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民营论文,为例论文,民营企业论文,融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内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比如，1998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1月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伊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4年2月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此外还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提高，反映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肯定和重视，也体现社会各界对民营企业家贡献的肯定。而本文主要关注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
最近，企业政治关系与经济发展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Faccio（2005）发现政治关系对企业的影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Fishman（2002）、Johnson和Mitton（2003）则认为企业政治关系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那些政治关联企业（politically-connected firm）会通过政治影响力谋取不当的利益。与以上研究观点不同，从理论上，本文认为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起到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降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壁垒的作用；同时本文也发现支持上述理论假说的经验证据：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便利了民营企业融资，从而促进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本文的观点与陈剩勇等（2004）的观点相似，他们认为中国民营企业自发组织的民间商会发挥了政治组织的作用，便利了民营企业家与政府的沟通与协调。同时本文也为田国强（1996，2001）的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田国强认为在转型条件下，企业家除了具备传统的企业家能力外，企业家与政府交往能力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显然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与政府的交往能力。此外，本文观点是Allen等（2005）观点的具体化。Allen等认为中国的法律、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目前国际学术界较有影响力的法与金融（Law and finance）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法与金融研究认为：投资者法律保护决定金融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增长（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7,1998）；而中国却在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充分的情况下，实现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快速增长。Allen等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充分的情况下取得上述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存在着相应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替代机制，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什么是替代机制做深入地分析。而本文的研究则指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就是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之一。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是与中国特定的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民营企业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缺乏充分的产权保护（李胜兰，2003）和行业进入限制（汪伟、史晋川，2005）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发挥如下作用：第一，部分替代正式法律制度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产权保护；第二，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为民营企业创造了成长机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旧存在“姓资姓社”争议，民营企业的产权尚未得到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和充分的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随着2004年我国正式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种局面有望逐步好转。在此期间，民营企业面临着如何通过其他非正式法律途径保护自身权益的问题。而企业家政治身份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发挥了替代法律制度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产权保护的作用。企业家获得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将有助于企业家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一，企业家一方面可以以个人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并向政府反映和表达他们的想法；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可以通过相应的行业协会和企业家协会，比如民间商会、工商业联合会等，集体向政府反映他们的诉求（陈剩勇等，2004）；第二，民营企业家可以在各级人代会、政协会议等正式场合与各级政府官员保持接触，建立和维持良好关系。企业家通过政治身份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有以下好处：第一，减少了来自于地方政府方面的权利侵害。比如，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摊派行为；第二，在缺乏充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可以借助于政府力量来防范其他非政府行为的侵害，比如防止其他企业的假冒产品等。
另外，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许多行业都存在着政府行政壁垒和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的进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比如，在银行贷款方面，如果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一旦民营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贷款无法收回，那么银行信贷员将面临着收受民营企业贿赂的质疑？对那些负责行业准入资格审批的政府官员，同样也面临着为什么将特定的行业准入资格授予某个民营企业？是否收受了贿赂？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作为风险厌恶的银行信贷员和国家公职人员，更倾向于拒绝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和授予行业准入资格，进而导致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将发挥传递信号、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获得诸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一方面表明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另一方面，说明相对应的民营企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具备了传递信号的功能。银行信贷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向这些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和行业准入资格，面临寻租质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发挥了传递企业质量信号的作用，有助于企业获得额外的发展机会，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本文提出的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起到了部分替代正式法律制度为民营企业提供产权保护和降低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壁垒的论点是否得到相关经验证据的支持呢？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进入相关政府管制行业壁垒的证据，那么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说就获得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是因为，行业准入的行政审批权往往归属于中央政府，一般情况下，民营企业在中央政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不如它在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果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受中央政府管制的行业准入资格，那么可以预期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也能为民营企业提供产权保护，这是因为：第一，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往往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高度相关，比如对民营企业的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往往与地方政府有关；第二，地方政府作为当地民营企业发展的受益者，有激励提供产权保护（Che and qian,1998）。
