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的满族小说家蔡友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小说家论文,北京论文,近代论文,蔡友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清代以来，满族小说家代有传人，从曹雪芹、文康到老舍都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事实上，近代北京还产生过一位优秀的满族作家——蔡友梅，他于清末民初活跃于北京的报界和文学界，创作过大量京味小说，为京味文学的最终成熟打下了基础。而人们长期以来都忽略了他的存在。
当然，这与北京近代文学长期不受学界重视有着直接关系。京味小说历来要算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城市文学类型之一了。老舍先生是京味文学甚至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提及京味文学，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他。但是，京味文学的成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从文康的创作开始，特别是近代的蔡友梅这一代小说家所作的努力，为京味文学的高峰时期奠定了基础。
所谓“京味”文学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专门描写北京本地生活和各种人物；第二，体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精神。而最重要的是二者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美学风格。如赵园先生所言，京味之所以以“味”命名，它强调的就不单是题材性质，“即它不是指‘写北京的’这样一种题材范围。写北京的小说已多到不胜计数，其中北京仅被作为情节背景、衬景的自可不论，即使那些有意于‘北京呈现’的，也并不就是京味小说。”它主要是指一种“风格现象”（注：赵园：《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或按吕智敏先生的说法，“一种与独特的北京文化氛围绝顶契合的审美品味”。（注：吕智敏：《艺术对象的地域化——谈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一期。）如果上溯北京文学的传统，人们一般认为清代北京曾产生的两部无人不知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在创作语言和本地风习的展现上，对后世的北京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很显然，它们对现当代的北京文学之影响比较有限。清末民初，一些北京报人在本地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反映了近现代北京市民生活，才真正开始饶有京味风格。但近年来，除了其中的名作《小额》、《春阿氏》，学界对它们的关注很少。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蔡友梅堪称最早期的京味作家，一直未能获得确切的定位。事实上，这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它关系到京味小说的形成。
一
如果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至少在当代以前，京味小说家基本上都是满族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满汉两个民族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满族文化吸收了汉文化的养分，最终对北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根据管翼贤的《北京报纸小史》（注：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新闻学集成》第六辑，中华新闻学院民国三十二年版。），清末的北京，由于庚子之变的刺激，朝野上下纷纷要求变革图强，北京因此得以开放报禁。一批满族文人借此机会兴学堂、办报纸。他们所办报纸基本上都是面对中下层市民的白话报，需要大量文字通俗、反映北方特别是北京本地市民生活的小说，由此培养了一些满族小说作者。他们主要包括蔡友梅（损公）、文实权（市隐）、王咏湘（冷佛）、穆都哩（辰公、儒丐）、徐剑胆、杨曼青、丁竹园（国珍）等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曾经选录了这些作家现存作品的一部分。参考今天仍可见的早期京味小说（藏于国家图书馆、故宫图书馆等地），可以发现这些作者水平参差不齐，以成熟的京味的标准判断，蔡友梅是其中出现最早、风格较为成熟、京味特征最显著的一位。《清末民初小说书系》收入上述小说家值得收录的作品17篇，其中12篇为蔡友梅的作品，占到总数的70％以上。民初的小说读者对蔡友梅也有很高的评价。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一本民国间剪报本小说——蔡氏的《双料义务》，封面有署名“壶波生”者对蔡友梅的手写评点：“北方小说多从评话脱胎，庄谐并出，虽无蕴藉含蓄之致，颇足为快心醒睡之资。此中能手，以蔡友梅为最，今死已七年，无有能继之者矣。”