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如何促进经济的实际增长
文 ／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提 要】 随着我们摆脱当前的金融危机，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的全球环境将会怎样变化呢？即使危机的最坏时期已然过去，很可能我们仍将进入一个世界贸易增长步伐放缓的时期，外部融资将会更少，而且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维持巨额经常账户收支的愿望也将显著变弱。本文重点分析这种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的影响。对于很多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低估本币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工业化策略；中等收入和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向替代战略过渡。
【关键词】 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产业政策
过去60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卓越时期。我们不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且越来越多的北大西洋经济核心外围的贫困国家前所未有地参与了本次进步。当前的危机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贫困国家的发展变得显著困难的时代。现在要判定发达国家金融稳定性的重建时长以及经济何时开始恢复还为时尚早。但即使危机的最坏时期已然过去，很可能我们仍将进入一个世界贸易增长步伐放缓的时期，外部融资将会更少，而且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维持巨额经常账户收支的愿望也将显著变弱。
本文的重点是分析这种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的影响。特别地，我们将探讨是否可以调和世界经济体系中两个明显矛盾的需求。一方面，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要求我们避免全球经济过去的那种引发危机的庞大的经常账户失衡。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仅是其缩影，这些不平衡对于引发金融危机至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下一个阶段的世界经济中，那些出现巨额顺差或逆差的国家将面临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或货币调整来减少失衡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回归高速增长，需要这些国家恢复其对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推动。就像笔者在下文所提出的，在战后时期快速增长的是那些工业产品和其他非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能够获得增长的国家。在2008年的危机以前，这一推动迎合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维持大量贸易赤字的意愿。对于大型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不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趋同的要求相互矛盾吗？发展中国家大量增加可贸易商品供给的需求必然和世界对贸易失衡的零容忍相冲突吗？这并不是必然的。事实上，一旦我们明白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并不是它们贸易盈余的规模或者对外出口的规模，就会发现内在冲突并不存在。增长的关键是无限制地随内需扩大而同步扩大非传统可贸易商品的产量。维持币值的低估由于可以补贴可贸易商品的生产而同样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它给国内可贸易商品的消费带来阻碍又会产生抑制作用，这就是它引发贸易顺差的原因。通过直接鼓励可贸易商品的生产，使这一政策只有促进作用而没有抑制作用是可能的。
通过许多方法都可以使可贸易商品的盈利能力增强，包括适当地对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减少非贸易投入和服务的成本。预期产业政策将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合理的。因此，外部政策环境将允许更宽容的政策，包括明确的可贸易商品补贴（只要通过对实际汇率的适当调整使其贸易平衡的影响保持中性）。放任的产业政策将付出实际汇率和外部贸易失衡的双重代价。
本质上，只要这个崭新世界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作用是很好理解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就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跟踪危机对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就需要确认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笔者认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快速结构性变化——从传统的初级产品到非传统的工业产品的变化。笔者所说的成功国家的生产主义政策为这种结构性转变提供了便利。然后笔者考察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轮廓可能会如何影响这一过程。发达国家的缓慢增长和国际贷款需求的减少间接威胁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这种威胁将降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 （或接受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需求，从而使这些国家难以进行迅速的结构调整。面对这种威胁，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可贸易商品的消费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而扩大的更均衡的发展策略来避免。笔者提出的对可贸易商品补贴的简单分析，展示了如何设计可贸易商品的结构调整，以避免随之产生贸易顺差的可能。
一、奇迹年代的高增长
1950年后的时代有着独特的经济增长。如图1所示，这个时代引人关注的真实原因并非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按历史标准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作为一个整体，1950年后的增长并没有大幅度超过1870-1913年这一标准的黄金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分别是1950-1973年、1973-1990年和1990-2005年这三个时期的增长冠军，年人均增长率都达到了6%-8%。这样的增速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大超过早期时代的增长冠军。举例来说，在古典金本位制下增长最迅速的国家挪威所记录的人均年增长率仅仅略高于2%。
