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文价值管理主导模式：文化生产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方式论文,主导论文,人文论文,模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942(2003)05-0056-05
沉迷于物欲是技术为主型社会最常见现象，如果社会经济繁荣是由膨胀的“物欲”所主导，人们很难获得其所企盼的精神富足。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技术理念对传统文化具有冲击力和瓦解力，然而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平坦的，而是曲折的，甚至存在“人性的陷阱”。后现代理论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造成社会繁荣，也可造成社会崩溃。现代化过程不应存在文化价值理性缺位，社会需要一种具有正确价值理性，能包容技术型生产力和技术为主型生产方式向人类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的社会管理方式。
一、在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彰显文化的价值理性
现代启蒙是在“打倒上帝”，让上帝死掉，恢复了人欲开始的。现代化的繁荣是在对人的主体的中心地位确认和履行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现代化的“沦陷”是在技术理性被过份地强化，人的人文理性逐渐被忽视过程中，走向失落的。现代化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必须重新梳理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化，用文化的人文价值理性引导社会的发展、进行社会管理。
文化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表达方式，价值性是它最重要的特征。相对狭义的文化而言，它的价值方式同科学技术一样，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相对广义的文化而言，科技被包含其中，科技力量只是文化的技术一面的展示。文化的价值方式具有科学无法替代的人文创造力，况且它也是可以包容科技的。文化极具复杂性，它是令人难以一目了然的，根据一位文化人类学者的统计，对文化的定义至少有130多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认为文化有两大定义：通义和专义[1]。杜先生的理论给人的启示是，对于文化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文化表达了不同的价值。从综合性理解，文化代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使各种特质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等能够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从特定的区域或领域去理解，文化代表社会不同的价值。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集团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特质，从而使价值丰富多彩和多元化发展。从文化的作用力方面理解，文化具有广泛的渗透力，总是能创造“添加价值”，即新的人文价值和价值追求，这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美国当代哲学家格尔茨认为，“所谓文化就是由人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文化的落后，既会导致原创动力——“意义”的缺失的问题，也会产生使实现“意义”的科技方法难以生长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地区，为什么总是难以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商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文化力的冲击和引入，在这种背景下，以商品生产者身分出现者是无法理解别人的需求“品位”的。缺乏文化价值活力的社会，将是“死寂”的社会，与动物世界有何区别?知识经济的出现，加速了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过程，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即以人的文化相对优势的较量逐渐地取代了传统的以经济发展优势的竞争。现代商品无不包含文化含量，文化经营方式已开始被人们采用，商品的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文化因素参与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也日趋显著。谁拥有了具有文化智慧和科技技能的人才，谁就拥有了持久的竞争优势。
市场经济离开了文化的作用，就失去了智力支持、情感协作和精神动力。提起文化最容易使人联想起知识，还有弗兰西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文化与知识是密不可分的，但文化不仅仅只等于知识。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把物质文明和人的完善贯彻到实践的目标中，在方法上将科技原则和伦理原则统一起来，以“自然”作为对象的，主体与客体互动前提下，实现主体客观化的过程。诸如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等众多的形式。知识本质上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知识具有“知识力”，毫无疑问，文化也是具有“文化力”的。在当今所出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竞争越来越激烈，谁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谁就有了制高权。综合国力的竞争，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教育和文化等等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只有那些通过终身教育的方式，不断以文化的价值和技术充实自己的人，才永远是不败的人才。因此而言，文化国力是根本的力量。曾经有一个电视媒体报道过，在西方能跻生于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是59年，而我国能跻生于500强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是3～4年。为什么呢，其原因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是从家族模式起步的，这种狭小家族文化的惯性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一旦它与世界级的强手抗争，企业文化底蕴力的薄弱就会暴露出来，加上资金周转暂时的困难，企业当然只得被人家从“擂台”上赶下来。市场经济是重价值的，是一种为创造价值，交换价值，消费价值的实践活动，从本质上定义，它就是价值实践，文化的“意义”是它的轴心。重新审视原来物质生产方式理论，建构一种符合价值实践的“技术——经济——文化”融为一体的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互动有利于克服合法化危机。