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德国论文,学派论文,自主创新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4-0089-09
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危机的加剧，曾经被视为“异端”的诸多学派，日益吸引人们的注意并等待着被重新发现。德国历史学派是一个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和历史悠久的学派，近年来也不断地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可以说，在经济思想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像德国历史学派那样被忽视和被误解。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这个学派的兴趣渐浓，究其原因，正如普克特(Helge Peukert)所指出的，“主要的(但却是消极的)原因是对主流经济学形式化理论的不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过去半个世纪对理论的强调已经导致经济学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力，并且窒息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协作”[1]。然而，在我们看来，重新认识该学派还具有更积极的原因：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经济学的重新定向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具有重大启发价值。本文在简要地回顾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衰及其现代复兴的历史脉络之后，对该学派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先驱进行了论证，并扼要讨论了该学派在19世纪末德国崛起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则阐明了它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大理论价值。
一、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衰落与复兴
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和时代的原因。首先，在19世纪初，当英国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之时，德国在经济上仍然是封建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顽固的贵族传统、国内不发达的市场竞争机制、脆弱的民族工业来描述当时的德国，这些社会背景使得德国拒绝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其次，德国历史学派受到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包括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者也反对将“理性构建的制度”运用到不同的社会。最后，法国大革命对社会结构的严重破坏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经济学的发展。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甚至连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也认识到，社会变革的任务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自利的社会各方相互冲突的利益，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调和。因此，总的来说，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落后贫困的德国要求追赶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德国历史学派的演进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虽然李斯特和亚当·缪勒两人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我们仍然将他们共同列为历史学派的先驱，或者称为“原始历史学派”(proto-historical school)；罗雪尔1843年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则标志着旧历史学派的诞生，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等，活跃时期为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施穆勒是新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其他代表人物有布伦塔诺、瓦格纳、谢夫莱、毕歇夫、克纳普等人；新新历史学派① 的代表人物有威纳尔·桑巴特、马克斯·韦伯、亚瑟·斯派瑟夫等。
德国历史学派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流派，恰恰相反，它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影响，不仅对德国与德语国家，而且对欧洲大陆和美日俄等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拿破仑的入侵，促进德国发动了各方面的制度改革，由于费希特、洪堡等发动的教育改革运动，使得德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学术的圣地，吸引了众多外籍学生前往德国求学。德国学术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学也不例外。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主流经济学，不仅如此，该学派还是当时德语国家的主流经济学。19世纪的美国没有经济学研究生院，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在德国大学完成他们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阅读德语文献仍是美国对经济学博士生的硬性规定。19世纪后半叶，日本向西方列强开放，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日本效仿德国的宪法制度和主要的政府机构，日本的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也有着特殊的关系，通过派遣青年学者留学德国，或者邀请德国经济学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去日本讲学等加强两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的交流与合作。同样地，俄国的经济学学生在德国大学接受教育，其中包括俄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②。
如果把李斯特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算做历史学派诞生的标志，而把桑巴特于1941年去世看作德国历史学派瓦解的标志，那么，该学派一直存续了长达百年之久，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德国历史学派的衰落，是学科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森(Senn)给出了五个原因：德语转译成英语的障碍；作为历史学派标志性的详尽和广博的历史分析给许多人以枯燥的印象；该学派的某些方法论主张被认为过于极端；历史学派的成员支持霍亨索伦王室(德国普鲁士王室，1701-1918年)的政治议程削弱了他们的可信度；“一战”遗留的敌对情绪减少了人们对历史学派的兴趣[2] (p.39)。这五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衰落做出了解释，然而，笔者认为应该存在着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将这些原因分成两大类：社会原因与学科原因。
新历史学派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是借助德国统一之初对缓和社会矛盾的“社会政策”的迫切需要而增加的，它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但是到了19世纪末，德国迅速崛起，逐步走向世界市场，与其他先发展起来的国家竞争，如何保持和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就成了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产业集团的利益诉求日益高涨，强烈要求减少国内“社会政策”的负担。1890年俾斯麦下台及社会党人镇压法的取缔，使历史学派的“社会政策”失去了劳资双方的支持。此外，对于当时德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法。这些原因造成了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已开始成为经济学说史上一个处于衰落的流派[3] (pp.148～153)。
