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逻辑 特征及未来走向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姚 松，曹远航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 教育精准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在深入推进改革事业、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X轴)—教育精准扶贫领域(Y轴)”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新时期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进行文本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初步完成，但具体领域供给相对不足；部委协同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趋向多元化，但参与主体出现聚类现象；各领域内政策工具组合多样化，但存在偏移现象，系统化程度不足；政策工具使用重心有所转移，但命令型工具使用过溢。据此，提出加强学前教育、特殊教育领域政策供给、调动多个部委协同参与、增强政策工具使用系统性、科学均衡配置各类政策工具等建议。
关键词： 精准扶贫；政策工具；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乡村振兴战略；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在深入推进改革事业、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面对新形势，中央政府适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新方略、新路线。作为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之一，教育精准扶贫发挥着“拔穷根，阻断代际贫困”的战略性作用。随着《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多项以“精准扶贫”为指针的顶层政策文件出台，新时期教育精准扶贫的行动路线及纲领已日益明晰，这为着力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其中，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和把握政策效果的有效切入点，对于研究政策过程、批判性政策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正如詹金斯(Jenkinns)所言：“在政策领域中，过程与内容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动态的联系。作为一个分析的焦点，政策内容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对政策内容的考察为探查政治机器的内部动力学提供了手段。”[2]鉴于此，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本研究对新时期中央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进行文本计量分析，总结近年来这一政策体系的建设现状及逻辑特征，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内容，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 数据来源
首先，根据发文单位和核心词进行检索，在教育部网站、中央政府网站、国务院扶贫办网站等平台，初步搜集到新中国成立至今的105份教育扶贫相关政策文本。其次，按照以下标准进行遴选：一是发文单位为中央政府，包括国务院所属部委及其他特设直属机构；二是发文时间为精准扶贫理念正式提出之后；三是发文内容与教育精准扶贫密切相关，直接体现目前我国教育精准扶贫惠民政策内容；四是发文类型为法律法规、实施方案、通知等中央政策文件，不包括讲话、通讯、工作报告。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新时期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14项(见表1)。
表1 中央政府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文件
2. 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作为政府推行政策的重要手段，其选择、运用程度直接关乎政策执行的成败及实效。一项理想的政策设计需要政策工具有机组合，通过结构形式的严谨组合与功能作用的优势互补，共同形成合力，发挥预期的政策效应(见图1)。
方法语步常用词汇：scope,field,domain,contain,cover,include,outline，test study,investigate,examine,experiment,discuss,consider,analyze,analysis,use,apply,application等
图 1基于政策工具的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1)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
精确瞄准薄弱领域，有效进行靶向施策，是我国扶贫工作的着力点。从当前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来看，总体侧重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方面相对薄弱。具体在学前教育阶段，中央政府为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连续实施了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结合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现况，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强政策供给：一是加强贫困地区0—3岁儿童养育政策供给，实现从“零”开始的教育扶贫。近年来，我国对0—3岁儿童养育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譬如阿里巴巴“养育未来”公益项目，通过着眼于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现况，提出针对性干预措施，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收益[7]。但是，这一阶段的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仍相对匮乏。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应高度重视并大力补充相关政策，实现以家庭为支撑点、社区为波及面的扶贫网络。中央政府通过充分调动社会多元力量提供资源支持，各级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及高校提供理论技术支撑，依托“线上+线下”的管理模式，开展学龄前阶段教育扶贫，攻克我国贫困地区0—3岁儿童的养育难题。二是硬件设施方面，通过任务分解，各级政府加强对薄弱幼儿园，尤其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薄弱幼儿园校舍建设及设备设施的改造支持，在扶贫底线上确保学前教育领域硬件设施达标到位。三是软件设施方面，政府要引导贫困地区幼儿园注重对自身内部价值体系的塑造，协同整治外部文化环境。通过精准瞄准学前教育领域的内部管理及文化建设问题，贫困地区幼儿园能够因地制宜地引进先进教育理念及科学管理方法，提升自身发展能力。
