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省先行：清末“裁驿”的态度、举动及反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反响论文,举动论文,态度论文,裁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7-0113-08 在晚清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常常呈现中央的政制设计与直省州县新政施行之间的时间差距。某些极力推进新政改革的直省官员，往往在中央政制未定、部门利益权限未清的情况下，便在直省直接推动相关新政的施行。这一现象的出现，或与清末中央权势式微及督抚权力扩展有直接的联系，但也不能忽视在新政推行过程中，直省督抚希望通过局部改革从而加快中央推行新政的用意。这一取向在清末“裁驿置邮”的改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邮传部、陆军部及海关尚在为裁撤驿站、收回邮政等利益冲突相互扯皮时，已有直省官员尝试在本管区域内部进行体制调整，而江西更是成为清代灭亡之前首先完成裁驿之举的地区。考察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厘清具体制度在清末转型的嬗变过程，也可进一步探讨是时中央与直省的权责分野及其消长升降。 一、清代中后期日渐败坏的驿传体系概况 中国传统的邮驿体制，围绕传统皇朝政治“置邮传命”的功能要求，在继承与延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传递公文货物、接待来往官员的封闭性体制。而清朝在立鼎中原之后，对这一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在管理体系上由原来的“驿丞管驿”改为“州县管驿”，经费支付上由直省督抚统一奏销，监督体系上也更加强调其与皇权体制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清代谕旨的训示中即不难看出，强调驿传体制的“政治”功能，突出传命功能与皇朝长治久安及吏治清廉之间的重要性，是清代传统“邮政”的重要意义。 然而，传统官僚体制的固有弊病，伴随着清代政情的不断发展而日渐显现：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贪污腐败、人浮于事的状况愈发严重。表现在邮驿制度上，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耗费过多，反开官吏贪腐之便。按《裁驿站议》中指出，“国家岁耗银三百余万两”，原是希望保证文牍递送速度，“使之从速而不至失误也”，但现在“日久弊生，而竟为地方官之利薮”，甚至于“州县官得缺时必先探询驿费之多少，其多者则为之欣然色喜焉”。[1]二是藏匿延搁，影响朝政上传下达。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1899年6月8日)刘坤一奏报的良乡县“藏匿本箱公文”案，[2]经调查后发现“显系该县王汝廉与部书句串压阁公文，为颠倒官缺、稽延处分地步”。其根源乃在各州县官漠视驿递事务，“有驿丞者付之驿丞，无驿丞者付之家人胥吏，是各州县并未亲身经理，尚复成何事体。”虽经兵部奏请“下各省督抚，督同臬司严饬有驿州县，随时认真稽察，将额设驿站夫马等实力整顿……以重公务而肃邮政”，[3]却依然难有起色。三是过往官员滥索，国资民膏遂入私囊。河南巡抚于荫霖就曾因驿站扰民之事，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901年1月27日)奏报朝廷，指出州县官员对差役家丁“失于察觉”，“徇利纵丁，罔恤民艰”，从而建议“督同司局，并严饬该管各道府州，于向章所有者重加厘定”，“浮加滥索，一律革除，并遵前旨，将官眷过境、不在驰驿之例者，一概不准支应，即应行驰驿，向支车马各差，亦须严定限制，一概不准滥支。”