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利益分配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效应论文,分配论文,利益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经济转轨不仅使利益格局发生了质变，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都与俄罗斯制度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财富分配机制有着内在关联。尽管追求增长与效率是经济转轨的根本目的，但转轨最富有挑战性的方面是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改进效率与提高竞争力的努力往往与争取收入与财富新的再分配方式相伴随。[1](p6)过去的转轨经验清楚地表明，转轨的实际发展绩效要受制于各种社会力量为利益分配而进行的博弈。换言之，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始终以利益分配为主导，具有显著的利益分配效应。
一、利益分配与经济转轨的理论分析
经济利益不仅是人类的必然追求，也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之上并获得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2](p53)这表明，利益蕴含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即制度框架之中。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改变人们相互影响的约束。[3](p3)合理的制度安排，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而且能够协调、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理性经济人的利益追求不仅受生产力水平、社会资源的限制，还要受社会制度、规范的束缚。因此，经济制度的变迁就意味着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经济转轨过程的实质是它将改变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从而改变人们之间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在新制度的经济效率实现之前，经济转轨将首先表现出利益再分配的性质。也就是说，经济转轨在本质上是要实现经济效率的改进，但经济转轨在内容上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和他们各自面对的经济机会的改变。[4](p5)丹尼尔·W·布罗姆利曾把制度变迁区分为：(1)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交易；(2)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3)重新分配经济机会的制度交易；(4)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5](p153)在他看来，制度变迁的实际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效率的范围，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往往意味着不同的获利机会和经济福利。
众所周知，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是经济制度的主要功能，制度的变迁必然引起相关功能及其效益的变化，最优的制度安排必然是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制度的变迁不会影响到相关的利益分配结构。但事实上，这种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到利益格局的调整。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任何单个行为主体（个人或利益集团）都会在特定的初始技术条件和非技术条件的约束集合下，充分运用自己的综合实力和谈判力量，谋求最有利的权益界定。[6](p65)另一方面，任何制度都无法脱离制度设立者的利益诉求而仅仅在“提高效率”的号召下实现使经济达到技术可能性边界的最优制度结构，所谓“好的制度”至多是各行为主体在追求私利过程中不谋而合，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博弈过程的产物。因此，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分配关系决定了制度变迁和经济转轨在现实中更多地体现了非帕累托变迁的特性。
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在原苏联模式基础上突然进行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私有化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生产关系的急剧转变决定了只能在短时期内对现有的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从而使财富的分配效应大于财富的增长效应，个别行为主体可以通过牺牲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来获得更多的国民收入份额。这就为少数执掌权力和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他们不失时机地结成以谋求集团利益为目标的利益集团，通过私有化等途径对国有财产巧取豪夺，成为俄罗斯社会财富的垄断者。[7]在利益集团的主导下，俄罗斯经济转轨步履艰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利益协调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构成极大的挑战。[8](p411-447)
二、制度约束下经济转轨的利益分配效应
如前所言，经济转轨的实质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制度并不完全是理性设计的产物，制度变迁具有利益诱导性。当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人们会自觉地改变现有的制度，推动制度的变迁。[9](p274)而制度变迁的利益分配效应是指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因应或改变人们的利益偏好和利益关系。一般而言，制度变迁的周期主要由僵滞阶段、变迁阶段和均衡阶段组成。我们一般设定制度变迁的起始阶段为制度停滞阶段。在制度停滞状态中，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一些势力强大的社会集团，在制度变迁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并在利益分配中占优，独占了大部分社会利益，从而形成不对称的利益分配结构，导致消极的利益分配效应。强势集团人数虽少，但一般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影响比较强大，有充分的资金和手段构筑组织以牟取利益，而其他社会集团由于经济地位的式微日益被边缘化，相对福利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在制度变迁初期，各社会集团对利益再分配中最大的、最有价值的份额的争夺十分激烈，甚至发展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在此情况下，强势利益集团利用制度对初始条件选择的依赖性和自我强化的运行机制，不断地放大其既得利益的初始选择，独占制度停滞条件下的社会总收益，从而使利益分化加剧，利益分配处于严重非对称状态。