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的好时代，也是坏时代。德国历史学派广泛的影响力，使得施穆勒获得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讲的“黄金时代”，并且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他的“历史-伦理”方法受到了学派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挑战。施穆勒相继参与了与门格尔的“方法论之争”、桑巴特的“生产率的理想”等的批评与挑战以及韦伯的“价值判断之争”。这些争辩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新历史学派理论与方法的不足，削弱了其威信与社会影响力，加速了该学派的衰落。
随着历史学派的又一次新老更替，桑巴特和韦伯等成为新新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桑巴特是一位颇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但是他长期处于德国学术的边缘地位，试图通过提升的政治影响力来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最后走向了支持纳粹主义，他的重要学术思想也连同法西斯的洗澡水一起被泼了出去。而韦伯又因为他的研究纲领，即使在他多次强调自己是经济学家之后，也通常被人们划分为社会学家，而且他的学术成就也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才得到追认。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治理危机的经济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美国老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对德国历史学派不准确的评价等都应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衰落负有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占据欧洲德语经济学界的主流，加剧了德国历史学派的边缘化。随着20世纪30、4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统治地位的形成，众多的“异端”经济学流派失去了影响力，这其中就包括德国历史学派与美国老制度学派等。
随着经济学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的“自封闭思维”、“经济人”假设、均衡框架、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数学形式化以及落后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满，众多“异端”经济学开始在20世纪末出现了复兴与新的发展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德国历史学派所坚持的方法论多元主义、演化而非机械的研究纲领，近年来也日益引起了制度主义与演化经济学家的注意，研究文献不断增多。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发展现象，激发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思考李斯特的理论。在1988年施穆勒诞辰150周年之际，尤金·巴克豪斯(Jürgen Backhaus)等人在施穆勒的出生地海尔布罗姆举办了学术研究会，致力于发掘施穆勒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并介绍给英语世界，延续至今已近二十年，“施穆勒复兴”(the Schmoller renaissance)已经兴起[1]。我们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价值重新认识，也应该及时提上议事日程。关于德国历史学派的重新考察和定位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德国历史学派：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按照库恩的范式革命理论，演化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是理性最大化-方法论个人主义-均衡分析方法，而演化经济学则从本体论和方法论提出了替代性的研究纲领。霍奇逊提出了划分演化经济学的如下标准[4]：第一，本体论标准：是否接受新奇的内生化；第二，方法论标准：是否是还原论；第三，时间标准：是否在强调渐变的同时，承认突变的可能；第四，隐喻标准：是否广泛地采用生物学隐喻。霍奇逊更进一步指出，在这四个标准中，本体论标准与方法论标准是最主要的，满足这两个标准的经济学被称为“NEAR” (新奇内生化并反还原论的)演化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这个比新古典经济学历史更悠久的学派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对蕴涵在古典经济学中的还原论和均衡分析范式的批评者，它的理论与方法独具特色，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该学派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非常具有价值的先驱思想。
德国历史学派是对19世纪中叶开始的德国主流经济学的称谓，这种经济学是“基于历史与情境脉络特定的经济理论”[5]。熊彼特精辟地归纳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基本特点：(1)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各组成要素之间不可孤立的相互联系的信念；(2)对发展的关注；(3)对社会有机的、整体的视角；(4)对人类动机多样性的认识；(5)对事件具体的、个别的而非一般本质的兴趣；(6)历史相对性[6] (pp.176～180)[7] (p.19)。如果我们把德国历史学派的基本特点与演化经济学框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重叠之处。德国历史学派的演化方法表现在他们对历史方法、伦理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的特定论说及其运用中。
历史方法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根本标志之一。什么是历史方法呢？尽管历史学派各个时期的不同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但是历史方法的某些精要却贯穿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始终。在他们看来，历史方法是一种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以及情境相关的研究方法，这种思想在现代演化经济学中得到了历史性的再现。罗雪尔的历史方法清晰地反映在他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之中。在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他将自己的计划与德国历史法学传统联系起来，即萨维尼-艾尔霍恩的历史法学方法，这与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方法不同[8] (pp.7～9)。罗雪尔认为只有在邻国发展状况这一更为宽广的脉络(context)下，通过深入地研究一国的发展史，才能深切地理解该国的文化和制度特征。这就意味着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国家政策，在某一时期适用于一国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或者该国的其他时期。很明显罗雪尔的理论与李斯特反对“世界主义”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并且罗雪尔为李斯特的主张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2] (p.46)。在德国历史学派看来，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具有时间与空间的特定性，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制度重要与多样性等等，所有这些认识都是历史方法的内涵。