所以，在大约1950年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允许它支持低收入国家更快速的经济积累。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商品价格主导的繁荣和资本流动周期可以解释经济绩效的短期变化，而这些显然与整个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在2008年的危机以前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有关。但增长边界扩展的长期性表明一些更基本且更世俗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
传统观点受到过去中国经济奇迹的巨大影响，强调全球化的促进作用。这也提供了一个糟糕的解释。商品和资产市场的国际一体化聚集速度缓慢，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达到极盛，但是一部分有成就的国家最近的增长却和1950年后的20年一样迅速。中国之前有韩国，更前面还有日本，依次高速增长。它们和别的国家一定有什么区别，毕竟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量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始的几十年经历了比最近数十年更快速的积累。对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它们的共同点是制定基于发展工业能力的发展策略，而不是根据它们的（静态）比较优势进行专门化发展。每个都迅速成为了制造业大国——远比根据它们的资源禀赋预期的更为迅速。中国通过运用策略性的产业政策获得外国公司转让的技术从而实现了大批量出口，结果使一个国家积累了三四倍的财富。韩国从很低的制造能力起步，快速从简单制造（在20世纪60年代）向更复杂的产品制造（在20世纪70年代）转移。日本——不像其他两个国家——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但这个基础在战争中被完全摧毁，后来由于贸易和保护国内生产者的产业政策而得以恢复。
从这些战后经验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增长冠军符合以下条件：高增长国家是那些快速完成从低生产率生产（传统）到高生产率生产（现代）结构转换的国家。这些现代化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贸易商品的生产，而且大多是可贸易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尽管可贸易服务显然也变得重要了）。1 可参阅Felipe等（2007）最近对亚洲的结构性变化的模式的分析，它强调许多服务已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增长的重要的贡献者。 换句话说，贫困国家通过生产富裕国家生产的产品而变得富裕了。这个过程跟19世纪的增长模式完全不同，那时的增长是基于大宗商品和初级产品的专门化生产。这解释了为什么战后时期的高增长国家能够比早期时代的增长冠军（例如，墨西哥在1870—1913年或挪威在1913—1950年；见图1）增长得更快。
图2和图3给出了两种工业活动的衡量方式，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工业增加值的份额和总就业人数中工业就业人数的份额。笔者针对工业活动平均值，控制增长的初始收入水平以及国家和时段的固定效应，对每五年平均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这里经济上相关的区别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而不是工业和经济的其余部分之间的。农业（如园艺）和服务业（如呼叫中心）也有现代的可贸易活动。但对于缺乏数据的足够大的国家样本，笔者用 “工业”代替非传统活动。
图1 选定地区与时段的人均GDP增长
资料来源：Maddison,2001；世界银行的历年数据。
散点图显示了一个国家内的工业产出或就业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注意针对每个经济体，国家固定效应被不随时间改变的因素所吸收）。在每种情况下，信息都是显著而明确的。产业活动的拓展与快速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此外，不像一个简单的比较优势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关系在低收入国家并没有任何减弱。对于不同收入区间，该斜率系
图2 工业占GDP的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利用世界银行的历年数据以及国际比较中心的历年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
图3 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平均值）
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平均值）数的变化非常小。
为什么向现代工业活动过渡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与拥有悠久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相符，答案似乎是发展中经济体中传统和现代部门间在社会边际生产率上存在显著差距。即使是非常贫困的经济体，也有生产力水平和我们在发达经济体所观察到的差距不大的经济活动，如埃塞俄比亚的园艺、印度的汽车装配、中国的消费电子产品等。2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现代生产活动中生产力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由详细的麦肯锡生产力研究以及最近的学术著作（Bartelsman,Haltiwanger and Scarpetta,2016； Hsiehandklenow,2007）所证明。解释这些发现的一种方法是认识到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现代部门其实更接近传统部门，要考虑部门之间的结构转型。
随着资源从传统活动向现代活动转移，整体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这些生产力差距可能是由欠发达国家一系列广泛存在的特征引起的。笔者将讨论其中的两大类。一类是体制上的弱点，如对财产权缺乏有效保护和契约难以履行，会对交易活动产生较大影响。另一类是与现代活动有关的各类市场失灵和外部性——例如学习外溢和协调失灵。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业活动和投资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均供应不足。任何在关键方面促进结构转型的因素都将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
实现这一结构转型的秘诀在于：首先，完善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对这个词汇进行宽泛解释，不将其与任何专门的政策清单相对应。于是，发现所有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拥有优先考虑经济增长的政府，实行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似乎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这些原则可以付诸实践的方式是如此之多且实施的环境也各不相同，因此单单阐述它们很难得出政策上的建议。
其次，所有成功的国家都遵循可以被人们称为生产主义的政策。这些都是旨在提高现代工业活动的盈利能力、加快推进向现代工业活动投入资源的积极政策。它们已经大大超出了减少繁文缛节、腐败和商业成本的常规建议。此外，它们包含以下内容：（1）支持新经济活动的明确产业政策（贸易保护、补贴、税收和信贷刺激政策，以及特殊的政府关注）。（2）低估本币汇率以促进可贸易商品的出口。（3）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使信贷补贴、银行业发展和本币汇率的低估成为可能。