俄罗斯垄断性利益集团脱胎于原苏联体制下的官僚阶层，尽管人数较少，但由于掌握着丰富的交易资源，是掌权者或掌权者的结盟者，所以，在合法暴力的庇护下，他们可以非常便利地采取一致性的集体行动来长期维持现有制度和既得利益，干预政府决策及制度安排，阻碍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制度创新，实行权力的垄断和利益的独占，从而使制度陷入僵滞状态并引发了一系列危机。
制度僵化到极点必然引致制度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指的是制度安排的重新组合。制度僵化程度越深，制度的危机就越严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越大。[10](p184-186)在僵化的制度结构下，制度为社会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小，当现存制度结构提供的利益为负值时，任何集团都无法从中获利。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强势集团，还是其他集团，均要求进行制度变迁，引进新的产权关系，以谋求更大利益。从实质上讲，经济转轨即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由于经济转轨具有浓厚的人为设计色彩，尤其是新旧体制的重叠、矛盾使市场经济环境充满特殊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利益协调更趋复杂化。
俄罗斯休克式的经济改革迅速摧毁了旧制度，而新制度的建立却尚需时日。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仓促推出许多过渡性经济措施，利益集团瞄准这一空档，大肆展开寻租活动，大量掠夺国家财富。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不成熟，缺乏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利益秩序的条件，政府官员仍从事大量的微观利益协调活动。在管理混乱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行政权力仍具有“设租”的条件。于是，许多官僚便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设租”活动，以实现权力的资本化。这样，由设租到寻租，社会上出现了靠寻租活动暴富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据调查，在俄罗斯转轨期间，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以上的经济精英是从原苏维埃官员中产生的，解体前后的精英具有明显的继承性。[11](p48)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私有化运动是作为制度变迁的基础性任务被推动和完成的。这为金融寡头与政府官员勾结起来争夺大型国有资产，并左右政府政策提供了机遇，他们利用制度混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对经济转轨造成巨大的伤害。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转轨的严重的社会分化，居民的多数集中于最贫困的阶层[12]，由此引发出诸多的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而这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恰是经济极度衰退和财产分配不公正。[13](p89-92)“由此可见，经济转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主要由各种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失衡所致。
转轨伊始，市场经济处于初创时期，市场机制的残缺、市场体系的不成熟客观上需要政府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整治。”[14](p231-233)制度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府对于公平的增长的关注在转轨中具有重要意义。[15]当社会制度陷入长久的低效状态、原有制度收益的日益递减激起广大社会成员的不满，客观上要求出现制度创新，走向新的效率的制度均衡。
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效率制度均衡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该制度的收益可为各社会集团所共同分享；其二是各集团在该制度下的收益都有了绝对的正增长。因此，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该阶段的制度结构既可视为利益均衡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效率增进的阶段。效率制度均衡的出现往往是以新的制度规则的确立为标志，这些新的制度规则主要是指规定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基础性规则，它们通常表现为宪法或重要法律的修订。在效率制度均衡的形成过程中，国家主要在宪政层面上发挥强制作用，而大部分制度则是各社会集团博弈的均衡结果，而各利益集团的均衡利益意味着社会总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只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培育出成熟的多元公共力量之后，才可能有效启动利益的协调机制，逐渐减少现有利益集团的分利活动和政策干预，从而把利益集团的自利行为纳入社会共同利益的轨道，实现社会各公共力量的利益均衡，最终提高制度的绩效和整体的利益协调水平。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政府）能力的一个重要内涵，具有利益协调功能的制度资源能够为政府的合法性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效率制度均衡阶段第一次实现了社会收益最大化、利益分配均衡化和国家效用最大化的一致，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
俄罗斯休克式的经济转轨缺乏缜密论证和充分准备，从而使社会长期失序，而俄罗斯利益集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强化低效的制度结构，使俄经济转轨锁定在衰退的怪圈中，2000年，普京当选为俄总统，俄政治、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结合俄近年来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政策，我们认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有可能走出低效制度均衡的困境，实现向效率制度均衡的转变。
