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共产党宣言论文,而作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4-0009-05
《共产党宣言》，这一由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1848年2月在伦敦首次出版。160年来，《共产党宣言》一直是国际工人运动公认的指导性纲领，是人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同时，《共产党宣言》也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经典文本。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前提。没有哲学上的革命，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今天学习《共产党宣言》，不仅要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要理解这一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只有这样，我们今天才能坚持和发展《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大体在1843年，恩格斯略早于马克思。
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1843-1844年)的社会主义还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带有空想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还主要是起源于哲学，是从理论前提出发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对哲学原理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恩格斯说：“德国人……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1]576“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2]591“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2]592“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2]279
第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观基础，主要还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看做是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是人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共产主义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合乎人性；共产主义之所以必然能实现，是因为“人自身”的内在矛盾，即人的存在与“类本质”的矛盾，必然会经历一个否定的否定过程，人的存在状态经过“自我异化”到异化的“自我扬弃”，达到向人的“类本质”复归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三，他们还存在着超越阶级利益对立的幻想。恩格斯说：“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2]586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代表“人”的利益，“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3]15
第四，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仅要依靠无产阶级，而且还要依靠“有教养的阶级”。恩格斯还把他们的共产主义叫作“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2]278认为“德国在有教养的社会阶级中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越。……我们只能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即用大学生和商人来充实我们的队伍，到现在为止，不论是在大学生或在商人中间，我们都没有遇到什么重大困难。”[1]592
第五，这种社会主义还幻想通过搞共产主义的试验、依靠现存国家采取改革措施等等来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1843-1844年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具有空想的性质，是与他们这时哲学思想发展的性质相一致的，是由他们研究问题的“哲学立场”以及唯心主义历史观决定的。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这时的研究立场还是一种哲学的立场，即从某种哲学原则出发，通过对哲学原则的思考得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1845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基本立场，就是这样一种从原则出发的“哲学立场”。
大学初期，马克思从“理想主义”哲学原则出发去思考法的问题，建立他的法哲学体系。马克思写的《法哲学体系》没有保存下来，但留下了他给父亲的信，在信中他告诉父亲，创立法哲学体系的努力失败了，“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5]10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的原则出发去思考、解决国家、民主、自由、婚姻、哲学体系甚至工人修筑铁路的问题。马克思说：“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1]14国家“不应该……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1]184“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友谊都是牢不可破的，但任何国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1]184他这样理解自由的本质：自由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礼物”。[1]58他还把铁路和哲学都看做是世界精神的产物：“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1]120等等。
1843-1844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学说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解放、异化劳动、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问题。马克思自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他思考现实问题的出发点、依据，他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个理论出发的解放。”[3]15“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个理论”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马克思在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4]449-450。马克思这时把“自由自觉的劳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异化就是人失去人的类本质，异化劳动产生私有制，异化劳动根源于人的存在与“类本质”的矛盾，异化的“自我扬弃”就是共产主义，就是人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等等。
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他们“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第二，就世界观内容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过黑格尔主义的理念论，后来又转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开始是从黑格尔主义哲学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后来又从费尔巴哈哲学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比恩格斯稍晚一些，他的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从原理、原则出发，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首先要实现哲学革命，“离开哲学基地”，确立从现实出发研究问题的实证科学研究的立场和“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发生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发生哲学革命的第一个文件标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哲学革命在理论上比较系统的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首先表现为否定“哲学”，“离开哲学基地”，转向实证科学研究的立场。
哲学，历来被看作最高智慧、最高原则，是理解现实世界的根据。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这样来看待哲学、肯定哲学，从哲学原则出发来理解现实事物。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这种研究问题的立场的错误，开始否定哲学，离开哲学基地，转向实证科学的研究。不久前，马克思还以哲学家自居，说“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3]9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把自己和“哲学家们”对立起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哲学和主张实证科学研究的立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自下而上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3]31“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止，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3]30“符合实际生活的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3]31“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31“这种历史观(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3]431845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不再用“哲学”这一用语来指称自己的世界观，一再对“哲学”采取否定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这一方面，即否定“哲学”的方面，长期不为马克思主义运动所理解，并且常常回到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的哲学立场上去。
