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潮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0）—06—0037—07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中国史学的发展却呈现出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蜂起的局面。在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竞长争高中，中国史学一步步向现代化迈进。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史学大体上存在着三大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这三大史学思潮的逻辑递嬗和相互激荡的互动过程，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轮廓。本文拟通过对这三大史学思潮的演变和特点的考察，以把握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总体特征。
一、实证主义史学思潮
这一史学思潮，是由胡适、王国维肇其端，后以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傅斯年、陈寅恪等“科学史学派”为主力，而逐步衍成的曾一度弥漫于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坛的颇有声势的一股强大的思潮。
“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为这一史学思潮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胡适认为，中国人太缺乏“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对国故进行重新整理，“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出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 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1] （第162页）。在他看来，实验主义就是科学的方法， 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儿”。其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源于物理学、化学研究的“科学试验室的态度”；二是古生物学、地质学研究的“历史的态度”。所谓“实验室的方法”，就是杜威思维术的五步说：（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想出来，看哪个假设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2]（第73—76 页）胡适把这种方法概括为三步：（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是待证的假设；（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2]（第182页）后来又将其简化为“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第208页）所谓“历史的态度”，就是“从来不能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能有过分的苛责。 ”[ 2] （第182页）胡适不仅提出了自己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看法， 而且还将这种方法论原则运用于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的研究。但他的影响，主要并不表现在具体的学术成就上，而是表现在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建立上。就学术成就来说，胡适在史学上的考证功夫远不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甚至不如弟子顾颉刚、傅斯年，但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和以傅斯年为旗手的科学史学派却都是在他构筑的“模式”下产生的。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主要是他的“历史的态度”的进一步发挥；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则是他的“试验室的态度”的必然结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由于胡适对实验主义方法的鼓吹与提倡，才使实证主义史学成为“五四以后史学上的一个主流”[3]。
融通中西之学的王国维，亦是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的领军人物。他经过对西方哲学的广泛涉猎和长期钻研，得出了“可爱者（指叔本华、康德哲学）不可信，可信者（指实证哲学）不可爱”的结论，而潜心于中国古学的“可信”研究。[4]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罗振玉说王国维的治学“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实质上是贯穿了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和怀疑精神。他的“由博而反约”的方法，是广泛收集事实材料，不仅是书上文献，还包括地下彝器，“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所谓“二重证据法”，备求事实可靠，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他的“由疑而得信”的方法，是不敢轻信，如说“于诗通晓十之八，于书通晓十之五”，既勇于假定，如文祖为帝喾之证实，又能勇于修改假定，如“土”字在卜辞中的解释，开始疑为“国社”的“社”字，后来断定为“相土”的“土”字。总之，一切结论来自对事实材料的归纳。这种方法不仅是对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吸收，而且是对乾嘉学派“实事求是”方法的继承，它实际上开启了将中西学术方法相结合的先河。如果说，胡适为实证主义史学提供了理论、方法的依据，那么，王国维则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为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立下了“模范”[5]（第21页）。
本世纪初的许多历史名家大都可归于由胡适、王国维所开创的这一史学主流中，虽然他们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把他们纳入一个模式中，是基于他们共同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他们坚信历史学完全可以成为如同自然科学那样严谨的实证科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历史学家只要摆脱个人的成见、偏见或价值观念，纯客观地整理、研究历史事实，就能还给历史以本来面目。胡适曾多次强调，“科学态度在于抛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事实走。科学方法上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大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2]（第249页）。他批评刘掞藜等人所谓“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的理论，指出这实际上是以“情”、“理”代替证据，完全谈不上信史[6]（第194—198页）。 立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即自然科学化），历史学家就要象自然科学家一样，完全“消灭自我”，“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他公开宣布：“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7]（第266页）顾颉刚在20年代也主张把哲学等主观玄想的东西排除在史学研究之外，以保证史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他说：“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6]（第34页）
