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外国史地研究及其主要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就论文,外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外国史地研究，非但开了近代中国研究世界历史的先河，在19世纪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变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递嬗、乃至走向亦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具学术与社会价值。
一、19世纪前期外国史地研究概况及特色
虽然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由于历史、地理、交通、语言等因素，尤其是“夷夏之防”观念限制了人们对域外世界的研究，使其不得不囿于王朝史和区域史研究的狭小天地中，但是这并没有完全阻断人们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与探求，并留下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关于域外世界研究的论著。对此，晚清姚莹经过认真研究与考察后指出：“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然今存者，宋释法显《佛国记》，乃异域传书之始。自是而唐释玄奘、辨机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宋徐兢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赵汝适有《诸蕃志》二卷，朱辅有《溪蛮丛笑》一卷元周达观有《真腊风土记》一卷，汪大渊有《岛夷志略》二卷，明董越有《朝鲜赋》一卷，黄衷有《海语》三卷，张燮有《东西洋考》十二卷，西洋艾儒略有《职方外纪》五卷，邝露有《赤雅》一卷，朝鲜无名氏有《朝鲜志》二卷，西洋南怀仁有《坤舆图说》二卷，国朝图里琛有《异域录》一卷，……王大海有《海岛逸志》二卷，七十一有《西域闻见录》四卷，松筠有《绥服纪略》一卷，和泰庵有《西藏赋》一卷，近时徐松有《新疆赋》一卷，及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出，而海夷之说乃得其全焉。”（注：《康輶纪行》卷九、自序。）姚莹的胪陈虽然既不尽当，又不至备，但是他却以大量不争的事实说明，中国人对域外的了解与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为历代学人所传承和发扬。然而，19世纪前期外国史地研究的发端固然与这种史学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自19世纪初，以英俄为代表的列强就开始骚扰和侵犯中国的边陲和海疆，因此推动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留心外国情况，并出现了一批研究与介绍外国情况的论著。关于俄罗斯，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阮元的《外藩传》，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长编稿跋》、《俄罗斯事辑》，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姚莹的《俄罗斯通市始末》、《卡伦形势》、《库伦》和《土尔扈特》等。对英国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何大庚的《英夷说》，俞正燮的《鸦片烟事述》，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汤彝的《
咭唎兵船记》等。此外，尚有俞正燮的《荷兰》、《天主教论》，频斯综的《南洋蠡测》等。阮元的《畴人传》对域外科技情况亦有所评价。其中以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等书较重要。
综观这一时期对外国情况研究的论著，主要表现了这样几个特色：首先是在这期间的外国情况研究中，反映出了一种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因为自19世纪初，英、俄等西方列强就开始骚扰和侵犯中国的海疆和边陲，所以引起了少数有识之士的警觉，不仅开始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而且将这种洞察先机的危机意识融入他们的研究及其撰述之中。何大庚于《英夷说》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喇、曼达喇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娑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何大庚希望通过对英国侵略“南洋濒海各国”并将其变为英国殖民地之史事的记叙，以唤醒国人和当政者的危机意识，提高警惕，早作做备，防范英国的侵略。因为在英国将“南洋濒海各国”变成其殖民地后，英国将不再是万里之遥，而是近在咫尺的“强邻”了，中国将直接面临英国随时可能侵略的威胁。更何况这一系列的殖民侵略扩张的成功，促使“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字里行间郁结着对国家休戚安危的担心和牵挂。而萧令裕和叶钟进则认为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遇有可乘之隙，即用大炮兵船占据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即在说明英国是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希望国人和当政者对英国的可能侵略决不可放松警惕，等闲视之。同时，他们又都很重视讲求边防，目的在于为将士守边御敌做准备，这使其对外国情况的研究与撰述又具有近代反侵略的特点。萧令裕基于对英国的研究与分析，甚至预言：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注：《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十一。）。果然为他所言中，十年后亦即1840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而且江浙亦成了英军的突破口，这距该书问世恰好十年。
而俞正燮、姚莹等人则着眼于对沙俄之侵略扩张的研究。姚莹明确指出他对外国情况进行研究与撰述，就是由于：“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论著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注：《康輶纪行》卷九、自序。）从其中亦可看出姚莹是鉴于外患日逼而深感危机，遂有是作。《识小录》卷四则有《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和《土尔扈特》等篇。俞正燮通过对沙俄进行侵略扩张的历史之分析，说明沙俄也是一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希望人们对沙俄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他在《俄罗斯事辑》中，则从中俄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早在清初，沙俄就曾侵扰中国，占地掠城，“夺雅克萨、尼布楚”，并“南向侵扰布拉特乌梁海”。即使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也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企图，这主要表现为沙俄利用和支持中国边疆地区的一小撮少数民族败类进行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以从中渔利。同时，他还指出：“自俄罗斯西南，若荷兰，若红毛英吉利，若佛朗机，若大吕宋，若意大利亚，皆工器械，鹜利耐远贾，沿海而东而南……此数国者，远隔重洋，辛苦远戎，其用意甚深。”（注：《癸巳存稿》卷九。）这个认识在当时来说可谓深刻透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远涉重洋，历尽艰辛，绝不仅仅是为了贸易往来，而是别有它图，即借此为其殖民扩张和侵略作准备。所以，俞正燮提醒国人和当政者，注意不要被西方列强利用贸易之名而行侵略之实的假象所迷惑，居安思危，亦即“思患豫防”。正是在这种自觉的危机意识推动下，俞正燮又撰述了《喀尔喀伊犁》、《蒙古》和《澳门纪略跋》等文，旨在探讨筹边谋防对策，以备国家将来所用。还有龚自珍对英国侵略我国东南沿海等地亦极为关注，他说：“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备戒不虞，绸缪未风，深忧秘计也不尽闻，”（注：《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二。）