教育精准扶贫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内在蕴含着对政策体系完整性的诉求。通过分析发现，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已初步完成，总体呈现出一种“经纬交错”的网状架构。“纬度”横向涉及学生、教师、学校等不同扶贫对象，“经度”纵向包揽学前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各个阶段。通过扶贫对象与扶贫体系的经纬交织，形成政策闭环，从而最大限度地惠及到每一名乡村教师、帮扶到每一位贫困学生、发展至每一所薄弱学校，为我国教育精准扶贫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4]。
特殊教育是当前教育精准扶贫体系的另一薄弱环节。特殊教育所针对的对象是身心存在一定障碍、受教育程度偏低、社会接纳度不高的特殊群体。这类群体普遍存在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返贫几率较高的问题[8]，是亟须关注的重要扶贫对象。在帮扶过程中，相关各部委要进行有效联合，实现从“九龙治水”到“协同共治”的转变。结合当前特殊教育精准扶贫实况，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坚持以“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为抓手，中央政府通过调动教育部、财政部、中国残联等部门，建立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多方部委联合参与的特殊教育扶贫模式。其次，依据“由面到点”“分类施策”的原则，中央政府要根据特殊教育扶贫领域内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支持。譬如，面对特殊教育资金资源短缺问题时，中央政府除调动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以外，还要加强凝聚社会多元力量，制定规范性制度予以政策保障。最后，将“互联网+”理念嵌入至特殊教育扶贫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各个环节，各级政府借助技术支撑及实地考察，探究特殊群体致贫原因，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应政策，使政策更加精准化、规范化、科学化[9]。
农业技术推广作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会越来越突出。在改善农业生产格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区域农业经济水平提高，实现农业经济现代化建设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对政策工具及教育精准扶贫领域的梳理过程中，本研究最终建立“政策工具分类(X轴)—教育精准扶贫领域(Y轴)”二维分析框架，以此对我国新时期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在具体分析时，研究视域进一步聚焦于政策文本的实施举措部分，按照“具体政策—实施措施(具体条款)—依次编码”的步骤，将政策实施措施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其进行逐句编码，并归类至相应政策工具；随后，将政策文本段落作为基本统计单位，对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二、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量化分析
基于二维分析框架发现，当前我国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呈现基本均衡样态。其中，横向维度涉及命令型、激励型、劝诫型等五类政策工具，纵向维度涉及教师、学生、学校等各类教育精准扶贫主体，涵盖多个教育领域。
横向比较各维度政策供给发现，总体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领域扶贫政策供给相对充足，特殊教育及学前教育等领域相对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政策发挥实效有着直接关系。总体性政策更多地指向教育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是中央政府对教育精准扶贫重视程度的集中体现。此外，相较于学前教育等领域，基础教育及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有着起点低、阻力小、见效快的特点，经常为政策制定者所青睐。与之相对，特殊教育及学前教育领域政策供给相对不足，弱势群体及学龄前儿童长期处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真空区域”。新时期，随着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相继启动，教育精准扶贫体系逐步完整。但是，面对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的攻坚目标，现有政策供给仍显不足。如何精准聚焦、精准制定、精准供给薄弱领域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出现明显聚类现象(见图2)。第一类是频繁使用的主导性政策工具，即命令型工具，总使用次数为144次，占比为40.1%，比重最高；第二类是使用相对频繁的能力建设型及激励型工具，使用频次分别为87次、61次，占比分别为24.2%、17.0%；第三类是使用相对不足的政策工具，分别是劝诫型工具(47次)及能力建设型工具(20次)，占比分别为13.1%、5.6%。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出现“一边倒”现象(见表2)。一是总体性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政策工具使用相对充足，使用频次共178次，占比为49.6%；二是基础教育及特殊教育领域精准扶贫政策，政策工具使用数量相对一般，使用频次分别是43次、35次，占比分别为12.0%、9.7%；三是学前教育、民族教育等扶贫领域，政策工具使用数量相对较少，占比仅为6.7%至7.8%。
表2 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二维分布/次
