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邓小平与高树勋起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伯承论文,邓小平论文,高树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取高树勋起义，是全国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邓小平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在军事上打败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打的一场出色的“政治仗”。本文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始末及经验作一探讨。
一、刘伯承、邓小平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两手策略并用的成功范例
1945年9至10月，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 蒋介石国民党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骗局，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期间和谈判刚结束，国民党先后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所部在军事上勇敢地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在平汉战役进行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
高树勋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高级将领，后被蒋介石改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所部积极参加抗战，并同彭德怀、萧华、杨得志、朱瑞、解方等我军高级将领多有接触，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表示赞佩。这就是邓小平曾经讲过的高树勋与我们的“关系比较久”〔1〕。 同时他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重嫡系、轻杂牌、排斥异己，尤其是对蒋阴谋部署、挑起内战，表示不满和反感。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前后，蒋介石密令任国民政府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3个军沿平汉路大举向北进犯。高树勋对蒋介石的命令消极敷衍， 并早有同我军合作反蒋的意向。
1945年9月上旬， 高树勋派战区总部参议王定南（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并转交高给彭德怀写的亲笔信。主要内容是：向彭将军致以问候，希望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联系。对高树勋的言行，刘、邓做出积极反应。9月20日， 他们联名电告党中央和军委：我们的对策是要充分利用反蒋派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中立，以便专力对蒋。请中央对此给以指示。次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刘、邓提出的方针，指示在扩大敌人内部矛盾的条件下，应加紧在西北军中进行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伯承亲自给高树勋写信，欢迎他派人和我党联系，望他不断进步，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邓小平指示王定南：为了打退蒋介石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并让他转告高树勋，希望不断联系。
不久，刘、邓接到负责争取高树勋工作组负责人申伯纯的报告和高树勋写给刘伯承的信。信中表示，当此日本已经投降之时，全国正需要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之民主国家。如仍以法西斯来统治，必将走到灭亡之路。同时，高还向我方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关于华北的作战战略及有关军事情报。第二天，刘、邓即电示申伯纯：“对高树勋是争取中立的方针，并经过他联络西北系，进行反蒋统一战线。”〔2 〕要求申伯纯尽快与高面谈一次。这份电报也同时转报给党中央。随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复电，指示如果高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当予以适当之援助。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尽快发起平汉战役。进入10月中旬，刘、邓在邯郸西郊的峰峰矿区设立前线指挥所。16日，邓、邓下达平汉战役令，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刚刚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的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刘、邓的作战部署，并电示：此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要“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战役胜利〔3〕。
10月25日，我军将敌人合围在预定区域。高树勋部被我军合围后更加动摇。刘、邓抓住时机，再次召见王定南。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说：高树勋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已经开进邯郸以南的马头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阻国民党这3个军北进， 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你现在回去立即劝说高树勋将军，根据形势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的战略任务。刘伯承要求王定南进一步促使高树勋痛下决心。他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他要当机立断。
王定南奉命急返高树勋驻地，向高转达刘、邓意见，劝其立即起义。但高对立即就地起义思想准备不足，尤其是顾虑仓促起义，国民党当局会残酷迫害自己在徐州的家眷和其他军官家属。王定南也认为这确实是个重要的实际问题，表示待请示设法解决，并于10月28日凌晨赶到指挥部向刘、邓汇报。
刘、邓再次强调起义时机的重要性，对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安全问题，表示立即请示中央设法解决。当王定南把刘、邓的安排转告高树勋时，高非常感激，打消了后顾之忧，遂下定决心马上起义。
刘、邓考虑到高树勋率部起义意义重大，事关全局，于10月28日委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赶赴马头镇，代表他俩与高接洽起义具体事宜。李达是于1931年宁都起义时由西北军参加工农红军的，原来和高就相识，由他直接担任高级联络，表明刘、邓对高树勋起义的高度重视。
李达向高树勋转达了刘、邓首长对他起义的欢迎之意，激励他发扬西北军赵博生、董振堂等的光荣传统，坚决加入到人民阵营中来。李、高进行了诚恳地交谈，商议了起义的办法。高对我方允许他组建和平建国军感到满意。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刘、邓于当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争取高树勋起义情况，拟定等高部过来后发表宣言，热烈欢迎；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将缩小包围圈，歼灭脱离防御阵地的其他敌部。
