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与回报：泰国高中职业教育状况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国论文,职业教育论文,导向论文,状况论文,高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3/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6）10—0021—05
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兴起了各种关于定位个人教育选择与经济利益回报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对于泰国高中职业学生社会背景的调查分析，比较职业高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回报的差异，无疑会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制定教育发展政策提供一个新的借鉴。
一、研究背景
在泰国的教育体制中，基础教育属于义务教育。儿童从7岁起，接受至少6年的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的范围，分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学生在初中三年接受的一般为通识教育。进入高中阶段，学生便可以在两种教育分流形式之间进行选择，一种流向以学术为导向的普通高中；另一种流向以求职为导向的职业高中。到高三毕业时，两类学校的学生都有同样的资格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1]。
泰国普通高级中学在为升学做准备的同时，也关注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而职业高中则主要肩负培养以就业为导向的专门技术人员的责任，要求学校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相当高水平的专业技能人员，诸如，机械工程师、电力工程师和会计师类的商业技术人员等等[2]。
从泰国国家统计局1989年至1995年官方公布的劳动力情况中，撒马克·莫杰克研究小组随机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不同家庭背景的劳动力人员进行调查分析[3]。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受过职业高中教育或普通高中教育的人员中间，还将他们家庭的文化背景也考虑在内。另外，个体的收入类型限定在调查期间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收入。表1是根据研究所运用的波比（probit）模式所选取调查对象的大致情况描述。
在调查中，研究小组特别限定了调查对象均为家庭中的长子或长女。由于父母的情况对于子女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能影响到他（或她）的教育类型选择，因此相关的资料非常重要。为了同时查找到父母和子女的资料，研究只选择家庭中的一个孩子为调查对象（劳动力调查统计中通常会给出家庭中长子或长女的资料，家庭中长子的情况或长女和他们的配偶、孩子的情况）。
应该说，对于调查对象的种种限制并不会对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接受职业高中教育或普通高中教育的经济回报上，研究选取的对象足以用来对比两种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经济回报。而且如表1中所示，研究所选取的男性和女性人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人数都大致相同，而其他的对比项目也大致如此。正因为是这样，这样的调查也适合两类不同教育形式之间其他方面的比较。再者，由于在发展中国家中“组合家庭”的逐渐增多，子女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住处的便利或在家族的企业中供职。与西方社会核心家庭随处可见不同，“组合家庭”在泰国更为普遍。子女们可能结婚后甚至有自己的孩子后，仍然与父母同住。因此，在统计劳动力时常常不能确定到底谁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假设所有与父母同住的子女都是由父母来供养的，所有不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则不由父母供养，文化模式表明所研究选用的调查对象可能事实上正在供养他们早已退休的父母，因为研究对象的年龄最大甚至超过60岁。
由于上述的两个原因说明，完全有理由相信问卷调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反映出个体教育形式的选择和经济利益回报之间的相对关系。毫无疑问，只有最大限度地获取泰国劳动力调查对象的家庭情况，研究才会更加准确。
二、研究模式
根据明瑟（Mincer）等人的研究[4]，通常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个体的经济收入：Inwi＝βXi＋δVi＋ei。其中Inwi是代表个体（i）每小时的收入的函数，Xi代表个人（i）的因素和个人（i）的背景，Vi是个体（i）受教育程度的变量，ei则表示随机变化的项。
格里利谢斯（Griliches）指出，传统的OLS模式评价中的评定系数可能会受到众所周知的“个人倾向偏见”的影响。当个体的背景和能力“决定”了他（或她）的学历水平时，那通常会被认为是个体“自我选择”的结果。如果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所能获得的学历，那么传统的经济收入计算公式并没有考虑到，有关家庭背景和个人能力对于学历影响存在偏见的可能性。大量的学历变量的评价系数可能应该被归因于个体的家庭背景和能力而不是受教育程度的经济回报。
在评价体系中父母的学历水平通常被看作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在研究中，父母的学历变量是分别计入的。如果父亲的最高学历超过义务教育则表示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变量为1，反之则为0。母亲的学历变量亦是如此。
除了家庭教育背景之外，父亲的职业也能反映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研究中将泰国劳动力调查机构给出的职业分为三类：白领包括专家和管理人员；蓝领包括公司职员、销售人员、商人和技工；体力劳动者包括农民、农产品生产者和服务行业人员。
因变量函数是每小时工资收入。用每小时的工资收入而不用每天或每月的工资收入是因为天或月的收入不能反映出“劳动”的结果。个体可能仅仅是由于人为延长工作时数而获得较高的月薪或年薪。因此，每小时的工资收入是为了达到研究目的的最好选择。研究中选用每小时工作的log函数而不是直接用每小时工资收入作为因变量，是因为它是随所支出劳动费用的增加而减少的。