第二，他们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史料的搜集、校勘、辨伪、整理和考订。所谓“实证的”（Positive）在西方语言中的原义是指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因此，在他们看来历史要成为科学，除了要求史学家排除自我，纯客观研究之外，还必须要有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不可能作为历史家直接观察的对象，人们只能通过史料来观察。所以他们把是否重视史料，是否能扩大史料范围，看作是现代史学进退的关键。胡适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宫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8]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他把审定史料工作当作能否建立“信史”的根本标准。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一语，更明确道出了这一派史学家治史的真正旨趣。这一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诱使许多史学家就象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热衷于搜集地上地下的一切第一手资料（甲骨、金文、文献、档案）。这些资料一般所记录的是历史上的特殊的、个别的、只发生一次的、不再重复的事件。因此，他们认为不需要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不重视历史的解释和判断。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而不是哲学，如果“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而不是史学”[9]（第310页）。对于史料只能“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反对疏通和解释。因此，综观他们的治史方法，无论是胡适的“实验室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还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无论是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还是傅斯年的“比较研究法”和“自然科学法”；也不论是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还是陈垣的“版本校勘法”，实际上都是史料的研究法，并没有对历史作宏观上的理论考察。他们称史学为“科学的”主要是以其史料研究法的科学性而言。
第三，他们主张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在他们看来，“科学的”史学在学术发展方向上的特点是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专业化的科学，它不再是神学的婢女和政治上的附庸。历史学家不当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应当先提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6] （第25页）。傅斯年代表史语所明确表示，史学的工作“不是去扶持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而应超然于政治，作“无用的研究” [9]（第5页）。在这种治史旨趣的指导下，他们以“博学”、 “考证”和“专题研究”作为看家本领。这样一来，一方面使他们在各自的小块领地上精耕细作，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历史思想变得愈来愈狭隘，与大众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日渐松弛。
简而言之，强调客观，排斥主观；重视史料，忽视理论；主张求真，不问致用，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征。
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
这一思潮在20年代末逐渐兴起，是对实证主义思潮的一种反动。它是由梁启超、何炳松首发其难，朱谦之、张荫麟、常乃德、雷海宗、钱穆等随继其后，在三四十年代曾盛极一时，蔚然形成一股势力亦颇强的思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首倡“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第一人，他在这期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名动一时的论著，不仅对封建史学发起了猛烈而全面的批判，而且还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史学主张，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1918年底至1920年梁启超旅游欧洲，接触了法国柏格森“生命哲学”（梁谓之“直觉的创化论”）和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梁译“立卡儿特”）的史学理论，回国后，即向独霸史坛的实证主义史学公开挑战。他认为实证主义史学家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等同的作法是错误。因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学问。他说：“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作‘不共相’”，“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的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应该靠“直觉”“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显出“历史是整个”的[10 ]（第2页），并“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而不能只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11]（第5页、10页）。梁启超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虽然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他却是最早指出了它的弊端，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有价值的思想。
如果说，梁启超主要是借用德国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向实证主义史学挑战，那么，何炳松则是通过系统介绍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思想，对实证主义史学发起全面进攻的。鲁滨逊“新史学”派是20世纪第一个30年中，对兰克式、实证主义史学进行批判的三个主要派之一。“新史学”派史学家根据历史家在选择研究的主题和在历史事实的搜集方面的主观决定作用，根据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质（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只能通过历史家的主观经验而获得）以及“文献不足征”这一先天缺陷（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不可能被当时的人面面俱到地纪录在文献中）和历史家的拾遗补缺的作用，论证了历史家不可能“消灭自我”地、如实地再现历史上发生过的真情，他只能从自己的时代的观点去重构过去。于是“每一时代都重写它的历史”成为现在主义、相对主义史学的信条。用比尔德的话说，历史是时间、空间、环境、利益、偏爱和文化的创造物。何炳松基本上吸收了这一派思想，对中国实证主义史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历史是已逝的往事，人死不能复生，往事不可重演，史家之能事是于事实残迹之中，求其全部真相。因此，历史学“断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人类学一样，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历史只不过是人类“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而已”[12]（《新史学》导言）。由于何炳松与梁启超最早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批判，所以人们将其合称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13]（《史学概要》序）。
继梁启超、何炳松之后，朱谦之、张荫麟、常乃德、雷海宗等人也先后从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以及历史研究的目的等各方面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了批判。由于相对主义派的各个时期的历史家在史观和方法论上并无严格的统一观点，我们也只能求同存异地归纳一下他们的特点：
第一，对历史科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方法、目的以及对研究者本身的要求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决不能把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接受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观点，把科学分为两大系，一是自然系，一是文化系。“自然系是因果法则支配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领土”[14]（第99页）。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进一步解释说：“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在他看来，因果律并不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历史既然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因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只是“白费心”。在该文中他还指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归纳法，而这种方法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对历史进行系统理解，主要要靠“直觉”。[10]（第1—7页）何炳松也指出近代科学的发展固然使历史研究日趋严谨，但其材料仍远不如自然科学完备，何况人类的思想欲望异常复杂，无法找到其活动的“定律”，所以历史学并不能成为一门十分精确的科学。