以期达至“既不病民，亦不病官”的效果。[4] 面对日渐严重的驿站弊病，自戊戌开始朝野间提出了不少改革的构想。如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举人何寿章的上书，提出“窃以谓驿站不必裁，而民局则必撤，改驿站为邮局，则中边通为一气。改民局为官局，则官民联为一气”。[5]而庚子之后，张之洞与刘坤一在上奏清廷的《江楚会奏三折》之中，第一次从制度上较为全面地主张对驿传体系进行深入的改革，提出以“驿政局”取代“邮政局”之名、而行邮政局之实的做法。其具体管理方式，“应由各省督、抚督饬臬司，责成州、县设局办理”，通过核算是年印花信资收入，即在次年扣发相应数量的驿铺经费，“则每年可省用款三百万矣”。另外，该方案还将海关邮局归并于州县主管的“驿政局”之内，在体制上实现州县兼办：“此事若归州县兼办，则费不另筹，局由州县酌设，进退裕如。若另行委员设局，则廷寄奏报要件设有迟误，必多推诿，故惟有责成州县之无弊也。”[6] 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三折》中对新式邮政或“驿政局”的设计，①在具体寄递方法和业务安排上多有参考海关邮政。但在其设计中，州县进一步扩大其管理“驿政”的权力，尤其在经费上拥有了更灵活的自主权，而原具体管理“驿政”的机构与人员，正式成为州县官署的下属，与以往州县官聘请幕府师爷管理驿站的惯例明显有别，如此一来，管理邮政的人员更趋专业化。但该方案依然与新式邮政的要求迥异，与旧制相比之进步，在于将非正式机构纳入衙署结构之中，但却将州县官的繁重责任进一步加深，故在其推广计划的构思中，似乎仍与过往“按需设驿”的做法类似，而并非如新式邮政般在人群聚居处即设立相应邮政局点。就邮政而言，其更有一关键用意，在于建立一比海关邮政更为“正统”之新式邮递机构，而将为外籍税务司控制的邮政利权收归国人管辖。由此亦可发现近代邮权收回上之一吊诡现象：外籍税务司主办之海关邮政与清廷疆吏主张之“驿政局”机构，均要求驱赶客邮而收回利权，但外籍税务司不久即发现，自己原来也在被逐群体之列。虽然邮政利权至有清一代结束依然被实际操纵于外籍人员手中，但双方的斗争在庚子之后则日益激烈和直接，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日渐唤起与觉醒而更加明显。 《江楚会奏三折》中所建言的各项改革措施，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多有采用，但“推行邮政”一节主张建立“驿政局”与海关邮政分庭抗礼的做法，却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同。无法推动的缘故，除了该局实属多此一举外，该计划不仅要从海关的管辖内将邮政利权收回，同时也暗示会改革现有的管驿体系，而把原属兵部的管理职能更多地下放到州县一级，但如此一来，不仅削弱了兵部原有的职权、减少其管理的巨额驿费，而且邮传业务亦未见得会有必然的起色。是故朝野间常有倡议“裁驿”之声，却甚少有实质的制度改变，而直省官员的裁驿主张，亦只能通过对传统体制的修修补补来实现了。 二、传统体制中的局部改革 虽然《江楚会奏三折》没有对裁驿置邮的策略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但驿站败坏的情况日益严重，各省官员亦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整改。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方式： 一是严厉训斥，树立权威。如江苏按察使在接准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兵部《遵旨严饬各省各督抚臬司认真整顿，以重邮政》一折后，发现各邮驿州县“玩泄相沿，仍不以驿务为重，以致迟延、遗失诸弊层见迭出，甚至接到限行公文任意压搁，并不将到站时刻于单内随时填注，预存诿卸地步”。正所谓“邮政废弛，至此已极，若不严申禁令，则贻误要公，流弊伊于无底”。