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爱格斯堡国际学术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会议论文,化与论文,社会进步论文,斯堡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3月30日至4月1日，来自德国、中国、英国、美国、瑞典、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 和韩国等13个国家的50多位左派学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汇聚德国东部城镇爱格斯堡的“森林 之边”旅店（即原国际红色救援组织少年儿童之家），召开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第七次国际学术 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社会进步、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与会代表就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 经验和教训、全球化对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影响，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 的前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展示了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研究成果。现将此 次研讨会探讨的主要问题及观点作一介绍。
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已经对世界范围的 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积极和消极这两种价值坐标来 评 估这种影响。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各国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 但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霍夫曼教授等多数德国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各国内在经济秩 序的自然延伸，而是某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秩序的人为扩张。他们强调，经济全球化是 少数经济发达国家为进一步占领世界市场，抢占竞争滩头，而提出的一种经济主张。在这种 情况下形成世界经济秩序只能是“富国”当道，肆意横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政治 与经济的矛盾处于不平衡状态，其内在的经济秩序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秩序 接轨，从而产生出新的矛盾和难于克服的困难。德国学者谢弗教授主张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 经济全球化。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己流动，它生产要素的流动 与配置，都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客观后果。当今世界，拥有大量资本并操纵着资本流动方向的 ，是发达国家以及受这些国家控制的世界性的金融、货币机构和跨国公司等。从这个意义上 讲，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是不相等的。所以，处于弱势的发展 中国家，不仅要清醒地正视发达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而且要 密切正视这些经济后果可能造成的政治上的后果。
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教授就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全 球化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资本力量。只有进入资本世界，才可能进入经济全球化。俄罗斯至 今也还没有进入资本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还没有进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应 该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发展进程，由于民族和文化的不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 、作用和速度，都是不尽相同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叶，列宁就主张社会主义革命首先 要在政治上实现“全球化”，即全世界的革命者都积极地行动起来，让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焰 燃遍全球。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就是政治全球化的产物 。政治上的全球化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政治全球化所依赖的力量不完全是经济力量，而 是文化力量。
与会代表特别就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影响展开了热烈讨论。德、美、英、俄 等国 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已经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和文化战略，经 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影响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和经济机制，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二是影响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和政治理念，淡 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三是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基础和文化精神，冲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社会主义的发展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特点：第一，社会主义的经济成 分中不可避免地会融进诸如竞争、资本、市场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在 今 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形成了统一的国际阵营，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将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方 面，不同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将会更加激烈；第三，社会主义的价值因素将成为 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发挥积极作用的中介力量。社会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或资本 主义吸取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价值潜能的主要存在方式。中国学者张光明教授 论述了全球化对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会导致一些人崇尚“资本优越性”，对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产生动摇；二是会导致一些人接受西方价值观，迷失社会主义政治方 向；三是会导致一些人改变自己的文化品味，接受西方生活方式。
德国学者彼德斯教授认为还应从积极方面看待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他指出在经 济全球化中，通过借鉴或学习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可以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提供多种选择 ，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中那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优化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 文化日益多极化的背景下，不要人为筑起文化壁垒，而要遵循文化开放的规律。从一定意义 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它才可能在 全 球传播开来。
二、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管理
与会学者主张更深入地分析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认为过去对于这一世界性悲剧的认识存在 着许多误区，在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喜人的“回潮”现象的今天，很有必要认真总结苏联社会 主义的成功与失败，这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坚持共产主义信念，重振社会主义雄风，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贝格曼教授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有着多方面的 原因：第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德国革命失败了，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没有 发生，这使俄国的革命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曾经认为，俄国革命缺乏发达 国家革命的支持，这是苏联剧变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第二，苏联党内缺乏民主，斯大林拒 绝了党内民主，执行的是斯大林个人的路线。由于党内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思考，所以， 苏联就不可能不犯错误。第三，斯大林把共产国际当作苏联的工具，不尊重各国共产党的独 立自主，要各国共产党都执行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始， 所有不同意苏联共产党路线和政策的共产党人都开除了，这就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 为严重的是，在苏联处于危机四伏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开始在军队中搞肃反，滥杀无辜，不 仅严重削弱了苏联军队领导力，而且涣散了党心和民心；第四，苏维埃政权在巩固以后逐渐 向官僚化方向蜕化。庞大的官僚集团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漠视甚至反对实现 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第五，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领导人试图进行改革，如赫鲁晓夫、安德 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但官僚主义的力量很强大，反对改革，同时他们自己又犯有各种各 样的错误，改革没有成功，这是苏联剧变的主观原因。