如果不重视德国历史学派的伦理方法是无法深入理解该学派的历史方法的，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称自己的方法是“历史-伦理”方法[9]。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条件是一个宗教与伦理的体系，经济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作为社会规范的习俗、法律与伦理的历史发展的知识，就无法理解经济生活。而伦理以习俗、法律与道德的形式体现在社会制度当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施穆勒看来，人类社会的演化还是伦理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即经济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人类社会的演化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制度又是调控市场中企业活动的经济政策的载体。盐野谷佑一(Yuichi Shionoya)认为，“施穆勒伦理方法的力量体现在历史的视角当中”[7] (p.25)。伦理不仅使得历史研究具有了意义，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结合点。由此可见，伦理方法并不是宣扬某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但明显地与“经济人”假设相对立，因为此方法强调了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其中包含了人的偏好等是不断变化的看法。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物理学的刻意模仿不同，德国历史学派始终坚持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强调它所使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因此，他们坚定地拒绝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方法。德雷克斯勒(Wolfgang Drechsler)曾从多重角度比较了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不同，他以桑巴特的理解方法即解释学方法为例说明了理解的方法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一种重要方法。桑巴特认为理解(understand)意味着对意义的洞见，意义是指精神整体、意识的内在联系[10]。因此，德国历史学派的解释学方法并不是通过对个人信念与行动的解释来建构对社会整体的认识，而是希望通过对集体意识和集体认知模式的阐释以发挥“时代精神”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桑巴特还将经济学划分为三类：规范经济学、叙述经济学和理解经济学。在他看来，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和叙述经济学，而历史学派则属于理解经济学。解释学的方法同样可以在新新历史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马克思·韦伯那里找到。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解释学方法仍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因此，它可以从历史学派中吸收营养。
作为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先驱之一，德国历史学派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创新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等几个方面。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这里只讨论前两者。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经济学界出现了熊彼特经济学的复兴，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新熊彼特学派(Neo-Schumpeterian)，诞生了创新经济学这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说明，熊彼特的许多原创性思想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因此，熊彼特经济学或创新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例如，在今天几乎已经成为熊彼特标志的“创造性毁灭”这个概念来自于德国哲学家尼采，并首先是由桑巴特在《战争和资本主义》一书引入到经济学之中来的[11]。又如，创新体系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弗里曼却又明确地把这个概念的起源归功于李斯特。李斯特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创新体系的机制给予说明，但他强调科学技术、教育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强调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制度等因素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些思想无疑仍是现代创新体系概念的精髓。
德国历史学派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对发展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一整套的政策建议”[12] (p.6)。该学派对发展的关注，为现代发展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举出这方面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中心-外围”论。桑巴特在其著作《现代资本主义》1928年的修订版中，首次提出了“中心”与“外围”的概念。他区分了两类国家：一类是居于积极的和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另一类则是居于消极的和从属地位的外围国家[13] (pp.48～49)。虽然桑巴特并没有将“中心-外围”概念发展为成熟的理论，但却给后来的经济学家以启发，也为发展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它不仅最终在劳尔·普雷维什那里发展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而且也成了世界体系学派重要的概念基础。第二个例子是经济发展阶段论。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德国经济学，也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特点之一。该学派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拥有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他们将经济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并提出针对不同阶段和不同经济形态运用不同经济政策等思想，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成了现代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而且德国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存在着多样性，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达到追赶发达国家的目的，这可以在凡勃伦1915年的《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和格什克隆1962年的《经济落后的历史性透视》中发现它的深刻影响。
三、德国历史学派与德国的崛起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德国19世纪末的崛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无愧于强国富民的国民经济学。19世纪见证了德国的崛起，德意志从一个分裂的、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强大的、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19世纪后期，德国仅用30年就完成了英国曾用100年时间完成的工业革命，这与德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在经济思想史中，亚当·斯密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已经成为两种经济学的代名词，即分别代表了世界主义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进入19世纪后，斯密与李斯特两人的祖国——英国与德国，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景象：一边是经济发达的“世界工厂”；另一边是发展落后的农业国。李斯特的经济理论与古典经济学针锋相对，其目的就是为德国赶超富有邻国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先驱，强调了一国特有因素对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并提出了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技术封锁条件下所应该采取的国家战略。
