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与马克思———种实践哲学视野下的重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野论文,哲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与20世纪兴起的技术批判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就其处理的核心问题而言，马 克思与技术批判之间似乎总有一定距离，但是，马克思始终以各种方式“活跃”在技术 批判理论之中——无论其对马克思持何种态度，几乎所有的技术批判理论家都无法绕过 马克思。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直接视为一种技术批判理论，因而马克思 本人即是一个技术批判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马克思又是一个十足的技术决定论者或 技术乐观主义者，就这一点而言，与培根和笛卡儿等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疑，在 这一问题上，以往对马克思的解释是非常混乱的。如今，技术问题日益尖锐，马克思主 义哲学回应这一现实问题的要求愈加迫切，而对马克思与以往技术批判理论的关系的反 省以及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重新理解和建构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下面我们计划通过对技 术批判的诸种进路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分析，对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作重新阐释。
韦伯与马克思：不同的“时代诊断”及其意义
技术批判乃是哲学家对已经突显为问题的现代技术的自觉回应，而这一问题之所以能 以“时代问题”的方式突显出来，直接地要归功于韦伯的“时代诊断”。就此而言，马 克思与技术批判之间的确有一定的“距离”，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时代诊断”明显地不 同于韦伯。我们的考察就从马克思和韦伯的不同的“时代诊断”开始。
思想家的工作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诊断” 。对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马克思和韦伯的“诊断”都具有极其重大的 意义和影响。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在相应生产力的 推动下取代封建的生产关系而得以确立其地位的。而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其 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时，便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经济危机。因而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上半叶的 “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 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78页。)。而韦伯尽管从未像马克思那样从某一明确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时 代做出断言，甚至还有意避免运用“有关社会发展的任何模式”，但在他的主要著作中 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贯穿始终的观念：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现代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人 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过程，也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 本形式的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itaet或purposively rationality)的贯彻和完全实 现。(注：参见麦克雷《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27～128 页，以及Martin Albrow:Max Weber'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0,p.142。)
这里我们不妨暂不去追究谁的“诊断”才真正切中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先考察一 下各自所带来的理论后果。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时代问题”把握为经济问题，因此这 一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可以 说是马克思本人一生理论活动的主题。而韦伯则将问题把握为技术问题，这一把握实质 上已经隐含了后来的技术批判。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不必多言，对韦伯的 合理化过程的分析则是我们理解后来技术批判思潮的关键，因为技术批判家一般直接地 将目的理性作为其批判的对象。韦伯将人的合理性行为(rational action)区分为两种 ，即目的的合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行为和价值的合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 。前者作为达到某种理性目的的手段和条件，其本质就在于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 和权衡，而后者则不计后果，直接地即是其追求的目的。(注：Martin Albrow:Max
Weber'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0,pp.141～1 44.)显然，后者的合理性来源于目的自身，而前者则来源于达到目的的手段，在韦伯看 来，这种手段就是经验科学和技术。根据韦伯的“诊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目的合 理性逐步扩展，而与之相应的则是价值合理性的日趋减缩，从而现代世界便成为这样一 个高度合理化的世界：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 业化、政治领域的科层制、甚至学术领域的价值中立和“无意义”化都是合理化过程的 结果，“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 版，第29页。)。
马克思直接地从其“时代诊断”走向对时代问题的批判，但韦伯的“时代诊断”则没 有直接导致其本人对目的理性以及现代科技的批判。韦伯对他所揭示的现代状况的态度 是矛盾的。他肯定现代化过程取得的巨大进步，但又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无意义”化 深表担忧。他主张将科学和技术与价值判断区分开来，一方面主张理性对世界加以干涉 、把握，同时又认为应该尊重私人个性的奥秘。(注：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7～128、526、130页。)但很显然，韦伯的这一“康德式” 的区分和限制已经包含了后来技术批判的主要因素。因为，科学和技术在韦伯那里就是 目的理性的核心内容，而在后来的技术批判理论家那里，现代技术的实质就是目的理性 或工具理性；另外，之后的技术批判家的工作都是以韦伯的“时代诊断”为前提和起点 的，因而可以视作韦伯工作的继续。
