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思想与文化息息相关，主导着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形成民族文化中共同的结构及思维模式，且决定其价值理想和实用性。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哲学具有主导的作用。纵观中国哲学，儒、道、墨、法等兼而有之，而作为中心之中心的最高范畴，就是那各家皆欲言而未能尽言的“道”。
“道”，就其本意来说，是“规律”的意思。
万事万物，无不有“道”，社会历史也不例外。“道”在社会历史中的表现就是民意。民意为历史之“道”，民心所向预示着历史的趋势。孙中山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为基，当发端于心理。”此话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历史之“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时代的“民意”，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如果明白了民心所向，那么我们对那个历史之“道”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清楚明白了。
要分析民意，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文化传统在民族心理中的沉淀，从而影响了民心之所向；二是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情况，对民心的影响。我们先来看前者：文化传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心理结构。而在文化传统中，哲学的中坚思想尤其起着核心的作用。在中国，这种核心作用是由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来承担的。“中国”与“四海之内”常常是一个意思：中国乃中央之国，暗示了一种向心情结，“四海之内”则有一个“内敛”的象征。加上中国是个农耕之国。依土地而生，同一块土地，往往“吾祖死于斯，吾父死于斯”，而子子孙孙生活的还是这块土地，这样逐渐发展了一种祖先崇拜、依血缘关系而结成团结一体的独特文化。概括起来说，中国文化以祖先崇拜、血缘关系作基础，呈现出一种向心、内敛、凝聚的特色。这种文化特色同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是融贯一致的，交互影响的，如儒家的“亲亲”思想，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了民族的情感、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当中，构成了民族共同的心理结构。这种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对人们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尤其对价值观和道德情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中，家庭观念、乡土观念、爱国精神等带有向心、内敛色彩的道德情感特别重，中华民族有极强的凝聚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中华民族及其灿烂文化历数千年而不灭，也恰好是这一凝聚力的有力证明。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军阀混战、列强蹂躏的苦难史，中国人民在长期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没有一个强大的、安定的、团结统一的中国，是难免遭欺凌、受压迫的命运的。历史的纷乱结束之后，人民殷切期盼着一个安定、团结、统一的中国。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提高，也不能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统一的中国。因此，团结统一正是人民的愿望，历史的趋势，谁置人民的意愿于不顾，谁就是逆“道”而行。在历史强大的力量面前，我们只能遵循历史规律，依“道”而行，才会“缘道理以事者无不能成”。
诚然，包括台湾、港、澳在内的中国领土和主权还没有完全统一，但从“道”的立场来看，最终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道”包含两个方面：“实”与“势”。“实”是已经实现的事物，“势”是指虽一时未能实现但终究趋向于实现的现实性。中国之统一港、澳、台湾，既是民心所向，又是历史的大趋势，那么这种统一最终要成为事实，乃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无视这种必然的历史趋势，要用分裂取代统一，他们违背“道”，以自己的意志代替民意，背“道”而驰，一意孤行，宣扬“台独”。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先造舆论，以名乱实，惑乱民心，因此一些奇怪的论调纷纷出现。荀子有言：“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荀子·正名》）可见，这种以名不符实，以名乱实的论调和混淆是非的行为，早已为我国古代先哲所唾弃。
提及台湾，吾人首应以地缘关系观之，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地质学家认为，在中生代时期，台湾属于大陆东部的前陆盆地；在新生代时，台湾海峡成为陆地，台湾与大陆曾连成一片。其次，从历史上看，早在旧石器时代，台湾与大陆的古人类文化就已有了渊源关系；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台湾番族考》中指出：“台湾的番族是百越的支裔，这种番族之占领台湾，不在宋元之际，而在遥远的上古时代。”这说明台湾土族与大陆古越族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宋元时期汉族人民大量移居台湾，历史文献已有明确记载。大陆与台湾的民间贸易往来，始于宋代。宋元时，已派兵驻守台湾。明朝时荷兰人入侵，台湾曾一度易手。但在1662年，明将郑成功又光复台湾。明亡后，中国统一于清，台湾仍作为清朝领土的一个部分。直至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其三，从文化现象上看，“中国”一词，系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治下的人民，都只属于一个民族：中华民族。这一说法，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不相矛盾。诚然，中国有50多个民族，但到了近代，在近百年的与西方列强相抗争的斗争过程中，这50多个民族结成了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体，各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地理生存空间。这个地理生存空间就是中国的疆域。在这一片国土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结成了共同的民族精神，并孕育了民族独特的文化结构。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不同，世界上其它的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转移，或泯灭，只有中华文明，千百年在这一片相对固定的疆域内繁衍发展。因此，中国之统一就有了特殊的含义，它是国家、民族、国土、文化四者的统一，而在这四者当中，尤以文化的统一为最为深刻的基质：共同的文化所形成的具有强烈的凝聚力的民族精神，为其它统一提供了一种向心力量。
要完成中国统一，合乎“道”的方式有两条：一曰德，一曰力。古代圣哲先贤以为治国平天下，“德”、“力”皆不可废。王充在《论衡·非韩》中有过论述：“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一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强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治国之道中“德”与“力”的关系。引伸至中国统一理论中来说：统一是“道”，“德”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统一。“力”则是发义兵以谋统一。“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表明了“德”与“力”的互补关系。因此。可以说主张和平统一中国是“道”，发义兵统一中国也是“道”。当今之势，和平之声日益高涨，人民呼吁和平，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是最为光明的前途。若发义兵，亦迫不得已而为之也。义兵之要，在“义”而不在“兵”。“义”就是“为天下兴利”。也可以说，合乎“义”必合乎“道”。与此相反者是不义，不义就是为了个人私利、为了一己私欲而作的行为。譬如：为了满足某些个人的权欲或小集团的利益，便企图分裂中国，大搞台独的行为，就是“不义”的行为。“义”与“不义”，势同水火，水火必不相容。因此，自古以来，仁人君子都高扬天下之大义，民族之大义，而鄙视不义之行。
孟子有语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因此，企图制造“台独”，逆道而行者，必“寡助之至”，众叛亲离，诚如老子所说：“不知常，妄作，凶。”最后的下场必然是“祸莫大矣”。
自古以来，顺“道”则昌，逆“道”则亡。台湾某位自谓具农业经济博士之能，而“喻于利者”，宜深自省之，以免沦为民族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