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望波[1]200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80年代以来，有关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的问题素为学界所关注。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虽然从数额上来说并不是非常多，但是他们与港商的投资是中国引进外资的开路先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研究探讨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现状以及他们进行投资的方式与特点、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东南亚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东南亚华商投资的动机，认为东南亚华商对中国大陆进行投资，总体上说是以寻利为主、情感为辅，但也有相当部分东南亚华商带有家乡情感因素的投资，他们的投资集中于祖籍地。通过利用宗亲关系及其他人文优势，东南亚华商成功地把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以较少资本实现了跨国经营。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通过香港对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既避免了华人投资中国的敏感性，又充分利用了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的便利条件，也更易于吸收处理大陆事务的人才。香港已成为东南亚华人企业投资中国大陆的中介和桥梁，不少东南亚华人财团都以香港为基地，把中国大陆作为其拓展海外投资的主要市场。 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首先是集中于经济特区与沿海侨乡，进而扩展到内地，成功地把中国导入国际市场，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众多中国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东南亚华商投资企业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自身的经济实力也得到了加强。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行海外投资。东南亚华商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中介者与合作者，又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陶庆婉[2]2016年在《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的商业扩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至16世纪晚期,荷兰已经具备了到东方远洋航行的能力和优势。渔业和海上运输业为荷兰的海上贸易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发达的造船业使荷兰可以打造装备精良、适合远航的船只。对海洋的探索和东方先行国家航海知识的汲取让荷兰在远航东方海域时更加自信。在摆脱西班牙的桎梏获得自由后,荷兰凭借着宽容的社会氛围吸引了大批的人力和财力。来自外部的刺激,则让荷兰有了前往东方的动机。一方面,来自西班牙的海上封锁促使荷兰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另一方面,与东方直接贸易的巨额收益更是让处于上升中的荷兰按捺不住。众多荷兰贸易公司纷纷派船前往东方贸易,但在激烈的竞争暴露出诸多弊端。早期的一些公司最终在1602年走向合并,形成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入东亚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不同类型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商业关系。依据地理空间分布,本文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的商业扩张分为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东南亚半岛地区、中国和日本四个部分。在东南亚海岛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了众多海岛国家,形成了商业垄断的局面。在东南亚半岛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当地形成大致平等的商业关系。在中国,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次尝试获得商业据点,但最终没有突破朝贡国的身份,只能按照明清政府规定的商业规矩进行交易。在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只能待在出岛严格遵守幕府制定的严格规则。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在东亚海域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商业网络。为了占据有利的商业和战略据点,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东亚海域后与葡萄牙、西班牙展开激烈的争夺。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争斗中,葡萄牙丧失了一系列的据点,原有的东亚海域商业网遭到破坏。同样,西班牙在东亚海域的商业网也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冲击。除了葡、西之外,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具有同种组织性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也存在竞争。与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许多优势。在东亚海域,中国和日本的海商是两股主要的本土海上商业势力。不论是在中国海域、日本海域,中国海商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然而在印尼海域,中国海商的发展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限制。日本海商活跃于17世纪最初30年,但随着幕府的海洋政策的变化,被迫结束了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印度海商作为东亚海域海上贸易的参与者,虽受到了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约,但依旧是一支重要的商业势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的商业扩张,不仅引起经济层面的影响,而且在文化、政治上产生深层影响。在经济层面,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欧亚海域、亚洲海域和欧洲海域经贸的沟通者。在文化层面,荷兰东印度公司既将东方文化带回欧洲,又将西方文化注入东方,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掮客。在政治层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后来的荷属东印度殖民帝国奠定领土边界和体制建设,成为帝国的塑造者。本文通过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的商业扩张历程,重点在于理清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同东亚海域国家之间的商业关系,与新旧西方商业势力以及同东亚海域本土商业势力之间的竞争过程,以呈现这几股商业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消长态势,并且探讨这种商业扩张所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商业扩张的过程中,与当地国家形成的商业关系主要取决于当地的政治类型。在与葡、西争斗的过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是葡、西17世纪在东亚海域商业势衰的催化剂。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过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是抑制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键力量。在与东方商业势力的关系中,则更多是东亚海域本土商业势力处于优势地位,但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东亚海域本土商业势力的发展也产生限制。在商业扩张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产生的影响则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
郑学超[3]2004年在《中国印尼贸易关系：历史研究和商业机会》文中提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关系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紧密,双边贸易额也不断上升。在印度尼西亚,中国产品因其质量好,价格低廉而特别受欢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诸如石油, 天然气, 钢铁等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原材料生产的大国,将在这些方面为满足中国的要求。本论文分析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贸易关系和两国企业在对方市场将来的发展战略和机会。首先, 从政治经济环境来看,本文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印尼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然后,本文分析了在未来几年内几个在中国和印尼的双边贸易中有前景的行业,这其中包括石油行业、消费品行业、和农业。为了更好的说明两国间的贸易机会,本文选择了几家中国和印尼的公司,包括长虹, 春兰, TCL, APP (金光集团) 等来进行分析。 这些公司在印尼和中国市场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了更深入的分析说明存在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贸易当中的发展机会,本文提供并分析了一个案例:Sami Sami Jaya Corporation (“Sami Sami Jaya”)。Sami Sami Jaya主要的业务是进口一些中国的塑料制品包括饭盒, 水桶, 垃圾桶, 等等。他们的客户大部分是印尼的零售商和超市百货,中国商品良好的质量和强有力的价格策略为其赢得了很大的印度尼西亚国内市场。