其次是在这期间的外国情况研究与撰述中，出现了一种初步的“世界意识”，或谓恢廓的视野。这主要体现在个别研究者开始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反对外来侵略之方略对策，萧令裕依据多年对“外事”的留心与研究，认为西方列强之间亦存在着种种矛盾，甚至是尖锐的。因此，他在《粤东市舶论》中第一次提出“以夷伐夷”的思想，理由是英国非但同葡萄牙在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上有着尖锐的矛盾，就是与美法等国也是“夙与仇雠”，因此，在未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应利用这种矛盾，以收“使相攻击，以伐相伐，正可抚为我用”（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卷九。）之效。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魏源所提出的“以夷攻夷”的反侵略思想，正是萧令裕“以夷伐夷”的思想发展、丰富和深化。同时，还体现在有的研究者将“探阅外情”与探讨反侵略的方略对策结合起来。面对西方列强日益显露的侵略威胁，而中国人对于“外情”依然一无所知，相反，“中国人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番无不周知”。对此，叶钟进不胜忧惧，他强调：“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意大利亚，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探阅外情”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纲领性的反侵略斗争指导思想。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无疑受到了叶钟进的这种认识之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魏源的“师长”学说就是叶钟进“探阅外情”观点的充实和深化，并赋予了它更具有针对性的内涵和更明确的目的。同时，叶钟进“探阅外情”观点，亦为其后中国人进行外国史地研究提供了使用外国第一手资料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从上述不难看出，这期间的对外国情况研究与撰述中所反映出的反侵略为核心的危机意识和世界意识，已同以往以游记、见闻等撰述形式为特征的对域外的一般性记载与介绍有了本质的差别，也正是如此，我们才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外国史地研究的发端时期。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因为处于发端时期，故这期间的研究又表现出粗浅零散、牵强附会、记载失实，甚至以讹传讹等种种不足。诸如这些著述对外国史地的介绍极为简略，长的不过两万余字，短的仅两千余字，且由于部分材料来自传闻，所以不免疏略。这期间对西方的认识还处于孤陋肤浅的层面，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期间的研究与撰述，还是开了19世纪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地的风气之先，并且为鸦片战争后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外国史地研究做了必要的尝试和准备，同时也为日后的反侵略斗争之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启示。
二、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研究的新变化
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南京条约》的签订为界碑，由于中国社会的空前巨变，外敌入侵的不断加深，以及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使得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同前期相比较，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对“固陋自安”的反思。也就是说，在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的研究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
鸦片战争的惨败，既暴露出了封建制度的腐败落后，又使与世界隔绝的大清帝国受到空前的冲击。“赫赫天朝”竟大挫于“区区岛夷”，不仅使人们感到奇耻大辱；痛定思痛，也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长期隔绝封闭、昧于外情所致。姚莹对此指出：“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又言：正由于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人情平日置之不讲，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若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既震其积威，复申之以邪教，几何其不胥中国而沦于鬼魅乎？”（注：《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八。）魏源亦说道：英国以新加坡为基地，以刺探中国情报为务，“（英人）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忒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故魏源于其著述中反复强调“洞悉夷情”的重要和迫切，他说：“同一御敌，而知形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筹夷势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因为“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所以，他又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夷书始；欲造就边材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注：《海国图志叙》。）他不仅再三说明“洞悉夷情”与否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至关重要，而且明确地指出“洞悉夷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夷”。于是一些进步的史家开始将目光从对王朝盛衰治乱的关注，转向了对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起着重大作用的外国史地的思索和研究，并表现出了对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如饥似渴、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和鲜明的自觉意识。这从研究者的撰述主旨和动机中即可略窥一斑。姚莹在谈其创作《康輶纪行》之动机时沉痛地指出：“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猖獗也，莹实痛心。故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近岁始得其全。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为此书，借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又大声疾呼道：“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复辙为美谈也。”（注：《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八。）姚莹不但慨然以介绍外情为己任，将不了解外情作为必雪的国耻；更进一步认为，在西方列强环伺中国、虎视眈眈之“可忧可惧”的严峻形势下，了解外情，以谋“御侮雪耻”、保卫国家之方略对策乃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因此，他希望通过外国史地的研究与撰述，能使中华民族，从对世界茫然无知、愚昧封闭的误区中走出，以集中和调动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共谋御侮雪耻大计。即“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这就使得姚莹的外国史地研究具有较广泛的思想启蒙之意义。