技术批判家们以各自的方式接受着韦伯的“时代诊断”。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可以看作对合理化进程的二律背反的揭示。卢卡奇 的物化理论其实上乃是在马克思的名义下揭示了合理化过程的“二律背反”，从而也就 可以视为一种以马克思的方式解决韦伯问题的尝试；(注：有学者认为这正是物化理论 的“非马克思性”，这一论断显然是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的“时代诊断”出发的。参见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启蒙辩证法》的理论主题是“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而“启 蒙的纲领”正是韦伯所说的“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注：霍克 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伽达默尔、阿 伦特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技术批判可以视为一种从实践领域出发的对技术合理化的反抗。 他们接受了韦伯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技术的理解，但倾向于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也直接与韦伯有关(注：萨弗兰斯基：《 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5～126页。)，但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 显然开创了一条批判技术的“深层”路线。
既然20世纪的技术批判是直接起源于韦伯的“时代诊断”的，那么它与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就只能是两种异质的理论。有论者认为韦伯借用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并将 它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参阅Martin Albrow:Max Weber'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0,p.108。)的确，马克思对韦伯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合理化与物化的相似性至多表明两者都注意到了相似的现象，这种 “异化”对于两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乃是一个经济范畴，私有 制因其得到说明，并且唯有消除私有制才能消除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3页。)而韦伯那里的“异化”则被理解为合理化本 身的普遍形式，本质上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这一意义上，说卢卡奇、霍克海默、哈贝马 斯等人的技术批判是“非马克思”的，无疑没有问题。
但这里潜藏着一种危险，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无法回应韦伯提出的问题或不可能存在 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因为，如果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时代诊断”，技术问题的处理 必须在经济学框架下进行，那么它实质上是将技术批判化归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等 于取消了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但我们这里的疑问是，马克思哲学对技术问题的处理必须 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也就是说必须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时代诊断”为前提吗? 这里涉及到对“时代诊断”本身的理解。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的“时代诊断 ”，都是他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特定视角，都是试图从某一特定的立足点对资本主义时代 本质的透视。那么这两个视角是否必然冲突呢?如果我们只着眼于“时代诊断”本身， 那么它们无疑是冲突的，因为任何试图同时从两个视点出发的透视都是不可想像的。但 与马克思本人的“时代诊断”冲突是否就意味着与整个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 哲学相冲突。这就进一步涉及马克思哲学的一般本质的问题。如果我们自觉地意识到马 克思哲学乃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注：关于现代实践哲学的概念，可参见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那么便不难理解，韦伯和马克思本人的“时代诊断”是可以在马克思的哲学前提下并存 的，相反，理论视角的绝对化才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立场冲突。当然，这里的关键是区分 具体问题和一般哲学立场两个层面。以往人们理解的马克思与韦伯的对立只是在具体问 题的层面，但马克思的一般哲学视野却显然能够覆盖韦伯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哲 学理当对现实的问题展开批判，而韦伯所突出出来的技术问题显然并不是一个“伪”问 题。
所以，尽管技术批判在马克思本人那里不可能产生，但这绝不意味着不可能存在马克 思主义的技术批判。那么，这是否又意味着卢卡奇和霍克海默等人的技术批判就是马克 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因为，既然从经济学角度对技术问题的处 理不是有效的技术批判，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就必定是从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对 技术问题的发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只是试图在马克思和韦伯的“时代诊断”之间作“ 拼接”，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则显然也没有打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 视野。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无论是在马克思本人那里，还是在后来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从未形成。因此，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乃是一项 尚未完成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不同的实践概念及其意义