因此其札饬各属，“立即遵照迅将该驿站额设马夫等项实力整顿，不准稍有缺额。并严督该驿丁书、棚夫人等，遇有前项限行文件，到驿务须按项递送，并将奉到传牌排单随时添注时刻，俾免上下站互相推诿。一面将妥议如何整顿章程，禀候察核。饬遵仍遵定章，将每月接递本章等项，籍册依限查造，呈司核转。如敢仍前玩忽，有逾例限，定将该驿丁书人等究惩。该县并干参处凛之。”[7]希望通过上司的权威，整饬玩忽职守之州县及其驿站，从而肃清邮政，以助朝政之运行。 二是追查私拆，严肃查核。光绪二十九年，驿站因私拆公文导致拒绝传递而遭受追查的事例，甚至登载于官报之上。是年五月廿六(1903年6月21日)《北洋官报》载文称：“为饬查事。据晋报馆禀称，新疆抚院所需报纸，今年三月二十四日，用本局马封递发行，至灵石被驿书拆开，以致下站不肯接递，仍行退还，恳为查究等语。查有驿处所接递公文，无论是何文件，概不得私行拆视。该县驿书胆敢妄为，抑或另有情弊，合亟札饬。札到该县迅将驿书人等提究，禀复察夺，毋违此札。”[8]若细究此事则不难发现，报纸本非传统驿递所规定可递之物，但时值新政时期，各省督抚、尤其是边远省份的疆吏若要了解事实政情，则不可不借助驿递体系运送此类文书，②亦可见随时势变迁，驿递内容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但驿站胥吏随意私拆驿封，则亦非个别事件，若不经常有私拆行为，又何敢随意打开相关邮包？此事虽经揭发而遭查核，但恐怕仍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在全国驿站出现，革新之道，恐怕则非以往训斥撤员之举可以解决。 三是局部裁撤，调整布局。清廷态度暧昧未明，在中央层面难以对驿传铺递制度做彻底改革，但各省整顿驿铺的工作，却由主管驿务的按察使根据本地邮递及政情形势进行必要的修补。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1904年10月23日)《湖南官报》报道：“川臬冯廉访③以川省驿站递□公文，弥论寻常紧要事件，往往迟误，并至遗失，□□追究。因立一以简驭繁之法，分别有驿无驿而总之，以随时申报滚单，按季分别循环薄册，分别稽查记议功过，以挽积习而肃邮政。已拟有办法数条，详奉署宪锡制军□饬各属一律遵照。”九月廿五(11月2日)《湖南官报》又报道：“苏省各属投递公文驿站名为铺递，每届秋令由臬司委员分往蒞查一次，以杜延搁之弊。兹届已由朱竹石廉访遴委知县程大令前往淮安、徐州两府及海□等三属稽查，其余各属闻均须委员往查云。”[9]江苏按察使朱家宝④“因臬署为通省刑名总汇，公牍烦多”，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六(1905年9月4日)在苏州设立收发处，“派员驻署专司收发文件，以专责成”，其员“每月薪水银三十两”。[10]而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三(1906年6月24日)，朱家宝又建议“驿站先裁铺递”：“苏省各州县往来公文均由驿站投递，向有马递铺递之分。兹因铁路工程将竣，广行邮政，当由兵部咨饬裁去，改归邮政投递，节省经费。即经署臬朱廉访，以此项驿站办公人役向无错误，诚恐邮政未必一时尽通，议将铺递一役先行裁去，每年可省银一万余两。所有公务一切，不论驿站内外之路，外概归驿递，俟他日路工皆成，再行酌减。”[11]可见是时直省对驿铺功能的理解与整顿，基本不出传统皇朝政治下的知识范围和补救办法，除了严格登记制度与主管上级多加稽查外，亦无其他新出办法可供采用。 直省官员各自为政，尝试改革辖境内的驿政体系，多由实际政务推行中遭遇不便而阐发。如两广总督岑春煊因“粤中官伤(商？)文件具由驿站传递，往往稽延时日，致误事端”。甚至有“督宪岑云帅发行梧局督□丁直牧公文一角，迟延至半月始行递到”之事，故岑春煊“大为震怒，现□决计裁撤驿站，□札饬沈廉访查明本省驿站每年费用若干，嗣后官场公文改用邮政寄递，驿站尽行裁撤，驿费发作邮费，豫算□无盈绌，其未设邮司之处应否酌量变通，开设驿政局，由省另委专员总理，其事□即通盘筹画，体察情形，妥议章程，详候核夺”。