图 2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二维分布
三、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逻辑特征
1.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初步完成，但部分领域供给相对不足
(2)Y维度：教育精准扶贫领域维度
根据无线传感器网络自组网络的特性可知,对于覆盖集Ci中的任意一个节点Si,若网络连通,则需满足Si和其他节点的最短距离min(Di,j)应小于等于节点的通信半径Rc,即满足式(2)。
图 3中央政府出台教育扶贫政策数量统计
2.部委协同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多元化，但参与主体出现聚类现象
为考察教育精准扶贫领域内政策工具使用的系统化程度，以“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为例，选取《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及《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滇西实施方案(2017—2020年)》进行横向比较。通过图4可以看出，在“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计划”方案中，政策工具的使用发生了明显偏移。其中，《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除在命令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之外，其他政策工具使用相对均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理念：一是以强制性手段来保障政策效果。文本中多出现“落实”“考核”等字眼，强调通过责任逐级明确、考核贯穿全程来确保扶贫底线。二是以培训为重心来部署具体工作。文本中多出现“技能培训”“就业培训”等词语，通过提升帮扶对象自身素质来实现脱贫。三是以鼓励等手段引导职业院校积极行动。文本中多出现“政策倾斜”“鼓励支持”等表述，引导职业院校之间形成良性协作关系。相比之下，《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滇西实施方案(2017—2020年)》中，原本使用较多的命令型工具次数降低、能力建设型工具使用次数有所上调，所占比分别从60%降低至22.22%，从10%上升至50%。这表明中央政府更倾向于运用能力建设型工具实现“造血式扶贫”，辅之以激励型和命令型政策工具，促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顺利展开。
由于志书时间跨度大，经过多方面艰苦地收集资料，各种资料庞大复杂，如何编好大事记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修志时，由于电脑未普遍使用，编修大事记，多用卡片式，按时间顺序手工整理排序。第二轮修志已普遍使用电子文档整理大事记内容，方便快捷了许多。通过近年实践，笔者认为，编写大事记可以分三步走。
然而，在部委协同制定政策趋向多元化的同时，各部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参与聚类的现象。一方面，从各部委参与度来看，87.5%的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中均有教育部署名，发改委、财政部各占比50%左右，其他部委占比则相对较少，呈现出以教育部为主导力量，发改委、财政部辅助的特点。实际上，尽管教育部独挑大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育部门的扶贫决心和责任担当，但是繁重的教育脱贫任务仅靠教育部难免力有不逮。无论是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计划、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还是高等教育定点扶贫，都需要财政部、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个部委的统筹协作、联合发力。因此，如何从“九龙治水”转化为“攥指成拳”，改变各部门各行其是的运行惯性，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脱贫功效，是当前政策制定者亟须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从政策主题来看，总体性、特殊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涉及的部委数量超过7个，而民族教育、高等教育、教师队伍领域精准扶贫政策涉及部委数量仅为1个，这既表现出政策制定主体的自身偏好，也反映出部委协同制定政策的失衡问题。民族教育的文化多样性、高等教育的人才稀缺性、教师队伍建设的复杂多样性，都意味着单靠某一部委的部署难以面面俱到、有效实施。因此，如何精准聚焦教育精准扶贫细分领域，整合调动各部委工作专长，合理协同各方参与政策制定，是下一步工作的重要内容。
表3 各部委协同参与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一览表
3.各领域政策工具组合多样化，但存在偏移现象，系统化程度不足
教育精准扶贫作为国家层面的攻坚事业，牵涉利益众多、扶贫问题复杂，需要调动多元主体综合施策。通过对政策发文单位的统计发现，我国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总体呈现多个部委协同参与制定的趋势，涉及教育部、发改委、扶贫办、财政部等十三个政府部门，实现了联合发文、共同推进的要求(见表3)。譬如《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根据扶贫对象特殊性及扶贫领域的广泛性特点，联合了教育部、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共七个部门共同参与制定，最大限度地保障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顺利开展。
生理学源自于人体解剖生理学，它是将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等科学进行有机融合、重组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前沿发展很快,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在创建跨学科、多层次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学和实验课的研究与实践中进行教学改革, 就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了.另外，在生理学的教学中,既要结合结构来学习功能(与组织胚胎学、解剖学的关系),还要进行正常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之间的多层次联系(与病理生理学、药理学、临床医学等之间的关联),这也是生理学课程学习中的重要问题.基于上述原因，本课程存在教与学之间各自所具有不同程度的难点.