韦伯曾普遍地被视为马克思理论的资产阶级回应者，认为他针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提 出了对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解释。(注：特纳：《探讨马克斯·韦伯》，载马克斯·韦 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7页。)但这显然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因为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并不等于韦伯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是合理化过程的一 种表现，且合理化过程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精神”过程。其实，后来的技术批判者 如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人反而将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理解为“物质”的领域，也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所强调的生产实践才被当作技术批判的对象。
卢卡奇和霍克海默等人的技术批判在于揭示合理化过程的二律背反，而伽达默尔、阿 伦特和哈贝马斯等人则将合理化理解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原则并试图通过对其他活动领域 例如交往活动的强调对之做出限制。从而，韦伯的合理化过程就被转换为人类生产劳动 领域的原则向其他活动领域原则扩张的过程，而技术批判也就被理解为对这一过程的反 抗和限制。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起着关键性作用。伽达默尔说，“二十世纪是第 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 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 志”，应付这种危机的方式便是“对实践的真正意义进行哲学反思”以图实现古希腊特 别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复兴。(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3、65页。)阿伦特区分了“私人性”的劳动和“社会性 的行动”，(注：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并将现 代化的过程理解为“私人性”的劳动对“社会性”的行动领域的占领。这样，应对这种 现代状况的办法就只能是恢复行动应有的地位。哈贝马斯直接宣称其理论的“出发点是 劳动和互相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他“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 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把交往活动理解为“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 作用”。(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第48～49页。)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劳动的内在原则的无限制扩 展，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自然是将两种活动类型区分开来，并使公共领域中的交往活 动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应该说，技术批判一开始就包含着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但阿伦特等人显然并没有在这 一方向上走出多远。他们只是将韦伯的目的理性直接接受下来并将其纳入亚里士多德实 践哲学的框架。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创制
(poiesis)，前两者因其以自身为目的，所以是自由的活动，唯独创制活动自身与它的 目的分离，因而是不自由的。亚里士多德还特意强调，“实践并不是创制，创制也不是 实践”(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 页。)。由于创制活动相对于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残缺性和不自由性，所以它明显地低于 前两种活动。亚里士多德对创制活动的“批判”可以说正是伽达默尔等人的技术批判的 原型。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现代技术本质的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就其与活动目的的 分离而言，与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活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同时，他们的技术批判所立足 的领域都是公共领域的实践活动，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注：伽达默 尔和阿伦特明确地提出要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哈贝马斯虽然没有明确地将亚里 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作为其直接的理论资源，但他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显然没有超出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框架。)
在力图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同时，阿伦特和哈贝马斯还直接将技术活动与马 克思的生产劳动等同起来，按照他们的理解，也就是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在 阿伦特看来，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人”的观念，是与“摩登时代”“赞扬劳动是一切价 值的来源”相应的。(注：参见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 ～83页。)阿伦特将这一时代状况理解为“动物化劳动者的胜利”，显然，这正是她批 判的对象。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范畴的层面上“把通过劳动的类的自我产生理解为生 产过程；工具活动，即生产活动意义上的劳动，标志着自然史赖以发展的纬度。相反， 在具体研究的层面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包括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注：哈贝马 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言下之意就是：“马克思对 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 归之为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 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这样，两个领域的区分和对立就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的对立，实质上乃是两者 实践概念的对立。这里马克思不再被认为与技术批判之间存在距离，而是直接被理解为 技术批判的对象。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就成为不可能了 ，因为按照哈贝马斯等人的逻辑，不仅仅是不同的“时代诊断”使马克思没有提出技术 批判，而是马克思的实践论从本体论层面已决定了技术批评不可能发生。这里我们的问 题是，哈贝马斯等人对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解释是否准确?将两者对立起来 是否合法?以及将技术活动的本质直接与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和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对等起 来是否适当?进一步说，哈贝马斯坚信的技术与实践的截然区分是否存在?如果答案是否 定的，那么就说明这一方向上的技术批判无效。