一个受教育程度的变量是指研究模式中的个体已经完成学业。如果个体已经完成了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则受教育程度的变量为1；如果个体毕业于普通高中则受教育程度的变量为0。
研究中表示经历的变量主要包括工作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收入也越高（工作经验丰富通常意味着高技能和高效率）。企业总是采取付高薪的方式留住经验丰富的工人，因为培训新工人的费用可能很高。高薪金就使得工人跳槽所付的代价也较大。为了衡量工作经验与收入之间关系，研究中引入了工作年限与工作年限平方这两个经验变量。工作年限平方是衡量经验与收入之间非线形关系的变量。
请注意这个研究模式中，运用工作年限而不是实际经验是由于研究中采用泰国劳动力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既非工人从事当前工作的实际经验又非他们先前从事工作的经验。为了更好地了解工作经验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工作年限变量作为实际工作经验的近似值进行研究。根据泰国劳动力调查公布的个体离开学校后参加工作的时间，个体工作年限变量是可以确定的。
研究模式中其他的自变量还有：个体居住地区、家庭社会地位、出生状况和研究统计时间等。
三、研究结果
表2给出了表明一些男性和女性的个人背景和在高中阶段他们选择接受职业教育而不是接受同等程度的普通高中教育的最大可能性。
从表2中可以看到，不论是男是女，以其父亲职业为标志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影响个体选择高中教育形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无论男女，如果其父亲是白领或蓝领要比那些父亲为体力劳动者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要多得多。
考虑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于男性，其父亲的学历高过普通义务教育的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可能性显然更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个体更倾向于在高中阶段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相对于同等程度的普通高中教育来说）。
无论男女，生活在繁华市区（中部地区或曼谷）的，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可能性明显增加。对于在较贫困地区长大的女性来说（北部或最北部地区），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可能性明显减少。
再来看出生时间的影响，表明随出生时间的推近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呈递减趋势。生于1969年后的男女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可能性都在减少。
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只根据表2给出的数据可能会草率得出结论：泰国的中职教育不过是国家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于有技能人员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政府宣传，职业教育本身则越来越不受欢迎。其实，研究可能忽视了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机会的增加。由于泰国劳动力调查中没有给出那些职业高中毕业后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人员的资料，因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通过表3可以看到，无论男女，在高中阶段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所得到的经济回报远比选择普通教育高得多。作为对比高中阶段选择职业教育要比普通教育所得经济回报男性高63.9％，女性高49.4％。
对此现象比较可信的解释是，职业教育提高了生产程序中的技术含量导致了资金回报的增多。一般情况下，毕业于中等职业学校和毕业生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可能不同于那些通常与他们有同等学历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用人单位更倾向于付给职校毕业生更多的薪金。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对于生产程序中的高技能要求，用人单位也会付与职校毕业生更高的薪金以留住他们。
无论男女，工作年限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的关系可能与出生时间有关。由于出生时间与工作年限密切相关，而且在调查对象中选了很多非常年轻的个体（有些甚至还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收入与工作年限之间的递减关系并不明显。关于自我定位的影响，不论男女代表自我定向的（hi）都是负数。
表3还给出了根据明瑟传统收入计算公式的OLS评估结果。OLS评估结果与自我定向模式主要运用于比较职业高中教育和同等程度的普通教育之间经济收入的差别。
研究表明，义务教育基础上的职业高中教育和在职教育培训确实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通过对相关的工作经验、婚姻和移民状况的分析证实，在泰国，职业高中教育所带来的经济回报确实要高于普通高中教育。这个结果同时也说明，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后泰国职业教育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5]，直至目前泰国职业教育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来自富裕家庭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说明了泰国职业教育还存在投入不足的现象，因此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对于泰国的发展必将大有好处。
［收稿日期］2006—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