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体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4)01-0113-05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20世纪是报告文学的世纪。这绝非笔者的妄言，而是诸多学者和文坛领军人物的共识。60多年前，以群曾对1930、1940年代的报告文学做过这样的评价：“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1](p.682)约20年前，张光年宜称：“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2](p.5)6年前，徐迟则以诗一般的语言写下了他生命中有关报告文学的最后的文字——“我国的报告文学，本身是一种开创性的文学体裁。随着革命文学的发展，声势越来越浩大了。报告文学射出了一串串的闪电一般的光芒，随之是一阵阵的雷声隆隆。”[3](p.2)在这样一个“报告文学时代”的语境中，叙说与评价这一文体于20世纪的时空里所创造的辉煌，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价值选择，而是充溢着重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从已有的研究指向与成果看，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导的报告文学研究在文体的属性、特征、写作技巧、作家作品以及报告文学史的把握上成绩突出，这其中又以已行世的几部报告文学史为代表。晚近，由文化视角反观报告文学的意识也渐入对这一文体批评的多种文本之中。毫无疑问，这将突破以往过于局限于社会、政治与报告文学之线性因果关系维度的叙说，而进入到一个包容性更大、视野更为广阔的言说空间。然而，我们对此似乎并不满足，因为目前相当比例的文化批评都存在着将文学的分析演变成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注脚的潜在危机，这种最终有可能导致如韦勒克所言的批评模式转危为安的一个途径，即“将文学与文明的历史混同，等于否定文学研究具有它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方法”[4](p.8)。我以为应该是文本分析（如果持这种批评模式的人还想以真正的文学研究为归宿，而不是以文学为例证说明文化问题的话）。由此，我想到了本文叙述的基点与平台。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最具开创意义的时段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这一时期，学者们奠定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尽管这种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看来带有浓重的舶来品色彩，即它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术语的西方化大于本土化。但毋庸置疑，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历史存在，曾直接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并富于开拓意义地初步建立了一个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良好平台。然而，这种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导，或许还可以加上晚近时兴的文化批评等所组构的研究格局的“外部研究”范式，也不能不给人留下诸多的遗憾。因此，完全有必要真正深入、科学地入乎报告文学之内，确立其独立的文体品格——对本研究而言，则是力图从文体学这样一个基点出发，建立一个兼容了叙述学、文化学和传播学等理论在内的言说平台，通过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的描述与评价，显示报告文学研究的新维度。
二
当我们立足于文体学基点来审视中国报告文学的流变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即是对“文体”这样一个文体学研究的关键词的认识与诠释。
“文体”，作为一个拥有共时与历时性特征、内涵丰富的词汇，在东西方文体学研究中历来众说纷纭。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文体的把握仍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路径：一是从广义上理解的文体，即认为文体是指语言中的各种变体，具体来说，就是指不同层级、职业、年龄的人群在不同语境中运用的相异的语言表达方式（注：申丹曾对广义文体作过细分，这就是“因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新闻语体、法律语体、宗教语体、广告语体、科技语体；因交际媒介的差异而产生的口语语体与书面语体；或因交际双方的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正式文体与非正式文体等。”详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第二，是将文体作狭义的理解，这即是专指文学文体。在这两个思维的路径上，便自然横逸出现代文体学研究特色鲜明的各种流派——它们构筑了这个领域的多维向度。