首先，将工具理性活动与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活动对等起来就是不合法的。其实，创制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活动，而且包括某些门类的艺术活动。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就区分了两类“技术发明”，一类“丰富了生活必需品” ，一类则“增加了人类的娱乐”。(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3、2～3页。)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创制与理论活动相分离，并不像工具理性 活动那样必须与科学结合为一体；它往往是某种艺术性或技艺性的活动，与“泰罗制” 下工人的枯燥操作并不是一回事。这样，将工具理性活动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 显然也就不合法了，因为马克思显然正是在创制这一方向上考虑实践的。与亚里士多德 将实践理解为城邦中的政治活动和道德活动不同，马克思首先将实践理解为生产劳动， 这个生产劳动一开始就包含着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活动和艺术活动。(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用“实践”一词来称谓人改造对象的活动，并认为 这种活动是自由自觉的、全面的、美的，因而也是构成人类本质的活动。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97页。而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 中，马克思将一般的生产活动与艺术活动区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但两者 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前者为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其发展则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空间。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8、139、225页。) 无疑，马克思已经注意到现代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但并不表明马克思直接将其 接受下来作为实践概念，相反，正是由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丰富性，它一开始就具有批 判性质。
其次，即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诸种人类活动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其背后的深层次统 一性显然被阿伦特等人忽略了。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从技术到理论的 诸种活动都拥有智慧，不同的是前者智慧较低而后者的智慧则较高。(注：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3页。)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这 些区分是在一个大前提下作出的，这个前提就是作为整体的城邦，因为各种活动只有作 为城邦“实践”的一种具体类型才能得到理解。既然同处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 那么各种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联系，虽然希腊人对这种联系并没有自觉，但就我们 今天的角度看来，自由活动若没有不自由的活动便是不可想像的，就像城邦没有奴隶和 工匠是不可想像的一样。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确认为创制有某种残缺性并因此而贬低创 制活动，但其实践哲学的大前提并不允许其从“人的”活动中排除。阿伦特的批判可以 说正是对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的片面夸大。这里我们揭示出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 另一层含义，在这一意义上，他与马克思不是冲突的，而是一致的。因为，马克思尽管 是从生产劳动的角度考虑实践的，但这一考虑却也有其前提，这就是作为社会生活世界 的广义实践。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论断才是可以理 解的。其实，哈贝马斯等人作为现代实践哲学家也是具有这种生活世界视野的，但他们 却倾向于将生活世界与狭义的实践直接等同，从而将生产活动排除在生活世界之外。
看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确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绝不构成阿伦特 等人所声称的那种对立，如果我们立足于一种更为广阔的存在论视野，那么所谓技术与 实践的截然区分也是成问题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阿伦特等人的技术批判的基本 逻辑并不能成立。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将批判的对象与人的某一类活动也即 生产活动直接等同起来。这样，如果应当批判的是生产活动本身，那么就等于试图取消 某一类“人的”活动，而如果批判的对象是生产活动的僭越，那么生产活动内部的问题 便永远无法解决。其中的悖论已不言自明。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在于技术的本质被简单 化了。如果要避免阿伦特等人的简单化处理方式，我们就必须首先深入考虑技术问题的 本质。鉴于阿伦特等人的失误，这一考虑就必须自觉立足于一种广义的实践。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技术的本质追问的可能性空间
既然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涉及海德格尔 了，因为他的技术“批判”直接地体现为对现代技术本质的追问。萨弗兰斯基说：“海 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想触及到时代的恐惧，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注：萨弗兰 斯基：《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7～128、526、130页。)无疑，这 个时代的恐惧与韦伯的“时代诊断”直接相关。但海德格尔“同韦伯的其他批判者不同 ，他并不想对科学价值和世界观重新进行调和，用最后的形而上学的合题把他们合到一 起。他有一个更远大的目的，要发现一个在这种区别、分化以前的新的领域。他的问题 是，在我们对显示的科学的处理、或价值或世界观处理之前，我们是如何体验现实的” (注：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7～128、526、130页 。)。这一处理技术问题的思路就已表明，海德格尔比前面我们提到的任何一位技术批 判者都要深刻——尽管他们多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有所继承。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尔 诺致力于揭示技术时代的二律背反，揭示理性时代的非理性，可以说将目的理性统治的 世界打成碎片，为追问技术本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依海德格尔的思考方式，这并没 有超出现代技术的视野。伽达默尔和阿伦特等人的思路主要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人类活动 “三分”模式，而海德格尔对古希腊人的技术概念的精细和创造性的分析事实上已构成 对亚里士多德诸多观念的批评。(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 书店1996年版，第926页，以及斯蒂格勒：《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译林出版社2000年 版，第10～11页。)
