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中体西用”还是“中本西末”？
论及体用问题或本末问题，不能不从道器论谈起。
“器”与“道”这对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根本问题。《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有形的具体事物，故《易·系辞》又称：“以制器者尚其象。”“道”与“器”既是相对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王夫之《周易外传》说得好：“无其器则无其道。”就是说，有“器”才能有“道”：“器”是第一性的，“道”是第二性的。“道”是无形的，是事物的道理或规律。《易·说卦》有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仁义等无形的东西，皆归为“道”。如何认识“器”与“道”的关系，是区别古代哲学不同阵营的基本标志。所以，宋代以降。“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成为思想家们经常辩论的哲学命题。
鸦片战后，由于西学东渐，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用道器论的观点看，中学与西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多少年来，论者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学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事实上，除顽固派之外，这一时期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认识的概括不仅不一样，而且不同派别的认识也迥然有别。因此，用“中体西用”来说明表现出不同阶段、不同派别和不同趋向的思想潮流是否恰如其分呢？详查有关资料，从1861年到1894年的三十余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等不同提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用“本”“末”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不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的提法只是偶尔出现，“中体西用”的提法的出现也不过寥寥数次，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中本西末”论，而且，“中体西用”这一提法只是在1895年维新思潮兴起后才开始流行。
论者或谓，“中体西用”思想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和魏源。因为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师夷长技”便是“西学为用”的最初表述形式。并认为，林则徐虽然没有发表什么“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他的实际行动以“西学”中的物质文明弥补了“中学”之不足。如此等等，皆未免失之牵强。无论是魏源还是林则徐，都没有提到过西学。他们那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是相当表面的、浅层次的。不错，林则徐说过：“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①他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而且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初步地将“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践。魏源则把这一思想完整地表述了出来。但是，林则徐也好，魏源也好，都没有把西方的“长技”视为西学，他们的认识在当时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更谈不上用道器论或体用观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了。
“西学”这一名称的最早明确提出，是在1861年。冯桂芬有《采西学议》一文，谓中国所译意大利、英吉利两国之书，凡数十种，“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提出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是：“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为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用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这就把西学的范围扩大到坚船利炮以外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了。他不仅首次对西学做了明确的界说，而且还阐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认为国人须“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因为“西学不外算学，舍算学无西学也”。就是说，学习应以中国的经、史等学为主，兼习西学。他还用两句著名的话来表述这一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一般判定冯桂芬是近代第一位早期维新派，实则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转变期间的双重过渡人物”③。冯桂芬的“中本西辅”说，便成为尔后洋务派“中本西末”论之滥觞。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自强”口号时，总是提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④即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末。曾国藩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中本西末”问题，但他是用本末观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是没有问题的。
左宗棠曾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过专门的论述。1866年，他奏称：“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相不逾，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⑥他指出，中学与西学，二者泾渭分明。西学崇实重艺。“有迹可寻，有数可推”，是为“末”；而中学以运虚尊道，重义理，是为“本”⑦。左宗棠运用道器论的观点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其“中本西末”思想较之曾国藩又进了一步。
李鸿章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做过较多的论述。1864年，他致函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⑧他在这里谈学习西学的办法及如何培养西学人才，也是将中学的“明理”和西学的“精艺”加以区分，并且认为对西学只是“师其法”，以维护“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中国文武制度”这个根本。翌年，他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⑨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而西学不能说就是“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
后来，李鸿章又在《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专门论及学习西学问题时称：“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⑩视西学为“异学”，即以中学为“正学”，这也是“中本西末”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到70年代中期“海防议”发生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又成为讨论者的热门话题。洋务派官员一般都继续坚持“中本西末”的观点。如李宗羲在赞同总理衙门所奏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的同时，指出：“原奏六条，以用人、持久两条为前四条之要领，由末溯本。用意至为深远”。练兵“尤须练艺”，“参用西法”，简器、造船“只能就洋匠成法，依样仿造”，筹饷则或开矿以“致富”、“自强”，皆属于西学，为末，列于前；“持久之道在于得人”，“帝心简在，任用自有权衡”，“故用人一条，尤为万事之根本”，列于后。此即“由末溯本”。这里虽是议论海防问题，但又不能不涉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故出此“由末溯本”之论，以强调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本末关系。王文韶与李宗羲具有同见，但说得更为明确：“天下事有本有末……就六事而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11)