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救亡图存任务的日益艰巨，先进的中国人欲通过以“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为特色的外国史地研究来探索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愿望更加紧迫、意识更加自觉，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19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国别史——《法国志略》的作者王韬，在谈到他撰写该书的动机时感慨万千地说道：“海外舆图，详者实罕。汉唐以来，声教渐讫，然自葱岭之北，身毒而西，珥笔所及，即多茫昧。有明中叶，欧境始通，于是《职方外纪》、《坤舆全书》相继并兴，颇称征实。此外非无纂辑，而非琐屑小言，即荒诞不可致诘。”（注：《重订法国志志略序》。）因此才致使“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于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为远人所诮也。”（注：《弢园尺牍》卷八、卷三。）不但清初修《明史》时，人们甚至说不清法兰西位于何处？就是作者在撰述该书时，能弄清法兰西的准确地理位置、并对其历史与现实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也是寥寥无几。字里行间，既流露出王韬于中国对世界历史及现状的无知与贫乏深感悲哀和耻辱，又反映了他因此而生的忧惧和焦虑之情。尤其在“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注：《重订法国志志略序》。）他认为在世界尤其是欧洲诸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后，给欧洲大陆所带来的空前的政通人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之巨大变化的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如果再不思进取，昧于外情，认不清自己同世界强国的差距，那么给中国所带来的灾难和屈辱就不仅仅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问题，而要亡国灭种了。王韬是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从中国同世界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关系中，来分析和思考中国的现状乃至前途命运的。正是基于这种自觉意识和迫切愿望，他希望通过外国史地研究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与认识，改变和打破中国人“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注：《弢园尺牍》卷八、卷三。）之封闭隔绝、愚昧无知的状态。王韬更渴望通过对外国史地的研究与介绍，以针砭中国时弊，激励国人，振奋民族精神，以西方强国为榜样，锐意进取，改革图强。他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外国史地研究与撰述都是如此。
1868年，在西方列强联合叩关入侵的刺激下，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思想变革与教育变革）、“富国强兵”（发展军事）、“殖产兴业”（发展经济）等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措施，从而摆脱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并未引起中国的警醒且予以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在不少愚昧保守、狂妄自大的中国士大夫心目中，日本不过是处在东隅的“弹丸小国”，故对近在咫尺、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在哪儿都说不清楚。对此，黄遵宪不胜焦急和惶恐，他在《日本国志自序》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及。……可谓之狭隘矣！”正是源于黄遵宪对研究外国史地的自觉和迫切，使他在日本担任外交官期间，格外留意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经过认真深刻的考察，他终于悟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亡，摆脱国家和民族危机，由弱转强，正是维新变法的结果。他由衷地说道：“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注：《日本杂事诗跋》。）这表明，随着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加深，尤其是从日本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而导致的国富兵强的事实中，黄遵宪受到了极大的启示和鼓舞，也坚定了他“借鉴东邻”亦即向日本学习变法维新的信念和决心。这亦正是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主旨和深层的动因。其弟黄遵楷于《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中亦言：黄遵宪写《日本国志》，其用“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即通过该书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百务更新”的情况介绍到中国，使国人“知其所取法”。可见他是将该书作为“匡时之策”和“维新变法的教科书”，以此启蒙和号召国人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迅速进行维新变法，以实现富国强兵并有效地抵御外国的侵略。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中，贯彻了“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治史原则。
随着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化与提高，以及抗敌御侮、借法自强的迫切需要，使外国史地研究从一般性地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和概况，开始将重心转向研究外国近代历史与现状，以期“通今致用”。在他们看来，欧美诸国的历史，距离当今社会愈近，其价值与意义就愈大，因为这与中国的关系就愈加密切，可法可戒之处亦就更多。所以王韬在谈到其著史原则时即明确指出：“博采旁搜，钩稽贯串，补苴罅漏，网罗见闻，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以成一家之言。”（注：《弢园尺牍》卷八、卷三。）王韬的《法国志略》就是遵循“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原则编撰而成。该书将重点主要放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历史上，既详细地记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发迹、征战、称帝及失败、复位和流放的历史，又对欧洲诸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和风俗时尚等有所介绍。这从该书修订时所增加的内容中也可窥见一斑。1890年王韬鉴于该书对近代史事记载的疏漏，遂依据当时各种中西方报刊和外国人的撰述予以增补，将原来14卷本增订为24卷本，其中增订最多的部分便是近代史事。
王韬的《普法战纪》，是记述当代战史的急就章。1870～1871年震惊世界的普法战争刚结束，王韬便以一个史学家独有的敏锐和自觉的意识，立即“摭拾其前后战书，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注：《普法战纪》前序、后序。），刊行于世，旨在“观夫普法战争之际，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注：《普法战纪》前序、后序。）。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肢解、甚至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王韬如此关注普法战事、并认真探求其中的“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绝非只是据此观察“欧洲全局之枢机”，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欲借此书使中国人从普法战争成败胜负所带来的强弱易势之战结局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和借鉴，或引以为戒，或取之为法，并想在由于普法战争的结果而引起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通过研究普法战史，帮助中国人洞察世界大势，从而不失时机地制定正确的内政外交方针。其爱国之情、赤子之心，溢于字里行间。1886年，王韬复据新近搜求网罗的有关文献，重订《普法战纪》，增补为20卷。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的治史原则亦贯穿了这一精神，他说：“检昨日之历以用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注：《日本国志·凡例》。）因此该书所载虽为日本自古至今三千余年的史事，然而绝大部分记述的是明治维新的历史，以期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蓝图、典范、模式和经验教训。可见上述种种无不反映出“通今致用”的近代史学特点。