首先，199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而且使金融工业集团遭受重创，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受到严重削弱，官僚性、投机性色彩逐步淡化，转而注重生产性的投资、经营。近年来新崛起的金融工业集团（如：莫斯科银行）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16](p171-178)这类金融工业集团遵守市场的规则，主要依赖生产性的投资和有效的生产经营积累财富，属于民族资本的范畴。他们的经济行为目标是在增进社会效率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预示着在未来时期，这一利益集团的生产活动将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推动社会向效率制度结构演进。
其次，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各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其中一些措施已初步见效，制度安排和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在政治方面，普京执政后，着力于加强国家权力作用，恢复、强化政治秩序，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行政改革改善了地方离心状态，巩固了中央权威。同时，俄政治形势日趋稳定，为制度结构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7](p14-15)另一方面，普京执政伊始，就明确表示要推进政治改革，培养成熟的公民社会。他强调要强化多党共存，利用政党这一制度化渠道整合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保证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普京政府采用强硬手段，对金融工业集团进行规范、整顿，积极展开对寡头的斗争，以改变寡头主导下的野蛮资本主义状态。尤其打压那些不与政府合作的少数寡头，从而扫清了强化总统集权的障碍，扩大了公共选择力量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推动非效率制度均衡向效率制度均衡的转变。
普京执政以来，大力振兴经济，力图施惠于民，在各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00-2004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实现四年持续增长。在消除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方面，普京也颇有建树。叶利钦时代全国最富的10%居民的收入是最穷的10%居民收入的24倍，而现在已降到14倍。[18](p84-85)
综上所述，普京执政以来，致力于引导俄罗斯走出低效制度均衡，为此，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经过几年的治理，俄罗斯经济、政治秩序有了明显好转，各项制度已经向效率制度均衡的方向演变。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普京时代，俄罗斯有望实现制度的效率均衡状态。
三、若干启示
根据以上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益分配效应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在从计划经济体制伺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制度变迁的绩效和改善利益分配的效应，必须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只有建立有效的产权，才能防止扭曲利益分配的行为，从而构筑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改善社会的总福利水平。
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效益具有重要的影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仅是产权自由交易的必要条件，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清晰的产权，具有排它性、可转让性，因而成为提高经济效益、协调个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良性机制。俄罗斯在转轨伊始就采取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在储蓄不足、缺乏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数额庞大的国有财产难以迅速地转化为产权明确的私产。模糊的产权保护、相关经济法规的匮乏使市场充斥着投机性、短期性的经济行为，不仅激化了利益矛盾，而且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这从反面证明，转轨经济在改革产权制度时，必须事先进行充分地论证研究，只有建立明晰的产权，才能有效地使用资源、分配利益，增进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
（二）在转轨过程中，要始终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国家成为制度变迁的组织角色，经济转轨应该是一个在国家主导下的利益分配过程。
制度变迁理论表明，制度变迁的实质是重新界定利益分配权利。当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白热化时，就有可能提出制度变迁的要求。但是，只有当制度需求转化为制度供给时才能实现制度变迁。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家的角色由弱变强表明了国家在转轨经济中的作用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从经济方面来看，宏观经济均衡利益的循环运动，需要国家在宏观层次上加强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的基本利益原则也需要国家来构建。因此，在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不应该而且也不是消极的执行者，而应当成为积极的制度供给者、协调者，推动制度结构向高效率的均衡状态演进；从政治方面来看，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化解各种力量之间的利益矛盾，政治秩序的稳定亦取决于国家的力量，而政治稳定是保证经济转轨和个体权益的重要条件。从叶利钦的弱国家模式到普京的国家主义政策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作用。
（三）培植多元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利于提高利益配置的效率，改善利益分配的秩序。
从经济角度来看，只有实现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才能有效地发挥产权激励和利益配置的效应。从利益配置功能来看，多元的投资主体，不仅是利益机制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是保证利益均衡化，改善利益秩序的重要条件。欲改变产权由强势集团占优的情势，就要通过产权改革引入竞争的机制，培育多元的竞争性利益主体，使个体利益能够有效地与社会公共利益相结合，在改善个人资本效益的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利益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