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要性、条件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必要性论文,对策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要性
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到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以扩大国债投资规模为特征的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就应当适时退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要性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一）受政府财力的制约。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具有长期大规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199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6%，最近几年这一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到2002年也不过为18.6%，能够用于宏观调控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这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基本上是依靠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来进行的，但长期实行下去是难以为继的。
（二）受财政风险的制约。这些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它加大了财政风险，突出地表现在加大了赤字风险和国债风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额与累积余额迅速增加，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有大幅度提高。1998-2002年，我国的亦字率（赤字占GDP的比率）从1.2%上升到3.0%，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0%上升到18.1%（见表1）。
表1 1998-2002年中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
年份 财政赤字（亿元） 赤字率(%) 国债余额（亿元） 国债负担率(%)
1998
960 1.2 7862.310.0
1999
1797
2.2 10410.6
12.7
2000
2598
2.9 13010.0
14.6
2001
2598
2.7 17268.0
18.0
2002
3098
3.0 18706.0
18.1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和历年财政部关于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整理。
在考察赤字风险和国债风险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隐性赤字问题。我国除了反映在财政预算账上的公开赤字外，还有多种形式的数量可观的隐性赤字，如欠发工资、粮食企业的亏损挂账、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等。2002年底，仅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一项就达近2000亿元。如果将此因素考虑进去，我国2002年的赤字率将达5%左右，这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2.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问题。隐性债务与隐性赤字密切相联系，上述隐性赤字都表现为隐性债务，它是确实存在并且需要偿还的，只是没有在当期财政预算账面上公开反映出来。或有债务隐含着发生负债的客观可能性，但在未来能否发生和发生多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目前我国存在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其他公共部门债务、社会保障资金债务等。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都考虑进去，我国的国债规模可能在4-5万亿元以上，按此计算，国债负担率在50%以上，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一比重在75%-100%之间。[1]当然，上述或有债务不见得都会转为法律意义上的债务，但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按其性质来说就是国家债务，最后都必须由财政来“兜底”。另外，据各地典型调查，地方各级政府各种形式的债务负担也是很可观的，同样存在着债务风险。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财政预算尚未完全独立，地方政府债务还不了时，最终也会转移到中央财政上来。
3.国债的投资效益问题。这些年来发行的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总的来看效益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仓促上马，造成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或投资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浪费，有的国债资金甚至被挪用等，这些都会影响国债的投资效益，增大国债风险。
（三）关于“挤出效应”问题。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而引起对民间部门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的现象。目前社会上普遍认为，我国当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根据有二：一是“挤出效应”的条件之一是财政支出的扩张引起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民间投资，而目前我国的国债发行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二是目前我国的银行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存差，不存在政府和民间部门在信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问题。不过，如果从更深层次分析，我国民间投资之所以长期不能有效启动，其主要原因：一是入市的门坎高，民间投资难于进入；二是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不畅；三是资本盈利率普遍偏低。当这些因素消除后，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可能引起“挤出效应”。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较快，这一问题将会逐渐显露出来。另外，如果从财政收支总体来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税收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不管原因如何，都意味着政府支配使用的资源增加，相应地，民间部门支配使用的资源减少，投资能力减弱，这明显属于“挤出效应”。
（四）防止旧体制的复归。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使用上，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偏重于市场调节，财政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政策偏重于政府的计划调节。现在，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投资规模不加控制，就有可能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必须清醒地看到，提出旧体制复归问题，决非危言耸听。目前我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府包揽过多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国债资金投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投资项目由地方、下级层层申报，中央、上级层层审批，同时还要求银行配套贷款、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其影响规模要几倍于国债投资规模。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同政府官员的任命制相结合，很容易产生争投资、大干快上、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弊端，项目投资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的问题比较明显和突出。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种以国债投资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适时退出。
必须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体，政府、财政只能是配角。政府的职能在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弥补市场缺陷，而不能充当市场的主体，替代市场力量。因此，企图长期借助扩大赤字，增发国债来支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错误和危险的。
二、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要选准时机。其基本条件就是国民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即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了内在动力，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局面得到了扭转。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GDP的增长连续几年稳定在8%左右；(2)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应保持在15%左右；(3)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有明显提高，应与经济的增长大体同步；(4)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左右；(5)银行贷款增长加快；等等。
