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分离西藏：从策划到失败（1949——195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西藏一直是英、俄等大国觊觎的对象。二战以后，美国图谋分裂西藏是因为西藏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美国驻印度使馆参赞霍华德·多诺万（Howard Donovan）认为，中共控制西藏之后将对南亚构成严重威胁，共产主义会以西藏为基地向南亚尤其印度渗透、扩张；中共甚至可能利用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影响向中亚扩展势力。如果失去了南亚和中亚，那将非常不利于美国对抗共产主义，似乎西藏已经成了东西方对抗的锋线。（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9,Vol.9,p.1073.）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又将分离西藏的政策作为牵制中国的手段之一，不断给中国新政权的巩固制造“麻烦”。从西藏内部来说，年幼的达赖喇嘛尚未亲政，西藏地方政权把持在摄政（注：藏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年幼时则推举一位摄政来代行职权。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12月17日圆寂，经过一番权力斗争，热振活佛于1934年2月出任摄政；1941年2月，活佛热振将摄政职位让给了达扎活佛，从此开始了达扎担任摄政的时期，直至藏历1950年10月18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达扎手中，达扎等人阴谋搞“西藏独立”。最初，美国企图分离西藏的重要表现就是怂恿西藏地方政府的“独立”倾向。
一、图谋分裂西藏：1949年初到1949年中期
1942年7月6日《藏历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擅设“外交局”， 称其为“藏政府对中国及他国办理外务人员之机关”。（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0页。）国民政府不承认该“外交局”，并威胁将对西藏用兵。（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2页。）慑于中央政府的压力，西藏不再坚持汉藏事务交由“外交局”办理，但“外交局”并未因此而撤消。英、美及尼泊尔驻藏代表无视中国中央政府，迅即与“外交局”建立联系，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了战略情报局的两名情报官员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上尉和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中尉到西藏去秘密勘察地形，直接同“外交局”交涉。在藏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甚至许诺向美国政府建议，让西藏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注：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M 〕，时事出版社，1994 年版，第404页。）这恰好迎合了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企图“独立”的意愿。1946年初，西藏还派出代表团向同盟国表示慰问，借以表明其“独立”身份；1947年3月， 西藏参加了在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又称黄种人会议），印度各家报纸也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宣传。（注：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M〕，1984年版，第12—18页。）1947年10月，摄政达扎杀害了爱国的热振活佛，西藏地方当局在处理热振事件中与中央政府产生分歧，决定派孜本（注：西藏地方政府官职。）夏格巴往英美乞援，（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8页。）这就是以联系贸易为名，意欲在国际间表明“独立”身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注：梅·戈尔斯坦曾访问过当时的商务代表团团长夏格巴，他认为该团有五个目的：（1 ）从国外购进黄金以支持西藏流通货币；（2 ）同印度就结汇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某种协定；（3 ）从印度获取英镑或美元，以便从美国购买黄金；（4 ）探讨同英美建立直接贸易的可能性；（5 ）将西藏派人出访视为向世人宣传西藏“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绝好机会。参见《喇嘛王国的覆灭》，第588—590页。）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W.Henderson）建议国务院，不要坐失增强美藏情谊的良机。（注：FRUS,1947,Vol.7.pp.598—600。 在电报中还有关于西藏战略地位的分析，认为“西藏作为亚洲巨大的‘安全岛’的地位不容忽视，将来可以证明，该地区是非常有用的军事基地。”参见《喇嘛王国的覆灭》，第596页。 ）该团7月3日飞赴美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立即向美国国务卿指出，西藏代表团“未经我国核准，——美政府不应予以官方接待，美总统如予接见，即予以政治上地位，中国政府不能赞同”。