（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足见蔡友梅在那个时期作家群体中确有超出众人之处，只是年代久远，今天他的名字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事实上，蔡友梅和文市隐等人作为近代作家，身处古代文学史的末期，却从事现代报章文学的创作，因而往往被忽视，又因其活动于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前，不免为后者的光芒所遮蔽。我们考察蔡氏及其作品，既是对京味小说形成过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长期冷落的近代北方都市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开拓。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更多有关蔡友梅生平的文字资料，只能根据他在作品中的口述和他人的少数记载知其大概经历。蔡友梅又名松友梅，笔名损公，清末民初旗籍报人、小说家。他出身于清末北京的一个旗人官吏之家，具体生年不详，但据其发表于1919年的小说《赵三黑》（注：蔡友梅：《赵三黑》，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所述，二十八、九年前，蔡氏还是少年时，曾随时任曹州镇的父亲在山东住过几年。以此推算，1890年前后他尚是少年，则其生年不会早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于蔡氏的卒年，前文提到过的民国间剪报本小说《双料义务》有署名“壶波生”者对蔡友梅的评点，提到北方小说如何如何，“……此中能手，以蔡友梅为最，今死已七年，无有能继之者矣。”（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这段文字之下标明了评点时间是”丁卯三月”。公元一九二七年为农历丁卯年，应是壶波生作评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蔡友梅约在一九二零年前后离开人世。那么他去世时大约在五十岁左右。关于他的旗籍身份，可以得到比较肯定的印证。据长白山人管翼贤的《北京报纸小史》，蔡友梅确系旗人，他与文市隐、杨曼青等人皆为旗族，故其所办报纸言论新闻，注意在八旗生计问题。不过蔡友梅本人的思想和创作目的倒不见得那么狭隘，光绪二十四年蔡氏的友人杨曼青在为他的名作《小额》写序时就着重提醒读者，对于此书倘以旗人家政而目之，则有负作者的苦心。因为《小额》虽然描写的是旗人的故事，但作者借此要表达的是对晚清整个社会现实的看法，希望引起全体读者的注意，他具备一个文学家应有的超越种族的胸襟和眼光。从另一方面看，也证明蔡友梅确为旗人而且众人皆知，所以杨曼青才会有这番特殊的提醒。
蔡友梅出身旗人官宦之家却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这与蔡家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关系。蔡氏在作品中曾忆及幼时家里还专请了坐馆先生教自己读书，大约其时家境不错，但他后来却并未应举，也没能为官作宦。据其自述十六岁就转而学医，很可能是家道中落，必须学一技之长以谋生计。和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作家一样，家境由盛转衰的经历反而成全了蔡友梅的文学事业。一般旗人或宦族子弟最常见的命运，不过只会享受，或者家境败落就从此一蹶不振，潦倒以终。蔡友梅则摆脱了这样的命运，开创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早年的经历使得蔡友梅对现实的理解更为深刻。鲁迅曾经不无辛酸地说过，从小康落入困顿的途路，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对于世态人情、家族是非，特别是北京这样大都会的人情世故，蔡友梅在作品中多有体现。行医的生涯使蔡友梅得以有机会接触社会上上下下各色人等，为后来的创作打下深厚的生活底子。他的作品对市井小人物描写得活灵活现，尤其长于刻画放高利贷的、江湖医生、贪官庸吏、街头的小痞子等类型的人物。
不过，蔡友梅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的直接原因还是时代环境。十九世纪末，甲午之战、庚子之变等等事件标志着国家已然面临最严重的危机，割地赔款，古都沦陷，主权几乎丧失殆尽，这一切对国人心理上的震撼是空前的。即使腐朽的清朝政府也感到不变革将无法维持下去。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向来一潭死水，也涌现出鼓吹改良变革的思潮，朝廷对报纸的禁锢稍松。蔡友梅与一些旗籍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希望以笔参与到救国启蒙的事业中去，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创办了一批白话报，主要面向广大普通民众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在当时他们可谓观念超前的新人物，中国的第一份民办报纸虽然于同治十二年（1873）出版于汉口，“惜国人尚不知阅报为何事，未为社会所见重耳。”（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1904 年北京的第一家民办报纸《京话日报》出版发行，一般老百姓还很不习惯国人办报而“群呼洋报”。（注：彭翼仲：《彭翼仲五十年历史》，姜纬堂：《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大连山版社，1995年。）蔡友梅及其友人们作为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旗籍知识分子，比较了解社会现实，呼唤变革，但又不是革命派，主要持改良制度、开民智的温和态度。据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记载，蔡友梅其时创办了《进化报》，并任社长，还曾任《公益报》的编辑，两种报纸均为白话报，以面向市民为宗旨。
