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政党之间的关系_日本政党论文

论新时期政党之间的关系_日本政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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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际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对外关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展党际关系,通过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适值世纪之交,对党际关系的历史和新时期党际关系的特征进行分析总结,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新型党际关系原则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各类政党以不同方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是各国政治生活中长期起作用的政治力量。政党也是国际社会中一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它们以自己的对外政策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因而,党际关系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政党外交就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对外交往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党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不同,党的对外工作的任务、方式、原则和重点也就有所不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此,党的对外工作是争取各国进步力量和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较长时间内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在组织上、政治上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基本上处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体系之内,中国共产党在得到共产国际帮助的同时,也因苏联和共产国际无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发生了右的和“左”的偏差,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重视维护同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对其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进行抵制,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国革命与外国革命、中国党与外国党关系的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善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创新品格和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的称赞和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党的对外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于建国后一个时期里新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中,当时党的对外工作主要是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左翼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1951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加强和发展了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谦虚谨慎的精神和平等待人的风格,给各国党留下了深刻印象。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当时7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就有5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代表团出席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为打破外交孤立、巩固新生政权、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发生了国家、民族利益上的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本来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但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党大国主义态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并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错误做法,试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顶住了苏共对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施加的压力,维护了党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国家主权。然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也有严重失误和经验教训。我们党在与苏共的“老子党”做法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同时,也犯了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去评论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和别国党的政策是非,轻易地对一些党的性质作了不切实际的错误判断。我们也曾不加分析地把对我党的某些观点和做法有疑义而赞同苏共某些观点的党视为“修正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给我们党处理党际关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把许多主张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划到了“修正主义”一边,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基于本国情况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尝试看成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其实是在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违背了党与党之间应相互尊重,有不同意见和分歧平等协商的原则。结果是严重伤害了我们党与一些共产党的关系,挫伤了许多外国党的感情,断绝了与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当时,全世界8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就有78个先后与我们党中断了关系,使我们党几乎陷于“光荣孤立”当中。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不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党的对外工作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的一套方针和做法,在指导思想上冲破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线的羁绊,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党际关系。在工作目标上,从过去的“支左防修”转向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做贡献。邓小平同志亲身经历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很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斗争,并和世界各国许多政党的领导人有过广泛的接触,积累了处理党际关系的丰富经验。他在谈到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时讲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1〕(p.318)“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原则”。〔1 〕(p.319)他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即新的、 健康的友好关系。邓小平同志的深刻总结充分表现了我们党对自己过失的深刻自我批评精神,充分表达了我们党改善和发展党际关系的真诚愿望。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并第一次将其写入党章。在处理党际关系上还有一个观念的更新和转变,即对时代主题的重新审视和界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情况下,处理党际关系的理念也就发生了转变。因此,党的十三大将四项原则扩大到适用于处理同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既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更新观念,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各类政党之间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发展顺利。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对象和范围从各国的共产主义左翼政党逐步扩大到一切愿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也日趋多样和充实,从单纯的政治对话拓展到经济、贸易、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近140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形成了一个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和重要合法在野党为主要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党际交往的新格局。

二、新型党际关系的特征

从对党际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受时代、任务、理论、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党际关系形成了两个鲜明的阶段,70年代末以前为第一阶段,80年代初以后为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的党际关系与第一阶段的党际关系相比较,有了许多的变化和发展,因而被称之为新型党际关系。新型党际关系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我想就此谈一下个人的认识。

新型党际关系是以为我国总体外交服务为特征的党际关系。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内容。党际关系泛指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而国家关系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比党际关系广泛得多,如何处理好这两种关系,对于我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过去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把党际关系看成是同志关系,是对外关系中的最高层次,出于履行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把支援兄弟党的革命活动放在首位,国家关系实际上服从于党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做法影响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以及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党的对外工作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为开拓、巩固和发展国家关系做出了贡献,理顺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共领导人同各国政党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就共同关心的国内、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妥善处理彼此间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国家关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1999年,黎可漂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访华,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立了面向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框架,明确了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的时间表。这年年底,两国就陆地1200公里的长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通过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最好例证。党的对外关系实际上是我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型党际关系以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和宗旨。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是一致的,既不能为了国家关系的发展而放弃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更不能为了党际关系而损害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应服务于国家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国家关系的良好局面又会影响和促进党际关系的发展。