（1）列对整个1960年后存在数据的样本进行了回归。工业份额和出口份额均是统计显著的，而且估计的工业活动的影响大出两倍多：工业份额一个标准差的增加预计将带来增长4.6个百分点的提升，而相应出口份额的增加只会带来增长0.7个百分点的提升。此外，出口份额的结果不是稳健的。当限制在1990年后的样本数据（第（2）列）时，出口的估计系数变得不再显著。而且效应幅度差异达到了一个因素的4-5倍（0.028与0.006）。当把少数具有非常高出口份额国家（地区）的观察值（例如，卢森堡、中国香港和中国）排除在观察对象之外时，出口变量的显著性进一步减弱了（第（3）列）。也许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把样本限制在发展中国家时，出口份额的系数变为略微为负（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反，工业份额的系数却上升了（为0.021），而且仍然是明显显著的（第（4）列）。二者之间的比较结果是相当明确的。
低估本币汇率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原因是它被作为一种产业政策来使用。通过提高经济活动生产的可贸易商品在国内的相对价格，提高这些活动的盈利能力，并且刺激对增长来说非常关键的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及就业创造能力。 受到低估的货币通过它们对工业规模的影响引发了高速增长。被低估的货币和高增长之间的关联在战后数据上具有稳健的特征，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国家。
低估本币有实际的好处，相较于明确的产业政策，它是一个全面的政策，不存在选择，因此将会导致更少的代理问题（寻租和腐败）。这也许揭示了其在促进发展上的广泛成功，但它也有一些缺点。第一，它要求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足够灵活来适应低估币值的要求：实际汇率贬值只可能在经济体中储蓄相对于投资增加时出现，这对于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有明显影响。第二，低估本币在瞄准现代经济活动上并不完美：传统初级产品也和新的工业活动一样获得利润的提升。第三，低估本币不只对可贸易商品生产提供补贴；它也是一项对它们的消费的国内税 （它提高了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它创造了可贸易商品的超额供应——贸易顺差。
广东佛山中级法院原行政庭庭长谢少清又何尝不是如此。谢多次主动将收到的红包、礼品上交纪检部门，是同事眼中的本分人。然而，他背地里一次就受贿1005万元，创下广东法院系统单笔受贿数额之最。
最后，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引发了战后的增长奇迹。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发展中世界的政策本质上是采取善意忽视态度的，这也使得产业转型成为可能。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限制很少。在贸易政策上管制很少，也不存在对于补贴与其他产业政策的限制。尽管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制约时也可能会很艰难，但这仅针对那些出现外部赤字（并且存在货币高估）的国家。没有推论支持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因为进入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达经济体自身也保留了有效的金融管制。即使要付出从国外借贷的代价，美国消费者也乐于吸收世界市场上超额可贸易商品的供给。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环境变得不再那么自由。不像它的前身，世界贸易组织对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施行的产业政策加以严格限制。随着未来发展中国家被金融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的“最佳实践”覆盖，金融自由化和资本流动也将成为常态。最后，中美两国间的贸易赤字和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成为了严重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一直对“货币操纵”进行监控。
作为一个重要的会计事项，贸易顺差是一个国家可贸易商品净需求的来源。因此，我们期望贸易盈余和增长同时发生，尤其是对于那些正扩展“现代”可贸易商品如工业制成品的国家。如上所述，这是一个与其说积极不如说消极的将资本净流入（经常账户赤字）和增长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那么那些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经常账户盈余的低容忍度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对它们的增长潜力产生严重制约呢？再次，我们需要记住增长的关键是国内现代可贸易商品的产出，而不是超额供应。系统的证据将在表1中给出，展示竞赛的另一种结果，这一次是在工业份额和贸易顺差之间。主要结果是，一旦工业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支配地位，贸易顺差就不再对经济增长产生额外的正面影响。这对于全部样本（第（1）列）、1990年后的数据（第（2）列）、去掉大额赤字或者盈余的样本（第（3）列）和限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第（4）列）都成立。在每一个回归中，工业变量都是高度显著的，相对的贸易顺差则并不显著。
二、在危机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认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最终会以某方式恢复金融稳定是一个安全的赌注。考虑到危机的严重性，它的影响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可能不会迅速恢复，而且在未来若干年它们的增长可能依然很低或根本不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危机后日本就开始了停滞，一段高速增长变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前因。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要放缓是一个坏消息，但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当富裕国家增长缓慢（或根本不增长）时，可用于贫穷国家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并不会减少。潜在的生产力提升和追赶仍然完全存在。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并不依赖于富裕国家的增长速度，而是依赖于它们与富国之间收入水平的不同——也就是说，积累的差距。前者会影响后者，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影响。
间接影响是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渠道起作用的。三种可能的发展将引发潜在的关注：（1）跨境贷款需求的减少，（2）世界贸易增长放缓，（3）对大规模外部贸易失衡容忍程度的降低。下面将对它们依次展开讨论。
（一）跨境贷款需求的减少