（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64 页。）美国总统不得不取消了接见代表团的安排，改由副国务卿艾奇逊以非正式访问礼仪接待。西藏代表团在美时曾声称，他们来美国一则与美国谈判商贸事宜，实际上是谋求贷款，为扩充军备、购买枪械之用；二则“西藏与中、苏、印三大国毗邻，若予一国以特权，势难不予其他二国，故只得对三国一律排斥，但希望与美国建立更优良之关系”（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 〕，三联书店，1963 年版，第363页。）。西藏少数分裂分子“藏独”之心昭然若揭，而美国政府却企图以很高的规格礼遇这样一个非法的代表团，其干涉中国内政、分离西藏的企图也是十分明显的。顾维钧评论道，“美政府所以对西藏表示好感，盖欲利用西藏为将来对苏联之空军基地”。（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5页。）
自1949年起，美国与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分子的勾结有增无已。年初，美国政府开始酝酿应对中国局势变化的总政策，而亨德森早就注意到了西藏问题。他在1月初致电国务院， 建议在亚洲局势剧变的情况下，重新审议对藏政策，一旦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或发生类似情况，美国应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国家”对待。不仅是亨德森，其他驻外使领人员也十分热衷于出谋划策，鼓动国务院采取行动。7月2日亨德森就西藏问题再次致电艾奇逊，呼吁国务院向西藏派出代表团，籍以观察西藏形势，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发展“藏美友谊”。国民党正在失去、共产党尚未建立对西藏的控制，美国要插手西藏，此其时也。（注：FRUS, 1949,Vol.9,pp.1076—1077.）
4月12日，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官员鲁思·培根（Ruth E.Bacon）向中国处处长石博思（Philip D.Sprouse）提交备忘录，评述了亨德森大使的建议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她认为，即使中共控制了中国本土，它也不可能在西藏建立有效的控制，承认西藏“独立”有利于对抗中共渗透，而且西藏有意与外部世界建立商贸联系，这是有利于支持西藏“独立”的因素。但是，美国一贯奉行尊重中国领土统一原则，承认西藏“独立”将涉及对华政策原则，也不利于美国利用苏联对中国北部的企图离间中苏关系；此举还可能促使苏联将西藏纳入共产主义阵营，而且承认本身并不能使西藏留在西方阵营中，反而会危及美国的长远利益；另外，美国采取何种政策还要考虑印度的态度。综合诸种因素，美国目前的政策应注意：不可太倚重西藏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性，将西藏当作朋友对美国更有利；既要避免营造这样一种印象：美国似乎正在改变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政策，同时又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可派官员赴藏获取第一手情报，但要避免引起中国疑忌。如果中共获得胜利，而国民党继续存在，美国将依据对国民党的政策决定对藏政策。（注：FRUS,1949,Vol.9,pp.1065—1071.）
国务院此时尚未形成在亚洲的总的政策目标，担心过早明确地支持西藏“独立”可能影响将来的美中关系，鲁思·培根的备忘录受到国务院的重视。艾奇逊于7月28日电复亨德森， 指出他所建议的那类使团是不可取的。国务院提出了两种替代方案：第一、派遗小规模探险队，并通过私人安排商请英驻印度高级专员处同级官员以非官方身份协同探险队。此团可在拉萨观察西藏政治形势，探索能否建立领事馆；第二、由富有经验的探险专家斯凯勒·加蒙（Schulyer Cammonn）带领的探险队去藏，由使馆的二秘杰弗逊·琼斯（Jefferson Jones ）陪同。加蒙留在西藏以科学考察为名，观察当地政治形势。（注：FRUS，1949， Vol.9,pp.1078—1079.）亨德森回电称，第一方案在本年度是不可行的；由于气候原因，第二方案即便可行也为时已晚，次年5月份或许可行。 但无论采纳第一方案还是第二方案，关键仍取决于印度。（注：FRUS,1949,Vol.9,p.1080.）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以后， 长期以来英国在西藏的特权由印度继承下来，因而不论美国打算对藏采取何种行动，都不得不考虑印度的立场。
二、尝试采取行动：1949年中期到1950年初
正当美国国务院考虑派团进藏的时候，达扎等人又与印度驻藏总领事黎吉生（Hugh E.Richardson ）暗中勾结， 制造了“驱汉事件”。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驱逐所谓的“共产党人”，其实均为在西藏的汉人、汉籍喇嘛、经商汉人和国民党驻藏办事处职员，并捣毁了国民党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评论，责问道：“拉萨哪里来如许多的共产党势力？为什么我国（政府）驻藏的所有机关学校人员甚至和尚皆遭驱逐出境？”（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3页。）“驱汉事件”是一次在藏汉之间制造矛盾，阴谋分离西藏的重要举措。