“淡出”的时机选择非常重要，过早“淡出”会使已有的成果前功尽弃，经济的重新启动将会付出更大代价；过晚“淡出”又可能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这在国内外都有过教训。那么，如何认识和判断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以及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备了“淡出”的条件呢？根据有关资料和调查研究分析，我国经济在2002年已基本走出低谷的基础上，今年第一季度进入了快速增长期，GDP增长高达9.9%，大部分经济指标创1995年以来的同期最快增长水平，整体经济增势强劲，初步实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势头。但进入4月份以后，受“非典”疫情的冲击，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落。第二季度GDP增长降到6.7%，比一季度回落了3.2个百分点，增速为1992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水平。但由于一季度经济增势强劲，加之6月份工业生产、市场销售等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因此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总体上仍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8.2%，比去年同期快0.4个百分点，是近几年同期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同比增长11.6%，第三产业同比增长4.2%。从部门来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2%，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1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5.8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6.2%，增速比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是1994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增速，各经济类型工业增长全面加快。与此同时，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企业盈利保持较高水平，1-5月份，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同比增长62.8%，工业产销率高达97.2%。
上半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二个：一是投资，二是出口，它们1-6月份始终保持强劲增长。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1%，比去年同期快9.6个百分点，超过了经济过热时的1994年的投资增长速度。分经济类型来看，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32.8%，集体经济投资增长37.8%，个体经济投资增长14.1%。在国有及其他投资中，基建投资增长29.7%，更新改造投资增长39.2%，房地产投资增长34%。从建设资金的来源看，上半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12.7%，国内贷款增长55.9%，利用外资增长44.1%。自筹资金增长51.2%。上述数字中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在全社会总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非政府投资，即企业和民间投资也增长强劲，与全社会投资的增速处于同等水平。1998年以来，实行以增发国债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其目的就是通过国债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很明显，目前民间投资已被启动，这使得经济增长有了内在动力。第二，银行贷款快速增长。治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局面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但长期以来，由于银行“惜贷”，存差不断扩大，使货币政策过于“稳健”。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贷款快速增长，今年4月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7%，增幅是1997年4月份以来最高的。随着贷款的增长，相应地货币供应量也逐月上升，广义货币量M2从2002年6月份增长14%，上升到9月份16%，又升至年底的17%，今年一季度更升至18%以上。目前已出现银行贷款增长偏快、贷币供应较松的问题。在宏观调控的政策配合中，货币政策的“进入”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创造了条件。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9.0%，其中，出口增长34.0%，同比增加19.9个百分点。出口的迅猛增长，得益于我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度提高，出口企业活力增强和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更为出色的发挥。出口的快速增长对拉动GDP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需求仍然不足，二是就业形势严峻。
反映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消费需求，一直低迷，目前有所缓解，但仍未见有根本起色。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是衡量消费需求状态的主要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同比回落0.6个百分点。城市销售增长明显快于农村，上半年城市增长9%，农村增长6.3%。在物价方面，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6%，其中，主要是食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上涨，其余商品价格大多表现为下降。与此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有明显上升。上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9%，主要生产资料中，石油、原材料、燃料、动力等上涨较多。
目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居民收入增加缓慢。多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更慢，并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2.5%，其中，二季度由于受“非典”影响，农民工返乡，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减少35元。第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据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前的1978年为2.57：1，2001年达到2.9：1，2002年达到3.1：1。如果按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计算，有人估计差距为5：1—6：1。此外，城乡居民内部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明显加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带来全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第三，居民减收增支的预期仍未缓解。这是由于我国目前失业人口大量增加，教育、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设之中，职工工资制度改革滞后于住房商品化和教育投资制度的改革等。此外，产品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的不一致也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材料，到今年6月底国有企业下岗人员是37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近800万，今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大约是1000万，另外，农村大约还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去年是4%多，当前约为7%左右，有人估计在10%左右。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失业问题却越发严重，GDP的增长对就业拉动乏力，这说明它们之间并非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因为企业的改革是为了提高效益，而增效就必须减员，最能吸纳劳动力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行业，而恰恰是这些企业和行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有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而目前还不足0.1个百分点。可见，单纯依靠扩大投资和GDP的增长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增加就业，还应当有针对性地做许多工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的结论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已经形成，并正在增强。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鉴于我国经济中尚存在的问题和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应采取渐进式的“淡出”方式，可以把今明两年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过渡年。
三、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对策
（一）总体思路
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应当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在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
总体思路是：
1.调整财政政策目标：由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转为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要目标。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一直是刺激经济增长。我国GDP的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1998-2000年，平均年增长7.7%，2002年达到8%，今年一季度更达到9.9%，尽管4、5月份受“非典”影响，上半年仍达到了8.2%的水平，据预测，如没有特殊事件发生，今年全年GDP增长到8%应没问题。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不再是投资不足和出口不足的问题，它们已经出现了较快增长，甚或出现了局部过剩问题。目前的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仍显不足。而前述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三个主要原因，其深层次症结都在于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增加就业人数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扩大中产阶层人群的比重，从而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增加就业更有利于直接解决居民减收增支预期的压力问题。“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制约今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真正启动，将是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保证，也是增加内需的治本之策。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列为财政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不仅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便于将当前的财政政策与今后长期的财政政策及发展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手段的使用：由单一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手段的并用。一般来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常采用的手段是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个方面。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从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来说，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调节作用。