事实上，海德格尔力图发现的“区分、分化之前的新的领域”与前面我们提到的亚里 士多德和马克思广义实践乃是相同的存在视野。但海德格尔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而也就免不了对马克思的误解。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是这样评 价马克思的：“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一种世界命运。因此就有必要从存在历史上来思这 种天命。马克思在某种根本的而且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发当作人的异化来认识的东 西，与其根源一起又复归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因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 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 注：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0～401、401页。)很明显，海德 格尔抛开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经济学语境，直接将其纳入技术批判的问题域之中。但马 克思在这里也绝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技术批判者，毋宁说是与韦伯一样，是技术问题的 “暴露者”，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正体现着这个令人恐惧的“时代命运”。所以， 尽管海德格尔给马克思以很高的地位，但他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海德格尔接 着写道：“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主张一切都只是质料，而倒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 的规定，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唯物主义的本质隐蔽于技 术的本质中。……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 来了。”(注：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0～401、401页。)显 然，海德格尔已经将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本质的透视当成追问技术本质的一部分。
很明显，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并没有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可以直接地等同于成为问题了的异化劳动。在对马克思的态度上，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和 哈贝马斯的立场相似，但我们对后者的反驳并不能构成对前者的有效反驳。因为，海德 格尔把现代技术的本质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直接联系起来，他对马克思的批判实质上 隶属于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存在论视野， 便不难发现，其实类似海德格尔技术追问的一种思想在马克思哲学的内部已经成为可能 了。
按照韦伯的“诊断”，在理性化了的社会中，人总是与他的真实活动过程相脱离，海 德格尔称之为脱离生活(entleben)。无疑，这种“脱离”状态正是任何技术批判者需要 批判的“问题”，但既然是批判，就不应该将其作为前提接受下来。但是，被广泛接受 了的对技术的“工具的规定”实质上就包含着这一“脱离”：它一开始就设定“目的” 与“手段”的分离，事实上也就是设定技术与人的脱离，而“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 治的危险，对技术的控制就愈加迫切”(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 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6、926、932、951、1239页。)。从而，技术批判似乎就成 为了人类与技术的“斗争”。海德格尔认为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无法触及技术 的本质，因而他的技术追问首先就是对这种技术理解的批评，而这一批评根本上就是揭 示这种脱离之前的领域以及这种脱离是如何发生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通 过对此在的“周围世界”的分析表明，工具在上手状态下其实并不与此在分离，而是为 此在打开一个世界，只是在不上手的情况下才突显出来成为被审视的对象。(注：参见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0～83页。)海德格尔的这一分析所 打开的存在论视野本身就构成对韦伯等人的技术理解的批判。当然，海德格尔没有意识 到，马克思的实践论也包含着这样一种批判。马克思反对旧哲学以“理论的”方式理解 人与对象的关系，而主张将其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反对将人与 环境对立起来，主张将人与环境的一致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页。)这里的实践唯有作为主客体未分离 的状态才能被合理理解。
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理解正是立足于这一“敞开”领域的。在《技术的追问》中， 海德格尔说：“技术是一种解蔽的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 aleetheia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 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6、926、932、951、1239页。)这里的解蔽与《存在 与时间》中工具为此在打开一个世界，将周围事物带上前来无疑是相通的。那么现代技 术及其问题是如何从这一本质性领域发生的呢?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尽管也是一种 解蔽，“但在这里解蔽并不把自身展示开于poieesis意义上的产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 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dern)。”(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 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6、926、932、951、1239页。)为什么会这样呢?海 德格尔认为这直接与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有关，因为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 本质相同一的。对现代的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进程乃是“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 体”(注：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89页。)，这种对 待关系实际上正是《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此在与周围事物的不上手状态的极端化。这 就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当主体从主客未分的源始状态中超拔出来，世界便成为其索 要和“促逼”的对象，而现代技术则作为这种“促逼”的方式——座架(Ge-stell)。