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脆弱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关系并不大。尽管如此，但由于当前去杠杆化并在恢复安全状态后逆转的趋势仍然要持续一些时间，因此预测资本流动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是合理的。人们是否重视上述影响取决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增长进程的看法。如果我们相信制约发展的约束是在储蓄方面，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资本净流入的减少将带来显著增长惩罚的结论。这是来自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的私人投资回报率更高这一假设的惯常推论。但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意见。大多数贫困国家受到严重储蓄限制的假设与一个重要的典型化事实矛盾：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高增长和资本净流入呈负相关关系。这被Prasad、Rajan和Subramanian（2007）的重要论文所证实，图4展示了其主要发现。中国当然是一个最典型的贸易顺差高增长国家，但就像Prasad、Rajan和Subramanian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的经验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迅速增长的国家比起成为资本净输入国更容易成为资本净出口国（即使去除往往不成比例地流向最贫困国家的援助资金，这也是真实的）。
在对此的解释中，约束条件并不是可贷资金的供给，而是可贸易商品的投资需求。限制增长的并不是融资途径，而是（私人）现代可贸易商品的低利润率。因此，增长的关键不是更多地融资，而是提升私人可贸易商品的利润率。此外，典型的次优趋势是，如果融资带来更多显著的制约因素，那么更多的融资只会导致更低的增长。怎么产生的呢？通过资本流入影响实际汇率。拥有较多的资本净流入和更加开放的资本账户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高估货币。该机制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全球化会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望。
毫无疑问，对于一些国家，较低的国内储蓄的确具有约束作用。这种约束至少原则上可以通过获得外国融资的途径放松。比如巴西已经建成了多元化的农业和工业基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几十年前的产业政策），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现代经济活动的投资水平基本受到国内低储蓄率所引起的较高资本成本的限制。土耳其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巴西和土耳其的增长和投资随着资本净流入而上下浮动。然而，由于资本流入极易波动而且可能“突然停止”，所以不管是巴西还是土耳其，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都未产生持续的高增长。
因此，即使在如上所述储蓄有限的情况下，适当的补救措施也并不是重启金融全球化，而是专注于国内政策（例如，在这种情况下，减少财政赤字并鼓励私人储蓄）。引发全球风险分担减弱的因素并不是很多。原则上，更高水平的总（双向）流入允许各国确保自己免受个别风险。但在这里，实证同样否定了其他方式。Kose、Prasad和Terrones（2007）发现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风险分担就变得减弱了（尽管它在富国有所改善）。金融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危机的大流行是一个显然的原因。本质上，如果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些金融去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并不应该太过难过。接受大量资本流入的国家甚至可能最终看到它们增长前景的改善，因为它们面临的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将变得更小。而经历更少金融危机更是没什么值得不高兴的。
（二）不那么活跃的世界贸易
先进国家的低增长也意味着其进口需求的较低增长，这将在价格和数量两方面影响世界贸易。在价格方面，有两个相对价格对发展中国家非常关键——贸易条件和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它们的移动很可能是反方向的。首先考虑贸易条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同样的贸易条件，互为对手方。笔者的前提假设是内需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回暖得更慢，那么贸易条件就有可能向有利于富裕国家的方向移动。这将造成发展中国家实际收入的净亏损，但它不太可能进一步阻碍它们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中国家能够继续多元化，进入新的产品领域（富裕国家的生产类型），它们可以避免贸易条件的大幅下跌，就像迄今为止迅速增长的国家所成功做到的那样。
做好绿色植保建设。以项目实施规模为以及，进行了5盏太阳能杀虫灯配备，安装了2800黄板，蓝板600张，食诱箱30个。
第二个相对价格是世界市场上工业产品和初级产品间的相对价格。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会影响它们的现代贸易部门的相对收益，从而通过已经讨论过的机制影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相对价格并不完全和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相反，但它很可能和贸易条件负相关（因为发达国家是工业净出口方和商品净进口方）。因此，这种特殊渠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提供了一些好消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降低了发展中国家未来感染“荷兰病”的概率。
数量效应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通常把出口规模增长放缓与较低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二者的因果关系并不完全清晰。从短期来看，来自出口需求的凯恩斯效应有可能是正的。但是，很难相信，出口可以作为增长的引擎，并且在凯恩斯意义上超额作用到中长期。如果它们可以，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简单地用它替代财政刺激并以该方式获得增长。
对于出口数量与长期经济增长的联系，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已经很难记录的来自出口的学习溢出以及其他溢出效应，或者前面提出的模式即可贸易商品源于高生产力生产活动的特殊性。这两种不同的原因对于出口行为本身的依附性并不相同。“来自出口的溢出效应”的模式依赖于可贸易商品跨越国界所创造的科技或营销的外部性。而“可贸易商品的特殊性”的模式则与国际贸易是否实际发生关系不大。
表1 贸易顺差与工业产出对人均GDP的决定作用：1960-2004年每五年的面板数据
表中展示了允许两个假设相互竞争的回归结果。每一列都是对某一国家 （地区）和时段间不同固定效应的回归估计，使用了每五年一个分期的面板数据。回归因子除了固定效应外还滞后于收入 （由于收敛）、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的份额以及出口在GDP中的份额。为了允许比较工业份额和出口份额的估计系数，笔者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标准化。 所以这一系数将告诉我们相应变量中标准差变化对估计效果的影响。
的确，产业政策常常失败。可是无论在亚洲 （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还是拉丁美洲 （智利），几乎不存在一个国家（地区）没有运用它们却发展得很好的案例，这也是事实。就财政政策或者说教育政策而言也同样如此，将好效果与坏效果区分开来的并非政策存在与否，而是这一政策的实施技巧。
当法兰盘上的摄像窗及光源照射窗受筒形密闭容器内多相物料沾染模糊不清时，打开喷水清洗管的阀门，对摄像窗及光源照射窗进行喷水清洗，喷水清洗结束后，启动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带动磁力驱动盘旋转，磁力驱动盘利用磁力带动清洗盘旋转，通过清洗盘上的橡胶清洗条对法兰盘上的摄像窗及光源照射窗进行清刷.