（二）主要政策措施
1.适当调整国债投资的规模和方向
国债规模应该根据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适时调整：一是要坚持财政收支在总体上、在一定时期内大致平衡的方针，要把赤字和国债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比如把赤字比率控制在3%以内。根据这一要求，在经济不景气时应扩大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和投资；当经济已经复苏并进入高涨以后，就应该缩小赤字，减少国债发行和投资。二是要考虑社会总投资和民间投资状况，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对社会总投资规模的要求，即在社会总投资规模已定的条件下，民间投资不足，就应增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活跃，就应减少政府投资，并开放、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根据上述要求，联系当前我国实际，应当逐步减少长期国债的投资规模。
国债投资方向和重点应作如下调整：第一，要保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和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在建项目完工的资金需要。第二，增加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包括对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支持地区结构调整，加大对西部大开发的财政投入。第三，加强财政对就业的支持力度。第四，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
2.实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措施
(1)适度减税的必要性，这里讲的适度减税，是指结合税制调整，对一些主要税种的微观税负（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和调高一些税种的税率。因此，可以称之为适度的结构性减税。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减税浪潮，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性减税在国际间具有波及效应。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考虑；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的发展有刺激作用；目前我国企业税费总负担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偏高；适度减税，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将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
(2)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的内容。需要减税的税种主要有：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现行33%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等。需要增税的税种主要有：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结合排污费的改革，开征环境税；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等。
3.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部企业的60%和40%。尤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由于中小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使得它在解决劳动就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一项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大、中、小企业的资金就业率之比为0.48：0.66：1，也就是说，用同样多的资金在中小企业将安置比大企业多一倍的劳动力就业。目前，中小企业提供了约75%的就业机会。因此，加大财政对就业的支持力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民营经济大多属于中小企业，它们进入市场往往受到种种限制，影响其发展。现在应当开放市场，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应当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目前已有这方面的规定，问题在于落实。二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三是在财政政策上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内容包括：规范税制，防止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歧视；简化税制，取消不合理收费，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鼓励创办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对下岗失业人员创办的中小企业和吸纳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比例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上的减免优惠照顾；对创业辅导和服务以及对下岗、失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培训予以财政援助，支持创业，帮助提高劳动者就业素质，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4.加大政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与国家政策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民取多予少，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造成农民收入少、负担重的制度性原因。国际上一般用“生产者补贴等值”(PSE)来测度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PSE指标表示政府从每100元农业生产者价值中抽取或补贴的资源数量：正值表示为补贴，负值表示为抽取，零值表示为平衡。根据综合计算，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农业领域净转出资金（资源）年均在1000亿元以上，PSE基本上都是负值。最典型的是1986年和1993年，PSE值高达-38.5%和-24.1%（见表2）。
表2 80-90年代中国“生产者补贴等值”(PSE) (%)
资料来源：财政部科研所《研究报告》2003年3月18日。
与此相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都给予强劲的支持和保护，其PSE基本上是正值。据经合组织研究报告中提供的资料，1986年，发达国家PSE平均为51%，发展中国家平均为6%，其中，与我国发展情况大致相同的印度为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从财税角度看，就应该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补贴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当前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有一定成效，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办法，从长远发展来看，应该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为了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应该考虑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首先在西部和贫困地区实行。
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安全阀”，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外部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改革正在全国加快进行。但目前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现行的一些规定不够规范；社会保障覆盖面狭小；社会保障基金缺口较大，筹资渠道单一；等等。
当前应花大力气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加快立法步伐，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化建设；扩大覆盖面，首先建立统一的覆盖城镇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覆盖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建立多渠道筹资模式，解决社会基金缺口问题。例如：调整政府预算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比例，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通过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方式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补偿养老基金的不足；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和彩券等形式筹集资金。此外，为了加大征缴力度，提高征收率，降低征收成本和有利于管理、监督，可以考虑把目前的社保资金收缴方式由收费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
标签：民间投资论文; 国债论文; 积极财政政策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小企业贷款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挤出效应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财政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