所谓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当某一理念和实践模式被社会认同后，再经过社会权威的方式确定，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直接威胁着系统重新的整合，从而危及原有的社会系统结构。当人们满足自己了解“世界究竟是什么”的强烈愿望时，于是，“他们惊奇发现世界的‘现实’原来是由同一文化成员共同享有的某些观念所建构的”[3]。其实任何社会的共同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社会认同是通过旨在维护系统的整合能力而间接确定下来的，在阶级结构基础上，这种社会认同往往是很脆弱的”[4]。人在社会生活中被结构化，而形成稳定的人格，不同的文化会模铸出迥然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对于成功，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体验是愉快感和自豪感，因为成功是他有能力的表征；而中国人对成功的体验则是愉快中夹杂着惧怕，因为鹤立鸡群意味着游离群体而构成被孤立的威胁，这是中国“中庸”哲学的文化价值反映。事过境迁，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也许我们会为过去所表现的那种姿态而感到好笑：居然会把虚伪的“谦恭”和“夹着尾巴做人”当作处世之道。当然，在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贯穿几千年的“诚信”理念也是令我们自豪的。文化是一种社会资源，文化反思恰恰具有一种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力量。经济一体化伴随着文化一体化的冲突与交融，并不是文化链的断裂，也不是重建文化的篱笆，而是通过文化对话，找到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既能保持文化特质，也能促进文化交融的，并具有再生意义的价值模式。
二、从技术为主的物质生产方式转向以人文价值为主导的文化生产方式
文化生产方式是使文化从“反作用”模态到“结构”模态的转变，这一转变模态强化了文化的社会参与性，而不是惟独只有文化的技术性才受到重视。为了有助于理解这一“转变”，不妨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传统理论。狭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精神生产成果。在传统的经典社会政治理论中，社会分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系统。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被生产力、被经济所决定的东西，但是它具有反作用。在此理论里，文化不是经济内含的而是外在的“作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只看到了文化对生产方式的外在力，忽视了文化对生产方式的内在力。
文化具有极强的贯穿力，它以其不同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三个基本系统。当社会有了文化的对话，“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内心的活动，还是外在的活动，都会产生质的变化”[5]。文化作用于社会系统是人自觉的主导的行为，而不是自发的自然行为。首先，文化作用生产力是通过促使劳动者接受教育和主动学习的方式形成社会生产力和人力资源。在生产经营中，既要有降低资源、能源和财力等有形的“硬投入”，也要有提高文化、科技等无形的“软投入”。传统的政治教科书往往把生产力中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劳动者界定为“生产过程中，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这一定义容易把劳动者引入“人力工具”的歧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者的心理状况、情感和情商等较重要的文化因素，人是由生物、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多重迭加而成的，文化总是对人的生物差异进行不断调整，“人是如此需要这一类的符号源启示他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因为本来就渗透在他体内的非符号类的资源只能散射一种微弱的光”[2]。人的生物生命只有一次，但是人的精神再生可以有无数次。文化通过文化人去作用其他生产要素时，不管是生产工具的设计和使用，还是对自然资源的采撷和利用，就会更容易采取一种人性化的“普世伦理”态度，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由此可见，文化是内含于生产力中，而不是在其外。
文化通过人作用于其他两个社会系统，以人文价值管理模式作用于生产关系领域，以文化政治方式作用于政治领域。分别在这两个领域中的文化模式的基本职能是进行管理，其基本的特性是人文主导。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几乎没有人对“人是文化的积淀”理念产生更多的怀疑，但是，文化却是一个“变数”，相同的文化背景却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人。这些确实令人费解。文化变数实质上是文化如何影响人、影响社会的问题。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假定，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在基本的道德信念上同质、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广泛的共识的社会。但是，社会实际与他的假定有许多出入的地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并不是一元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民主社会更是如此，市场社会要求自由的制度能强化，多元的价值能共存。于是，他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修正了他原来的观念，认为秩序良好不再是社会归依于某种基础性的道德信念，而是共同认可的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罗尔斯指出：“秩序良好的社会既非一种共同体，也非一种联合体”。[6]而是这一社会的各种文化体的多元价值具有一种“重叠共识”[6]。这种“重叠共识”就是主导社会的东西，当它与历史趋势相一致时，就成了社会的主流和潮流。就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而言，也应该是贯通的。文化也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这是由人类活动的特点所决定的。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具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即目的性、依存性和知识性，惟有文化才能把这三个特点贯穿起来。这些特点为经济和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提供了客观依据，当然，由此而决定的生产关系若要排斥客观前提，显然在逻辑上说不通。事实也是这样，文化是属人的，由此可以把“文化力”称之为“人文力”。文化作用于人，对人的心理、情感、甚至对人的生理都会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一种人文力“场”——生产关系，亦是社会管理。生产关系是为生产力服务的，其核心宗旨就是提高“效率”。在这个文化“场”的作用下，科技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文化才能形成文化生产力。文化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程度的大小，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效用，引起经济效率向社会效益的转化。西方管理的发展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泰罗的把人比同机械——经济人理论——社会人理论，反映了文化逐渐增大了渗透经济管理的力度，虽说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没变，文化的力量却改变资本主义的“垂死”命运，使资本主义在今天获得极大的成功。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来，人类和他的文化在社会系统中的立体景象。文化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且正在发挥极大的力量，但是还仍没有在理论上去显化它，并没把它系统化。