1907（丁未）年蔡友梅创立《进化报》，并在上面发表了代表作《小额》。蔡氏的朋友德少泉后来在《小额》单行本《序言》中写到：
丁未春北京进化报社创立，友梅先生以博学鸿才，任该馆总务。尝与二三良友曰：“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魑魅魍魉，无奇不有。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日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颃哉？报社以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质诸兄，有何旋转之能力，定世逆之方针？捷径奚由？利器何具？”是时曼青诸先生俱在座，因慨然口：“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莫小说若，莫小说若。”于是友梅先生，以报余副员，逐日笔述上说数语，穷年累日，集成一轴。（注：德少泉：《小额·序》，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这些报纸并非文艺性的报刊，但需要大量小说吸引市民阶层的读者，进行新思想的宣传。剑胆在《京话日报》上发表的《文字狱》中回顾说：“报上的小说，本是一件附属品，原为引人入胜，好请那不爱看报的主儿，借着看小说，叫他知道些国家大事，社会情形。……迨至如今，几成一种惯例，仿佛没有小说，就不成为白话报，并于销路上，亦颇生窒碍。”（注：剑胆：《文字狱》，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民国后，蔡友梅继续在北京多家报纸上发表小说，如《顺天时报》、《京话日报》、《白话国强报》等等，直至1920年去世前，仍不断有作品发表。可以说，蔡友梅属于清末忧国忧民、积极思考的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时势推动下才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在他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作品总数是相当多的，可惜今天存世的仅有36部中篇小说，然而也足够一窥其作品风格。其中质量较好的作品包括《小额》《瞎松子》《赛刘海》《曹二更》《双料义务》《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理学周》《非慈论》《方圆头》《忠孝全》《连环套》《鬼吹灯》。此类报载小说主要面对北京市民，着重于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教育。它们的产生背景、载体和受众决定了它们非常具有北京特色，又不同于以往的古典通俗文学。
二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清末民初的蔡友梅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京味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整体的文化精神，而不是零散地描写北京的人物、风习。《红楼梦》与之相比，北京特色并非有意为之，也没有统一地形成为创作目的服务的特点，《儿女英雄传》《永庆升平》这样的通俗文学则徒具地方文化的外在形式，其内在的精神是俗套平庸的，与其他地方的通俗文学没有什么区别。而蔡友梅的创作第一次把内容与形式上的地域特点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城市的文化精神，这已然成为一种完整的风格。
从内容上看，蔡友梅的小说把焦点集中于北京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其是专门将市民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写，并且把北京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表现得十分充分，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的作品在主题上反映出非常强的市民意识和观念，打上了北京这座城市的特有的烙印。人们早已指出，北京作为一座城市所具有的特殊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长期作为首都而被统治者经营日久。所以它的市民文化具有很浓的保守性和封建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个人永远生活在由家族关系织成的宗法制度之中，事实上老中国就是一个家族社会。