将来Sami Sami打算扩大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种类, 比如小家电, 电饭煲, 等等来进一步满足印尼国内市场的需求。本文最后总结分析了Sami Sami Jaya公司未来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中的发展战略,并为其能更成功的把握双边贸易机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洪源善[4]2003年在《当代泰国与印尼华人社会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泰国与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及其异同。全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提出本文的问题、研究范围、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说明泰、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第叁章分析鸦片战争以前泰、印华人社会的形成；第四章阐释鸦片战争至二战期间泰、印华人社会的发展；第五章阐述泰、印华人的政治形态，第六章探讨泰、印华人的经济活动，第七章讨论泰、印华人文化的接触、适应和变迁；第八章提出本文的结论以及将继续讨论的问题。 通过对泰国和印尼两国华人社会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泰、印两国华人把祖籍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原则、文化传统等移植到移居地，构成两国华人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许多共同的特征。如强烈的宗族观念、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由于泰、印两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两国华人发展道路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别导致社会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近代是否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经历不同导致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差别，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泰国、印尼的国家关系的差异等，都对华人移民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特点的华人群体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发展经历和处境表现出种种不同。因此，对于同一来源的移民群体来说，它在不同国家中的社会发展、文化变迁、族群认同都无法脱离其居住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对泰国和印尼两国华人社会来说，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历史上泰国未曾遭受殖民统治，印尼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印尼叁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深深地影响华人和当地民族的关系，在荷兰长期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有意地实行所谓“分而治之”政策，分裂被统治民族的团结。荷兰殖民者把当地人民分为叁种：第一、包括荷兰人在内的欧洲人；第二、东方外侨(人多数是华人)：第叁、土着，他们享有的权利不同。这种政策的结果导致华人更认同荷兰殖民势力，疏远土着。华人的地位比土着略高，华人经济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土着，在土着人的眼里华人属于剥削阶级，引起部分土着对华人的仇恨。其次，宗教信仰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需要特别的重视。泰国人信仰佛教，印尼人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佛教比较宽容，伊斯兰教具有排他性。由于华人也信仰佛教，泰国的华人在信仰上没有太大的障碍，比较容易融入泰国的主流社会。反之，由于信仰的差异，印尼的华人比较难于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其叁，泰、印两国政府对华人的政策也有很大的不同，泰国王室人多实行优待和保护华人的政策，对泰族和华人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法律规定第叁代以后都属于泰族的范畴，促进了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印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为了保护土着人的利益，实施“原住民为一等公民”，“非原住民为二等公民”的政策，使得印尼土着和华人之间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刘雨辰[5]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周堃[6]2016年在《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文中提出17-18世纪是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第一次大潮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在当地传播的重要时期。因为闽籍华侨在17-18世纪东南亚移民潮中所占比例最大,故闽籍华侨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7-18世纪,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传播至东南亚,这使得东南亚的语言当中出现许多汉语借词,尤其是闽南方言借词,丰富了当地语言。中国文学作品经华侨及土生华人的翻译和传播,深深影响着当地文学的创作及发展。其中,闽侨翻译家及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中国冶炼、制糖、印刷术、水稻耕作方法等生产技术的传播极大地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中医药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水平。同一时期,美洲的番薯等物种传入东南亚后经华侨带入中国,对中国的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华侨将中国的佛教以及妈祖、保生大帝、关帝等民间信仰传播至东南亚,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融入了东南亚的一些文化特色。而华侨逢年过节或酬神的一些风俗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由于17-18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都是居世界领先,去往东南亚的华侨将中国文化传入当地,但他们并非刻意传之,而是融入当地后潜移默化地传播。这不仅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及东南亚文化的发展。这是发展当代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时需要注意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刘智峰[7]2006年在《海外华人企业成长模式、管理思想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文中认为海外华人企业一直是华人华侨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门就东南亚海外华人企业的成长模式、管理思想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包括两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东南亚海外华人企业是当地复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在其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带有显着的“非透明化”经营的特征，它们在经营管理层面的一些独特特点通过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社团活动以及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大陆的经营环境、民营企业产生了一些深刻影响。
齐欢[8]2008年在《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文中认为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现代化是一切后发国家摆脱落后形成现代国家的必然进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本国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出发,同时吸收外部的积极因素追求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道路。越南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化从启动、发展、对模式的探索和转型且充满了艰辛和曲折。1858年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性大潮。1945年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独立后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以来现代化才走上正确的道路。研究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和实施赶超型战略的理解,总结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通过对越南的个案分析,有助于丰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与理论范式的研究,对学科建设也有一定意义。为一些后发国家探索一条较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可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对越南1945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成就问题与经验教训、现代化水平、模式及走向进行了研究。本文由绪论和正文的第一至第十章和结语构成。绪论主要讨论本论文选题及有关概念的界定、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安排等。