。主要是:一些问题得到了重新认识,如翻译中的忠实、译者的作用、翻译研究的价值等问题,革新了翻译研究,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建设;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忠实观的反叛越来越突出,导致了意义虚无主义蔓延,等等。第五章是结语,即本文的简略概括,总结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理论旅行过程,以及理论旅行过程中的吸收和变异及其批判,并对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应该在批判和反思西方理论的前提下,既要“有容乃大”,更要植根本土。
曾祥宏[8]2013年在《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文中研究指明把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一个创新的话题。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再现问题，历史悠久，与文学翻译伴随始终。有文学翻译，就会有文学性再现问题。把文学性作为概念和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是文学文本区别于其它文本的东西。文学性的阐释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建构起自己的意义,在不断的扩展与外延中丰富自己的内涵，它受到意识形态、历史背景、言语交际、读者反应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从基本的意义传递要上升到文学性的建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审视中西诗学规范的差异，明确译文的诗学取向，综合运用翻译策略，发挥译入语优势，确保译文文学性的传递和再创造。文学性内涵丰富，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有语言层面、修辞层面及文体层面因素；从语境、作者、读者角度看，有风格层面、文化层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在整个翻译活动和过程中，不管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原文的语言转换，以及用译文对原文进行阐释、表达和创造，都离不开翻译的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主体性体现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从原文的选择，译前准备，到原文的细读、理解，再到翻译策略的决定，对文本审美意蕴的再现，等等，都以译者为中心，通过译者对大环境的判断、文化价值的取向、意识形态的态度、翻译理念的渗透和实践，实现对原文意义的、形式的、非形式的、文化的、审美的价值再现，具体表现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翻译思想、个人性情和风格等等多个方面贯穿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译作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文学翻译的非常重要的两大因素。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能从这两个因素来分析其翻译结果的不同。这两个因素发挥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效果的好坏。译作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两者相铺相成、相得益彰。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质量。再现原作的文学性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同时对文学性的再现也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手段，反之亦然。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和译文文学性再现完美结合的成果。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发挥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和状态，这种互动相随的关系体现在多个维度和层面。基于对此的理解和假设，本论文从实践出发，以实例来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李霁野、祝庆英、黄源深叁个《简·爱》译本文学性的再现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论证二者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从语言修辞、文体风格、文化意蕴、审美意境等方面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从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翻译思想、审美取向、个人风格、语言特征等方面的实例，论证译者主体性发挥对文学性再现的影响和作用。从叁个《简·爱》译本在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比较，我们发现，总的来说，李霁野先生的译本在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上更弱、范围上要更小，祝庆英女士的译本处于居中，黄源深先生的译本则最为充分地实现了主体性的发挥。在文学性的再现上，与主体性发挥的大小是一致：李译本略少，祝译本居中，黄译本最多，效果最好。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紧密的正面联系。文学性的再现，是靠译者发挥主体性的程度来决定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得越好，文学性的再现则越丰满。本论文的目的和研究意义有：第一，梳理和评价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讨论以及文学性再现的性质和表现的内容；第二，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的作用；第叁，把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相联系，探讨二者之于文学翻译的影响；第四，系统地比较和分析叁个不同时代的《简爱》译本中文学性再现和主体性发挥；第五，依据本个案研究，对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关系进行理论总结，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第六，引起译者的注意，从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和实现文学性再现的角度提高翻译质量，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既要注意传达文本的意义，也要注重呈现其文学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增强译本的文学性品质。
胡妤[9]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王惠萍[10]2014年在《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皮姆的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模式作为基础。皮姆认为翻译史的相关研究环节是以译者开始和结束的，从而将翻译史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译者主体身上。译者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本论文采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依照罗宾逊对“后殖民”第叁阶段的定义，“后殖民”是二十世纪末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看法，时间跨度为所有的人类历史。后殖民翻译理论对于文化身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影响其译介活动的；（2）译者的译介活动是如何塑造本土以及异域的文化身份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包括：（1）揭示译者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戴乃迭的文化身份具有特殊性，既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受到其女性文化身份的影响，从而对其译介活动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2）展现译者译介活动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作用。本研究考察戴乃迭在译介中国文学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译介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以探讨戴乃迭的译介活动对构建中国民族形象的作用；（3）剖析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并给出相关建议。本研究借助对戴乃迭这一译者及其他相关译者的考察，以揭示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对外译介情况，及制约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种种权力因素，并希望给出相关的建议和看法。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运用。一方面，本论文采用语料库实证分析方法，对《边城》四个英译本翻译语料库进行检索，给出文本分析数据，由此展示戴乃迭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例证、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法，结合不同译本中具体的翻译实例，从微观层面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并分析对比不同译本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最后归纳出制约译者译介活动的因素和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在研究的时间维度方面，本论文同时运用历时与共时研究方法。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历时研究，具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城》四个英译本的比较，其二是戴乃迭译介生涯不同时期的代表译作比较；另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共时研究，对形成于同一时期的《沉重的翅膀》的戴乃迭译本与葛浩文译本进行比较。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后殖民视角考察了权力因素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具体为：其一，从宏观角度看，戴乃迭具备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杂合性、协商性和流动性的特点。（1）杂合性。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使她既能充分理解原作的精神，在翻译时尽力传递原作的风味，同时又能关注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2）协商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受制于翻译活动所处的特定时代，处于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之下，其特定的文化身份是特定时期和语境下种种矛盾和冲突协商的产物。（3）流动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随着其文化身份的流动而出现变化，其后期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顺利沟通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其二，从微观角度看，戴乃迭又具备女性文化身份。在译介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戴乃迭充分关注了中国女性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翻译时在尊重原文内容和精神的基础上，采取相对温和的变通手段，以提升译文的女性主体意识，强化作品的女性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D]. 孙宇. 吉林大学. 2017
[2].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论中国翻译理论之重建原则[D]. 陈玉萍. 广西大学. 2003
[4]. 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D]. 费小平. 四川大学. 2004
[5]. 试论翻译的社会功能[D]. 韩振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6]. 翻译的修辞学研究[D]. 张瑜.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7]. 理论旅行：吸收与变异[D]. 王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8]. 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D]. 曾祥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9]. 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D]. 胡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10].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D]. 王惠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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