《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批准印度放弃对伊朗的制裁，印度于本周一（2018年10月29日）取消了该制裁。《经济时报》指出，在印度同意在2008/19财年削减三分之一的伊朗石油进口后，美国同意了这一制裁豁免。
第二类已被大量使用的、可提升有利于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激励的政府政策是减少投入的成本。某些类型的专业化产业或专业技能（如机械师或呼叫中心运营商）特别适合这一政策。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培训投资会有效激励现代可贸易商品的生产（这样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与世界贸易组织发生冲突）。理论是简单的，但是这种方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的障碍。困难的是，许多最明显的策略将对不同的可贸易商品集团产生非对称的影响。
腐败当然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产业政策并不是政府政策中容易滋生腐败的唯一区域。教育政策和税收政策这两个其他区域同样有滋生腐败的风险。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建议政府应该放弃征税或者说不应该为教育筹资和建设学校。相反，我们尽量想办法让这些系统尽可能少地滋生腐败和寻租。产业政策没有理由例外。再次申明，合适的制度设计是更好落实的关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广泛使用产业政策的主要外部障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协定。该协定禁止以财政支出形式进行补贴以调节出口。更严重的是，它对于有增加出口效果的补贴也发挥“作用”，哪怕它们并不与出口直接相关（最不发达国家可以不受这些规则约束）。按字面应用该标准排除多种产业政策，而客观上这些恰恰可以用来增加国内可贸易商品的供应。只有鼓励进口替代的补贴能得到豁免。
进口替代糟糕的回报是否超过出口的较高回报（并且贸易对于工业活动的净效应是否为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经济政策是否合适。证据似乎表明中国和其他以低成本生产的国家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产生了尤为不利的影响。图4显示了1990年之前和之后收入水平与工业活动之间的关系。1990年之前二者的关系是相对（对数）线性的，但1990年之后明显变得凹了。该图清楚地表明，相比于1990年之前，低收入水平国家能够在1990年以后支持更高水平的工业活动，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则正好相反。对中国和印度有利的环境对墨西哥和巴西来说则几乎毫无益处。
杨译：...since men have long ceased learning from teachers...[5]151
红琴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放在胸前，看着夕阳西下，在风中的阳光泛着淡淡的桔黄色。金黄色的阳光照着她青春的前额，还有忧伤的脸孔。她的眼神，她身上每一处微微哆嗦的肌肤，身体不住地颤抖，牙齿不住地打战，头也有点晕眩起来。这是一个幻觉，还是一场梦魇？是一次道德沦丧的堕落，还是一场无法抗拒的情欲之劫？
本质上，世界贸易变得不那么活跃对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影响要比通常想象的小。增长的关键是扩大工业经济活动的能力而非贸易本身。如果国内需求增长，那么工业活动就可以在贸易不增长的情况下增长。至于需要怎样改变政策才能实现这一结果，将在后面讨论。
（三）更小规模的经常账户失衡
最后，工业化国家可能只会容忍更小规模的经常账户失衡，一方面，这是低增长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2008年的危机表明大规模失衡是危机的先兆。因此，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占GDP的比重接近或高于5%——有可能面临调整自己的货币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压力，特别是当这些国家很庞大并且具有系统重要性时。
尽管有这些变化，但直到目前发生危机为止，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产品多样化以加速它们成长的需求在全球背景下仍然是良性的。现在情况还不明朗，我们并不能说未来环境的发展走向也是一致的。
这对于那些执着相信贸易顺差是 “增长发动机”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应该是清楚的：只要国内可贸易商品需求与国内供应一起增加，就不需要牺牲增长。因此，货币低估也许不再必要。但也有其他刺激消费和可贸易商品生产的政策可供选择。
三、在没有贸易顺差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
让我们回到前面已经基本勾勒出的增长动力的解释上。在这种模式下，贫困国家的贫困是因为自己投入现代的、高生产力活动的资源太少。当从低生产率的传统活动快速向高生产率的现代活动进行结构转型时就会产生快速增长。这个转变并不是自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进程，原因在于严格的市场或制度失灵的成本被不成比例地由现代部门所负担。有时转型会由于较低的国内储蓄和高额的资本成本使投资与结构调整变得缓慢而受阻。但更典型的问题是现代部门的私人和社会回报之间的分离。这些部门受制于学习外溢和协调失灵以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带来的高成本。这些不足是很难在短期内消除的，并且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它们只有通过几十年甚至可能几百年的长期过程才能解决。 因此，虽然人们希望通过消除市场失灵和修正制度来直接解决这些不足，但是这样一个议程的实际操作太过宽泛，要求也太高以至并不太现实。由于如前所述，成功的国家都追求间接缓解这些制约因素的增长策略，通过其他手段相对提高现代化活动的盈利能力。所有这些策略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向可贸易商品提供补贴。
一旦回到这些策略的本质，理解什么是中心、什么是它们的附带效果就会变得更容易。特别地，我们可以看出，可贸易商品补贴策略不是必然地与低估本币和贸易顺差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可以在图5的帮助下得出，该图显示了可贸易商品的市场均衡。在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R表示实际汇率）处，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从初始均衡 （RO，Q0）开始，此时可贸易商品没有供应过剩，于是贸易收支也为0（图5a）。现在假设政府为可贸易商品提供生产补贴。可贸易商品的供给曲线将向外移动，因为对任何水平的R，可贸易商品的生产商现在都愿意提供较大量的产品（图5b）。新的平衡点在哪里？如果我们假设实际汇率保持在R0， 那么补贴不仅会增加可贸易商品的产出，而且会造成贸易盈余 （可贸易商品的供给过剩）。