通过对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的金融业准入与企业家政治身份关系的研究，本文提供了企业家政治身份便利民营企业融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经验证据，企业家政治身份增加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可能性，部分缓解了民营企业发展的资本约束，进而促进了民营企业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以浙江万向集团为例，通过案例分析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获得金融资源的影响；第三部分，以2004年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分析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金融业进入：以万向为例
（一）中国金融业准入的行政管制
本文所涉及的金融业进入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资本市场的进入，主要指企业获得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的资格；第二，企业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从事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经营许可证。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业是政府重点管制的领域。
中国政府对股票发行的监管以2001年3月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01年3月以前实施审批制，2001年3月以后实施核准制。在审批制下，企业股票发行具有浓厚的计划色彩，企业能否发行股票完全取决于能否获得股票发行额度。而核准制是介于政府行政审批制与注册制之间的一种股票发行监管制度，它要求股票发行申请者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证券监管机构规定的实质条件。尽管核准制迈出了中国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是中国证监会对企业能否在核准制下发行股票仍旧有重要影响（胡旭阳，2005）。
在企业债券发行方面，目前中国仍旧采取行政审批制度，其法律依据就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必须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审批：未经批准的，不得擅自发行和变相发行企业债券。”
在金融经营机构的设立方面，中国遵循严格的资格审批制度，要成立金融机构必须得到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同样，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大型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必须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业仍普遍受到政府的管制，获得行政许可仍旧是进入金融业的必要条件。
（二）企业家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金融业进入
进入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获得稀缺的资本以促进自身发展大有益处，那么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呢？企业家政治身份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金融业准入资格，因为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起到了向行政审批机关和社会传递企业质量信号的作用。
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政府按照一定的资格标准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但由于信息不对称，行政审批机关不能够准备掌握民营企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将起到传递企业质量信号的作用。那些企业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企业，企业家获得诸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的可能性比较大（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规模之间显著正相关）。因而行政审批机关可以以民营企业家是否具有政治身份来判断民营企业实力，从而使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起到了传递企业质量信号的作用。
另一方面，资格审查的标准往往是模糊和不完全的，不可能事前对申请者的各项要求都做出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导致相关公职人员具有一定的自由处置权。在民营企业的资格审批过程中，如果公职人员批准民营企业获得相应的资格，可能被指责收取民营企业的贿赂。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国家公职人员很难说清为什么同意一家民营企业进入，而拒绝向另一家民营企业发放经营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将有助于消除行政审批人员的顾虑。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获得诸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一方面表明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说明相对应的民营企业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行政审批人员向这些民营企业发放行业准入资格，面临寻租质疑的风险将降低。因为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可以向社会传递如下信息：民营企业之所以获得相应的许可资格完全是因为企业达到相关要求，而并不是行政人员收受贿赂的结果。
由此可见，在信息对称和行业进入受到行政管制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企业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的壁垒。具体到金融业而言，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受政府管制的金融业，从而为民营企业带来稀缺的资本和金融业经营许可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浙江万向集团的案例从一定程度印证了以上的理论假说。
（三）万向集团案例①
浙江万向集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69年的浙江萧山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在企业创始人鲁冠球的带领下，到2004年万向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销售收入超过200 亿元、利税总额超10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
在万向集团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企业获得了人民和政府授予的非常高的荣誉，企业创始人鲁冠球不但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如担任中国企业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等行业协会领导职务，而且当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具有了较高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
在企业创始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万向集团在金融业进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集团下属的万向钱潮（股票代码：000559）于1993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上市公司。1996年万向成立了注册资本2 亿元人民币的万向租赁有限公司，是全国首批获国家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内资融资租赁企业。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万向集团于2001年成立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万向财务公司，扩大了万向集团的金融业务范围。2002年以万向集团为并列第一大股东的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批准成立。2003年万向集团收购部分股权获得政府批准，成为该信托机构的最大股东。2005年11月万向集团成为首批获准发行企业债券的民营企业。在短短几年内，万向集团先后获得财务公司、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的经营资格。
万向集团案例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分与民营企业金融业进入之间存在联系。如果能证明万向集团案例并非特例，而具有一般性，那么将进一步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说：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与金融业进入：一个计量分析
万向集团的案例说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可能会对民营企业能否进入金融业产生影响。为了分析万向集团现象是否为特例，本文以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省的百强民营企业（2004年）为样本，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样本是浙江省2004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居前100位的民营企业， 该排名是由浙江省工商局和浙江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联合发布。在这100 家企业中，浙江广厦集团2004以212亿元的营业收入雄踞榜首，而排位第100名的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18亿元。浙江省2004年度百强民营企业名单和营业收入总额的数据来源于浙商网（http://biz.zjol.com/05biz）。