奥地利学者詹斯顿博士认为，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原因的检讨，不应忽视社会主义国家 管理经验匮乏的因素。由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社会主义制度形式，因此缺乏可参照的社会主 义管理体系，这就使得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过程几乎都是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 索阶段，而且它是在完全否定和根本拒绝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开始的，尤其在政治制度方 面。布兹加林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苏联的国家管理几乎是不理睬资本主义制度的先 进因素的，即使在列宁时期，也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有所借鉴。马克思主 义者几乎都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即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必须在彻底砸碎资本主义国家机 器的基础上进行，因此，任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式都是无益于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从 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与制度形式的关系并非都是线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性通常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詹斯顿把这种非线性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同一意识形态 的 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管理机制未必同一，如朝鲜和越南；二是实行同一政治制度的社会主 义国家，其意识形态管理未必同一，如古巴和中国。彼德期教授对这一概括提出了质疑，他 认为这两种非线性表现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与制度形式互动的非对称性或非均衡性。而非 线性是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和多维角度的发展，其可选择性是捉摸不定的。因此，在大多数情 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在处理意识形态与制度形式的关系时要寻求更多的线性结果，而不 是非线性结果。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贝格曼教授认为，中国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的先进经验；二是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稳步地探索，大张旗鼓地 开展反对政治腐败的斗争；三是在思想解放的运动中坚守主阵地，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四是在国家管理的核心机构中凝聚了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政治 家、思想家和管理专家，新的领导集体不是官僚集团，他们赢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信任和拥 护。
德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学者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中充分发挥政治民主的作用。能 否实现政治民主，表面上看涉及暴力控制与非暴力控制的协调问题，但本质上却涉及强权统 治与非强权统治问题。实现政治民主，就是实现非暴力控制或非中介控制，这也是社会主义 国家管理的要义。德国学者柯勒特博士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之所以能产生非暴力性的协调 机制，这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传统分不开的。虽然资本主义民主还不是最合理最进步的 民主，但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早已熟知如何利用民主形式（哪怕是虚伪的）去实现其政治上的统 治。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中的民主形式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机会均等或财富均等，公平、正义 和自由，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中的基本要素。集权和官僚，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内生的政治 秩序，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伴随物。从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客观规律来看，政治民主 越充分，就越能有效地遏制特权和官僚。瑞典学者尼尔森教授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中政治 民主步履维艰的情形，提出了“政府民主”与“政党民主”的概念的区分。在他看来，政府 式的民主是比较容易实行的，因为政府工作通常能够直接地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政府工作中 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民主行为往往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这时的民主是真实的，有效的 。而政党式的民主则由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政治意愿，在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时具有的局限性 ，所以其真实性和有效性有时与大多数人的政治意愿有所背离，实施起来就要困难得多。
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意义
会议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与会中国学者分别对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科 学精神的可贵探索。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既需要理论上的探索， 也需要实践上的实验，二者相辅相成。
贝格曼教授和彼特斯教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本来就不存在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在 同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文化存在差异等因素，不同地区会出现 形式各异的模式。中国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南街模式”、“珠江模式”就是 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这些模式不仅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化、丰富化，充分体现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限生机与活力，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 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也存在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如 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处理好经济协调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由于中国地域辽 阔，民族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这就需要考虑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经 济发展了，思想退化了，这是会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好局面的。(2)如何加强执政党在社 会各个领域的领导？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从一定意义上说，执政党的领导主要 体现在思想、理论和政策上的领导。学会了经济管理，但不能忘记了思想管理。中国自改革 开放以来，在思想管理方面有成功，也有失败。思想管理上的失控，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闪失 ，都会带来十分可怕的后果。(3)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世界上 许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学者，对于中国引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持有程度不 同的疑虑。他们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诸多假定之上的，而这些假定 又多是没有很好地论证清楚的，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调。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应该倡导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原则，在有效地体现计划经济为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4)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基 础的，是一个渐进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 ，封建文化的历史渊源根深蒂固。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实现政治民主，尤其需要循序渐进 ，要体现有计划的原则。幻想用“大跃进”的方式搞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那是对民主的无知 。邓小平先生主张用100年的时间来建设，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问题在于采用什么 方式来建设。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在现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的新模式，为人们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的认识提供了制度参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当今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她给人民以信心和力量，为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走出低谷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前景展望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明显的特征。