然而，即使是文学文体学内部也存在着两种对待（或曰分析）文体的态度，这即是一些学者所谓的对文学文体中“狭义文体”与“广义文体”的概括。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注重研究或曰看重的是文学文体的呈现层面（这包括文本的体裁、语言体式和叙述模式等偏属传统意义上“形式”的侧面），更为专业、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分析常常能够达到对隐藏于字词句篇中之文本奥秘的揭匿，但类似于细读法的这种批评方式，在只见树木、难见森林的条分缕析中，往往会使文学文本成为某种语言学理论的活的例证，而最终失去其艺术的灵动与内蕴的精彩。因此，对“广义文体”的关注便逐渐成为趋势，这种与“狭义文体”研究有所不同的方式其特点是，它“进一步注意文本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展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表现形态的差异，以及与此有紧密关联的属于内在表现形式（如思维方法、感觉方法、体验方法等）的个性特点，而这一切集中于通常意义上的风格特征问题”[5]。韦勒克认为：“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文学的语言。可以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语言史的文献记录。……但在这些研究中，文学作品仅被作为语言科学研究的材料。但语言的研究只有在服务于文学的目的时，只有当它研究语言的审美效果时，简言之，只有当它成为文体学（至少，这一术语的一个含义）时，才算得上文学的研究。”[4](p.189)另一位法国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Jean Yves Tadie)则以个案——施皮策的文学文体批评的叙评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施氏“虽然他的活动总是表现为文章的阐释，然而他的阐释超越了单一的风格学，或探讨作品的结构，或探讨作者的世界观，有时也探讨时代的观念；……他长于直观和推理，博学而又敏感，他既是人文主义学者，又是结构主义的能工巧匠”[6](p.68)。
因此，本文所依据的“文体”理念以及由此而进行的文体学研究就基本上锁定在“广义文体”的范围之内。我以为，文体并非无意义的语言碎片，而是一种以语言艺术为本位的文化存在。因为文体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语言现象，而“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7](p.7)。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某种意义上讲，就代表着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思想与审美意识的直接表达。对文体的研究，索绪尔将语言视为共时态(synchrony)与历时态(diachrony)的统一体。这种语言学理论似可给我们以启迪。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共时规律只是某一现存秩序的简单的表现，它确认事物的状态，跟确认果园里的树排列成梅花形是同一性质的”；“相反，历时态却必须有一种动力的因素，由此产生一种效果，执行一件事情”。文体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自然也是共时与历时态的集合体，对其剖析即可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对其文本呈现层面作共时态的、“规则性”的分析，即可以将标示其基本元素或曰核心规范的体式（类型、体裁）、显示其基本架构的语言体式（话语表达方式）以及昭示语言体式稳定性与成熟性的风格等，作为三个呈递进性的方面，做逻辑的、横向的分析，以捕捉文体的带有稳定、核心的规则（原理）。另一方面是在关注文体的共时态规律时，寻找其具有历时性的某些变异特征，即“从动态的、纵向的角度描述历史上处于不同时间维度的文体结构的转化、兴替、变易，描述文体演变的各种现象并总结其规律”[8](p.5)。在关注文体的历时态时，仅仅专注于语言本身的变异，似乎难以逃脱当局者迷的宿命。这就应该从文体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视角，打开审视其本性的另几扇窗户。这就是对文体的制造者即创作主体隐含着其创作个性、审美意识等因素的文体意识，对文体的接受者即读者或曰受众的文体期待，对文体的传播（即文体与媒体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文体得以生存、流变，包括时代、民族、地域等因素在内的文化语境等四个方面的考察，以此构筑富于生机与活力的文体研究系统。当然，在做以上四个方面考察时，似应突显文体学的根性，即以文本语言为基点，而不是以别的要素为基点。这样，才能保证言说的框架始终属于文体学范畴，而非逸出至其它语域。
这样一种文体学研究模式，一般来说，对纯文学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等，具有针对性与适应力。但具体到报告文学——这样一个非纯文学文体，甚至可以说，一个具有较强跨文体性的文体，纯粹的文学文体学——哪怕是我在这里所主张的“广义文学文体”的研究，似乎还不能够完全触及其文体的根性。因此，我认为对报告文学的审视，还应当形成双重的视野，即除了文学文体学外，还应当引入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某些理念——这个以英国文体学家伯顿(D.Burton)为主要创始人的文体学派，尽管不无遗憾地烙上了以强调文本分析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性从而过分忽视文本的审美性的致命伤，但其将“语言和文本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9](p.111)，并强调它们之间互为制约、互为实现、互为建构的辩证关系的研究维度，对报告文学这一具有相当比重社会性的文体的分析，具有特殊意义。
三
无论中西，相对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些源远流长的文体，报告文学的成长不过百年。但正是这种曾经风靡一时的朝阳文体，在20世纪以中国、美国、德国、苏联以及日本等为主的国度里，却创造了文体由雏形到发展、成熟的世纪奇观。除却激变或转型的社会、文化等时代因素的刺激，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嬗变不能不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子。因此，在社会历史批评与文化批评之外，拓展一条文体学维度的言说路径，就显得十分必要。