据以上所述，不难看出，从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到一般洋务派官员，都是主张“中本西末”论的。“中本西末”成为洋务派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本西末”论，而不是“中体西用”论。笼统地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既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又有许多难以圆通之处。
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
一般地说，早期维新派也是“中本西末”论者。但是，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与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论相较，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这是应该注意分辨的。
在早期维新派中，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都论述过“中本西末”问题。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时，即对“中本西末”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明。首先，他用变易的观点来考察“本”与“末”的关系，称：“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弛，民气郁塞，盗贼横行，岂为海上强敌莫之能支？一方告饥而已虞束手，一夫称乱而相顾哗然。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其次，申明本末之序，称：“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敬绎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已矣……故求人才，尤以挽回积习为先。”复次，强调本末不能分割，而应循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始务其末者。”(12)郭嵩焘的本末观确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本末一体，不能截然分开，西洋立国也是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等，不是仅仅有末而已。
薛福成的本末观也有其特点。1872年，他在送陈兰彬带幼童赴美留学时写有赠言：“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
，盖诸国之不逮亦远矣。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中国之变，庶几稍有瘳乎？”(13)中国之所长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这当然是本；西方之所长在“自强之术”，以此为辅，这当然是末。那么，“政教”是本还是末呢？恐怕没有以“政教”为末之理。既以“政教”为本。而提出要“勤修”，这就话里有话了。几年后，薛福成在一封答友人书中便说明了为什么要“勤修政教”的原因。他写道：“乌乎！中国不图自强，何以善其后？夫今日中国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资格不能进也。士大夫方敝敝焉为无益之学，以耗其日力，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一闻非常之议，则群骇以为狂，拘挛粉饰，靡有所届。而彼诸国则法简令严，其决机趋事，如鸷之发。如是而外国日强，中国日弱，非偶然也。”(14)通过中西政教的对比，他认识到，中国之日趋衰弱，不仅在末的方面不如外国，更重要的是在本的方面也不如外国，所以提出非“勤修政教”不可。这就直接涉及一个在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本”能不能变？在薛福成看来，不仅“末”可以变，“本”也是可以变的，起码“本”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变的而且非变不可。在当时发表这样的观点，是洋务派无法望其项背的。尤为可贵的是，他长期坚持这一观点而不变，直到1890年还重申道：“居今世而图立国之本，虽伊、吕复出，管、葛复生，谓可勿致意于枪之灵、炮之猛、舰之精、台之坚，吾不信也。若夫修内政，厚民生，濬财源，励人才，则又筹此数者之本原也。”(15)进一步强调“修内政”，认为这才是立国的本中之本。
王韬是一位重要的“中本西末”论者。其基本观点是：本末并行，由本及末。他说：“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其末。”(16)“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指出：“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17)其结论是：“治末必以本始。”(18)王韬认为，本是事物的内因，所谓“内焉者”；末是事物的外因，所谓“外焉者”。因此，治国固然要本末兼行，但必须“由本以治末”，“治末必以本始”。
王韬的这种本末观，是根据他的道器论推衍而来。他在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所写的跋中指出：“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道不自孔子始，而道赖孔子以明。”(19)但是，道与器，二者又不可不分轩轾。他认为，轮船、火器、机器等等，“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20)因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21)那么，究竟如何办理呢？回答是：“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而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以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22)他从以“治民”为本论到人与器的关系，确实是相当精辟的。从而认识到，本与末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这样，他自然会得出“由本以治末”、“治末必以本始”的结论了。
王韬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死守“治末必以本始”这个结论。他似乎看出了本和末的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故称：“道不能即通，则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以行者也。”(23)就是说，在“道不能即通”的条件下，就应该“假器以通”，治末就要先于治本了。
继郭嵩焘、薛福成、王韬之后，郑观应成为“中本西末”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专门写了一篇《道器》，用道器论的观点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说：“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始终，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道为本，开其始。故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达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器为末，成其终。固又指出：“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那么，中西差在哪里呢？基于以上论述，他认为：“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弊病是“堕于虚”，西洋的长处是“征诸实”。但是，他认为，道与器，本与末，虚与实，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即所谓“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24)了解了道与器、本与末、虚与实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正确理解“实者道也”、“虚者器也”二语的确切含义。对此，陈炽在为《盛世危言》所写的序中用“道之中有器焉”、“器存而道亦寓焉”(25)二语以概括之，可谓得郑观应道器论和本末观之精髓了。
郑观应还认为，道与器、本与末既是对立统一的，就可以相互转化。所以，道与器也好，本与末也好，也就是约与博的关系。他指出：“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尚皆不能无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此以由博返约为例，阐述由器返道、由末返本之理。正基于此，他在《考试》中提出了“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大胆设想：“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26)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看，郑观应的“中本西末”思想都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水平。