李斯特国家战略的基本要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重视科学技术和“精神资本”(mental capital)；强调制造业与工业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贸易保护扶持民族幼稚工业的发展等。“工业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也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这类科学方面的任何发展或新发现、新发明，必然会使许许多多的工业操作获得改进或革新。”[14] (p.173)他认识到了投资新技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技术人员，发展教育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对一国生产力提高和工业化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国家是个人与人类的中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落后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发达国家自由贸易政策的损害，因此，落后国家对内应该采用积极的经济政策，引导经济的长期发展，对外应该实行贸易保护，培育一国的工业体系，他拒绝“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李斯特与古典经济学之间不仅仅只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政策之间的对立，他的其他主张对德国政策与思潮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斯特的理论关键点在于他认为经济进步取决于‘精神资本’的增加与国家生产力的增长。”[15] 吸收和利用各种形式的创新、发现、改良的能力变得尤其重要。在引入先进技术的各种渠道中，发展教育与培训体系可将获取与扩散世界技术的过程常规化与系统化。德国一流的培养技工、技师、技术专家的制度，被看成是德国迅速发展的关键。赖纳特认为，李斯特强调了财富的非物质基础、制造业、科学技术与创新、经济增长具有系统性以及在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日、美等国经济政策的显著特点[16]。
19世纪中期之后，德国人口大量增长，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分工的变迁，造成了住房问题、中产阶级萎缩、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激化等尖锐的社会问题。19世纪70年代之后，飞速的工业化使得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加上共产主义学说盛行，工人运动逐步升级，社会主义制度被看成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一种替代物。1871年，瓦格纳在普鲁士福音派新教会教堂(Evangelical Church of Prussia)的集会前发表了一次演讲，不仅把重点放在当时的社会问题上，而且也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状况以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瓦格纳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忽略了人类行为除自利之外的其他动机，特别是伦理层面的动机。瓦格纳最后总结道：必须抛弃古典政治经济学，伦理原则务必重新体现在社会关系中，特别是在劳资关系和贫富关系中[2] (pp.54～55)。
1872年，在施穆勒家中举行了一次“社会政策协会”正式成立前的聚会，聚会组织者与主要成员大都是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其他的还有一些法学家、社会学家与记者等，由于成员大都是大学教授，所以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派”。“协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组织，它在缓和德国社会问题、福利制度的建立以及德国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协会”成员在政治立场、政策措施方案等方面分歧甚大，但是社会政策的目标是较为一致的，即反对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协会”从1872年创立，至1932年被希特勒解散，一共存在了60年，每年都召开年会，围绕着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展开调研，经过分析后在年会上提交论文，讨论相应的社会政策。他们强调伦理道德因素、国家等在调和阶级矛盾、缓和社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由于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协会”在德国社会改革与社会舆论上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这与新帝国的首相俾斯麦是分不开的。人们看到俾斯麦推行的政策与“协会”的政策建议很相近时，也许会觉得“协会”只是俾斯麦的“玩偶”。这种观点恰恰倒置了本末。俾斯麦深知社会问题，也知道自由放任无力解决，国家干预势在必行，这也得到了“协会”的支持，因此他高度依赖于“协会”务实的政策建议，当然这也与俾斯麦的政治立场有关[5]。进入20世纪后，“协会”要么通过公共媒体，要么通过成员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对社会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73年，施穆勒担任“协会”主席，发表宣言称当时德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劳工问题”，提高工人的生产水平、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是解决“劳工问题”的重要措施，国家应该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工人的福利。“协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他们支持首相俾斯麦推行社会政策，直接促使了1883年起几个劳动保险法律的制订和实施。“协会”的创始人谢夫曼还参加了三项社会保险法的起草工作[17]。在首相俾斯麦的支持下，“社会政策协会”在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中，例如最低工资法、健康与安全标准、健康保险、失业救济金等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德国历史学派为缓和国家的社会问题，协助国家崛起做出的贡献。
四、德国历史学派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大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出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化和对其盲目崇拜的现象，不少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其他的经济学传统则不断地被边缘化。在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依附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不考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不考虑它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对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困、失业、教育、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关心不够，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依附型经济学”的突出表现。正如笔者之一早就指出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对于中国“自主型经济学”的发展来说，除了倡导多元主义和兼收并蓄的发展道路外，它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作为最重要的战略选择。