教育精准扶贫作为系统性工程，要求政策内容之间衔接紧密、协调有序。然而，基于上述比较分析可发现，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领域中，虽然两项政策均指向“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计划”，但政策工具的使用重心发生较大偏移，两项政策之间工具使用的系统性、协调性明显不足，这易导致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衔接出现缝隙、政策对接产生隔阂，进而诱发相关政策被“变通性”“偏差式”执行，影响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从总体形势来看，当前中央政府已出台了“由点到面”一揽子支持计划，全面覆盖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薄弱学校改造、民族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升、教师队伍建设、学生资助体系等领域。与之相适应，各领域内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应注重内部的系统化及外部的协调性，实现政策内外的优化组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力。
4.政策工具使用重心转移，但命令型工具仍使用过度
通过政策分型检视可发现，近年来，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的使用重心明显向能力建设型工具转移。一方面，除命令型工具以外，能力建设型工具是其他三类政策工具的1.43—4.35倍，总占比超过激励型工具。究其原因，一是源于能力建设型工具本身的特性，即此类工具通过向帮扶对象提供培训、教育、实践的机会，为行动主体提供能力支持，进而追求政策长效。具体在教育精准扶贫领域，能力建设型工具表现在学校内涵建设、教师培训、学生身心发展支持等方面。尽管该政策工具存在不确定性及滞后性的缺点，但通过从根源处重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提升帮扶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不失为一种治本之举。二是与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的属性有关。教育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行动归于“扶贫”，性质属于“教育”，这决定了各级政府需要站在教育立场，遵循教育规律开展一系列活动。反观之前教育扶贫活动常内蕴“经济—政治”的多重逻辑，以“贫困—缺钱—给钱”的输血式扶贫逻辑开展系列行动[5]，容易偏离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在蕴含。三是能力建设型工具与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教育精准扶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主体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工具以提高贫困对象的素质与能力为着力点，因而在教育精准扶贫中将会被更充分地利用。
图 4两个政策文本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对比图
另一方面，命令型工具中总占比为40.1%，是其他类型工具的1.66—7.2倍，其凭借成本低、效力高、时效强的优势在扶贫政策中被大量运用。当前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我国教育精准扶贫工作逐渐步入深水区。各部委之间的横向协调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都处于动态调适过程之中。单一运用命令型工具易使政策僵化，各执行主体矛盾不易协调，诱发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空传”或“失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系统改革型及劝诫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相对最少，合计占比为18.7%。事实上，尽管系统改革型工具在应用过程中易造成短期内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与冲突问题，但从长远来看，系统改革型工具有助于优化教育精准扶贫的基层权力架构，营造出有利于相关工作开展的优良生态环境。劝诫型工具尽管以诱导性话语引导政策主体，实效性不易测量，但通过对政策主体价值观的引导，能从内部激活扶贫动力，强化扶贫动机[6]。系统改革型及劝诫型工具的共同特点是由内而外对权力主体、扶贫主体进行重塑、激发、引导，与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劝诫型及系统改革型政策工具运用有待加强。
四、提升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效能的未来趋向
1.加强学前及特殊教育政策供给，完善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
基于不同研究立场及目的，学术界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不同种类，其中麦克唐纳尔等人的分类具体到每一类政策工具，均有各自适用的情景、成本及作用。相较于其他分类，麦克唐纳尔等人更侧重于分析不同政策工具对问题解决的适切程度，对于教育政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目前研究中被普遍使用。该种分类包括命令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改革型及劝诫型五类政策工具[3]。在此，中央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分型检视，主要以麦克唐纳尔等人的政策工具分类为基础而展开。其中，命令型工具包括“必须”“禁止”等；激励型工具包括“投入”“待遇”等；能力建设型工具包括“培养”“培训”等；系统改革型工具包括“改革”“整改”等；劝诫型工具包括“鼓励”“宣传”等。二维分析框架中的横向维度(即X轴)以五类政策工具分类为基础，对各类政策工具进行统计分析。
新的经济周期机制的税务策划、分析和规划将是一项税，一种缓慢的税收，所有企业在宏观控制、加强企业管理和全面统计，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优势的优势。税收策划税收不同，根据法律规定，没有非法的问题。