冯友兰说过：“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孟子·滕文公上》则描绘了儒家学者理想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伦理道德成为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控制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传统社会的人们不仅以此为标准评价各种行为和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匡定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概念，而且使之成为不可动摇的精神信条。老中国的儿女最关注的话题就是人伦关系，因为这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切近的。而满族入关以后，对儒家礼教思想浸染尤甚，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几百年的文化弥漫与融会，到清末，旗人文化已难以由北京文化中剥出，……”（注：赵园：《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所以我们看到，清末京味小说从形成的开始，即主要以“人”为中心，书写世相百态。这是市民们永远感兴趣的东西。所谓以“人”为中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小说以人伦关系为关注中心。作者在描摹人物的同时展示世态，以人物为经串联起所要表达的故事。而且所有作品均以北京社会中下阶层的普通人作为主角。《小额》《瞎松子》的主人公是放高利贷的，经常欺压邻里；《赛刘海》《忠孝全》《方圆头》写无赖们怎么混迹官场；《曹二更》的主人公是挂牌医生，本是从山西乡下来的淳朴青年，学医成功后变成了不顾良心背叛了老师；《双料义务》《人人乐》《二家败》的主人公是不知世务的富家子弟，所以频闹笑话；《麻花刘》里的麻花刘是卖麻花烧饼的，和穷邻居互相帮助；《董新心》《理学周》的主角是平民知识分子，以其个人经历反映作者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连环套》《鬼吹灯》的主要人物是家庭妇女，写的是财产纠纷家庭矛盾。这些作品多以主要人物及其家庭邻里关系为中心展开情节，或单线或双线徐徐推进，将世相百态娓娓道来。作者们多出身市民阶层，对俗世中人情世故颇为熟稔，故写来绘声绘色，分外生动。其二、作品描绘的现实林林总总，但焦点在于人心，道德的堕落是作者第一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由于传统权威的丧失，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近而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危机。”“由于整个儒学的基础备受挞伐，社会如同严复所说旧道德被废弃，而‘新者又未立也’，所以一时出现行为毫无规范的真空状态。”（注：黄岭峻：《论清末民初的道德危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一期。）蔡友梅在其名作《小额》中，一开头就说：“庚子以前，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老实角儿，是甘受其苦。能抓钱的道儿，反正没有光明正大的事情。”（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蔡氏友人德少泉为《小额》所作的序中提到，蔡友梅作这篇小说，是有感于”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日坏……”（注：德少泉：《小额·序》，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赛刘海》开篇：“立意劝善与诛奸，偏激苛刻难免。现在道德沦丧，效尤鲜耻寡廉。”（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所以作者宣称要“惩恶劝善，感化人心”（注：蔡友梅：《忠孝全》，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他的作品中，既有街头恶霸、小痞子、劣绅，也有讲义气的侠客，忠厚的老派市民，贤惠家庭妇女等形象，两类人物均塑造得十分生动，但作者爱憎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前一类人是如老领催伊拉罕那样的老派市民，忠厚正直，因此看不上小额手下的小痞子，与之发生了冲突。可是这样的老派人物忠厚迂执，根本不是小额的对手，在衙门口白白挨了流氓的打。《董新心》中的董新心虽然是大力呼吁变革的新人物，但忠厚正直。他既看不惯旧式士绅的腐朽落后，又为革命党中浮夸堕落的风气（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伤感，董新心最后只有隐居家中不问世事。作者在这个人物寄托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也揭示了对现实的无限伤感。
另一类蔡友梅着力描写的人物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特有的，事实上是这个社会的渣滓：或是街坊上的一霸，或是市井间的小流氓小痞子，或是道貌岸然的所谓的老爷们，他们反倒过得轻轻松松，在现实中如鱼得水，真印证了作者的那句评价“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晚清的中国社会问题重重，连连失地赔款，国力虚弱不堪，但作者关切的重点和写作的着眼点在于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风气败坏，落后与愚昧并行。