由上述可知，早期维新派虽然和洋务派一样，都是“中本西末”论者，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有着重要的差异：第一，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中学是本，西学是末，所以本末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主要和非主要的关系；早期维新派则主张本末一体，事物各有其本末，西洋立国亦有本有末，并非仅仅有末而已。第二，洋务派用静止的眼光来看本和末，强调中国的政教远出西人之上，本是永远不能变的；早期维新派则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表现在末的方面，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本的方面，本不但应该变，而且非变不可。第三，洋务派把本和末视为主与辅的关系，末为辅，只是外加的附属物；早期维新派则认为，本与末是对立统一的，本寓于末，有末就有本，故可以末化为本。明乎此，再来看“中体西用”问题便比较容易清楚了。
“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
我们说“中体西用”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不等于说洋务运动时期还没有“中体西用”思想。恰恰相反，“中体西用”思想的出现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几乎是同步的。不过，“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者，不是洋务派，而是早期维新派。
体与用和本与末，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由道与器派生的。什么是体？《玉篇·骨部》：“体，形体也。”《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注曰：“方体者，皆系于形器。”又曰：“体是形质之称。”所以，体指有形体的器物。什么是用？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王应麟《困学纪闻》：“用之者何？体也。”王夫之《周易外传·大有》：“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所以，用决定于体，是体的外部表现或功能。所谓“见于外者为用，具于内者为体”也。早期维新派本是本末一体者论，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也就很自然了。
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派淮军大将张树声最早明确提出的。这指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于1884年所上的遗折，内称：“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7)张树声作为一位洋务派的封疆大吏，在遗折中指出西洋立国具有体用，并非有用而无体，并对“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的做法表示怀疑，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不过，对于洋务派来说，这是仅有的一个特例。而且，张树声的体用观，有极大的可能是得自郑观应。郑观应于1884年3月奉调到广东，曾受张树声委派，“赴香港与英兵总理论提炮事”。此后与张树声有所往来。查郑观应的《南游日记》，在是年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28)郑观应日记与张树声遗折相较，不仅内容相类，而且许多用语竟然相同，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众所周知。郑观应喜欢向上司条陈时事，是否他先已将日记的意思写成条陈了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郑观应的这则日记写于闰五月十九日，而张树声则于同年“九月卒于黄埔军中”(29)。显而易见，张树声遗折所述的体用思想，实际上只能是郑观应的观点。
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还要上溯20年。早在1865年，当时还在曾国藩幕中的薛福成，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写道：“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30)他将政刑、法制、风俗、育才等列为体，火器、轮船等列为用。同时，还别具见解。将练兵、通商等也列为体。可见，在他看来，体和用并不能截然分开，体中也是有用的。这就涉及体与用的相互转化问题。在中国近代，开始用朴素的辨证体用观来说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大概薛福成可谓第一人。
早期维新派体用观的主要特点，是看出了体用的相辅相成关系。王韬认为：“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31)，强调“明体达用，本末兼赅”(32)。陈炽也说：“道与器别，体与用殊”(33)；“兼攻西学，体用兼备”(34)。郑观应指出：“有体必有用”，“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35)他认为，体是本，用是末。并批评洋务派是“逐末而忘本”。还根据自己涉重洋的亲身经历，“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确“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所以，“用”变，“体”也得变，不变是不行的。他质问洋务派说：“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36)应该说，洋务派也是变易论者，但他们只是半截子变易论者，主张末变本不变，即“用”变“体”不变。这样，郑观应的批评确实击中了洋务派理论的弱点和要害。
于此可见，“中体西用”思想虽在洋务思潮早期便提出来了，但与洋务派根本无涉，是薛福成最先提出来的。到80年代，它又为其他早期维新派所论证和进一步发挥。尽管如此，迄于1894年，提及“中体西用”者仍然为数不多，它始终未能取代“中本西末”，成为洋务派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戊戌维新时期的两种“中体西用”论
直到1895年维新思潮兴起之后，“中体西用”才逐渐成为流行的口号了。在此后的几年内，“中体西用”似乎成了各类人物都能接受的普遍原则。到戊戌维新时期，更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当时朝廷上下都一致把“中体西用”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了。
事实上，问题远非这样简单。应该看到，从皇帝到内外臣工，尽管都在力倡“中体西用”，但其着眼点并不相同。大体说来，当时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维新派人士，一种是洋务派人士，他们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
洋务运动作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应该说到1895年便让位于维新运动了。而洋务派人士还是广泛存在的，他们曾用“中本西末”论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如今却用“中体西用”论来对付维新运动了。不过，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与先前的“中本西末”论相比，更具有理论色彩。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着眼于“补救”二字，即用西学“补救”中学之缺失。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所拟“立学宗旨”，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37)所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可称之为“补救”论。
维新派则用“中体西用”论来指导维新运动，着眼于“会通”二字，即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故其“中体西用”论可称之为“会通”论。起初，是郑观应最先提出了中学与西学“会通”的初步设想。他说了两句著名的话：“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38)到戊戌维新时期，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大力宣传，“会通”论一时盛行起来。
先是在1896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学校总论》一文，即提出了“达于中外之故”的要求。10月，发表《西学书目表后序》，又明确指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次年8月，发表《学校余论》一文，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为学者应“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故今日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39)他在这里所说“达于中外之故”、中学与西学“参合”，以及反对“无用无本”，都有要求“会通”之意。
与此同时，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中学与西学“会通”的思想。他自称：“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40)即指此而言。他在《总论》中先提出“会通”的原则：“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继在《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中写道：“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梁启超虽也以“中体西用”为是，但主张中学与西学“贯通”和“能合”。所以，他强调“力矫流弊”，并坚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41)的教学方针。
