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风计划”三人谈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风论文,开去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5月28日及6月18日，笔者有幸收看了央视音乐频道民歌世界栏目播出的一期谈话节目。除主持人范东毅以外，参与此次谈话的有“土风计划”的策划者与组织者陈哲先生，《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先生，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他们此次探讨的主题是陈哲先生策划并组织的“土风计划”，笔者姑且把这次谈话节目称之为“土风计划”三人谈吧。
在激烈的探讨与交流中，三位专家都以冷静而思辨的学术头脑揭示了当下我国民间音乐文化所面临的两种令人堪忧的生存挑战。笔者归纳了一下，大致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冲突：
其一，经济一体化趋势所带来的冲击。当人们一手打造现代经济的宏伟大厦时，另一只手却无情地摧残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因此，文化多元化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冲突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尖锐的文化论题。
其二，来自于学术界自身的挑战。以前，我们的学者、专家们在致力于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时，无一例外地使用了静态的文本式的储存方式，比如收集、编撰集成，甚或摄录影像、制作光碟，然后束诸高阁，遂成为一种博物馆式的保存。然而问题在于音乐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血液，当文化的肌体已不复存在时，我们不仅要追问：集成的意义究竟有多大？集成后我们该干嘛？
陈哲先生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学术理念上的突破。1994年，陈哲先生启动“音乐西行”计划，提出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活化传承——恢复传承机制、构建社会系统”的理念。2002年，他们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普米族自治县上水俸村实施“民族民间文化活化传承”项目，即“土风计划”。他们在该村挑选出部分青年，组成“普米族民间音乐传习小组”，他们有计划地向祖辈艺人们学习自己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诸如普米族民歌、歌舞及口弦、木叶吹奏、四弦琴弹奏等技艺。待传习小组掌握了这些技艺之后，他们又向周围的年轻人进行传授，周而复始，从而逐渐在当地形成了学习、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良好氛围和传承机制。
然而，陈哲现象也折射出一种令人深思的问题：“土风计划”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工作小组在十余年的工作中遭遇了多少艰难险阻？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陈哲？我们能有多少陈哲？我们在为陈哲喝彩的同时不禁要问：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只能实行游击战术吗？
关于这一点，三位专家的观点各有侧重。谢嘉幸教授主张地方文化重建，指出地方文化重建对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谢教授认为，学校教育是实行地方文化重建的有效基地，“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之下的产物。于庆新先生认为，活化传承没有政府的支持将难以为继，必须把少数有识之士的发现与经验加以宣传，在社会上造成广泛影响，各级政府领导要充分认识“活化传承”的重大意义，并将这一工作纳入到他们的政府工作计划之中。陈哲先生则指出，“活化传承”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要找到当地文化如何在跟外界交换中自己寻找到生存的办法，让地方文化学会在文化交换中生存发展。这其中，需求观念的恢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多数民间音乐都是以某种实际的生活需求为载体的，比如祭祀音乐等。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笔者敬佩陈哲先生的胆识与智慧，近几年来一直关注和了解“土风计划”项目进展之点点滴滴，心与之相系相悉，不为别的，只因他灵魂深处洋溢着的生命张力与热情。加之近年来笔者跟随几个课题组深入田野考察，接触了不少民间艺人，也曾试图做过地方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深知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可谓颇多感受，亦颇多共鸣。腹中有话不吐不快，笔者不羞于献丑，终于写下只言片语，一并就教于三位专家及广大读者。
首先，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专家和学者应该实现文化身份的转型。这是一个揪心的话题，当我们的专家、学者怀着美好的心愿与期待，不畏艰苦深入田间地头，实施他们的传承与保护计划，但很多时候，稍不留神，他们却充当了民间音乐文化的掘墓人。这样的事实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比如敖包会，再比如傩舞，我们已经很难肯定自己所见到的“活生生”的民间音乐形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其自身文化的所指功能。换句话说，民间音乐形式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之树上盛开的一朵绚丽之花，对她的保护与传承，不能舍本求末，更不能将其架空于自身赖以生存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土壤，如若这样，我们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即使做得再浩大，终归是一种文化做秀，其实际意义可想而知。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在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专家和学者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当然，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并非要排斥专家与学者的参与，相反，专家和学者应该积极参与，只是应该审慎自己的文化身份，并最终实现文化身份的转型。外来的专家和学者不应该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出现，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告诉民间音乐文化原住民应该怎么去做，更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出一个新的文化传承机制——姑且称之为“专家机制”吧！如若这样，地方民间音乐文化很难真正扎根于族源文化的深厚土壤，那么，民间音乐文化之花也就难以常开不败。因为对于该民族特定的传统文化圈来说，我们大多数的专家和学者仅仅是局外人，究竟哪一种传承机制才是最有利于该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恐怕一时我们还很难武断地做出决定。例如普米族的“撞胯舞”和口弦吹奏，其生存的文化背景是普米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进行游戏、打闹、表情达意的产物，倘要从根本上传承这一民间音乐文化，就必须将这一文化链接整个地传承下来。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冲击下，普米族青年已经不习惯于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表情达意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让普米族族群自觉地按照自己祖祖辈辈既定的传承方式去重构这一文化链接，方能给予该音乐形式以生生不息的传承动力。这就要求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们应该以一个“服务员”的身份和理念来工作，想方设法激发原住民的族群自觉意识，由他们自己去重构本族群既定的传承机制。相比之下，这样的传承机制或许要比由外来的专家直接组织青年人向祖辈单纯地习技要好得多。况且，因为相应的音乐文化链的断裂，滋生其成长的文化土壤(求爱、传情)的缺失，普米族青年人学艺之后，并无“用武之地”，不免落入“为学艺而学艺”的圈套，其生命力可想而知，也就从根本上背弃了“活化传承”的初衷，这样的结果比起专家们所付出的辛劳来，可谓“得不偿失”！