我们认为，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核心，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按照现代宇宙观对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进行创造性综合；第二，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第三，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第四，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首先，西方经济思想史已经确凿地告诉我们，经济学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存在着两大传统。就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另一传统的经济学也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就是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它比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历史更悠久，早在亚当·斯密以前很久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传统要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更先进：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机械、静态和封闭的世界观不同，“异端”经济学则是以有机的、动态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18]。德国历史学派就是后一种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德国经济学传统的突出代表。德国经济学传统诞生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束之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百年里，保持了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特征。埃立克·赖纳特在对德国经济学传统进行研究后指出：“我们大可不必接受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不二法门’；此处就有一个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成熟理论的基础；不幸的是它被囚禁于一种曾是经济学的通用语言(即德语)，而今却相对难以掌握的语言之中。”[5] 因此，重新发现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价值是按照现代宇宙观对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进行创造性综合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德国历史学派不仅是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优秀代表，而且，它也是致力于国家崛起的国民经济学的重要先驱。包括李斯特在内的德国历史学派从一诞生起就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坚决反对者，它所提出的“国民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是针锋相对的，并对德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帮助德国从落后的欧洲国家在19世纪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且它也帮助了在德国模式基础之上制定经济政策的美国与日本成长为世界级强国。“德国经济理论一直是落后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这包括当初是落后国家的英国在内。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是‘领先者’的理论；当德国理论把一国送上国际领先地位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就会上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有富国一直都在试图出口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尽管他们自己仍坚持德国思想。美国把自由贸易强加给日本和拉美，但他自己对本国的产业却坚持极端严厉的保护政策”[19]，这就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的：阻止落后国家像他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政策基于作为主流经济学基础之一的萨缪尔森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如果发展中国家严格地执行了这种定理，肯定不会对发达国家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就像过去20多年中拉美许多国家那样；但如果发展中国家哪怕稍微发展了某些新的比较优势，并导致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就会改变他们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态度，这从目前保护主义在美国的抬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机会主义态度实际上已经否决了萨缪尔森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科学性。正是出于对美国既得利益在将来有可能受损的考虑，2004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的《李嘉图与穆勒在何处反驳与证实过主流经济学们支持全球化的论点？》也开始修正他的定理了[20]。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再次，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罗雪尔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作为演化经济学的两位重要先驱，正如埃立克·赖纳特的研究所说明的，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5]，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21] (p.56)，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在此仅列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是历史的人；资本不创造价值；技术创新是竞争的重要方式，也是社会演化的关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生产而非交易；社会是有机体的隐喻，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的阶段和形态等，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在德国历史学派那里找到对应。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最后，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们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中国哲学传统与改革经验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不容忽视的思想来源。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演化经济学的现代世界观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世界观也体现在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之中。赖纳特指出，在德国经济学传统自17世纪上半叶被创建以来，在此后的300年内，对整体性的强调就成了德国经济学和德国哲学共同的标志，与盎格鲁-萨克逊经济学相比，德国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始终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18]。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注释：
①依据国外的称法，如果把新历史学派称为“new historical school”，则将新新历史学派称为“newer historical school”；如果将新历史学派称为“younger historical school”，则把新新历史学派称为“youngest historical school”。
②赖纳特（Erik Reinert）专门研究了德国经济学对美国经济学的影响，盐野谷佑一（Yuichi Shionoya）和弗拉基米尔·阿甫托诺莫夫（Vladimir Avtonomov）对德国经济学给日本与俄国经济学产生的影响也进行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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