他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历史学从研究内容到方法都与一般自然科学有很大差异：自然科学所求为事物之共性共相，即同类事物的因果“定律”，历史则一事一因果，万无重复，故历史学以求异为归旨；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分类严密，单纯稳定，历史事实则多种现象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界限不清，且受到时间地点的严格限制；自然科学为观察和实验之学，历史研究则材料残缺，多借助推理和想象，易失本真；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可以抱纯客观的态度，而历史学家在观察和评价历史上得失是非和盛衰时，免不了有出于予夺和往复凭吊的心理作用，就不免生出“气”和“情”来。因此，“凡是研究历史的人，总不免抱有主观的见解”。由以上对比，得出一个结论：“历史这种学问，可以说是纯粹主观的学问；而自然科学，大体上可以说完全是客观的学问”[15]。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等人也都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朱谦之说：“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16]。常乃德认为：“任何历史均为相对的”[17]（第26页）。雷海宗则指出：研究历史是人心内在的活动。所以“一切的历史知识与现实认识都是主观的，事实的了解与认识必须主观，并且非主观不能算为彻底的明了”[18]。
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强调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但他们大都认为历史学仍不失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科学。
第二，强调理论的重要。针对实证主义史学反对或忽视理论的探讨，他们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理论是历史的灵魂，不谈理论的历史研究不能称之为史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固然很重要，但它只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现代史学不是“史料的搜集”，而是“史实的解释”，即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来“解释那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活”。要“解释”历史就必须重视理论。他们把“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这句话作为治史的一个根本原则。梁启超很早就指出，史学家在作史时如不怀一哲理，“必不能为良史”，“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19]（第10页）。主张以一种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朱谦之说，我们之所以重视理论，是“因其能为人类历史建立下进化的根本法则”[16]。常乃德认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根据自己的史观，对史料进行选择并排比组成历史，使之成为史家个人或某时代民族的哲学，这才是历史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意义之所在。在他看来，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只有司马迁的《史记》才算是真正的历史，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事实记录，而是和儒道墨法诸家著作同等的系统哲学，不过他不用抽象的玄想而用实际的事实材料来建筑他的一家之学，比周秦诸子更进步。”而后来的其他人的著作“只是钞胥式的断烂朝报”，因为他们只知道纯粹记录史料，而不知道理解。“单纯地诉之于记忆而不诉之于理解”，“不得称之为‘学’”。因此，这些人“只能叫做历史家而不能叫做史学家”。[17]（第2页、第5—6 页）雷海宗也特别强调有哲学意义的历史，认为史学离不开哲学，史学的消灭与哲学的终结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史学家必须“知道于事实之外”还要“求道理”。[20]（第324 页）因此，这一派史学家都构筑了一套所谓的历史哲学体系，如何炳松的“综合史观”、常乃德的“社会有机体论”、朱谦之的“生机主义史观”、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等等，他们刻意要用自己所标榜的“科学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途径。
第三，重视致用。与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反对或不问致用相反，这一思潮则更重视致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实证主义史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史旨趣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任何学问都是拿来致用的，否则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求得真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11]（第5页）。朱谦之指出：“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 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误认为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事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他提出：“现代史学不应只是考古，而应该注重‘考今’”。“考今”不仅是“现代史学的第一职务”，而且也是西方“现代史学研究的趋势”。他认为，历史乃是时间的学问，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过去是现在之积，现在是过去之续，所以有古即有今，考古即以考今非二。现代史学与从前史学的不同，即在从前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21]在他看来，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是真理的火把，是生命的指导师，是往古的传达人，如果过去事实同现在中尚留一个空间，便是我们还没有尽历史家的职务。如果那些持强权论的，好弄阴谋的，仍能在现在划一个痕迹，占一个地位，这便是因为我们历史家没有勇气去供给人们以一种改造现状的原理了”[16]。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是重大的。这一派在强调历史学的致用性时，有的把历史变成为我所用，强史就我，从而走向实用主义的道路。如雷海宗认为治史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现实服务，“为国家服务”，在他的历史论著中，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结果，史论变成了时论，使历史成为现实的一个注脚。
总而言之，作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对立面出现、发展起来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强调史学的主观性，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建构，倡导史学的实用性，是其主要而又鲜明的特点。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无疑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的主导潮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和中国化的过程，是对逐渐东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解释、再创造的过程，也是对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批判和继承的过程。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李大钊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不仅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而且对实证主义史学和相对主义史学进行了较为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其后，郭沫若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的学说，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种种责难，确认并捍卫了历史唯物论是历史学指南这一根本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史坛，成为主导潮流。40年代后，以侯外庐为代表，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重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走向成熟。