三、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研究的主要成就
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同前期相比，其主要成就是为长期处在封闭隔绝、孤陋寡闻状态之中的国人推开了一扇了解和认识世界的窗户，为了沉闷窒息已久的中国社会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尤其是当时的外国史地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既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又对人们观念的更新与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作用。这包含了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向国人介绍了科学的地理观。
由于古代中国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长期高于周边国家，所以给中国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误以为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必定优于世界其他国家，是“天朝上国”。诚如利玛窦在《中国札记》所言：“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在地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这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优越感和目空一切、虚骄狂妄的文化心态所构成的陈旧观念，既是地理观，又是文化观乃至世界观。它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的觉醒，进而自觉、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自我定位，成为实行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之政策的理论依据。故鸦片战争后，要完成历史所赋予的向西方学习、以探讨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伟大使命，就必须破除这种封闭保守、愚昧陈腐的观念。随着《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著作的面世与传播，人们虽然很不情愿，但毕竟开始正视和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中国的地理位置并不在世界的中心，那个曾经拥有强大和辉煌的“天朝上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相反，中国仅为世界的一员，除中国之外，地球上还有五大洲、四大洋和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由于特定的时空及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些国家有着风格各异的历史传统、人文景观和政教习俗，可谓大千世界不乏神奇和精彩。这种观念的转变与更新，有助于激励和启迪人们逐渐走出古代封闭愚昧的误区，对外部世界从消极、被动的接受转向积极、主动的探寻，由此开创了一种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社会新风尚，这在19世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第二，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向国人宣传了进步的科技观。
在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社会中，科学技术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而倍受冷遇和歧视，甚至被斥为“奇技淫巧”而屡遭压抑和摧残。这种观念及其做法既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对科学技术进行钻研和探索的热情和积极性，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乃至后来落伍于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鸦片战争既是敌我双方刀兵相向、智慧勇敢的角逐与较量，更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英国和中国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和对话，它通过科学技术之竞争形式表现出来。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既从中悟出“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又看到了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列强相较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当时他们将西方列强发达的科学技术称为“长技”，为了御侮图强，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目的是为了“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注：《魏源集》上册。）为了转变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不屑一顾之肤浅陈旧的观念，此时的外国史地的研究者们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以充分肯定的态度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魏源于《海国图志》中，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记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是罕见的。在谈到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时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他以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最后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成功事实，来说明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作用。最后，魏源充满希望地指出：只要中国人能转变观念，虚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即“因其所长而用之”，“东海之民”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最终必定会赶上“西海之民”，并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黄遵宪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系统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固然同“政从西法”密切相关，但也绝离不开重视和提倡工艺（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而欧美诸国能有今日的繁荣，也是由于经历了近代工业革命。西方近代的一切科学技术，悉建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由欧美反观中国，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之所以科学技术严重落后于西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士大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结果不仅使国人“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物不过依样葫芦，延袭旧式”，而且终致工艺“实学荒矣”（注：《日本国志》卷四十、卷三、卷二十七。）。对此，中国的士大夫是难辞“误国”之咎的。