刘伯承、邓小平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在发起平汉战役的同时促发高树勋临阵起义，为平汉战役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10月31日，刘伯承偕薄一波等，来到马头镇会晤高树勋。刘代表毛泽东、朱德及邓小平等，对高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起义之举表示热忱欢迎，并对起义官兵表示亲切慰问。会谈中，高树勋表示要向全国发表通电。刘表示赞同，认为此事非常必要，意义很大，通电能由新华社发表为好。此外，他们还协商了改编的具体问题。
刘伯承、薄一波等回到驻地，立即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详情：高树勋事已明朗化，现我正帮助其整理内部，关于对该部工作方针请指示。11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给刘、邓复电说：“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电文还说，应公开发表高部宣言及起义经过，方式可采取新华社记者访问形式，但须征得高同意，并告他公开发表有很大影响。
为扩大高树勋起义的政治影响，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全区党政军民发出通知，要求采取张贴标语、口头宣传等各种形式，尤其在铁路沿线敌军新到或将到地区，广泛宣传高率部起义，参加和平建国的正义行动。
11月2日，刘伯承、 邓小平电告毛泽东：高树勋很关心延安对他起义的反应，是否请您同朱德总司令给高致一贺电。毛泽东表示同意，并当即与朱德联名向高发出贺电：“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4 〕高当即复电毛、朱，表示衷心感谢。
随后，以刘、邓为首的晋冀鲁豫军区高级将领、各军分区首长、政府各界及其他各解放区纷纷向高树勋致贺电。使高树勋深受感动。11月9日，他向刘、邓等致答谢电：来电敬悉，荷蒙推许，汗感交并。 树勋分属国民，只知有国家民族，此次举动，纯为出于爱国热情，呼吁和平团结，使能建立真正之联合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与此同时，高对其他贺电也一并表示答谢。
高树勋宣布起义后，部队由马头镇开至武安县伯延（现武安市伯延镇）。在刘、邓直接帮助下，以高树勋为总司令的民主建国军于11月10日在伯延召开建军大会，高率全军宣誓就职。这标志着刘伯承、邓小平争取高树勋起义的最后完成。
综观高树勋起义的前后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刘伯承、邓小平殚精竭虑，为高起义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当然高树勋本人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功劳很大”〔5〕。
二、刘伯承、邓小平争取高树勋起义的成功，是我党我军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瓦解和分化敌军的首例和范例，它为我党统战、兵运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从刘伯承、邓小平争取高树勋起义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利用矛盾，军政兼施，各个击破。高树勋阵前起义并非偶然，起义前，刘、邓就了解到高的许多情况。长期以来，高受国民党中央系排挤，心怀不满，与蒋介石离心离德。早在抗战期间，汤恩伯就与高树勋部下第六十九军军长暗中勾结，最后将该军拉走。高率部坚持敌后抗战多年，却连少量武器装备也得不到。高本人在重庆不仅受到冷遇，而且还险遭不测。1945年夏，高与八路军南下部队首长陈先瑞会面，胡宗南立即派部队向高部靠拢，暗中监视。胡还在军事会议上公开训斥高。高很清楚，蒋介石排除异己，自己要生存下去，就只有靠近中共。
高树勋出身贫困，投身军旅后还保持质朴廉洁作风。他参加过“剿共”内战，也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战中奉命同我军搞过磨擦，也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建立联系。他处决日本汉奸顽固反共的石友三，刘伯承称赞此举是大义灭亲。他具名保释被诬指为“共产党搞军队”的“罪犯”王定南，为他后来举义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通过国共两党比较，高树勋认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因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相反，国民党发动内战，不得民心，迟早要被推翻。这是高后来起义的思想基础。
对高树勋的思想状况和举步维艰的处境，党中央及刘伯承、邓小平是掌握得一清二楚的，一致认为高有被争取的可能。中央军委曾电告刘、邓：高树勋属西北系，与蒋介石有矛盾，蒋欲吞并他或利用其与我磨擦牺牲他，高亦利用矛盾求得自存和发展，他在力量削弱与困难中可与我联络，蒋、高矛盾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利用这种矛盾和缓某些地方实力派对我积极进攻，争取其暂时中立是必要的。
根据中央的指示，刘、邓专门研究了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先是与高建立联系，接着组成了由边区参议会议长、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负责的专门工作组，开展此项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和刘、邓等积极有效的工作，这是高树勋起义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
党中央和军委对争取高树勋工作既重视又很慎重。在给刘、邓指示电中，一方面认为争取高部等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很有必要，另一方面又提出不能给其军事行动予以方便。在包围高树勋、马法五部队后，军委一方面肯定与高谈判有进展甚好，同时又提醒注意其缓兵之计。本来，刘、邓曾有条件地同意高树勋独自率新八军沿平汉路北上的要求，经中央提醒后及时地调整了对策，没有让步。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强了对高部的政治攻势。经过政治争取，高部许多官兵斗志涣散，战斗不积极。其中有一团长父亲先后托人捎信和亲自面见儿子，嘱其停止进攻八路军。为促成高部适时起义，刘、邓决定在10月28日对顽敌四十军实施强攻时，对新八军则实施佯攻，一打一拉，促其进一步动摇。
刘伯承、邓小平身处战场指挥前沿，能够迅速准确地了解高树勋及所部的最新动态，按照党中央和军委指示精神，及时制订对策。他们充分利用敌人内部各种矛盾，因势利导，同时又及时解决高部与我方矛盾，解除了高树勋的各种疑虑，终于促使其阵前起义。
第二，审时度势，把握契机，耐心促发。纵观高树勋起义前后的国内时局，可以看到，争取起义时机把握得恰如其分。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看，我军优势并不大，虽然人数多些，“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作战〔6〕。敌军装备优良，战斗力较强。 面对强敌，刘、邓准备以两个月时间，连续作战，逐次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结果战役进程比刘、邓预计时间缩短一个多月。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促发高树勋适时起义，军政兼施，双管齐下，迅速取胜。
当然，高树勋对此时阵前起义思想准备不足，他曾设想独自到冀察地区发展力量。被我军包围后，对举义仍顾虑重重。他既怕家属会因此而遭受诛连，又怕受西北军同仁谴责，所以，心情矛盾，举棋不定，要求八路军方面派人前去会谈。
刘、邓则从阻止敌军北进这一“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出发，再三强调起义时机。他们派人转告高，我部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进，此时就地起义正是“大好时机”。当然不断， 反受其乱。为表示我方诚意和重视，刘、邓派李达冒险进入高部驻地，同犹豫徘徊的高树勋本人长谈，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终于使高在关键时刻举起义旗。