大体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坚信历史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他们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既不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所认定的科学方法，也不是相对主义史学家所编造的各种唯心史观，而是由于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李大钊明确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22]（第294 页）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的史观，就在于它“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缘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因果律”[23]（第5页）。因此， 谁能在历史学领域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谁就能找到解释中国历史之迷的钥匙，就能得出符合中国历史真象的科学结论，就能从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中抓住本质，发现中国历史的规律性。过去一切旧的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之所以不科学，“从根本上说起来，当然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限制他们不敢面向真理，有时甚至不得不点缀历史和伪造历史。同时，他们的狭隘的宇宙观，又规定他们无力去解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他们所写下的历史书也就不会有科学的价值”[24]。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的、客观的，就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去发现和揭示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自身利益是同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用不着掩盖和歪曲历史真象。
第二，主张理论和史料的结合。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没有史实依托的空论，它必须以史实作为分析和评价的基础。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把史学分为两部分：一是记述历史，二是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在谈到“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时，李大钊指出：“历史理论和历史记述，都是一样要紧，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研求”，而“历史理论家欲图历史理论的构成，必须抱着为构成历史理论的准备的目的，自己另下一番工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因此，“关于考证各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对此努力，仍不可一日懈”。它是“史学第一要义”，是“史家的重要职分”、“史学家的要务”[25]（第640—641页、 728页、729页）。郭沫若在以恩格斯的《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对中国殷周历史进行研究时，发现《周易》、《诗》、《书》等古文献出现的时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定，因此，他从以古文献为基础研究历史，迅速地转到甲骨、金文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等10余部著作。他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与实证主义者不同，他的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第一性资料尽可能全面的占有、鉴别、处理和研究，去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真象。如他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泥于文字史地之学。”[26]（《甲骨文研究》序）他重视卜辞记载中社会之研究，认为“食货为人类社会之基础，殷代社会之真相具在此中。殷时已驱使奴隶从事生产事业，奴隶得自俘虏，故以征伐次之。”[27]（《卜辞通纂》述例一）通过卜辞中“众”、“众人”、“民”、“奚”的分析，证明“殷代确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耕种”[28]（第17页）。从而得出了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的结论。
第三，主张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可以将求真（科学性）与致用（革命性）完美地结合起来。科学性，即是对历史真象的揭示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革命性，即是用科学的结论指导人生、认清现实、预测未来。强调史学的现实功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李大钊的强调的“为人生”、“为个体”，到十年内战时期的“为革命”、“为阶级”，一直到抗战时间“为民族”、“为救亡”的治史宗旨，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吕振羽曾指出：“历史并不是一种学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和现实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我们在严重的当前情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我们已经把握着现实，我们只须从历史的探究上来更强调现实的动向；我们要积极的去探究历史，但我们要更积极的去解决现实，这而且有其不可分离的统一性。”[29]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识。
从理论上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致有以上特点，但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偏差。由于弥漫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解和宣传，不可避免地有其严重局限性，即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科学的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普遍权威性，极易造成史家对“本本”的盲从，而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使大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为研究中国历史只是发现已经发现的规律，而忽视对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的探讨；自信只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即可得出科学的结论，而缺少对史家主体问题的研究；在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对科学性的关注。关于这些偏差，将另文论述，在此不详论。
以上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三大史学思潮或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它们的基本区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史学思潮并不象西方史学思潮那样，是经过充分发展的有规律的依次演进的，而是几乎同时产生，并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以上思潮看作是壁垒森严的绝对对立物。事实上，各思潮、流派都不能不面对着历史学科学化的背景和主观与客观、史料与理论、求真与致用等问题的困惑，因而它们存在着互相汇通与融合的特点和趋向。甚至可以说，它们的出发点和某些思考方式、行为方式都有惊人相似之处。就思潮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曾受到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相对主义史学也吸收了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特点。从个人来讲，胡适、梁启超、何炳松、朱谦之、钱穆等都是一身几任的人物。当然以上三大思潮的个性和区别不容抹煞，但它们基于共同的背景和困惑而展开的多重纠葛，不一定都是对立的，毋宁是面对同一背景的不同侧面的发展，不过由于政治层面的原因，弄得复杂化了，以上三大思潮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但其影响并非相等。大体来说，实证主义史学在30年代以前是独霸史坛，30年代以后，尤其是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为主导潮流。相对主义史学在三四十年代曾盛兴一时，但在整个史学界始终未占统治地位。
收稿日期：200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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