但就像图5c所显示的那样，这未必是最终的均衡。除非政府采取额外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实际汇率不变，否则实际汇率将会产生一个内源性的升值从而移动到R2，这将会刺激国内可贸易商品的消费并且使贸易平衡回到零点。在这个最终均衡中，即使实际汇率上升并且重新建立贸易平衡，可贸易商品的产量也仍然会较高。这是因为实际汇率的上升需要使贸易平衡回到零点，这（按比例）小于初始补贴的幅度，因而与补贴不同，它将同时影响消费和生产的利润率。因此，它不会完全撤销对供应方补贴的效果。这种分析表明，通过必要的丰厚利润的刺激能够提升可贸易商品的生产激励，而不溢出到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贸易失衡。与低估本币不同（这意味着向国内消费可贸易商品征税），明确的可贸易商品补贴政策 （结合宏观经济政策，以维持外部平衡）会提升国内可贸易商品的消费。补贴应采取何种形式呢？笔者将讨论三种提高可贸易商品生产价格的有效方法：（1）产业政策；（2）降低可贸易商品的投入成本；（3）收入政策。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系列可行政策，而如何适当组合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一）产业政策
原则上，产业政策非常适合当前的问题。良好的产业政策应能在存在大量信息外部性或者协调失灵以及糟糕的制度环境下，提升非传统产品的相对盈利能力。免税、定向信贷、工资补贴、投资补贴和出口加工特区是一些正在实施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的区别在于它们分别针对特定企业或行业，因此会为了帮助一部分而牺牲其余部分。这当然会使产业政策饱受争议。但是只要瞄准足够广泛而且准确——将重点放在一个国家的根本竞争力前沿的创新活动上——潜在的上升空间是巨大的。产业政策相对于低估本币的优势在于它允许更多的细化和区别对待：传统的可贸易商品（如初级产品和一个国家已经掌握生产工艺的工业产品）不需要补贴，而且可贸易商品的消费也不需要征税 （如前所述）。
对各点营养元素分析，pH值、有机质、凯氏氮、可交换氮和磷形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3为表层沉积物APA与pH值及营养元素相关性分析结果。
图4 工业占GDP份额的收入梯度
注：相关性建立在二次拟合的基础上。
资料来源：笔者的计算。
还有一个影响是现代可贸易商品的补贴溢出国界的可能。即使可贸易商品的净供给在总量上不增加，那些有提升供给愿望的产品的净供给也可以得到瞄准。其他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它们的接收者，如果这些国家保持被动，那么其自身的产业激励将会受到削弱。阐述该问题的合适说法是，一些国家使用“最佳”产业政策会增加其他国家不使用这种政策的成本。随着一些国家对自己市场不完善的改进，其他国家不处理这些不足的成本也增加了。所以只要所有国家都执行从它们自身角度看最佳的产业政策，那么就没有溢出的相互影响。当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执行合适的产业政策时，溢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中和。
精确称取芦丁、野黄芩苷、橙皮苷、柚皮苷对照品，分别配制成 1. 0 mg/mL 的对照品溶液，用0. 45 μm微孔滤膜滤过，4 ℃保存备用。分别取配制的对照品溶液适量混匀，制成混合对照品溶液。
反对产业政策的两个主要论点是，因为缺乏足够信息，各国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瞄准，而且即使信息足够，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寻租和腐败。首先，坚持不切实际的标准即认为政府必须始终能够做出正确选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考虑到不确定性，失误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最佳方案设计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绝不犯错，大概也不会足够进取。更有意义和可取的要求是，政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需要的时候改变策略。这显然是比无所不知要减弱很多的要求。并且它也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实现的。
不同类别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经历各不相同。对于中国和许多其他可以低成本制造工业品的国家来说，它们正在迅速完成工业产品的多样化，并成为初级商品的大型进口国，扩大全球贸易将明确给它们的工业部门带来好处。但许多其他国家发现未来它们的工业部门将面临这些低价货源的激烈竞争。从埃塞俄比亚到墨西哥的那些国家都发现自己的制造业企业越来越受到进口产品的挤压。
当然，在实践中有许多漏洞，该协定和WTO其他协定对于产业政策空间的实际限制的程度是可以探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该协定对于补贴的限制性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测试。只要国家可以自由使用货币政策鼓励工业化，那么WTO约束的限制就不会那么大。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低估人民币给予其可贸易商品巨额补贴，同时（勉强地）遵守WTO关于补贴或本地含量的规则。
[3][4][5][10]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54、147、147、150页。
2018年5月24日，傅政华部长对全国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座谈会作出重要批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指示，认真研究新时代社区矫正规律，创新社区矫正管理方式和矫正模式，不断提高社区矫正质量。北辰区司法局将以此为契机，乘势而上，担当作为，坚持在实践中探索解决新问题，不断完善新时代的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
（二）降低可贸易商品的投入成本
只要工业（和其他非传统的）产出还是关键的，世界贸易的增加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撇开笔者将放在下一部分中讨论的巨大的贸易失衡，出口增长影响着进口的增长。如果前者增加了国内生产的可贸易商品的需求，后者则会减少它。因此国际贸易的均衡增长将不创造额外的国内可贸易商品的净需求。如果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进口以工业产品为主，那么扩大贸易甚至可能不利于国内工业产出。
在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鼓励现代经济活动，因此，补贴协定没有什么经济意义。 它排除了促进经济多样化和结构转型的理想次优政策。它的一个意外影响是诱导政府青睐效果更差的政策（鉴于其贸易失衡的溢出），即本币低估。更糟糕的是，它可能鼓励采取贸易保护来作为抵御工业产品进口的防御措施。如果我们希望增强针对货币的国际监督，那么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并且我们也需要大幅放宽对工业补贴的约束。
图5 可贸易商品的市场均衡