为进一步对我国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进行精细化处理，依据目前教育精准扶贫全覆盖政策分类及教育阶段属性，我国教育精准扶贫领域可具体划分为总体性政策、教师队伍、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共八个类别。二维分析框架中的纵向维度(即Y轴)以八类教育精准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进行不同领域内政策工具的检视比较。
2.提高部委协同制定参与度，达到多元主体激励相容的正向效应
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政策能否“精准落地、效果最优”的关键因素。参与政策制定主体的多样性与融合性，则直接影响着政策内容本身。教育精准扶贫作为一项综合实施工程，不仅需要政策执行主体的有效推进，更依赖于政策制定主体的合理配置。针对教育精准扶贫领域，协同各部委参与制定政策是其必然选择和应有之义。
结合各部委协同参与情况，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明确具体教育精准扶贫领域所涉及的部委范围。譬如，特殊教育牵涉中国残联、营养改善计划关联卫生计生委等，勾勒出各部委参与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任务路线图。在此基础上，充分调研各部委专长领域及自身意愿，综合权衡各部委协同参与的可能性及必要性。第二，吸纳社会多元力量，制定专项扶贫政策。各级政府应做到从形式上明确社会力量参与职责，从内容上激发参与活力，从程序上保障参与权力。通过服务外包、政府购买、第三方评估等政策，各级政府要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精准扶贫治理的积极性。第三，通过各部委的协同发力及社会多元力量的内外共同参与，构建“攥指成拳”式教育精准扶贫格局，促使各方统筹协调、群策群力，改善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局面。
3.以总体性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为抓手，增强政策工具使用系统性
系统性是政策体系的内部诉求，也是保障政策有序推进的必要条件。教育精准扶贫不仅要有“绣花针”式的精细功夫，也要能打出不同政策工具科学配置的有力“组合拳”。政府部门针对不同领域教育精准扶贫，进行政策工具的多元配置，有助于针对性地解决特殊问题。随着教育精准扶贫进入到攻坚拔寨的关键期，过于激烈或频繁变化的政策工具都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事倍功半。相对温和的渐进式变革及精准推进，是当前教育精准扶贫的应然选择。
我国的教育机构，主张寓教于乐的教学模式，让孩子在玩中学习，玩得尽兴，学的扎实，这一先进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尊重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放松的状态下主动学习，发散思维，更能深入完成语文习作的练习。信息化背景下，电教媒体被广泛应用到教学中，老师通过电教媒体，搜索适合小学生课堂上的一些益智游戏，贴近课堂教学内容，调动整个班级的学生参与游戏中，每个人都能得到锻炼。例如小学语文课本中《小猫钓鱼》一课，利用多媒体教学，进行生动的动画播放，加深学生对课文的印象，再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游戏。游戏中，学生说出的“台词”，就是他们看图说话的一种习作方式，使学生在愉快的游戏中就完成了其重要的语文习作练习，事半功倍。
因此，结合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的配置特点，依循“整体—部分”的思路(见图5)，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中央政府要以总体性政策为抓手，深入分析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架构及具体推进手段，重点把控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用力方向。二是结合具体教育精准扶贫问题属性，中央政府在同一领域内做出统筹安排，保证各领域内政策工具使用的相对协调与系统性，促进各领域内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协同用力。三是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包括考核绩效及第三方评估政策等。中央政府通过及时监测政策执行效果，引导各级政府调适和优化政策工具，更好地保证教育精准扶贫工作顺利展开。四是通过对各领域内教育精准扶贫五类政策工具的系统配置，各级政府能够在综合运用政策工具方面更加协调有序、联动发力，实现倍增效应。同时，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的系统配置，也能够避免因工具冲突或错位，造成执行主体的认知混乱和危机感。
图 5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系统性设计
4.协调和均衡配置教育精准扶贫各类政策工具，形成政策合力
政策工具服务于政策目标，是政府在部署和实施政策时拥有的实际方法和途径[10]。基于不同假设、适用条件及作用机制，政府部门科学配置不同政策工具，切实有效推进教育扶贫工程。目前，我国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基本呈现出以命令型工具为主导，能力建设型工具渐次增强，系统改革型、劝诫型工具供给相对不足的态势。针对此问题，结合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中央政府继续将政策工具建设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注重扶贫对象内生力量的重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在诉求相互契合，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及使用的必要性。因此，中央政府首先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工具，引导各级政府针对学校、教师、学生等主体进行分类分层政策供给，尤其注重乡村教师培训及职业教育培训领域。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注意与其他政策工具相结合。依据不同教育精准扶贫领域特点，协调长期与短期目标的有机融合。
同时，随着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个性化的旅游需求层出不穷。在旅游者行为研究中，要重点关注新型、独特的旅游者群体，如弱势群体（残疾人、儿童、老年人）、少数族裔等。作为客体的研究者，要深入旅游者主体生活的社会环境、理解其接受的文化熏陶，既要用旅游者主体自身的观点对其行为特征进行解释，又要用调查者客体的观点去论证，深入刻画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实现研究话题和对象的与时俱进。