[12] 某些地方性的改革，虽然尚未触及中枢政体，却使敏感的报纸捕捉到了一丝线索，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906年1月9日)的《大公报》登载了一则《拟改邮递紧要公文》，其内容称：“近日邮政局传递公文颇属便捷，刻正商议，拟嗣后各省凡有传递公文等件，一律改归邮政局，以期便捷云。”类似的传闻，在之后两月内亦同样见载于《申报》，如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廿二(1906年2月15日)的新闻《各部公文拟悉由邮局封寄》：“现商部、学部所有公文皆由邮政局挂号寄往各地。兹闻各部皆欲仿此办法，以归简便而省驿费。”二月十八(3月12日)的新闻《各署公文议改邮递》：“日前内阁吏户工部等各堂官，以近来驿站递信甚为迟缓，不及邮局之妥速，拟以后各署公文一律改为邮递，裁撤提塘，可省靡费。惟须与赫总税司商议妥章，不准各局有迟漏偷拆等弊，俟商定后再行入奏。”此类消息皆言之凿凿，虽并未能在朝廷档案中找到类似的议论，但却反映出时人对驿传与新式邮政在信件传递的速度及花费上的认识，已由早年通过阅读新知著作的感性认知，转化为一种亲身经历后的赞成认同。尤其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对亡国灭种的忧虑及祛旧革新的呼吁，更使得主张与反对裁驿置邮的形象，在媒体和人们的心中变成了改革和守旧的形象。 从官方档案及媒体报道来看，对驿递体系加以质疑与整改的地区，主要是直隶、江南、两湖、广东地区，若从疆域分析，则全为沿海地区或沿江口岸，这也与大清邮政开办时期主要办理邮递事务均在通商口岸有关，故以上地区的官商民众，均对驿递的迟缓腐败及新式邮政的快捷便利深有体会，因此改革的欲望与需求也较内陆、边疆省份更为强烈。另一方面，沿海、沿江地区的督抚，尤其是直隶及东南地区的省宪，在权力控制及资源调配上均较内陆及边疆官员更有优势，因此，裁驿置邮之议多出自这些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驿递暂不裁撤，邮政又不能有所进展，之前构思裁驿置邮后发生的寄递改变，如今均不能实现了。《申报》、《盛京时报》报道了“公文不由邮政局寄递”的新闻，其文曰：“邮传部堂宪现以各署公文关系紧要，万一稍有洩漏，殊觉未便。故已会议决定，以后各衙署文件，往来均不得有邮政局寄送。俟邮局收归中国自办时，方准邮寄云。”[13]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七(1907年7月16日)《盛京时报》又转载了陆军部五月初七《各省驿站拟请仍由陆军部经理》片，向社会公布陆军部以军报安全而拒绝裁驿的理由。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在中央官制层面无法对裁驿进一步推动，但直省督抚却可以在所治辖区内对该体制做一定程度的改革，其中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江南督抚尤为积极。 三、裁驿先声：清末东三省的裁驿尝试 清末政治改革，以东三省为试行之区，而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1907年4月20日)新设东三省总督一职，由袁世凯心腹徐世昌从民政部尚书迁任，而其上任后即对奉天驿传系统做彻底的改革。是年七月十六(8月24日)徐世昌奏报，其由奉省驿巡道陶大均查明，“奉省原设二十九驿，共计驿丞二十九员、驿丁四千四百名、额马一千一百七十四匹，现存马二百一十六匹、缺额马九百五十八匹，每年应领马乾实银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两八钱，买补马价实银二千五百三十四两四钱。”由于如今“恭送祭品车辆，已改由承德县雇备，呈进贡品以及各项差使，亦均由火车行走”，驿站应差功能自然消失，而奉省设立文报总局后，“递送往来公文较前迅速倍蓰”，因此“驿站直同虚设，自应全行裁撤，以节经费”。