本文以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表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并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划分为以下等级：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县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非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身份高于省人大代表，依此类推。对于同一级别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们认为他们的政治地位是相同的，比如省人大代表与省政协委员具有相同的政治地位。关于企业家政治身份的数据主要通过互联网检索相关企业网站或者直接搜索企业家本人的姓名来查找。
本研究涉及的金融业准入主要指资本市场进入和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如果一家民营企业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市场发行股票（包括核准制和审批制下的股票发行），或者获准发行企业债券，那么我们定义该民营企业为资本市场进入；上述民营企业资本市场准入不包括民营企业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而间接上市，或者民营企业在香港、美国等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如果一家民营企业获准成立财务公司、或者控股信托公司、或者控股一家商业银行、或者控股保险公司，那么我们定义该民营企业获得了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如果一家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或者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那么我们定义该企业进入了金融业。对于民营企业是否进入金融业的数据主要通过查阅公司网站或者通过互联网进行关键词搜索而得到。
2004年度浙江民营企业百强名单、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企业家政治身份、金融业进入情况见附表。
（二）数据描述
表1提供了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的企业家政治身份情况，“5”表示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4”表示省级人大代表或省级政协委员，依此类推。在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当中，11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14人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17人当选市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上述民营百强企业中，56％的企业家具有政治身份，44％的企业家尚未获得政治身份。
表2为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和金融业进入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金融业进入的相关系数达到0.494，并且在1％水平显著，这说明在万向集团案例分析中所发现的现象具有普遍性；此外，企业营业收入规模与金融业进入的相关系数为0.412
同样也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金融业进入与企业营业收入规模正相关。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67，并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高低与民营企业的规模正相关，民营企业规模越大，民营企业家政治影响力越大。
表1 浙江民营企业百强的企业家政治身份情况
政治地含义 数量比例
5 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11 11%
4 省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14 14%
3 市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17 17%
2 县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7 7%
1 区级人大代表 7 7%
0 非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44 44%
表2 企业家政治身份、企业规模与金融业进入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政治身份 营业收入 金融业进入
政治身份 1[*]0.367[*]
0.494[*]
营业收入 1[*]
0.412[*]
金融业进入
1[*]
注：*表示在1％水平显著。
以上相关性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金融业进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可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金融业的准入资格；另一方面，金融业进入与民营企业的规模呈现正相关，这表明金融业的准入可能仅仅是企业符合准入条件而已，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因为企业家政治身份与企业规模也是正相关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计量模型来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
（三）计量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金融业的准入资格，本文建立如下的对数单位回归模型：
对（1）取自然对数并进行代数变换后，可获得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y表示民营企业的金融业进入情况，它是一个哑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某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取值为0时表示民营企业没有取得金融业进入资格；p为给定相关解释变量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概率。
本文把人大代表分为6个等级来表示不同民营企业家政治影响力的差异，用“5”表示民营企业家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4”表示民营企业家为浙江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3”表示民营企业家为浙江省主要城市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表示民营企业家为县级人大代表，“1”表示企业家为区级人大代表，“0”表示民营企业尚未取得相应的政治身份。考虑到不同企业家政治身份传递信息的能力不是线性递增而是以级数方式递增的，本文通过变量politic[2]来反映这种关系，比如对于县级人大代表，该变量取值为1，而对于全国人大代表，该变量取值为25，是前者的25倍。
变量politic表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它是一个哑变量，当取值为“1”时表示民营企业家具有政治身份，当取值为“0”时表示民营企业家不具备政治身份。变量ln（sales）为控制变量，反映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规模可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行业的影响，ln（）表示对变量取自然对数。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企业家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金融业的进入资格。如果变量politic、politic[2]的系数β[,1]、β[,2]大于零，那么表明经验证据支持我们的理论观点，因为对于对数单位回归模型，在解释变量系数大于零的情况下，概率p是相关解释变量的递增函数。表3为对数单位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 对数单位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模型1模型2 模型3 模型4
Constantβ[,0] -10.203 -4.295[**] -11.203
-12.969
ploitic β[,1] 8.939[*] 7.444 7.695
politic[2] β[,2]
.197[***] .170[**] .143[**]
ln(sales)
β[,3]0.509
Cox&Snell
0.1390.244 0.255 0.262
R square
注：***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10％水平显著。
模型1表示仅对变量politic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系数β[,1]为8.939， 大于零，并在10％水平显著，这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提高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概率，与本文的理论预测一致。模型2仅考虑变量politic[2] 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系数β[,2]为0.197，大于零，并且在 1％水平显著，由于变量politic[2]反映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差异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这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越高，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概率越高。由此可见，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有显著影响，并且不同的政治身份，其信息传递能力是不同的。