西藏地方政府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在美、英的唆使下，准备派出“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和北京，表明西藏已经“独立”。“外交局”于11月2 日派夏格巴等人赴印度，准备前往北京送信给毛泽东。信中宣称：西藏早已“独立”，将抵御对其领土的侵犯。要求解放军不得越过“中藏边界”的西藏一侧或采取类似军事行动，并下令驻扎于“中藏边界”的军队严守上述要求，至于几年前“被吞并的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中国内战结束之后公开谈判。 （注： FRUS,1949,Vol.9,p.1081.）11月4日“外交局”还致函艾奇逊，声称如果中共派兵进藏，“西藏政府将被迫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国家。因而西藏政府恳切希望从贵政府获得一切可能的援助”。（注：Ibid.）类似求援信也以各种渠道送达英、印等国。美国原本就想派团进藏，但此计划年内无法实行，国务院正愁没有应对西藏局势的良策，西藏此时求援正中国务院下怀。收到驻印大使亨德森关于西藏求援的汇报后，艾奇逊立即指示亨德森、多诺万、石博思与英、印官员磋商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国务院深知，没有英、印的协作，它将一事无成。人员和物质要进入西藏都必须假道印度，只有印度合作，美国干预西藏局势的政策才有实现的可能。由于历史上英、印关系密切，英国的合作同等重要，美国可以借助英国影响印度的决策，甚至向其施加压力。然而，印度表示承认并接受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注：参见FRUS,1949,Vol.9,pp.1080—1082,1082,1083.）英国则强调，可鼓励西藏对中共的抵抗， 但不宜对中共采取挑衅行动，尤其不可使西藏误认为有国际上可靠的支援。（注：FRUS,1949,Vol.9,pp.1084—1085,1086.）11月28日印副外长兼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Girjia S.Bajpai）表示不知道西藏求援之事。（注：FRUS,1949,Vol.9,p.1087.）
英、印政府的消极态度使美国无法采取有效行动，艾奇逊于12 月9日致电亨德森，答复了西藏的第一次求援要求：国务院将“慎重考虑”西藏的求援；暗示西藏，援助问题的突破口仍在英、印。 （注： FRUS,1949,Vol.9,pp.1090—1091.）驻印大使亨德森受到英、印对西藏事态所持态度影响，于12月8日和15日接连致电艾奇逊， 希望国务院慎重考虑次年春天派团访藏的计划。（注：FRUS,1949,Vol.9,pp.1089— 1090,1092—1093.）英国表示仅着意于维持西藏自治，而不希望印度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注：FRUS,1949,Vol.9,.1091,1095—1096.）一位美国学者分析说，这“反映了英国人对英藏关系的新主张，英国现在不再直接插手印度事务了，它宁愿避免受到汉藏政治纠纷的牵连，而且也不希望特意帮助或鼓动西藏争取维护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注：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 M 〕， 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概言之， 打开援藏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印度手中，而印度的政策立场与美国所期望的相去甚远，这样美国就有些束手无策了。
12月3日国务院又收到藏独分子的第二次援助请求。电文称， 为了“抵抗即将到来的中共侵略”，西藏急欲获得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国席位，并将派一代表团赴美办理此事。（注：FRUS,1949,Vol.9,pp. 1087—1088.）12月22日藏独分子第三次求援。 他们在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信中提出；将派出由堪穷土登桑杰和四品官丁甲·多吉坚赞率领的特别代表团赴美求援，希望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注：FRUS,1950,Vol.6,pp.275—276.）不仅如此，西藏还将“另派一使团到中国以便向中共当局解释并表明独立”。（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81页。）
亨德森就西藏要求加入联合国一事与英、印官员进行了会谈。印外长梅农（Krishna P.S.Menon）认为，在联合国讨论此事只能促使中共更早采取行动。英驻印高级专员罗伯茨则建议西藏代表团最好暂留印度。12月21日，艾奇逊指示亨德森：目前保持现状是上策，无论争取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独立”对西藏都是不利的。（注：美、英、印立场分别见FRUS,1949,Vol.9,pp.1096—1097,1090,1091—1092.）西藏使团赴美求援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会促使中共提前采取行动，目前国务院倾向于不提供援助。（注：FRUS,1950,Vol.6,pp.275—276.）1950年1月20日亨德森拜会梅农和罗伯茨。梅农认为西藏派团赴美求援起不了任何作用；罗伯茨表示英国不便提供援助。西藏地方当局遂于27日下令终止了代表团赴美的准备，并对美国不能提供援助表示失望。（注：FRUS,1950,Vol.6,pp.283—285.）
三、中央政府两手准备经营西藏问题
1949年上半年，中共领导人的注意力仍在防止美国可能的武装干涉，西藏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驱汉事件”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9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强调西藏“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绝不容任何外国分割。”（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 年版，第374—375页。）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经营西藏并做了和平解放和武装解放两手准备。解放西藏的决定受到了西藏宗教领袖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的拥护，他于10月1 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6页。）