从运作特点来看，文化生产方式是以价值为主导的社会管理，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任何政治经济都是一个权利系统，是需要有运用权力的政治技巧的。“文化型”社会管理仍离不开运用“权威”。社会权威资源分为权力型和非权力型的。权力型权威是与国家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带被迫性色彩的社会认同。非权力权威是利用非强制性权力建立起社会认同，如经济的杠杆作用，文化的价值影响等。直观地理解“经济的一体化”，它是一种技术组合经济。在具体国际性生产过程中，生产某一“组合商品”，不再是属于纯粹某一国的，“组合商品”的组成部件可以由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生产。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中，国际性生产是需要建立国际性标准的，通过双(多)边国家的谈判解决或由国际性组织规定标准化生产，实现零部件通用。从实践中看得出，经济一体化的标准生产的特点是“死”形式“活”功能，即严格按照组合的“接口”标准化的“死硬”条件，但给予不断优化科技功能的充分自由。“文化的一体化”是否也是这样呢，当然不能，因为文化是价值手段，是难以量化的，价值“组合”与技术组合是不同的。文化全球化同样也可能存在文化双(多)边平等对话，制定出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这种规则应是粗线条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量化”标准。美国后现代学者詹姆逊认为，“全球文化的标准化或美国化意味着一种盲目性”[7]。在现实中，任何生产方式，任何主导性的社会秩序，任何主导性文化都不能完全包含或穷尽所有人类实践、人类能力和人类意图。既要看到某一具体的文化主导的局限性，也要警惕和提防文化霸权主义的危机。文化一体化是寻找多元文化“重叠共识”的过程。文化生产方式这一有机体是实践之树干上开的花，它结出果实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可以预计，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最终会选择一种能保持不同文化和谐相处，又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活动方式。不要轻易怀疑文化生产方式的存在，毕竟文化生产方式已初露端倪了，并带出了巨大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物化形态的，通过物质载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如音像制品、美术作品、书刊等；另一类是精神形态的，通过文化和与精神服务的相关部门和单位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心理咨询、表演艺术等等。有人计算过，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商品和服务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已超过物质商品的总和比重。国内某些省的文化产业大手笔的成功，也反映了文化方式的历史发展趋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尽己所能，以我们所具有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意识及敏感性，掌握、缓和和规范其发展方向”[8]。“文化型”管理实现非权力型管理，使政治权力对社会干预发生了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变，更多地采取了与非权力方式相融合的方式。文化生产方式同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相比，它更具精神价值性和创造性，其影响力更持久。
三、对跨文化管理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理性思考
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已成为一种现代的主流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为主流，文化为主导”已广泛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作用对于经济增长日益明显；二是商品的文化含量的比重逐渐增大；三是文化产业和文化经营受到人们重视；四是文化国力成为国家之间较量的重要力量。现实已经摆在面前：文化一体化的全球化过程正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三条为轴心开始扩张。中国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它不仅仅是经济向现代化市场模式的转换，在深层次里它意味着文化的“整合”和转换。社会转型容易导致“边际生活”，所谓边际生活，是指人们习惯了生活方式被破坏，又对新的生活方式感觉怀疑，对新旧生活方式无所适从，“跟着感觉走”的物欲感最易在此时期流行，它盲目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其实，自发性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属人的真正的生活方式，“人类不像动物那样，他们缺乏对付危险状况的直觉应对技能，因此人类在危险来临的情况下，总是动用曾用于解决生存问题的文化工具。假如文化工具在全新的、根本不熟悉的新任务面前确实无能为力的话，人们就如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9]。从而会导致一场严重的危机。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能比得了对文化的引导需求更迫切，能比“以德治国”更具有力量呢，因此，对现代化建设，应该有与之适应的文化回应、文化理性和文化模式。