新型党际关系是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线为特征的党际关系。即由意识形态划线决定党际关系转变为主张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不再搞意识形态争论。每个政党都有各自的纲领和主张,无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是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政党之间意识形态是否相同不应成为建立党际交往的前提和条件。过去我们区别好恶的标准更多的是以意识形态异同为尺度的,我们只与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工人党建立关系。历史证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之间未必不发生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相左的政党之间未必不能和平共处。80年代初以来,我们本着邓小平同志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之间关系的原则精神,我们党发展对外关系不再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是否相同作为前提条件。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发展水平上都不尽相同,各国政党的情况也千差万别,这正是丰富多彩世界的必然反映。世界的多样性、各国政党的多样化,可以成为相互之间共同交流、相互借鉴、彼此合作的动力和活力。世界各国的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除了个别极端反动的政党、组织外,只要愿意遵循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我们都欢迎与它们接触和交往。那种认为发展党际关系即是体现或突出意识形态的观点早已成为陈旧和过去的历史,它丝毫不能反映党际关系的现状,恰恰相反,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是新型党际关系的显著特征。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分歧,主张本着求同存异、互不强加于人的原则,搁置分歧,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寻求相互利益的汇合点,谋求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曾同一些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紧张和恶化,正确对待这段历史并消除彼此隔阂,是一个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从国家长远利益以及发展共产党、工人党之间正常关系的大局出发,对历史问题采取非常务实和现实的态度,他主张“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使我们同一些政党消除了隔阂和争吵,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际交往。最突出的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各国政治、政党千变万化,我们党恪守不干涉别国别党内政的原则,尊重这些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及时同它们一些主要政党接触,没有因为政党格局的变迁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是不分曲直是非,而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社会进步的总趋势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决不是不讲原则,而是有气魄容纳世界上各种意见,有耐心等待时间的检验,有决心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新型党际关系是与世界各国各类政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全方位的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象已由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逐渐扩大到同世界各国各类合法政党的普遍交往。长期以来我们沿袭了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只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联系,而根本不同其他政党发生关系,甚至采取排斥、不接触的态度。政党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它们引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对各国政治以及政局的演变,乃至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政党之间的国际交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客观上要求它必须摆脱思想束缚、更新观念,加强同各国不同类型政党间的交往与合作,解决与非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关系的问题。基于这种战略考虑,中国共产党将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四项原则扩展到处理同所有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原则,解决了与非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关系的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政党的关系,致力于创造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对友好邻国通过政党交往巩固、加强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密切合作;对有分歧和争端的国家坚持增信释疑、求同存异。近些年来我们同越南、老挝、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各国主要执政党、在野党的关系都在不断改善与深化。第二,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关系,巩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我们党本着不忘故交、广交新友、突出重点、多方联系的方针,同发展中国家160多个各类政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往, 其中执政党占1/3。第三,中国共产党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合作,营造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类政党的关系,通过多领域、多渠道的对话,增进理解、超越分歧,推进双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西欧国家及其政党也普遍调整了对华关系,多数国家的政党同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交往,不少在欧洲影响较大的政党纷纷派团访华或派人与我党接触。中国共产党与一些欧洲左翼政党的交往有较大发展,同一些右翼保守党也有了新的接触。第四,通过与未建交国家的政党往来,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我们已与半数以上未建交国家的30多个主要政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并绕过国家关系的障碍,派团访问了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结交了朋友,推动了经济贸易合作,也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架设了理解和友谊的桥梁。第五,中国共产党同一些国际政党组织的多边交往明显增多,诸如:社会党国际、欧洲民主联盟、欧洲议会党团、美洲基民党组织等都有往来。总之,我们既同各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往来,又同一般领导人保持经常联系;既同共产党、工人党往来,又同其他政党往来;既同执政党往来,又同参政党、重要在野党往来;既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往来,又同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往来,形成了全方位发展党际关系的新局面。扩大、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政党关系,拓展了我国外交的活动舞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

新型党际关系是以注入了经济因素为特征的党际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我们党发展党际交流的内容只限于政治领域,政治利益往往高于经济利益,对外经济援助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利益,而忽视经济利益。80年代初以来,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促进经贸合作,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而全新的领域。随着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我们党在对外交往中,明显加大了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我们党在同许多国家政党的交往中都已不满足于一般性的交往,更加注重交往的实质性内容,注重就各国普遍关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学习与借鉴。一些外国政党希望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方略,我们党也更加注意考察和研究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新情况、新变化,吸收、借鉴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由于经济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党关注的焦点,许多外国政党在党际交往中要求加强经贸合作的愿望非常强烈;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也将促进贸易合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有关省市和经济部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信息、牵线搭桥,广辟双边、多边合作途径,作为对外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由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率团出访,在外国政党朋友的协助下与往访国企业广泛接触,并达成了一些经贸合作意向,受到我有关省市、自治区和往访国的欢迎。另外,有针对性地派出一些团组对外国经济发展模式、投资环境、城市交通管理、农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进行专题考察。

新时期党际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发展,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发展潮流,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战略,是我国外交政策在党际关系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新型党际关系的特征为党际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党的对外工作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巩固发展新型党际关系将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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