裁撤驿站之后，“所有原支马乾各款”“自应截留以为设立文报局之用，仍于用款后报部核销。”[14]原奉省驿站负责“运送祭品、贡品以及驰驿各差”的驿丁，一旦失去生计如何生存？徐世昌在该折后附片，为“所有裁缺驿丞二十九员、候补驿丞三十四员”谋求新职，避免他们“现膺实缺而遽赋闲居，或需次多年而序补绝望”，因此他“拟请将该员等归部，以驿丞及对品之典史等官诠选。有愿分发各省候补者，并准其呈明办理，以示体恤”。[15]而四千多名驿丁由其奏请“一体入学堂肄业”，并“奉旨依议，由督抚宪札饬各司道知照”。[16]可见徐世昌对奉省驿站裁撤有较为完整的筹划，避免因大量驿员被裁而引发动荡，重蹈明末民变之覆辙。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陆军部虽然是名正言顺的管驿部门，但其工作重点却少有整治驿站，不少改革或裁撤驿站的新闻均是其他部门或直省官员的所作所为。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下旬，《四川官报》即报道了邮传部裁撤驿站的新闻：“邮传部近为整顿邮政起见，决计自本年起，将各行省州县所设驿站，无论冲要暨偏僻地方悉数裁撤，一律增设邮局以通文报。除黔桂两省跬步皆山，暂从缓裁外，闻已咨请各省督抚将各驿站陆续裁撤，并不准各地方官自便私图，托故推诿，限一年办齐。其旧日应领之驿站经费即全行拨归藩库，由藩司按季解部，以备扩充邮政之用。”[17]这一新闻的报道似乎有些突兀，在此前后均未有传闻邮传部有插手裁驿之举，故很有可能是报道者将直省督抚裁驿之举视为邮传部咨令下的行为，从而做出“邮传部裁撤驿站”的判断。此事虽未必坐实，但却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不论邮传部与陆军部之间如何分配职权与利益，时人(包括清末的不少官员)都认为管驿裁驿之事应由邮传部负责；二是直省督抚裁驿之事已是众所周知，相当普遍，随着新政的逐渐深入，此类举动亦必越来越多。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及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在调查该省驿递情况后发现，“查江省由茂兴北至黑龙江城，共设二十站。东至呼兰又设七台。分设笔帖式、领催，委官承办驿务，而于茂兴、墨尔根各设总站，官以领之，由省至呼伦贝尔一路设十七台，向拨甲兵值班，亦设笔帖式领催等缺。计官马共五百三十二匹、牛六百一十三条，每年共发倒毙牛马价暨修理车费并禀给银二万四千两有奇，额丁津贴京钱二万三千六百吊零，站官、笔帖式等廉俸为数寥寥。计自庚子以来，各站均遭兵燹，驿政疲弊，文报稽迟，几于莫可究诘。”而由于“交通为行政之机关，驿递迟滞则机关不灵。现当改设行省，一切新政均宜逐渐扩张。若仍任其玩愒因循，贻误事机，所关匪浅”，因此徐世昌与周树模商定，将“呼伦贝尔一路，附近铁路所有公文均由火车递送，原设各台几同枝指，拟与呼兰等台一并裁撤。至不通驿递各属、并茂兴等站，一律改添文报局。一切文牍往来，责成经理，即以所裁各站应支款项留作常年经费。如有不敷，再由正款内另行酌拨。先行派员试办，一俟就绪，再行咨部立案”。[18] 宣统元年正月廿四(1909年2月14日)《北洋官报》刊登湖北按察使杨文鼎整顿邮务的消息，指出其虽仍采用驿站体制，却在新法上多借鉴邮政的章程：“湖北臬司杨廉访以各属邮传投递公文，压搁迟延，遇有要公，贻误实甚。特拟定整顿办法，嗣后各属邮传上下站递送公文，应照邮政局现办章程，每县刻一圆式图记，注明某驿何日收到、何日转递，挨站依次盖用，不准遗漏。倘有迟误，其在何站延搁，一目瞭然，责有攸归，可杜彼此推诿之弊。并由各州县专派丁书管理此事，每日收发上下站公文，不论件数多寡，必须专差逐一递送一次，断不能再蹈从前积习，压前等后，倘仍视为例行公牍，藐延如故，或竟置之不理。惟有照章记过，每记过一次罚银十两，记大过一次罚银三十两，由司委员驰往坐催勒缴，并提承办丁书来省讯办，绝不宽贷。如记过较多，即行专案，详请撤任，以示儆戒，业已分行饬遵，并详明督院立案矣。”