世界范围 的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但斗争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反对资 本主义的斗争已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暴力方式，而是更经常地表现为“和风细雨式”的 民 主方式；另一方面，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力量迄今为止还没有走出相互争斗的耗散困境，未 能形成强大的联合的力量。面对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手段结成政治同盟的发展态势，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则一直处于一种不断收缩其阵地的劣势。有鉴于引，与会代表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 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成新同盟的设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 于阶级力量团结的结果。阶级力量的团结，首先得益于政治上的团结，才能形成共同的行动 。社会主义运动只有政治上形成稳定而坚固的同盟，才能最终到达胜利。德国学者涅贝特 博士认为，经济全球化虽然给世界范围的资本力量提供了重新聚积的机遇，实现国际资本对 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社会主义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给国际共产主 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美国学者赫斯特博士认为，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 国际 性的政治力量，它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在阶级团结上。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讲，不要过于热衷经 济全球化问题，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团结上来。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在历史上曾经有 过团结的强势，但也有过不团结的颓势，而且这种不团结的颓势曾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严 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力量在全世界的发展。
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还就所在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现况进行了交流。尼尔森博士结合瑞典 福利政策的新变化，介绍了本国工人运动的新趋向。在瑞典，中产阶层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 层，这个阶层的政治动向通常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动向，由于瑞典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 中产阶层，所以瑞典政党的活力也就与这个阶层的社会活动方式的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瑞 典工人运动的模式是非常特殊的，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寻求更多、更好的休闲方式。尽管经济 全球化对瑞典工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瑞典工运模式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美国学者 阿奎尼亚博士在谈到本国工运情况时指出，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由于政府注意推行福利政 策（尽管多数情况下是迫于民众的巨大压力），逐渐把工人阶级锻造成福利政策的受惠者，从 而使得美国的劳动阶级的属性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使得工人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开始淡化 ，转而导求其它方式。澳大利亚学者塔夫特博士同意阿奎尼亚博士的见解，同时认为澳大利 亚 的社会条件更不易发生“急风暴雨”式的工运。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广泛借鉴了世界上最 选进的国家管理方式，采取优惠的社会福利政策，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进一步合理化，公共 生活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政策的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从而减少了阶级冲突的可能性；另 一方面，澳大利亚左派政党没有形成必要的政治联盟，加之执政党尽可能地采取一些“亲民 ”政策，并在政府的实际工作中逐渐兑现，这使得澳大利亚左派政党在未来难以形成明晰的 且有感召力的理念。二战后，虽然澳大利亚的左派政党曾经有效地领导过一些工运，但由于 执政党变得俞加精明，缩短了与工人阶级的政治距离，就使得澳大利亚左派政党对工运的领 导作用变得很有限。在澳大利亚，更多情况下是政府的作用超过政党的作用。
阿奎尼亚对目前国际工运现况的基本评价是：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 ， 缺乏能载入史册的光辉成就。造成这种缺乏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发达国家，中产阶 级的人数占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数急剧下降，成为“菱形社会结构”的最底层。无产阶 级的整体阶级实力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那种情形。中产阶级虽然也属于劳动阶级 ，但这个阶级的最大局限性在于他们身上存在着很大的政治惰性，他们生活比较优裕，追求 休闲享乐，不容易产生革命的政治愿望或政治动机。这个阶层也是资产阶级政府处心积虑拉 拢并精心“呵护”的政治同盟；第二，左派政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多数左派政党倾 向使用非暴力的手段与现政府作斗争，并寄希望通过进入议会后左右法律制定，来实现其政 治目标。在资产阶级政府竭力推行“亲民”政策的盅惑下，一些真正的左派政党在政治方式 上也显得动摇不定；第三、从国际工运的普遍现象来看，各国工运斗争都缺乏具有较高政治 智慧的杰出领导人和领导群体，现行的工运组织和机制，难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复杂的政治局 面。
与会学者还就左派政党领导阶级斗争、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智慧进行了探讨。印度学者古彼 塔博士和马尼克教授认为，从世界范围和国际共运的辉煌历史来看，各国左派政党领导阶级 斗争的能力和智慧都有所退化。以印度左派政党为例，首先，印度左派政党的组织能力弱于 右派政党，不能有效地宣传民众，运动民众，这与印度众多的人口特别是众多的劳动大众极 不相称；其次印度左派政党数很多，在政府中也占有相当比例，但在政治智慧方面明显存在 发实力不足的问题。在印度政府的政策中虽然有左派政党影响的影子，但左派政党的思想和 理念对政府的影响却是非常有限的；最后，印度左派政党中缺少高明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没 有 科学理论的指导，很难形成高质量的阶级斗争。贝格曼博士认为，列宁以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没有再出现国际型的革命理论家。许多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如苏联、中 国、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涌现出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实践家，但是，有国际影响力 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比较少。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是一个例外。他的思想和理论虽然很朴素， 但很管用。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影响了中国发展的 进程。从人口的意义上讲，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影响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类。这个贡献是 非常了不起的。邓小平是列宁之后最有成就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大师和管理大师。
与会学者对一些国家的左派政党作为参政党的社会角色问题进行了检讨。贝格曼博士指出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其前身是德国统一工人党）目前正在讨论新的党纲，在讨论中形成了 两派：一派坚持卢森堡的立场，反对党员参加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主张在议会中进 行斗争，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府身上；另一派要求接受资本主义的现状，通过一 步步的改善工人的地位，其中部分人主张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这一分歧可能对德国民主 社会主义党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与会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对社会主义最终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充满信心。从世界范围来 看，社会主义在经过了上个世纪末的严重挫折之后，通过全体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艰 苦努力，终于度过了难关，以崭新的形象重新赢得世人的尊敬。赫斯特博士认为，社会主义 力量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这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存在着，而且其影响是深层次 的。虽然美国的社会政治价值观是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抵御社会 主义通过意识形态斗争而形成的巨大影响力。不管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利用社会主义的策略方 式如何隐蔽和巧妙，他们却无法回避社会主义能够解决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这一铁 的事实。贝格曼博士和彼特斯博士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远远超出马克思当年的 预见，社会主义的革命形式和实现形式必将出现新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受各 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将特色纷纭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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