看来，民间音乐文化“活化传承”的百年大计在于激发族群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了，这也就是笔者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唤醒文化族群(即地方音乐文化原住民)的自我防范意识。
众所周知，人类的自觉意识是行为动作的总开关，人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基于某种支配它的自觉意识的前提下产生的。用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P·Merriam)的三重结构模式亦可以很好地阐述这一社会现象。
梅氏认为，人类的音乐活动应该是这样来进行的：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意识(概念)决定着他们的行为，行为的结果就产生了声音(即音乐)。因此，人们创造什么样的音乐，怎样创造，都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识。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解决民间音乐文化的“活化传承”问题，追本溯源，最要紧的应当是激发族群的文化自觉意识，建立起牢固的村寨文化自信，惟有如此，民间音乐文化方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日渐衰竭的生存状态。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的原始意识已经具备趋利避害这一天然的特征，心理学家们将它分为双趋冲突、双避冲突以及趋避式冲突。①具体到自身文化传承上，表现为人们对自身族源文化都有一种与生俱来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只是这种意识往往在某种后天的社会环境中可能被逐渐淡化，于是当经济一体化的包围圈吞噬村村寨寨的时候，也吞噬着原住民对自身文化仅存的一点防范意识。当人们本能的趋避意识变得麻木时，古老的民间音乐文化便处于水深火热、危在旦夕了。就像那只在温水里慢慢被煮死的青蛙一样，其根本原因就是本能的求生意识被逐渐淡化了。因此对于濒临灭绝的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我们的专家和学者所要做的事情不是A和B，更不是C，而是I，即“Idea”。换句话说，我们的学者和专家们应该是更多地激活和唤醒地方文化传承载体(即地方文化原住民)的自救意识。只有这样，我们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才算是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其效果亦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于是，问题的核心终于水落石出，那就是，要真正贯彻执行民间音乐文化“活化传承”这一崭新的学术理念，重中之重应该是如何激发民间艺人，或是民间音乐文化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意识。
一般理论认为，外在的强化是引发意识并提高其行为出现概率的有效手段，②而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出现，不仅依靠外在的强化，更取决于人们在认知到行为与强化之间的相依关系之后产生的对下一步强化的期待。他进一步指出，期待可分为结果期待和效能期待。结果期待是指人对自己的某一行为会导致某一结果的推测，如果人们预测到某一特定行为将会导致特定的结果，那么这一行为就可能被激活和受到选择。效能期待则是指人对自己能够进行某一行为的实施能力的推测或判断，它意味着是否确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进行带来某一结果行为，当人们确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某一活动时，就会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从事该项活动。也就是说，族群的“自我效能感”是促使他们传承并推动自身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self-efficacy)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因此，提高民间音乐文化原住民的自我效能感就成了引发他们保护和传承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的触发器。班杜拉指出，自我效能感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成败经验(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替代性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言语劝说(verbal persuasion)以及情绪唤醒(emotional arousal)。③其中，成败经验和替代性经验将对我们实施民间音乐文化保护工程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所谓成败经验，即个体或族群过去的成败经验会影响其产生某种心理行为的自我效能感，这一启示告诉我们在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应注意民间艺人的成功经验教育，让原住民们充分感受到自身文化的价值，继而增强自身村寨文化的自信感，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哲先生的“土风计划”固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普米族青年来到北京，他们了解北京，但并不贪恋都市的灯红酒绿，因为他们了解别人，更了解自身，对自身的本族文化有着充分的自信心，这种村寨文化的自信感对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将是不无裨益的。陈哲先生在营造和积累族群文化自信心这一做法上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替代性经验是指观察到他人成功的过程，从他人那里还获得较多的成功信息，从而激发个体或族群产生相应的自我效能感。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不妨“声东击西”，引用他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成功经验来激发民间音乐文化原住民的自我防范意识。这方面其实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比如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昆曲也因此获得新生，昆曲的成功经验带动了一大批地方戏曲的复兴。因此，我们在进行民间音乐文化“活化传承”的过程中，可以将其他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复兴的成功案例予以展示和宣传，诱导其产生良好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强化其内心深处的本族文化的复兴意识，从而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内因和关键，在具体实施传承计划时将会顺畅许多。
从这个意义出发，在进行民间音乐文化“活化传承”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这种激励。我们的专家和学者所要做的，是将其他兄弟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成功经验进行广泛的宣传与展示。在进行普米族音乐文化“活化传承”的过程中，可以将云南其他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成功案例予以展示和宣传，例如云南彝族“四大腔”、傣族象脚鼓舞、傣族孔雀舞、苗族飞歌等传统文化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成功案例，在此过程中激发普米族族群的自我效能感，让普米族人民感受到自身文化的可贵，建构本族文化自信，继而产生强烈的本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防范意识，遂将这种防范意识外化为适合本民族音乐文化行为，而这种由普米族族群内部自然形成的传承形态才应该是最适合本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运行机制。
只有千千万万各民族的华夏子孙都来关心和探讨民间音乐文化之复兴，才是民间音乐文化真正的源头活水，也唯有如此，华夏草根文化方可最终形成恣肆汪洋之态势，雄踞于世界之林。
注释：
①朱宝荣.应用心理学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03页。
②冯维.高等教育心理学[M].重庆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69页。
③同上，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