模型3同时分析了民营企业家是否具有政治身份（变量politic），以及政治身份高低（变量politic[2]）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变量politic、politic[2]的系数符号均大于零，与理论预期相同，说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可能性；但变量politic、politic[2]的系数显著性存在差异，变量politic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变量politic[2]的系数在5％水平显著；上述两个变量系数显著性的差异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越高，相应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概率就越高。
模型4在控制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的情况下，分析了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变量ln（sales）的系数β[,3]为0.509，大于零， 表明民营企业规模越大，获得金融业进入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在控制了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之后，变量politic、politic[2] 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变量，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是影响民营企业金融业进入的关键因素。并且从方程的拟合度上看，变量politic[2]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其他变量进入方程的影响不如politic[2]显著。
以上对数单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民营企业规模之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能否进入金融业有显著影响，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提高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可能性，并且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越高，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结论的可靠性分析
以上的经验证据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但是通过对数单位模型获得的经验结论是否可靠呢？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第一，内生性问题
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但存在着如下的可能性：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后使民营企业的规模扩大，增加了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从而使其当选人大代表。换而言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内生于民营企业的金融业进入。
从民营企业家获得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时间顺序上看，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均发生在民营企业家获得相应政治身份之后，因此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决定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可能性不大。这样我们可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结论的影响。
第二，忽略变量偏差
在对数单位回归模型分析中，仅仅控制了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没有控制其他变量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忽略变量偏差。比如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能会对企业能否获得金融业的准入资格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无法收集相关民营企业的利润数据，我们无法直接估计企业利润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企业营业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高度正相关，而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已经控制了企业营业收入的影响，因此忽略企业利润因素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企业历史可能会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产生影响，企业历史越长，表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社会知名度提高，这可能有助于企业建立声誉和传递信息。为此，本文在控制企业寿命（企业寿命等于企业成立到2005年的年限）的情况下，分析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影响。
表4的第3列为控制民营企业寿命的情况下，对数单位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变量year（民营企业寿命）系数大于零，并在10％水平显著，说明企业寿命对企业能否进入金融业有显著影响，民营企业的寿命越长，进入金融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即使控制企业寿命的影响，变量politic[2]的影响仍是显著的（5％水平），并且系数仅从0.143下降到0.139，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即使控制了企业寿命的影响后，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仍就是影响民营企业能否获得金融业进入许可的重要因素。
第三，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
本文定义的金融业进入包含了资本市场进入和取得金融经营业务许可证。资本市场进入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额外的资本，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言是有好处，因此任何一个民营企业都有动机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而取得金融业务许可证表示公司多元化经营，对于那些专业化经营的民营企业而言，可能没有动机去获取金融业经营许可证，因而可能导致选择性偏差问题。
在本文的分析样本中，只有万向集团取得了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为了检验是否存在选择性偏差，我们把万向集团从样本中剔出，然后根据回归方程（2）进行参数估计。表4第4列的选择性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中剔除了万向集团之后，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数值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在本文的研究中不存在选择性偏差。
由此可见，本文关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金融业进入资格的结论并没有受变量内生性问题、忽略变量偏差或选择性偏差的影响，通过对数单位回归模型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4 结论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系数
忽略变 选择性差
量检验
差检验
Constantβ[,0] -12.938 -12.042
politic β[,1] 7.0667.762
politic[2] β[,2] .176[**] .139[**]
ln(sales)
β[,3] 0.0790.75
yearβ[,4] .074[*]
Cox&Snell 0.3070.212
R square
注：**表示1％水平显著，*表示10％水平显著。
说明：在本文金融业进入特指，第一，资本市场进入，主要指企业获得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的资格；第二，企业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从事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经营许可证。“1”代表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0”代表民营企业没有进入金融业；政治地位：“5”表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4”表示省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3”表示市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表示县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1”表示区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0”表示非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四、结论
本文以2004年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样本，通过对数单位回归模型，分析了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中国金融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的影响之后，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有显著的影响。本文认为，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的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便利了民营企业的融资，从而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增长。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比如说，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发挥经济功能的作用是否会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弱化呢？如何控制民营企业通过政治联系谋取不当利益呢？
注释：
① 以下数据根据万向集团的网站（www.wanxiang.com.cn）所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