其次，以命令型工具为调适点，中央政府适度增加系统改革型及劝诫型工具，进一步协调和均衡各类政策工具。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按照“胡萝卜”(激励型工具)+“大棒”(命令型工具)的基本模式进行调节，既对政策实施主体施压，又给予动力及足够信任。中央政府通过合理运用系统改革型工具，缓解各权力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同时，通过广播、电视及各类新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舆论造势，政策主体更加积极主动地内化教育精准扶贫的价值诉求，从而实现各类政策工具协同应用，形成政策合力。
最后，增补市场调节类工具及绩效考核类工具，理顺教育精准扶贫多元治理通道。正如贫困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教育精准扶贫同样也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综合性、社会性问题[11]。因此，教育精准扶贫需要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协同发力。各级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积极引入，同时采用第三方评估、群众自评等途径进行绩效考核，确保教育精准扶贫达到“扶真贫、真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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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Features and Future Trend of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f Cent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YAO Song, CAO Yuanha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China )
Abstract : As a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ducati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epening the reform cause, 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Policy Tool Classification (X-Axis)-Education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Y-Axis)”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textual measurement of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f cent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system of educati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s initially completed, but the supply in specific areas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the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a policy of educati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the participants are clustered;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in various fields is diversified, bu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mig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systematization is not high; the focus of policy tools has shifted, but the use of command-type tools is excessive. In view of thi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in this paper: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ly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mobilizing ministries and committe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use of systematic tools, and rationally allocating various policy tools.
Key words :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ool; educati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special education
DOI： 10.19503/j.cnki.1671-6124.2019.04.009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项目“跨越贫困陷阱：以教育促进河南省精准脱贫的长效机制构建研究”[2018B42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的基层治理逻辑及优化路径研究”[2018CJY034]
作者简介： 姚 松，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培育团队“中原农村教育研究”核心成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 G40- 01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6124( 2019) 04- 0073- 08
标签：精准扶贫论文; 政策工具论文; 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论文; 乡村振兴战略论文; 学前教育论文; 特殊教育论文;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