[19]由此可见，是时直省管驿的官员已经意识到欲突破驿递积弊的桎梏，则必须借鉴别有成效的新式邮政章程，由专员进行登记管理、及时寄发，而且赏罚分明，绝不含糊。否则驿站之弊，又怎能以“从严参办、决不宽贷”之类的官腔即可肃清殆尽？ 宣统元年二月初一(1909年2月20日)《吉林官报》报道该省官员调查驿站积弊，藉此可折射是时该机制之普遍面相：“民政司谢司使以本省驿站积弊颇深，所有办公津贴随缺等地，或由佃户侵欺租息，或任站丁隐匿浮多，甚至站官私自抵押，与民间荒户动起纠葛，涉讼不休。且站丁当差，勤慎得力者固多，而游惰好闲、无所事事者，亦属不少。至站籍之中，其鳏寡孤独、有站地以养瞻者，果否足以存给，俱应澈底清查，俾杜讼源而资治理。已拟定清理站丁站地各表式，呈请督抚宪核示奉批，仰即通饬各站按表详细调查，填送该司汇总核议详办云。”[20]在驿递体制中，管理人员与州县官制、财政收入关系密切，美国学者曾小萍就曾指出：“在帝国的驿传体系中，喂养驿马和看马驿卒的费用各地差异巨大。弥补真实花销和这些支出预算间差价的指责就落在了各地方的官员身上。”[21]而对于州县官员来说，所管辖区内的驿铺相距甚远，只能交由驿铺的具体吏丁进行操作，所以才会出现有员役站官私售公产、频起纠纷的事情。因此也有州县官员结合自身体会指出“近时驿铺腐败，实有不得已于言者”，因“各处设驿司以速达公务，凡交各件不容稍逾时刻，法本周密。乃近来各驿累有迟延，一经挨查，则彼此推诿，有欲整顿而无从者”。由于驿递本来即是朝政之一部，若因迟延而挨查，则必负上相关的政治责任，因此从州县官的角度来看，则不如“将各属驿站铺司，一律裁拨，各署公文改交邮局递送。各县额编驿站铺司银全提宪库，往来公文由省邮局包定年费若干，由局赴库具领。或留一半存县作为邮费，一半按季解省，除仁钱二县自行付给，其余均由邮局另立一簿，按季结算请领。或于省中设局派员专司其事，挂发交邮递费，由委员按季请领。省外各衙门邮费均归各首县应付，外省递到浙江文件，交首站邮局转递，邮费价目自不能照信件分两计算，而公文缓急、递送迟速，亦当分别应请抚宪与邮局酌订章程，通饬各属遵办，一面并咨部立案”。[22]按照这样的建议，州县官将会把管理公文传递的职能彻底切割，以商业交易的方式由邮局承包公文传递的业务，而这恰恰是陆军部最为反感的事情，故虽然直省官员多有咨请，却始终难以成事。 四、突破体制的拘囿：江西裁驿的过程与结果 随着官制改革进程的发展，直省督抚与中央部院之间的意见分歧亦更加明显。传统政制之中，政随人举本为常事，而在清末官制变迁、职权争夺之际，这样的趋势更为明显。在裁驿一事上，虽中央部院迟缓不决，但直省已多有督抚先行改革。除袁世凯、徐世昌等人，江西巡抚冯汝骙亦是其中一重要人物。他在光绪“三十四年，移抚江西，整税务，省不急，官称治办。朝议方厉行新政，乃复察民情，量财力，从容施设，士民安之”。[23]可见其人为政颇见趋新。而在裁驿置邮方面更见其雷厉风行之作风。 江西地处通衢，为五省驿道交汇之所：“一，北渡江达湖北黄梅；一，东南逾杉关达福建光泽；一，东逾怀玉山达浙江常山；一，南逾大庾岭达广东南雄；一，西出插岭达湖南醴陵。”[24]故其交通地位相当重要，对驿务之强调亦甚于他省，⑤清末惟一正式裁驿之事行于江西，亦有其内因所在。宣统三年三月，江西巡抚冯汝骙上《筹裁驿站、推广邮政折》，指出其早于宣统二年即电请裁撤驿站，并请“裁驿站银两留为推行邮政之用”，但是时邮传部以“驿站为交通行政机关，尤以廷寄军报为重，设非妥筹完备，何敢轻议裁撤”。可见以军报为保驿之理由并非陆军部仅有，故裁驿迟迟未能付诸实施，实在中央部院的互相推搪。 冯汝骙久任直省大员，对驿递管理及其弊病深有体会。他在折中指出，驿站制度设立已久，其变化已与设计原意大有不同：“地方冲僻，今昔迥异，或事简而经费反而多，或事繁而经费较少。”而清末经济形势大变，对于具体管驿的州县来说，“近日物用昂贵，银价悬殊，马乾工食等项，按照例价，虽加三倍，尚尤不敷”，所以“州县相率欺隐，视为固然”，而其手段亦各有花样，“查照额设驿马站夫之数，有仅十分之一二者，前后任交代，则递造虚册，折交现银，套搭混淆，莫可究诘”，以致官制改革后制订行政经费预算，“以厩置驿传之要政，几等子虚乌有之空文。”