第三，信守诺言，急其所需，解决急难。刘、邓争取高树勋起义，既注意向高宣传党的政策，又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把统战、兵运工作落到实处。
其一，在争取高树勋起义时，妥善解决高顾虑重重的家属子女安全问题。1945年10月30日，刘、邓为此事专电中央，“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7〕。 后又转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帮助妥善解决高在西安子女及亲属安全问题。新四军第四师张爱萍部接到接应高树勋家属的命令后紧急部署。我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终于在11月3 日接出高夫人一行。就在他们离开徐州不久，蒋介石即派出宪兵四团空降徐州抓捕高夫人等。因为久未得到高夫人脱险的情报，刘、邓非常焦急，多次致电各方询问。在中央及刘、邓等多方的关怀下，高夫人等于12月28日由专人护送到河北武安伯延，与高树勋团聚。高无限感激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办事言必信、行必果，真了不起。这件事使高树勋非常感动，对高起义和巩固起义成果均有很大影响。
其二，帮助高树勋抽调整军骨干。从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干部交往之日起，高就很赞赏他们的为人、学识、才干。起义第二天，他向刘伯承当面提出要八路军派人帮助他整顿部队，特别是做政治工作，并专门提出要唐哲明到他的部队来。
抗战时期，应高邀请，八路军派出中共党员唐哲明到高部做抗日统战工作。高对唐较为器重，委任他为保安司令部参谋，请他制定组织河北省民兵训练规划，组织民兵训练工作，使冀南民兵很快发展到9 个团。此外，高还委托唐到太原向朱德请教如何抗战问题。正因为有过愉快的合作，所以高树勋起义后首先要唐来帮助整顿部队。
得知高树勋的请求后，刘、邓先后三次电请党中央：请抽调唐哲明同志来太行到高树勋部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很重视此事，立即将唐从遥远的东北调回到高树勋部工作。此外，刘、邓还对高请求派解方等人前来，和毛泽东、朱德直接通讯联络，拨款安置部下家眷等要求，一一电请中央予以解决。在刘、邓关怀下，民主建国军成立后进行了严格整训，将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其三，介绍高树勋入党。随着高树勋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不断加深，在他起义后短短的10天里，三次向刘、邓等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十分迫切。鉴于此事关系重大，刘、邓一时也难以定夺。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1月11日致电党中央请示。党中央对此事也格外慎重，因为像高树勋这样有声望的国民党军队将领，怎样才能使之更好地发挥其号召力呢？经过认真研究，中央书记处于13日复电刘、邓：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这样，高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其由一名旧军队将领，经过曲折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四，交兵伐谋，攻心为上，举一反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高树勋起义及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起义后曾给予很多指导。关于起义部队名称，由于抗战期间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称，所以，毛泽东建议高部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称号。鉴于高率部起义地点在历史名城邯郸附近鲜人为知的马头镇，毛泽东将这次起义定名为“邯郸起义”。民主建国军成立后组织参观团赴延安时，毛泽东、朱德都亲自接见，并向参观团团长赠送照片留念。一年后，为纪念民主建国军建军周年，毛泽东、朱德又向高树勋及所属官兵“特电申贺，并祝进步”。尤其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大力倡导下，在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各界中，掀起了一场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争取其起义的“高树勋运动”。 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局、各区党委、各级政治部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即高树勋起义）宣传的指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并把它作为1946年解放区的工作内容之一。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下，晋冀鲁豫军区适时成立了国军工作部，由薄一波兼任部长，下设城市工作室、西北军工作室、晋绥军工作室和中央军工作室等，“高树勋运动”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
刘伯承、邓小平争取高树勋起义，不但为我军在政治上分化瓦解敌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军事上，促成了平汉战役的“迅速结束和获得彻底胜利”〔8 〕。高树勋部万余人在阵前起义，使敌人兵力骤减，军心动摇，斗志涣散，迫使敌军由就地防御改为向南退逃，我军由阻击改为追击，取得了毙伤敌3000余人，俘虏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 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的重大胜利。在战略上，平汉战役的胜利，掩护了山东、华中我军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及东北地区，有利于党中央实施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戳穿了蒋介石国民党玩弄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扩大了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阵营。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我军缴获了蒋介石国民党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7件公开发表， 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高树勋起义及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以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2〕任佩瑜主编：《邯郸起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年——一九四九年）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4〕《邯郸起义》，第189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7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7页。
〔7〕《邯郸起义》，第32页。
〔8〕《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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