例如，放高利贷本的小额在街坊上不得人心，却比所有人都嚣张。他家从父辈开始就是放账的，重利盘剥，买卖终于越作越大。“若从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里折外扣，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他手下养了一拨痞子，充做打手兼催账的，又结交了一两个官员，就已经飞扬跋扈，扬言“姓额的放得就是阎王账，不服自管告我去，营城司坊，南北衙门，我全接着。”（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而下层市民处于只能忍气吞声的境地，也格外懦弱甚而培育出奴性。有回小额的一个碎催因为要账，楞给人家一个耳刮子，结果倒是挨打的不敢惹事，到他门上给赔了不是。
晚清的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政经、文化制度都已经腐朽到底。这样的环境无法在其成员之中建立起平等、公正等一系列现代观念和制度，倒是陈规陋习的最好温床，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都对此习以为常。“……从先有一位大员，他的轿夫人等，出名的善于讹钱。他所管的各衙门，只要是他去一趟，轿夫人等，就得要百十多吊饭钱。……听说这位人员，他的轿夫讹钱，他很知道，他不但不禁止，他反倒纵容。听说有一年仰山洼大操，这位大员正是阅兵大臣。操演都完啦，某大员正在账房里坐着呢，喝，账房后头，就搞上啦，连嚷带闹，后手啦简直的骂上啦。您猜是怎么回事？敢情就是轿夫争饭钱呢！他有一个轿夫头儿，姓王叫快腿儿王。……那天阅兵，他非要五百吊钱票儿不行……，人家直央求他，说给他三百吊。喝，快腿儿王当时炸啦。先是一路大拍，拍着拍着，可就骂起来了。您算就在账房后头，隔着一层布，连嚷带骂，某大员有听不见的吗？他居然会装听不见，跟几位章京，瞎聊别的。……所为是耗功夫儿，好让他们把钱弄到手。后来又瞎聊了会子，账房外头的声音，也消停啦。（钱到手啦，还嚷嚷什么。）有一个跟班儿的，拿长杆儿烟袋，装了一锅子烟，往上一递，这位大员一摆手，烟也没抽，立刻的起身，上轿而去。您猜这是怎么回事情？敢情这是素日研究好了的。外头都说好啦，钱到手啦，跟班儿的一递这袋烟……。”（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有如此愚弱之官民，故有堕落不振的社会，蔡友梅希望借着描写诸种人物的作品，使人们看到警觉，唤起变革的努力。
从语言上看，蔡友梅的“京味”也是十分地道的。他出生于北京，可以毫无困难地使用道地的北京话作为创作语言。曾有论者指出：“京味文学有两层含义。一是题材的京味，即传神地描绘北京地区的文化风俗。二是语言的京味，即使用纯正地道的北京口语。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描写北京地区的风俗时，如果离开了北京语，就难以奏效。”（注：孔庆东：《口号万岁》，华龄出版社，2004年。）京话小说的大部分作者均为旗籍。北京的满族人北京话说得最地道、最漂亮，这是一向有名的。胡适曾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纪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注：胡适：《吴歌甲集·序》，《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其后出现的老舍也是一位创造性地运用北京方言的满族小说大家。从京话小说的语言传统来说，近代的蔡友梅处于古典时代的曹雪芹、文康和现代的老舍之间，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的作者。在语言上，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曹雪芹、文康出于语言习惯选择北京话，作者主动性地做出了语言上的选择，为了更好地反映北京人的生活，采用北京方言中的精华为创作服务。在小说《库缎眼》中作者对自己的创作语言做过一番说明：“本报既开设在北京，又是一宗白话小说，就短不了用北京土语。……可是白话小说上，往往有用句俗语，比文话透俏皮。小说这宗玩艺儿，虽然说以惩恶劝善为宗旨，也得兴趣淋漓才好。……往往挤的那个地方儿，非用土话不成。不但记者这宗小说，就是上海白话小说，也短不了用上海的土语。这层难处，作过小说的都知道。”同时作者也很明白的宣布，创作要面向全国的读者，文学语言要对采自民间的语言进行提炼，“……看报的不能都是北京人哪，外省朋友看着，就有不了然的。一个不了然的，就许误会，很耽误事情。所以记者近来动笔，但能不用土语，我是决不用。……实在必得用土语的时候儿，费解的不用，太卑鄙的不用，有该注释的，咱们加括弧”。（注：蔡友梅：《库缎眼》，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蔡友梅的小说语言充分体现了北京话的特点，俏皮、干脆、诙谐，描绘老北京市民日常对话尤其真实。《小额》一开篇就是旗人们等在衙门口领钱粮，因为时势艰难不免纷纷埋怨：
天已经十钟多啦，堂官也没来，就瞧门口等着关钱粮的人，真有好几百口子，大家抱怨声天。这个说：“德子，你没作活吗？”那个说：“这两天没活，我们牛录上有一个拨什户缺，大概这两天夸兰达验缺，我也得练练箭哪。“这个说：“练什么吧，脑油，咱们这样儿的，还得的了哇！”那个说：“咳，这就是瞎猫碰死耗子，那有准儿的事呀！”这个又问那个说：“嘿，小常，你还等着是怎么着？上回说过平，就闹了一个晌午歪，瞧这方向，又不定多早晚呢。我是不等了，晚上到拨什户家里关去得啦。”那个说：“你走你的吧，我是非等着不可。一到他们手里，是又剥一层。反正在这儿多花几百，吃在我肚子里。”……又有老少两位堂官，都挽着阄儿，在那里闲谈。上岁数儿的问那个年轻的说：“大奶奶，怎么你关钱粮来啦？”年轻的说：“二大大，您不知道吗？您侄儿上南苑了。您瞧，快晌午了，说过平可又不来，这不是招说吗？”（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三