基于“百年流变”这样一个海德格尔所谓“‘在时间中’演变的存在者整体”即具有历史形态的事实，从历时态切入，正是我们叙说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的一种视角——当然，它应该在文体学为主轴的理论框架之内。在概述这种视角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的言说对象即时空域作简要的说明。本文的时空域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报告文学。将言说的起点时间限定在19世纪末这一时段的主要理由，是基于我们对报告文学发生的一种理解，即中国报告文学的孕育期发生于19世纪末期。的确，一种文体的发生，其实有着极为繁复的因果链，它特别类似于十月怀胎这样一个由多种因素汇聚的渐进过程，但却难以廓清一朝分娩的分界线。报告文学的发生亦不例外。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文体在中国出现的起点时间的探讨有多种说法（注：迄今为止的报告文学研究文本中，至少有4种有关中国报告文学发生的起点时间的说法。一是以刘白羽、高信疆、高文升等为代表的“古已有之”说，他们将《诗经》、《史记》以及唐宋以降的部分散文作家的作品视为报告文学的“先声”；二是以袁殊、周立波、阿英、冯牧、朱子南等为代表的“近代工业社会产物”说；三是蓝海、赵遐秋等人认为的“五四文学”说；四是由以群、林非等为代表的“30年代”说，即认为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名称确立之后，才有报告文学出现。除此之外，尚有起点于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等针对国际报告文学发生时间的说法。它们依据的是每位言说者心中不同的报告文学文体图式，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应该看到，报告文学文体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近代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我以为，将报告文学的孕育期限定在19世纪末即通常所言的“近代”，有着相对而言的说服力。尽管这一时域中王韬、梁启超、黄远生等代表作家所作文本在语言体式上大都仍以文言为主，还不可能进行现代汉语语言体式的有效转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史记》等中国古典纪传体文本（它们常常被“报告文学古已有之”论者视为报告文学）有着根本上的一致性，虽然二者在语言体式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因为《史记》等文本所缺乏的作为报告文学文体发生所具备的文体内蕴上的几个决定性因素，在前者那里已经初露头角了。这即是指，第一，印刷工业的发达所导致的报刊业的出现与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刊体创作主体的新闻意识。此为以报刊为主流媒体的报告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与基础。第二，转型或激变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震荡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对深度报告的文体期待。第三，一批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自身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参照系，对现实社会采取反思、批判，并有改革现状意识的知识分子写作主体的出现。1930年代初，袁殊就曾说过：“‘报告文学’，这一名词在中国还是很新的。……这名词，有时也称为‘通讯文学’，是从‘Reportage’的译语；而这‘Reportage’是从‘Report’（报告）这字变化出来的新名。这文学的形式，自然不会是自古已有的；它是一种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10]这段话不仅为我们传达出报告文学发生于近代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其实也暗示了“报告文学”来源的西方背景——物质基础与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告文学无疑具有着西方“现代性”的文体承传。也就是说，19世纪末在中国产生的报告文学决非与大陆无缘无脉的孤岛，而是与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非虚构文学发生传导与共振关联的重要一脉。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中国报告文学以其现代性的风貌成为与古典时期的纪实性文学分割的分水岭。另外，与中国诗歌、散文、小说等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显明的民族风格的文体有别的是，中国报告文学自近代发生直至后来的发展、成熟，都显示出其与世界非虚构文学同步的“国际性”特征，而这一切也只有当中国社会进入与近代西方相似的文化语境的19世纪末期，才具有实现的可能。将言说视角的下限放在20世纪末，也旨在表明，第一，我们力图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作为一个时间整体纳入“百年”的叙述视野；第二，尽管20世纪末刚刚过去，对文学逼视的目光还未冷却，也尽管一些学人不断呼吁“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但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全方位跃动，以及随之出现的其在此世纪里最后一次文体发展的高潮，都令我不能割爱。当然，对此的观照，需要拿出布莱希特戏剧以推倒第四堵墙建立间离效果的冷静默观精神。