到此，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批判就不难理解了。海德格尔首先将马克思的唯 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现代形而上学，在这种形而上学看来“一切存在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 ”，而劳动者正作为某一阶级的“我们”。其实，海德格尔这里批判的似乎是卢卡奇， 而不是马克思。因为我们知道，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正是马克思所努力克服的哲学范式。 这里我们只须阐明马克思有限主体性思想就可以构成对海德格尔的反驳。马克思曾反复 强调，他的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中的个人”。这些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 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 活动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既 然是在一定前提和条件下、在一定的生活世界中活动的个人，那么它就不可能形成对世 界的统治。而与之相对，马克思所批评的旧哲学则把活动主体设想为“绝对精神”、“ 自我意识”、或“唯一者”，只有这类主体才可能成为世界的“促逼”者。显然，海德 格尔实际上要批判的，正是马克思已经批判过了的东西。这无疑表明，马克思与海德格 尔具有同样的存在论视野，从而海德格尔立足于这一视野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在马克思 那里也是完全可能的。
与其他的技术批判者不一样的是，海德格尔并没有从根本上贬低技术，相反，他的技 术追问公开了人与存在的关系，只不过现代技术体现的乃是一种“危险”的关系。区分 出人与存在的这两种状态，其实已经构成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而他所谓的“救 渡”也产生于这种区分。海德格尔认为，作为现代技术的“座架”一方面“从根本上危 害着与真理之本质的关联”，另一方面又使人成为“真理之本质的守护”。(注：海德 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6、926、932、951、12 39页。)既然“救渡”之方已存在于技术的本质之中，那么人需要做的就是一种“对技 术世界既说‘是’也说‘不’的态度：对物的泰然任之(die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6 、926、932、951、1239页。)。海德格尔的诗化语言其实正公开了他技术追问困难，也 就是对现代技术最终的“无立场”。这无疑与他将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活动分离有关。而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刚好持相反的立场。马克思不仅具有类似海德格尔技术本质追问的 存在论视野，马克思还将技术理解为人的一种活动，并且是构成人本质的“首要”活动 。“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认为现代技术的 “危险”产生于现实的人类活动之中，而这一问题的“解救”之道也就只能存在于现实 的人类活动之中。
简要结论：一种唯物主义的技术批判
通过以上考察，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的可能性已经被展示出来了，但这决不表 明这一理论已经存在。事实上，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乃是我们的一项刚 刚开始的任务。但无论如何，对马克思与以往技术批判的诸种进路之间关系的考察，已 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主要方面的规定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两种基于不同视角的理论，因此必 须将两者区分开来。其实，在马克思的时代已是“机器和大工业”时代，现代技术无疑 已成为一种“触目”的现象，但总体而言，马克思对技术的论述都是附属于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技术作为生产力就显 得“中立”，从而许多与技术本身相关的问题就被马克思理解为“经济现象”。技术批 判首先就是要将这些问题理解为技术本身的问题，并力图在技术的本质中求得问题之解 决。
其次，对技术本质的透视是技术批判的重要部分，而这一追问又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实 践哲学的存在论视野。马克思多次强调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生活，理解世界。这里 的实践乃是标志马克思超越主体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野，而生活世界中各种对象的本质 唯有在这一视野下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尽管现代技术已经体现为一种“超现实”的统 治力量，成为一种新的“神话”，但它的本质仍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技术批判的任务 之一就是揭示技术“脱离”生活世界的虚假性，并表明这种“脱离”是如何得以发生的 。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把技术理解为一种关乎人类本质的活动。这不仅意 味着它内在于生活世界，而且意味着技术本身就具有构成人类本质的功能。这一点表明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乃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技术批判，从而可以与以往任何一种技术批判理 论区分开来。我们知道，与其他当代哲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构成生 活世界的“第一活动”，并将其作为其理论通向生活世界的入口。这一唯物主义的角度 一方面表明，技术问题乃是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活动类型本 身存在问题，从而避免了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困难；另一方面，既然技术问题是现实的 活动中的问题，也就必须在现实的活动中得到解决，从而也就可以避免海德格尔对现代 技术的最终“无立场”。因为马克思倡导的乃是一种有限主体性，所以这里对“人”的 强调绝不会导致海德格尔所担心的那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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