这种浓厚的北京味道，我们可以归因于作者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专为北京的报纸写作，但是，作者本人能够拥有对北京文化清晰的自觉和反省意识更加重要。这才是他超越前人的根本原因。
京味诸家们特别对文化的命题感兴趣。从蔡友梅开始，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很典型了。他的主要小说作品能生动地刻画北方社会特别是北京平民阶层中的各种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风情。这种刻画有欣赏的一面，对老北京的风俗，尤其旗人的生活习惯，蔡友梅的小说进行了比较详细、自觉地描绘。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多礼，在各种场合下不厌其烦地寒暄，酒桌茶馆里无尽无休地礼让；红白喜事的办法，《忠孝全》讲办丧事的时候，接三要吃炒菜面，旗妇穿公婆孝需要围包头撂辫子；节日逛隆福寺，听戏上阜成园等等，并注意到北京人在生活中的风习实际上缘于一种共同的美学观，蔡氏在一篇叫《鬼吹灯》的小说中赞叹：“您别小瞧这个上下车，这是北京人的专门学，上车讲究飘洒，下车讲究利落。”（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老北京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讲究，这些在蔡友梅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真实的展示，体现了他对北京文化的熟悉和喜爱。
不过他对老北京的反映并不仅限于对风俗的总结和归纳，在这些风俗之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对北京文化有批评的，一种古老封闭的文化发展到头就会有腐朽的东西需要清理，否则停滞衰落的前景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了。例如旧日的多礼，不仅是繁琐的问题，更体现了落后文化中，活生生的人反而被外在形式所拘役，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蔡友梅在《双料义务》里批评：“旧日世家旗人，家庭那分黑暗，一言难尽。作媳妇儿的，简直就是活受罪：清早起来，婆婆跟前，总得请一遍安；吃饭的时候，总得请安；婆婆吃饭得站在旁边儿伺候，晚晌得站够了，婆婆发下话来，才能歇着去。再一说都穿着厚木头底子，一站好几个钟头，晚晌真能上不去炕。要是随着婆婆出分子走人情，那分罪孽更大了。除去请安，就是站着。”（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理学周》：“常见好礼节人家儿，整天如同唱戏一个样（旗人作官之家尤甚），表面规矩挺大，心里谁跟谁都是仇敌。”（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蔡友梅笔下，善良的人们大多命运多舛，而恶人们倒如鱼得水，正说明作者对这个社会黑白颠倒的不满和抗议。
这种对传统社会欣赏和批判共存的态度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人们特有的矛盾心情。特别是在北京——传统文化的中心，在时代的冲击下，蔡友梅这样的本土知识分子很清楚传统文化已经落伍了，可是又不能毫无顾忌地接受西方文化。19世纪20世纪初正值国家的多事之秋，甲午之败、百日维新、庚子之变，使最保守的人们也感受到国将不国的危机。再向前追溯，近代史开始之际，也是中国百年耻辱史的开始，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注定不平等。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在炮舰政策之下被迫向西方敞开大门，这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民族感情。所以，接受新事物还是保留传统，选择内向还是外向，中、印等许多亚非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就此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对比和争论中人们发现了“文化”，首先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传统文化。这种发现过程仿佛从未照过镜子的人们，开始学会在镜中看着自己的影像，从另一种角度反观自我。结果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形象非但不能令人满意，相反存在着太多问题。由此，从晚清到民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何去何从？一直是众人关心的焦点。