文化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人文价值生产方式。它是突出“以人为本”、“以人文为本”。文化生产方式的结构中，首先，文化因素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结构的直接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迫切需要“四有”素质的劳动者，文化成为影响人素质、智慧和能力的关键因素。其次，在生产关系结构中，人文价值生产方式属于以“以人格伦理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管理方式。人文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它反映文化世界是以人为主线，以人的“喜好”为轴心而扩展开来的，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文化生产方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其一，精神价值性，即文化具有对人有重塑和对物质世界的再造的作用。文化生产方式反映了人对自己在现实世界独立性和人所特有的能动性，人的独立性是依赖能动性建立起来的。所谓“现代化”意味着对人自身“崇拜”的彻底诞生，从而取代了古代其他所有的崇拜。最终会把对精神的崇拜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以最小的对有形资产的消费争取获得最大的精神美满。其二，主导性。文化主导人和社会，从而创造出社会的主流人格和主流生活，文化的更替意味着人格模式和生活模态的新旧转换。文化生产方式对需求的萌生具有原创性作用，但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据此而怀疑需求的客观物质性，文化生产方式对需求的原创性是建立在对人的生物性和对客观物质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在社会现实中看，物质商品的服务具有后置的“满足”性，它表现为这种物质生产滞后于需要，因为供给生产是以假定需求为“蓝本”的，这样就铸定一种令供求关系难以适配的盲目性。要克服这一盲目性，就必须借助新的经营方式，即文化经营，利用精神生产的媒介，如广告、企业文化、售后服务等等形式，创造无形资产，引导新的需求和创造新的消费理念。其三，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即文化生产方式不仅创造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创造超越经济价值的东西。当今的市场经济突显了经济效益，市场活动无不带有功利色彩。似乎给人的一种怪怪的感觉，无功利就无市场经济，在竞争中无经济效益就会倒闭。当我们追问市场的起源后，就会不觉得怪了。市场经济理性的根源是个人主义，它历史作用是双面性，一面是注重自身，摆脱了神的束缚，更重视实效和实用，突出了效率；另一面是导致人欲横流。因此对它消极的一面应该有严格的约束，在基本需要的生存竞争中需要严格的法律，防止个人主义越过他人利益的“界”，在较高层次的竞争中，还需要伦理制度和道德意识来约束人的自私，建立完整的公平公正社会约束系统。归根结底地说，如果市场社会是个人主义的，就是一个迫切需要约束机制的社会。文化是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约束机制，在文化“场”中，人与文化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被文化所模化、被创造；另一方面，人又是文化的再创造者。人凭借自己的努力超出自己肉体上的有限范围，达到完整和全面的发展，并在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个性，通过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适度的、有节制的消费，保持人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四，伦理道德性。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也为自己立“法”。文化生产方式并不局限于物质生产，其精神产品的生产也不是单纯为获得经济效益，而是在生产商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社会人，它给生产物质商品、精神商品和人的过程赋予了伦理道德的意义。人们因此获得一种特有的理解力，在消费物质商品的时候，再也不是生存层次的饱腹避寒，而是在食的过程中获得“味”的享受，在穿着的过程得到“美”的幸福感，克服人在生物体上的狭隘性，提升人的品位，提高人的社会档次，唤起人性觉醒。它努力保持着每个人的伦理道德理性，并不断地扩展，这一过程是这样表现的，“一个人努力保存和发展自己以及他同情的那些人，起初，这种同情心是微弱和狭隘的，后来它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烈，日益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上”[10]。文化生产方式是一种立根于物质生产基础上，关注人、关怀人、兼顾社会治“标”也治“本”的彻底性管理。
我们的社会应该对文化生产方式的出现给予积极的回应。就像现代化过程中科技的地位逐渐上升一样，文化生产方式也会随着“后现代化”革命的兴起而逐渐显化。后现代理论虽说没有直接提到文化生产方式，但是它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概括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社会方面，理论知识处在中心地位，这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有专业和技术的知识人处于主导社会的地位；经济从以商品生产型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型经济为主。二是，在社会文化方面，与经典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不同，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文化生产方式发展战略的制定应充分考虑这些变化。中国这条“龙”的腾飞正处在龙头在知识经济社会，龙身在现代化市场社会，龙尾还留在小生产方式中。这种复杂的“多元”发展结构，需要极其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以什么样的理性去引导中国的发展呢，目前我们是以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理性来引导的，然而事实上现代化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它存在如此多的“现代化陷阱”，现代化在带来了极大的物质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失落，精神的空虚，生态灾难等等“陷阱”。就连作为社会强大推动力的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的对不可再生资源膨胀消费，是不能移植到人均资源很低的中国来的，本土生态资源破坏性消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仅有法律还不够，多元结构的发展更需要文化力量和道德精神。制定文化生产方式的战略策略，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要加强文化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建立国家文化经营的系统、全面、能动的体制。二要利用文化经营的机制营造国内和国际的良好的市场环境，努力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地位。三要立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做好、做大、做强，倡导适度物质消费，紧密结合的生态环保、产业服务创造文化的世界品牌。四要增大商品的文化含量的比例，使商品带有人性化的特点，提升人的消费中的德性觉悟。五要加强人才战略的发展。文化生产方式就是在人与物的相对互动过程，更突出了人的主导作用，对人才要有新的理解，所谓人才，就是既有丰富的文化情感和智慧，又具有娴熟的科技技能，还有高尚的德性人格，敢于创新，不断创新的人。
收稿日期：200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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