有两个用语的多义性妨碍了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哲学和主张实证科学研究的立场的正确理解。
一是“哲学”这个用语。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哲学”是指世界观理论，并在这个意义上恢复了“哲学”这个用语，肯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哲学的立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反对哲学，我们今天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者并不是矛盾的。困难发生在使用了同一个用语——“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反对哲学，并不是反对世界观理论，而是反对这样一种研究问题的立场：从原理、原则出发来理解现实事物。由于历来的哲学都想提供理解现实世界的最高原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否定哲学的立场，拒绝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哲学”。在他们那里，“哲学”和“世界观”是对立的概念。而在我们这里，“哲学”与“世界观理论”是同一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哲学”，但并不反对世界观。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要回到从原则出发来理解现实世界的立场。理论上是如此，在实际上，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否定了从原则出发的哲学立场的情形经常发生，在本文的最后部分还将提到这一点。
二是“实证”这个用语，它在不同哲学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意义。“实证主义”使用了这个用语。平时人们还在与“理论研究”特别是“哲学研究”相区别的意义上讲“实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实证科学”研究的立场，既不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立场，也不是与“理论研究”相区别的“实证研究”的立场。在他们那里，“实证科学”、“实证知识”的真实含义是：从事实出发，通过对事实的研究而得到并要由事实本身来检验的科学知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只承认实证科学、实证知识而不承认其他的“科学”、“知识”。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它的世界观理论(我们现在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实证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也表现为世界观理论内容的转变：离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创立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哲学和确立新世界，其实是同一理论的不同角度的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发生在1845年，但在1845年并未公开问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当时都是未公开的著作。1847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在更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的经典文本。
第一，《宣言》明确阐明了他们的从事实出发得出理论的科学研究的立场。《宣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3]264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立场，在这里表述得清楚而明确。
第二，《宣言》批判了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哲学立场”，即从哲学原则出发来理解现实的研究立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不是从现实历史条件出发而是从哲学原则出发来理解现实运动的社会主义。《宣言》指出：“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指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引者注)，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3]277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3]277-278这种社会主义“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3]278
第三，《宣言》从历史事实出发，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它的运动规律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263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不再是根据哲学原则得出的结论，而是从对现实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这种社会主义，不再是“哲学共产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结果，是运用新世界观的结果。
第四，《宣言》表明，马克思、恩格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后人只需要加以实现的“永恒真理”，而是需要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加以运用并要在实践中加以发展的理论。《宣言》本身宣布了“绝对真理”、“永恒真理”论的破灭。恩格斯后来对《宣言》的修改、说明也表明了这一点。《宣言》原文有这样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1888年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中对“历史”这一概念加了一个注，说“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251恩格斯还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228“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3]229
我们今天纪念《共产党宣言》，不仅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更需要深刻理解他们的新世界观，深刻领会他们科学研究的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传统社会主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遭到了失败。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挫折有客观历史条件方面的原因，也有世界观方面的原因。传统社会主义者们也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新世界观，但在思想深处，不能完全避免从原理、原则出发。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要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去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但是人们似乎把马克思、恩格斯排除在“世界改革家”之外，他们的原理是可以作为我们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根据、出发点的。他们不知道，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为根据，还是以原理、原则为根据，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是一种“哲学共产主义”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必然具有空想的性质，在实践上必然招致挫折、失败。
社会主义在实践上遭到的失败和挫折教育了人们。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生活出发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哲学革命的结果，是摆脱从理论原则出发转而从现实生活出发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结果。
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惕，还需要继续注意克服。而在今天出现的另一种倾向，似乎不为人们所注意，这一倾向就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看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典范，我们只要在实践中实现这种理论就行了。这种做法，还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另一方面，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总是强调要从“人”出发，从“人本身”、“人的本性”、“人的类本质”出发，或者以“自由、正义、平等”出发，就其思维方式来说，还是从原则出发，从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东西出发。所以，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与人本主义，表现形式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是同一的，都是从原理、原则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搞科学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仅要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同时也要反对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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