西藏地方当局的“藏独”活动及美国可能干涉促使中共中央加快了准备进军西藏的步伐。毛泽东起先打算让西北局承担“经营西藏问题”，1950年1月决定改由西南局担负此任务，“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根据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的电报，4 月中旬应为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作好进藏、军队、后勤各方面的准备。（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209页。）1月10日毛泽东同意了刘伯承和邓小平进军西藏的计划，督促第十八军加紧准备，要求西北局协助西南局，并“务希于5 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周恩来总理在4月27日会见中央民族委员会举办的藏族训练班学员时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M〕，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获悉西藏当局要派“亲善使团”赴美、英等国求援的事后，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0日发表谈话， 指出“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西藏赴美、英等国的代表未能成行。爱国的班禅堪布会议厅也呼吁“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81—382页。）1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经营西藏的工作。2月3日，由侦察营、工兵营组成的先遗队，在第十八军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的率领下，从乐山出发，先期入藏，了解情况，调查路线，修补道路，筹备粮秣，进藏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摄政达扎慌忙调集藏军7000余人，并将号称能征善战并用英、美武器装备的三、九、十等七个代本（注：代本是西藏地方当局军队的官职，相当于团长。）和三个代本的一部部署在昌都一带和金沙江西岸，企图借助金沙江天险和入藏门户昌都负隅顽抗，并由西藏“外交局”、藏军司令部、军饷收发局组成应变指挥机构，借以阻挠西藏的解放。（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90页； 又见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解放三十周年专辑》〔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1页。）
四、 从再次尝试劝说英印合作到彻底失败：1950 年初到1951年10月
面对此种形势，美国再次探讨援助西藏的可能。艾奇逊了解到印度有意增加对藏的军事援助，立即于1950年3月1日致电亨德森，要求他探听印度援藏的数量，援助以何种比例增加，印采取何种步骤训练西藏军队；英国对军事援助的态度；西藏抵抗“中苏侵略”的计划和所需军援的种类，等等。（注：FRUS,1950,Vol.6,pp.314—315.）亨德森经过与英驻印副高级专员会谈了解到，印度能够满足西藏所需要的武器，似乎不希望与美合作援助西藏。（注：FRUS,1950,Vol.6,pp.317—318.）在印度碰了钉子，国务院开始寻找间接途径打开援藏大门：借助英国向印度施加压力。
在5月11日至13日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上， 美国极力劝说英国向印度施压，促其援藏。6月16日， 艾奇逊召见英驻美参赞格雷夫斯（Hubert A.Graves），催促英国向印施加影响， 对西藏采取必要行动。但格雷弗认为，英国只能表示与印度磋商西藏问题，具体政策仍要由印度作出。（注：FRUS,1950,Vol.6,pp.364—365.）6月20日英国外交部通过美驻英大使道格拉斯（Lewis W.Douglas ）表明了英国不想卷入中国的事端，无意阻挠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与中国谈判。（注： FRUS,1950,Vol.6,pp.365—366.）换言之，英国不肯与美国配合。
艾奇逊开始考虑让西藏要求印度增加援助，迫使印度或者满足西藏的要求，或者同意转运美国的援助物资。后来亨德森从梅农处了解到，西藏代表团没有向印度提出进一步援助的要求。（注：FRUS,1950,Vol.6,pp.493—495,503,540—541.）至此，为了阻挠西藏解放， 美国面临的政策选择只有一种了：直接劝说印度同意转运援藏物质，支持西藏向联合国内提出“申诉”。但印度并无改变政策的迹象，并表示美国最好不采取任何行动。（注：FRUS,1950,Vol.6,pp.545,545—547,548 —550,550—551.）