可见，外国史地研究与撰述，既向国人介绍了新的科技观，又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并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视为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方略，这无疑具有思想启蒙和解放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既有助于中国人更新观念，及早走出轻视科学技术的愚昧肤浅的认识误区，又有助于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激发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热情和积极性，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增进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
第三，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向国人传播了进步的历史观念和社会理想。
出于探索御侮图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之救国真理的需要，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既对西方近代科学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和热情，同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是格外留意和关注。他们试图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与研究和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估量和抉择联系在一起，故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考察就成了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头等重要问题，而且成绩斐然。
虽然鸦片战争后陆续面世的《海国图志》、《海国四说》、《瀛环志略》等著述悉以“师夷长技”为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对西方近代科学着眼颇多，但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亦有评介。魏源在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时，表示了由衷的赞誉。他说：美国“分东西二部，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他认为美国总统制、议会制是空前的创举，它充分地反映人心民意，体现了公正平等的原则，并废除了终身制、世袭制，代之而行的是民选的任期制。尽管魏源等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很肤浅，甚至是很朦胧的，尤其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作肯定的评介时，并没有要中国学习其“制度”的用意，也未加以比较而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批判。但是以这样充分肯定的态度和称赞的笔触评介西方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壮举”。因为这种评介为其后维新变法思潮的萌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和事实依据。
而在其后的王韬、黄遵宪等人的外国史地研究中，则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改革变法的经验教训为宗旨，意在“借法自强”。王韬通过对欧洲大陆民主政治制度系统认真的考察和研究，认为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是欧洲诸国得以国富兵强、政治清明的根本和关键。他说：“势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之忱。”（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在他看来，这既可最大限度地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又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暴政的根源。言谈之中无不流露出赞赏和向往之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是从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经验，以便为中国的改革变法提供学习的榜样、实践的模式而作。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真考察与研究，认识到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奋发进取，走明治维新之路，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御侮图强，摆脱危机，以争取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否则中国惟有被列强所肢解瓜分，乃至亡国灭种。对此，他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注：《人境庐诗草》卷九。）黄遵宪认为，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之中。”（注：《日本国志》卷四十、卷三、卷二十七。）真正实现“以法治国”（注：《日本国志》卷四十、卷三、卷二十七。）。他以此说明法律是欧美资产阶级治国保家的利器和根本，也是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核心和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以法治否定和取代人治。
可见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既向长期处在残暴、黑暗之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中国人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进步的民主政治制度，诸如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天赋人权”的立法制度、公正平等的选举制度，以及自由民权观念等；又通过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亦宣传了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的思想。这既有助于使中国人从根本上认清封建专制制度之腐败、落后和黑暗，启发和增强国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美好前途的自觉意识和信心，又为中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思想武器、借鉴模式和经验教训。
总之，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不仅承担了向西方学习、探求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历史使命，向中国人宣传了进步的地理观、科技观、历史观、变法观以及美好的社会理想等等，对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与世隔绝、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的中国人来说，无疑起到了空前的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作用，而且为中国人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文化观念，这对中国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与桎梏，进而实现观念的更新与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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