在此以前，由康有为授意，梁启超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所草拟之《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也发挥了同样的见解：“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颇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泯中西之界，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42)此折上于1898年6月30日。《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云：“令卓如（梁启超）草一折，交宋芝栋（伯鲁）上之，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43)于此可知，此折虽由梁启超起草，然系康有为授意，反映了康有为的观点。梁启超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在此折之后，亦可见中西两学“会通”是康、梁二人共同的见解。
维新派主张中西两学“会通”，其主要目的是要为他们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寻找一条通行的途径。康有为在《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中便透露了这种意思：“知时变之宜民，观会通而行礼，审得失成败之故，决维新更始之谋。”中西两学的“会通”，必然要扩大到中西政教的“会通”。他多次上折建议“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上继尧、舜，轶驾欧、日”(44)，都反映了维新派主张中西政教“会通”的思想。因此，可以这样说，维新派是以“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作为推行维新的指导原则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戊戌维新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洋务派的后期健将张之洞也就“中体西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之洞将其书分为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他对“中体西用”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又称：“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45)在他看来，中西政教判然有别，不能相通。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46)。可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事实上只是前期洋务派“中本西末”论的翻版，并未摆脱“中体西用”的“补救”论的窠臼。
不仅如此，《劝学篇》还是一篇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张之洞以《弟子记》的名目追述《劝学篇》的写作目的说：“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作《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47)所谓“佥壬”，指的就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张之洞似乎在两个方面作战，既反对封建顽固派，又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但他的主要矛头所向还是后者。他借《劝学篇》攻击维新派的言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宣称“三纲”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指责维新派“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其二，攻击维新派所宣传的民权论：“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46)其三，针对维新派倡导变法之举，提出了一条变与不变的原则：“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48)就是说，他所要求的变法是必须恪守洋务派的变法原则。显而易见，他是用“中体西用”的“补救”论来对抗维新派的。
由上述可知，在戊戌维新期间，曾经提出过两种“中体西用”论：一是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一是以洋务派后期健将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补救”论。维新派的“中体西用”的“会通”论，是作为指导维新变法的原则；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补救”论，则是用来对付和抵制维新变法的。论者不察，往往将二者混而为一，故在评价上或臧或否，众说纷纭。只有弄清了戊戌维新期间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中体西用”论，才能对它们分别地做出恰当的评价。
注释：
①《林则徐书简》，第173页。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69页。
③拙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第301-302页。
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⑤《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7-8页。
⑥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
⑦《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第9、10页。
⑧《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
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九，第9页。
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69-72、81页。
(11)《洋务运动》（一），第137-143页。
(12)《庸庵文编》卷二，第62-63页。
(13)《庸庵文编》卷三，第34页。
(14)《海外文编》卷六，第3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135页。
(16)《弢园文录外编》，第3、5页。
(17)《洋务运动》（一），第507页。
(18)《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19)《戊戌变法》（一），第132页。
(20)《弢园尺牍》，第30页。
(21)《戊戌变法》（一），第149页。
(22)《弢园文录外编》，第2页。
(23)《郑观应集》上册，第276、241-243页。
(24) 陈炽：《〈盛世危言〉序》，《郑观应集》上册，第230页。
(25)《郑观应集》上册，第243、301页。
(26)《郑观应集》上册，第234页。按：此引文与《张达靖公奏议》卷八第33页所载略有出入。
(27)《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
(28)吴汝纶：《张靖达公神道碑》，《清代碑传全集》，第943页。
(29)《庸庵文录外编》卷三，第22页。
(30)《弢园文录外编》，第297页。
(31)《戊戌变法》（一），第137页。
(32)《庸书·外篇·审机》。
(33)《庸书·内篇·学校》。
(34)《郑观应集》上册，第244、276页。
(35)《〈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233页。
(36)《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37)《郑观应集》上册，第285页。
(38)《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9、129、61-63页。
(39)《戊戌变法》（二），第29页。
(40)《戊戌变法》（四），第484、488-489页。
(41)《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4-295页。
(42)《戊戌变法》（四），第148页。
(43)《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6-257、339、342页。
(44)《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三，第48、9页。
(45)《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第27页。
(46)《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第14页。
(47)《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第13-15、23-24页。
(48)《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三，第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