西藏地方政府曾经有过同中央政府谈判的想法。中央政府考虑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决定在进驻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可以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力争和平解放西藏。1949年8、9月间，兰州、西宁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随之向新疆进军，年底，云、贵、川等西南各省相继解放；西藏地方当局十分惊慌，一方面向美、英、印等国求援，同时派孜本夏格巴等人前往北京，“向中共当局解释并表明独立”。但以夏格巴为首的这个代表团抵达印度后便滞留下来，因为夏格巴等人更倾向于向美、英求援而不是同中央政府谈判。1950年初，西藏地方当局感到印度不合作，从美国取得援藏物资的希望日渐渺茫，又指示夏格巴在中国之外同中央政府进行接触。（注：FRUS,1950,Vol.6,pp.331—333,330—331.）夏格巴等人于3月15日致函中国驻香港领事馆，要以西藏“外交使团”的名义，在香港谈判“独立”问题。中央政府复函指出，西藏只能作为地方政府到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地方和平解放的问题”；（注：丹增、张向明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M〕，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4页。）毛泽东于5月24 日要求“西藏代表团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第369页。）西藏代表团并无谈判诚意，他们竭力拖延时间， 以待形势变化。
西藏代表团在印度拖延时间，而进攻昌都的日期日益临近。中央通过中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及后到大使馆的袁宗贤大使数次催促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488、489页；又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61、64—65、 72 页和FRUS,1950,Vol.6,pp.493—495.）周恩来总理9月8 日致申健的电文中还敦促他告知西藏代表团，“愈早到京，愈会有利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M〕，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中央要求西藏代表团在9月中旬之前来北京谈判是考虑到解放昌都可以争取西藏的政治变化，和平解决西藏。此间，中央还通过其他途径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劝和、说服、谈判的努力均遭到达扎等人的阻挠、破坏，第十八军各部于10月7日发起昌都战役。10月11 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外交部致电驻印大使袁宗贤催促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直到昌都解放，西藏代表团仍未从印度动身。
1950年11月8日， 滞留在印度的夏格巴以“西藏国民议会”的名义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书”，要求“把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作最后的决定。”11月15日，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下，萨尔瓦多向联大提出一个干涉西藏的提案。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斥责此举是“露骨地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86—388页。 ）萨尔瓦多的提案在会员国中反应冷淡，11月24日联大投票一致同意推迟讨论西藏问题。
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对联大可能作出的决议将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力图争取印度的合作。12月18日和27日，亨德森两次会见巴杰帕伊，征询印度在此事上的态度。巴杰帕伊表示，西藏问题以推迟为宜。美国对印度的态度甚为不满，1951年1月3日，艾奇逊致电驻印使馆，建议西藏代表团前往美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办理赴美临时签证；6 月又询问亨德森，协助达赖逃往印度对西藏的抵抗行动有什么影响，达赖能否成为西藏“独立斗争”的中心，美国应采取何种政策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可用什么办法促使印度改变政策，等等。（注：FRUS,1950,Vol.6,p.618.昌都解放以后，达赖亲政，噶伦、基堪、仲译、 孜本和三大寺代表秘密开会，策动达赖出逃亚东，因而有艾奇逊欲协助达赖逃往印度一说。参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第32—34页。）亨德森于1月12日答称，西藏的斗志正日益消退， 达赖滞留在亚东仅是为了鼓舞士气，此时印、美和联合国联手援助西藏，仍有挽回颓势的希望，但印度未必会合作。如果没有外部支援，一旦达赖离开西藏，一切有效的抵抗均将自然消解。如达赖逃往印度，他不可能成为西藏同中共对抗的核心。亨德森建议国务院邀请西藏及中国政府代表前往联合国陈述形势；如印度仍不愿呼吁停火、谈判，可由美国或其他与美友好的国家提出解决方案；除此之外，能否采取进一步行动就取决于印度了。无论如何，这种策略均可将中国“侵略西藏”的事态置于国际论坛之前。（注：FRUS,1951,Vol.7,pp.1506—1508.）3月底亨德森了解到滞留在亚东的达赖正犹豫是否返回拉萨，他未经国务院同意擅自决定建议达赖逃往外国，派遣代表到联合国求援，并许诺美国准予入境签证。4月6日国务院同意了亨德森的行动。（注：FRUS,1951,Vol.7,pp.1610—1613,1619.）正当美国政府想方设法图谋分离西藏的时候，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在进行之中。
