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49-1960年国家技术观的演进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国家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家技术观演变的历史综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国民党政府的暴敛和战争的创伤，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烂摊子。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6%，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4.8%，（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7页。）是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增长速度最快的。这一时期，虽然中央已明确提出，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各项建设服务，但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还存在着不少“左”的东西，对科学技术的属性认识不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科学，将科学和技术分成“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推崇“苏联的科学技术”，反对并贬低“美国的科学技术”。这种偏向对中国日后的技术观有很深的影响。
1953-1957年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思想是通过技术全盘引进以尽快奠定工业化的技术基础，主要方向是实现生产的机械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8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采取了向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战略方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对我国采取敌视、封锁和扼杀政策，迫使我国抓紧时间，加快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的过渡。毛泽东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要学习苏联”。（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5-46页。）这样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核心，全面引进了苏联的技术、人才和管理方式，建立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通过内部积累，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工业化战略。通过“一五”时期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了工业发展速度，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和工作的基础。
但是，“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路线，使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尤其是农业无法满足工业迅速增长需要的矛盾已开始显露。1956年4月，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6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村四十条》），提出了发展农业技术的主要任务。1958-1960年，毛泽东受苏联赶超资本主义的经济战略影响，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及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发起了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指出，我国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了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思想是“土洋并举，以土为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一技术思想的指导下，发动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掀起了以”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大搞群众运动不仅是大炼钢铁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也贯穿于经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为了与生产力方面的“大跃进”相适应，还在生产关系方面搞“大跃进”，即农村人民公社运动，1960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新的“跃进”，制定了更高的、更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更加强调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1960年1月，中央号召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要求各部门、各地区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拿出大炼钢铁那样的决心和气魄，来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用高速度而不是一般的速度，来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并进而向半自动化、自动化发展。这样，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很快掀起了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尽管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对实现四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大，出现了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全面失调的局面。
二、对这一时期国家技术观的反思
（一）意识形态对国家技术观的影响。国家技术观与社会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常常被左右，正确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技术观会对技术经济发展产生很好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技术观则会对技术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确立了执政地位，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一五”计划时期开始推行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战略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党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和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思想，把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心环节。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沿着这一道路迅速发展，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国家主要领导人更加坚定了学习苏联的信心。此时期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都得益于国家的政治路线和由此衍生的经济路线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50年代中后期，“左”倾思想在党内产生和发展起来，夸大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颠倒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并将意识形态狭隘地归结为政治思想与政治意识。这种“左”倾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经济上则体现为盲目求快的冒进情绪以及依靠群众运动发展经济的工作思路。思想领域内相继提出了“兴无灭资”、“政治挂帅”等口号。以至于认为靠思想工作、思想觉悟，充分发挥精神的、主观的能动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思想理论界大批所谓“条件论”，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那些有关经济工作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在搞思想批判的同时，甚至认为客观规律可以消灭，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大跃进”的哲学意识形态，造成了技术发展中的倒退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增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方面的差距。
（二）在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建国后，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毛泽东提出“向苏联学习”，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中国的国情与前苏联不同，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现代工业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一二个世纪，加上人口多、底子薄，建设社会主义更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何况前苏联的经济建设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和不适合中国的东西。而且，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毛病：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忽视商品经济和地方、企业的积极作用，过分强调重工业和沿海地区，忽视轻工业和西部地区，造成经济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失衡。还有，过渡集权的领导体制，庞大的党政机构，僵化偏激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比1928年前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经济实力要差得多。据估计，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50-70美元，苏联是240美元。（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但中国仍按苏联模式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了大致相同的高投资比率，并且把绝大部分投资集中于大型工业项目，这样就造成了高度不平衡的增长。1958年在中国工作的俄国科学家扼要地讲了与中国科学研究有关的两点。其一是中国的事业过于模仿当代苏联的体制，既不考虑其缺陷，也不考虑它是否适合于一种不发达的科学环境中的各个方面。（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第437页。）1955年毛泽东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以苏为鉴”，试图突破斯大林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随着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冲突和分歧，中国适时调整了经济技术发展策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的技术观成为“大跃进”的主流。1958年，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采用一些非常的技术手段来发展中国经济：大搞群众运动，片面追求高指标，只求产出不计投入。
（三）在技术主体的认识上。要建设和实现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依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这一切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专家被安排到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岗位上。正是利用了这些力量使得三年恢复、“一五”计划迅速完成。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完善，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加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这没有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和辛勤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在会上也指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就是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这就没有知识分子不行，单靠大老粗不行。但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逐渐被否定。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断言：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派是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是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一转变，严重干扰了党的经济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接着1958年在知识界进行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和所谓“拔白旗”运动以及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又错整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世界观改造，甚至把埋头科研业务的知识分子当做所谓“白专道路”加以批判。众多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其特长，造成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个重大资源的损失。
在失去大批原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知识分子后，将技术进步与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放在广泛的动员群众上。“大跃进”中，城乡各地都由原来的重视技术专家的作用变为放手发动群众，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就能够完成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视为无法完成的各项任务。把群众运动看作是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佳途径，看不到速度问题从根本上靠的是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技实力的发展，而不是靠简单的人力动员所能做到的。从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切实际地套用革命年代的成功经验，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组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认为不搞群众运动就是不走群众路线。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不少人忽视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倾向。事实证明，专业科技人员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群众运动只有在科学管理的条件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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