注：PT和PN分别为可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价格。
资料来源：笔者。
例如，可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策略是：降低运输和物流上的贸易成本。这些成本对贸易有着显著的阻碍作用，这就是很多政府如此热衷于投资贸易基础设施（现代化港口和改进运输）的原因。但是，这对于产业激励机制的影响并不确定，出于同样的理由，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也不确定。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出口活动，但同时也伤害了进口替代活动，因此它需要一些“天然保护”从而远离它们。净效应取决于更新的、更动态的活动是否被拥进而不是挤出。这不经过仔细的前瞻性分析是无法先验确定的。
或者考虑减少中间产品的关税。这有利于所有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但对于国内的竞争性中间产品生产者则不那么好。净效应再次变得不确定。
随着冠状动脉血管病变血管数目增多，UA、TC、LDL逐渐升高，而TBIL、IBIL、DBIL、HDL均明显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三）工资限制
现代部门的一个最重要的非贸易投入就是劳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割裂的，正式部门的工资可能会与非正式部门以及农村部门的工资有显著的不同。在这种背景下，体制和监管约束对于现代经济部门企业工资的决定影响很大。因此，改变这些安排可以显著影响现代可贸易商品生产的相对盈利能力。
在社会中，合作的习惯存在于社会合伙人之间，对经济体中正式部门的工资限制进行协商以换取就业机会的继续创造是可能的。工会将能够从长远着眼，把它们的未来利益和成员的当前利益内部化，提出适度的工资要求。
遗憾的是，这样的社会契约在拥有集中式工资谈判的发达经济体（如瑞典、奥地利或爱尔兰）比发展中国家（例如毛里求斯）更常见。它们的设置通常是一种临时安排，以应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危机（例如，1987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韩国）。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管理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薄弱。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并不容易替代明确的产业政策。
四、结语
随着我们摆脱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的全球环境将会怎样变化呢？笔者认为该答案取决于我们对下列紧张局势的处理。一方面，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要求我们避免外部失衡变得过于庞大。另一方面，贫穷国家的增长需要世界经济能够吸收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迅速增加的可贸易商品的供给。
对于很多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低估本币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工业化策略，尽管它甚至不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次优理由中。鉴于其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的空间很小，它们依靠“操纵汇率的做法”对于全局有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不过，中等收入和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向替代战略过渡。它们将不得不考虑——并且世界的其他国家也将不得不允许——对非传统可贸易商品使用包括补贴的各种明确的产业升级措施。结合实际汇率的升值，这种补贴将大大提高非传统商品的供应，但对于贸易平衡则没有影响。事实上，产业政策被用于进行结构转型瞄准，而汇率则被用于保持外部平衡。
不再把实际汇率作为发展工具对于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确实是一种成本。但未能意识到这些替代方案的存在并且可以作为替代品则会放大对于增长的不利影响。如果对于这种策略的需求不被识别并且盲目执行关于补贴的贸易规则，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严重紧张的国际经济关系中。这种紧张关系不仅会表现为南北分歧，而且会表现为发展中 世界内部的分裂。由于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规模和它们市场的萎缩，低成本供应商的制造业出口将会向更有实力的中等收入国家溢出。如果后者没有自己的产业升级和多元化战略，它们将受到来自国内行业防御性反应的强大压力，被要求设立保护主义壁垒来对抗来自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进口产品。把限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将会有促进贸易保护的意外后果。
本文构建的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协调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制造商、零售商与客户构成了两级产品供应链，其中制造商生产某种产品并以一定的批发价格将其售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将该产品以一定的零售价销售给下游的客户，鉴于零售商面对的客户较多，且客户的物流服务需求具有个性化和定制化的特点，单个物流服务企业很难满足，需要通过物流服务集成商的集成能力来整合多个功能型物流服务提供商共同满足客户多样化的物流服务需求。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仍有谨慎乐观的空间。好消息是，即使世界贸易有一些放缓并且资本流动和贸易失衡的程度下降，发展中国家仍可以继续快速增长。坏消息是有利的结果将不会作为神奇市场力量的结果自己发生。当我们改革全球性规则并且重新设计国内策略时， 确保环境就像过去60年一样仍然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有利也是必要的。
1.3.3 评价指标 ①静脉炎的评定根据美国静脉输液协会3级评定标准，即1级:穿刺点疼痛，红或肿，静脉无条索状改变，未触及硬结;2级:穿刺点疼痛，红或肿，静脉有条索状改变，未触及硬结;3级:穿刺点疼痛，红或肿，静脉有条索状改变，可触及硬结。本研究只要达到1级静脉炎标准就进入统计。②堵管:每次输液前回抽无回血，轻推生理盐水有阻力时，计为堵管。③渗漏:出现局部肿胀无回血时计为渗漏。
参考文献
[1] Aaditya Mattoo, and Arvind Subramanian.Currency Undervaluation and Sovereign Wealth Funds: A New Role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R].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January 2008.