昌都战役为和平解放西藏扫除了障碍。达扎等人决定召开全区大会，请达赖亲政。达赖喇嘛于藏历1950年10月18日亲政以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表示：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十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90页； 又见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解放三十周年专辑》〔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1951年2月1日， 西藏派遣的赴联合国敦促答复“呼吁书”的两名代表从印度返藏时，中国驻印大使袁宗贤向代表之一的仲译钦莫群培土登转交了毛主席祝贺达赖亲政的一封信，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M〕，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在亚东，此信深深打动了西藏大多数官员，经过协商，他们决定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并于1951年2 月派出由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名全权代表分别经由昌都和印度前往北京。西藏代表于4月下旬到达北京，4月29日开始谈判，5月23日举行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这个协议充分照顾了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实际需要，体现共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
协议签订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停止分离活动。美驻印使领馆人员频繁同滞留在印度的夏格巴等人接触，安抚西藏，答应考虑给予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策划通过联合国阻挠西藏解放，尝试同西藏建立非官方联络处，协助安排达赖外逃，为达赖提供所谓“政治避难”等等。显然，要使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印度的支持和英国的协作仍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印度虽然对《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条文颇有微词，但接受这一事实。英国表示将与印度保持同一立场。国务院也曾力劝西藏地方政府发表声明，否认协议的合法性。（注：FRUS,1951,Vol.7,pp.1682—1685,1687—1691,1691—1693,1693—1695,1695—1697,1707 —1710,1710—1711,1718,1719—1720,1720—1721,1722,1726 — 1727,1727 — 1728,1728—1729,1729—1730,1733—1734,etc..）在美国的怂恿下，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强烈反对该协议，并策动达赖逃往印度。经过激烈的斗争，拥护协议的人占了多数，决定请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达赖回到拉萨后，于10月20日召开了西藏全区大会，决定遵照协议执行。10月24日达赖通电拥护协议，表示“已于1951年5月23 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谨电奉闻。”（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 辑，第90页；又见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解放三十周年专辑》〔M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至此，西藏终于获得了解放，美国分离西藏的政策终告失败。
五、结论：美国分裂政策失败的原因
美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一、西藏地方政府中主张分裂的只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少数人，他们代表的是少数既得利益阶层，而不是广大的西藏人民。中央人民政府派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入藏后，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逐渐取得了藏民的信任，便利了西藏的解放。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分离西藏显然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但在美国全球战略和远东战略考虑中，西藏问题并不占有优先地位，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更是如此。三、自然条件阻碍了美国援藏政策的实现。西藏地处内陆，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大雪封山，进入西藏的通道仅限于经过印度或取道中国内陆，美国要想援藏，取得印度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印度拒绝合作，美国种种援藏图谋也就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