北京的小说家们重视这种发现，并试图从此寻找合理的解释。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所代表的古典传统相比，蔡友梅们从前者对自己文化现状的欣赏和依恋，至多是苦恼和怀疑，一变为明确的批评反思，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过去的彻底颠覆。如果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一切精神活动的成果，此前人们只是朦朦胧胧地去感知它，近代的中国人则已经能理解文化的抽象含义，感受它，始而不满，继而在整体上批评它，并反思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蔡友梅这一代人对传统的批评是有保留的，他们也绝对不会全盘接受西方文明。这是古都深厚的人文传统所决定的，从蔡友梅到老舍、新时代京味诸家无不如此。众所周知，老舍先生对新派市民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无论是《牺牲》里的归国博士还是《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峰、蓝东阳，这些抛弃了传统道德一味崇“新”的人物都不可取。而在此之前，蔡友梅已经在对崇洋求“新”的人物作出批判。《非慈论》中的牛少谷是清末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很早就前往日本留学，从带头闹学潮到后来参加革命，可是对亲人无情无义，革命成功后更是绝情，和父母断绝了关系。《董新心》中的石补天、曾一鸣自称爱国的革命者，一身洋服，满口洋话，实际各为私利，生活腐化。辛亥后操纵选举，沦为无耻政客。
对变革过于保守自然是一种偏颇。但是否西化、如何学习西方，也是大可玩味的。老北京的作家往往对改良持赞成态度，希望保留旧日生活之美，又能融西方所长。蔡友梅们的具体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原有社会的道德理想不变，以纲常名教维持人心世道。二、以循序渐进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改变现状。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开民智，改变民众愚昧无知的现状。最早的旗人报纸之一《进化报》言，主办者“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注：德少泉：《小额·序》，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燕都报》宣称要“与汪浊社会为敌，与困苦人民为友”，“一维持道德；二改良社会；三提倡实业”。（注：懒侬：《燕都报出现了》，《燕都报》1920年5月1日第一版。）他们不认为激进的变革方法，例如暴力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途径。《董新心》“……革命已然成熟，不久就要把满清推倒，这就快享幸福了。打起我也作这个梦。谁知道鹞鹰拿鸽子错瞧了，十年的功夫，连个幸福的影儿也没瞧见。”（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并非都坚决反对革命。过去人们多认为这些旗族报人服务于赞同君主立宪的报纸，对他们的观点未免有所误会。实际上，他们也不都属于反对革命的死硬派。他们只是并不推崇激进的做法而已。例如，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袁党复辟君主制，蔡友梅是极其蔑视的。“我同胞掷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热血，才推倒专制，改建共和。项城包藏祸心，背誓叛国，凡我同胞，同深义愤，不能够声罪致讨，也应当远走高飞，……。”（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穆儒丐的《北京》以一个隐居西山旗人宁伯雍为主人公，作者的解释是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欢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
蔡友梅和同事们都希望能通过开民智、移风易俗振兴国家。这些古都养育的文人在感情上对传统文化仍然依依不舍，稍晚出生的老舍那一代也是如此。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学界关于传统和革新的话题开始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思考在清末的有识之士心中已经在酝酿。蔡友梅的小说在留恋旧日理想和反映现实危机之间摇摆不已。无论如何，这种对文化的反省使得蔡氏的小说不同于他的同行们的作品，超越一般的风俗展示而上升到反思的层面，这正是京味文学的可贵之处。
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灵魂，因此它们的故事风格也各不相同。而与上海相比，北京作家讲述北京别具自己的风格，换句话说，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灵魂。毫无疑问，曹雪芹和文康最先在创作上自如地运用了北京话，他们和其他一些明清小说家多多少少描写了北京生活。但北京作为一座城市在文学中真正展示自己的形象，还得从清末民初以蔡友梅为首的这些满族作家算起。尽管艺术上远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蔡氏却真实地反映了北京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最早的所思所见，那种“城与人”的关系的展现，与后人对这一母题的书写遥相呼应。北京现象的出现不仅对文学乃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形象的缔造者包括蔡友梅在内的满族小说家们居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