第一章讨论了越南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1858-1945年)。国际背景是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使许多前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西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内背景是法国入侵和殖民统治对越南的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发生分化和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封建王朝的历史方向,越南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衰败化”和“边缘化”冲击下,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走向“革命化”,经过义静苏维埃运动和八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越南现代化的启动以19世纪下半叶阮朝的改革为标志。①从阮朝的改革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是越南现代化低度发展阶段②。第二章探讨了两种社会制度影响下的越南现代化进程(1945—1975年)。本章主要论述二战后越南分治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北方和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下的南方现代化进程。本章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5—1954年抗法时期；二是1954—-1975年抗美时期。内容包括,北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效果。美国在南越进行移植美式模式的现代化实践。由于战争的影响,越南错过了1945—1973年世界经济黄金时代①的发展机会。而东亚一些国家则利用越战的机会迅速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第叁章阐述了越南统一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严重挫折(1975—1986年)。越南在1976年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束了长期国家分裂、南方政治衰败、和社会动乱的局面,成立了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政权,提供了能进行自主型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保证。但多年战争破坏使越南现代化起点很低,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于指导思想和内外政策上的失误,越南再次错过有利的发展时机。虽然从1979年越南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但效果有限。直到实行全面革新开放后才进入现代化的正确轨道。第四章讨论革新开放后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间现代化建设的情况(1986—-1996年)。越共在1986年12月召开“六大”确定了全面革新的路线。六大成为越南现代化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越南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合理成分的同时吸收了其他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份,通过实践逐渐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理论。七大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设纲领》,使越南现代化进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第五章论述了在苏联、东欧解体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越南对现代化战略进行的调整(1997—-2001年)。这时期,越南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在苏联、东欧的解体的影响下的政治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危机和腐败影响下的社会危机。鉴于此,越南对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经济战略、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提出了在2020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第六章研究了越南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的情况(2001-2006年)。2001年4月,越共“九大”把七大的《建设纲领》加以具体化。在九大思想指导下,越南的现代化进入第二个加速期。但发展中的问题也大量出现。第七章论述了越共十大到十一大间的现代化进程的情况,并分析了今后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与趋势(2006—2011年)。经过20年的探索,越南已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十大后越南现代化进程又取得重大进展。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为今后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第八章对1945年以来越南现代化进程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对每个阶段现代化获重大进展和遭受挫折的原因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和军事以及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分析。第九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选用以中科院的两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对越南的经济、社会、综合现代化、生态、文化和国际现代化水平作了较系统的量化评价。由于政治现代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世界上还没有相关的定量评价体系,因此,对其评价限于定性方面。第十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的模式①进行了总结。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本章对越南现代化模式的分析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分析指出,越南早期现代化启动属于典型的挑战——回应(汤因比的说法)的模式。独立后,北方采取了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南方模式则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模式。革新后,越南现代化模式开始向与东亚模式、中国模式、西方新自由模式相结合的市场化模式转变,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混合型后全能主义模式”。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为结语。对以上各章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升华和提炼。
刘宏[9]2000年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文中研究表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 ,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 2 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宋婉贞[10]2018年在《从印尼到东南亚：安东尼·瑞德的历史研究观念与方法》文中指出以“东南亚的‘布罗代尔’”着称的安东尼·瑞德50余年致力于运用整体性历史研究观念考察东南亚国别、区域历史,在国际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国内学界对瑞德研究的认知多聚焦于其“整体史观”下的东南亚整体史研究,而对这一方法如何形成则鲜有关注。基于此,以瑞德的史学研究思想与方法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着作、访谈等资料的分析,探究他从印度尼西亚史研究过渡到东南亚整体史研究的整体历程,进而总结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变”与“不变”。通过以整体性为视角对瑞德东南亚研究的史学方法与观念的分析与梳理,由此从一定程度上使学界对瑞德史学研究的认知更加具体化和客观化。这一议题的梳理便于国内学界从整体发展历程上把握瑞德这一国际学者的治史理路,对更深入地理解其着述思想大有裨益,同时,瑞德的研究方法、分析视角、研究思想以及写作模式等方面也对国内东南亚研究学者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研究[D]. 王望波. 厦门大学. 2004
[2].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的商业扩张[D]. 陶庆婉. 南京大学. 2016
[3]. 中国印尼贸易关系：历史研究和商业机会[D]. 郑学超. 清华大学. 2004
[4]. 当代泰国与印尼华人社会比较研究[D]. 洪源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5].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6]. 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D]. 周堃. 广西民族大学. 2016
[7]. 海外华人企业成长模式、管理思想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D]. 刘智峰. 暨南大学. 2006
[8]. 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D]. 齐欢. 云南大学. 2008
[9].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J]. 刘宏. 历史研究. 2000
[10]. 从印尼到东南亚：安东尼·瑞德的历史研究观念与方法[D]. 宋婉贞. 暨南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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