[2]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R]. OECD, Paris,2001.
[3] Ayhan M. Kose, Eswar S. Prasad, and Marco E. Terrones. How Does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ffect Risk Sharing? Patterns and Channels[R].unpublished paper, IMF, June 2007.
[4] 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J]. China & World Economy,vol. 1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6, 1-19.
[5] Dani Rodrik.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a).
[6] Dani Rodrik. Normalizing Industrial Policy[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ugust 2007(b).
[7] Dani Rodrik.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09. 32.
[8] Dani Rodrik, and Arvind Subramanian.Why Di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Disappoint?[R].IMF Staff Papers, vol. 56, no. 1, Spring 2009.
[9] Eric Bartelsman, John Haltiwanger, and Stefano Scarpetta. Cross 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Allocative Efficiency[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ecember 2006.
[10] Eswar Prasad, Raghuram G. Rajan,and Arvind Subramanian. Foreig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1, 2007, pp. 153-209.
[11]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290,August 2007.
[12] Jesus Felipe, Miguel Leon-Ledesma,Matteo Lanzafame, and Gemma Estrada. Sectoral Engines of Growth in Developing Asia: Stylized Facts and Implications[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R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07,November 2007.
[13]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India: The Growth Imperative[R]. McKinsey & Co, San Francisco, 2001.
[14]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urkey: Making the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Breakthrough[R].McKinsey & Co, Istanbul, Turkey, 2003.
[15] Ricardo Hausmann. In Search of the Chains that Hold Brazil Back[C]. Harvard Kennedy School,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ugust 2008.
GROWTH AFTER THE CRISIS
Dani Rodrik
Abstract: How hospitable will the global environment be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we come out of the present financial crisis? The answer depends on how well we manage the following tension. On the one hand, global macro stability requires that we prevent external imbalances from getting too large. On the other hand, growth in poor nations requires that the world economy be able to absorb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supply of tradables produced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t is possible to render these two requirements compatible, but doing so requires greater use of explicit industrial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the potential of encouraging of modern tradable activities without spilling over into trade surpluses. The “price” to be paid for greater discipline on real-exchange rates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s greater use (and permissiveness) towards industrial polices.
Keywords: Post-crisis Era；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Crisis； Industrial Policy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的拉菲克·哈里里讲席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全球发展中心、国际经济学研究所成员。
（责任编辑：王艺璇）
标签：后危机时代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危机论文; 产业政策论文;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论文;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论文; 全球发展中心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