言说视角的空间域选择中国大陆报告文学的理由在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这一时间域中间，大陆报告文学始终是这一文体发展的主体，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它都是支撑“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这一概念的主板。反过来说，没有大陆报告文学，也就没有“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因此，它理当成为我们言说的绝对主角。这样的表述并非漠视“中国报告文学”概念中的其它板块，诸如台湾与香港报告（导）文学乃至海外华文报告文学的存在。只是因为它们作为文体的历时态之动力因素欠缺明朗以及有关资讯欠缺详实，才在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将以历时态的切入方式，进入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的考察。具体方法是，以文体学（文学文体学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为主）为基本框架，并兼容叙述学、文化学和传播学等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体现于以下显示文体历时态的五个层面：
第一，对作为文体的呈现之一——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体裁和语言体式流变层面的考察。如果用英伽登(R.Ingarden)在其《文学的艺术作品》中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分层展示作类比的话，报告文学的体裁与语言体式即类似英氏所谓的语音与语义单元层，即一个类似地壳的层级。它无疑是文体最为直观的标志。本研究力求在显示体裁与语言体式流变的基本态势之时，总结其特征及其流变的规律。
第二，讨论文体呈现的第二个方面——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模式的流变。这里拟结合叙述学原理，对与之交叉的文体学层面的叙述视角、时间、结构，叙述者以及非叙事性话语等内容进行审视。与第一方面对报告文学体裁和语言体式的考察略有不同的是，它不再局限于个体语言因素的“微察”，而更多地着眼于文本构架的动态运作。其对“叙述者”的研究与对写作主体文体意识的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仅只是限制在文本之内，而后者还要旁涉主体的心理性与社会性因素。
第三，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的文化语境的考察。我以为，文化语境，对于报告文学这样一种兼具文学性与社会性的文体而言，其在历时态中的动力性尤为突出。在这里，“语境”(context)一词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的本意是指文章的上下文和前后关系，而我将其理解为话语的氛围——即由文本中的词语所暗含或反射出的外部世界的意味。本研究拟从组构文化语境的时代精神、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入手，发掘作为时代文体的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内蕴。
第四，从文体的制作者层面，揭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写作主体的体裁意识的消长，以及写作主体身份变化给报告文学文体带来的影响。这主要包括从文体规范的本位坚守和叙说方式的创新实验等层面，梳理—个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写作主体体裁意识的生成、明晰、变异与丰富的流变之路。从记者型与作家型身份、“一日式”大众型写作、军旅身份等贯穿于20世纪报告文学写作主体身份变迁的几个主导层面，来透视它们给予该文体面貌的某种因果式的联系和影响。因为身份既是职业与社会层级类别的符码，又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体现出写作主体的气质、人格和审美等三要素的关联与整合。
第五，从文体的传播层面，讨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与媒体的关系。在描述报告文学成为印刷媒体时代的产儿与宠儿的态势中，揭示媒体变迁给这一文体带来的影响，并力图阐明在以报纸、期刊与书籍等纸质媒体为代表的一个相当长时域的印刷时代，报告文学文本借助复制、批量与多次传播的力量，形成蔚为壮观的主流文体的宏伟气象。对视觉媒体冲击下报告文学文体的困境予以剖析，并深入理解和探讨文体和媒体之间依存与被依存、推动与被推动、塑造与被塑造、影响与被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祈望媒体的变迁，为报告文学文体带来另一种新生。
我之所以在研究的基本路径上试图做这样的努力，其目的正在于，将形式批评与价值批评进行整合，寻找到一条切合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既具形式感又有社会性及审美意味的特殊整合文体的言说路径。我的提法与韦勒克关于文学演变的理念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他在批评了将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生物演化论套用于文学演进史的生硬作法，以及黑格尔、俄国形式主义演化论中的缺陷之后，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愿以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文学内部发展史的问题即演变这个中心问题必须根据下面这种理解重新加以研究：时间并非只是整齐划一的事件序列，而价值也不能只是创新。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刻都会涉及到整个过去并且包罗一切价值。我们必须抛弃轻易得出的解决方案，并且正视现实中的全部具体浓密性和多样性[11](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