而更有州县之“不肖牧令”，因其“缺分瘠苦”而“以驿费为贴补之资”，本应花费驿费的要差则“仍复派累，贻害小民”，如此一来，不仅为害民间，而驿递文件本应“计程数日者，往往经旬累月，动多淹滞，贻误事机，所关非细”。所以冯汝骙力陈“值此宪政进行之际，自应急筹通变，免致糜款误公”。 为对裁驿置邮有所推进，冯汝骙与“江西邮务长甘博斐迭次晤商办法”，并由其与总税务司商定裁驿置邮的大致原则：一是设邮局以传公文，一是裁驿费以兴邮政。具体措施是自宣统三年四月初一起，“江西各厅州县一律均设邮政分局，各佐贰杂职、分防地方，择要先设三十余处，随时推广。”而每重六钱七分的公文，收邮费三分。与此同时，裁撤全省驿站，各署局公文邮费“拟先将此次所裁驿站经费银四万二百余两分拨试办，有不敷再以上年所裁三万两酌拨济用”。实则官府公文的传递仍系免费，但原驿站经费则用于建设新式邮政的局所线路及原驿递功能中“廷寄军报暨解饷解犯”的专马雇夫等花费。冯汝骙指出，驿费拨为邮费虽在江西仍属花销开支，但对于国库“实加增收入”，因为“此后公文一项，每年约百余万两件，可骤增大宗入款”，所不利者仅是州县官员无法再行侵吞驿费，故其称此策为“有百利而无一弊”：不仅可善用原有经费，又可开拓新的利源，更能防止官员获取不义之财。[25] 在具体施行方案上，冯汝骙与税务司商定《赣省裁驿添邮议定暂行试办条款》十五条，其主要解决“邮政局与一切公文信件一样转运投递，总期迅速，以昭慎重。并须加一回执，免其收费”的问题。“衙署公文交邮政局在本地投递者，一概免费”，而“别省寄来过路之公文，交于本省邮界某县之首局，仍应收满邮费，同平常衙署公文一样寄递”，另外“藩署兼局所甚多，公文尤繁，似亦宜邮局派人经理收发，照院署办理”。在邮费标准上，“抚部院已与邮务长议定每重二十格伦姆(磅平均六钱七分，库平约五钱三分六厘)收邮费三分，逾重递加，一概作为紧要挂号之件，以昭慎重”，“卷捆之刷印表册等件贴有印信者，照刷印类寄，其挂号费免收。”裁驿置邮之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文报传递的快速与安全，“驿站旧例，凡擦损沉匿，均有专条。现改邮递，如有擦损遗失及稽延情事，确系办公员役保守不力，邮务长即当从重议罚，倘遇有重大情形，亟应详报北京核办。”该试办条款还简略规划了赣省裁驿置邮的计划，“一个月内，开办南昌至抚州、建昌两府夜班”，“除南昌、丰城、樟树、新淦、峡江、吉安、泰和、万安、赣州已开夜班外，南安府赶紧开夜班，其余以次推广夜班。”该条款还强调，“此项章程作为试办，将来邮传部筹定划一章程，江西应亦照部章一律办理”，“此次试办章程，在未奉部定章程之先，如有未尽事宜，由劝业道与邮务长商议增订，禀请抚宪核定饬遵。”[26]在尊重邮传部权威的同时，其实还是将制订章程和举办的各种权力收归省抚所有，邮传部对其举动亦并无太多实质的阻挠，最后也只能默认了事。 终清一代，江西是惟一一个实现了裁驿置邮的省份，而邮传部对它亦无可管制：“赣省裁驿改邮，业经冯抚分别奏咨，复奉邮传部电，以本部正在与税务司筹备接管全国邮政，必须通盘筹画订定划一章程方能通行，该省未便自为风气，致多窒碍，咨明冯抚缓办等因，已纪前报。嗣冯抚以裁驿改邮已与邮务长甘博斐商定，订于四月初一日实行，倘因此缓办，则邮局一切筹备各事损失甚巨，万难中止。但此系试办，不能作为定例，如接奉部定划一章程，即行遵照部章实行办理。咨复去后，昨得覆电，以该省既系试办，故准照行，仍俟部定章程颁发后，即须一律遵守。冯抚译悉后即商邮务长赶紧预备，如期实行，以利交通。”[27]是时邮传部堂官尚在“为扩充邮政起见，业经通饬各局，凡属京内外各衙门公文由局递送，无论普通邮件必须另行挂号，随到随送，概免邮费，以为慎重公文、裁并驿站地步”。[28] 既有已成之示范，他省则亦有效仿之举：“湖北劝业道高观察现拟将本省军塘驿站裁撤，以后公文改由邮递。日昨将理由禀请督院核示，瑞制军以改驿为邮，系仿照江西省现办奏案办理，并非院覆部定之本意。盖裁驿站以后，公文改归邮递，则费仍应留用。揆诸资政院，原意经费全裁，意在节省出款，宗旨仍不相符。惟是驿站腐败情形已达极点，亟应裁撤，但裁驿以后，舍通用邮局外亦别无他法，此项经费亦不得不留以作抵，自应叙具确当理由，专案据实具奏。至裁驿以前尚有一番布置，不能不先行规画。查鄂省幅员辽廊，无论穷乡僻壤，凡属州县、佐贰、营汛、局卡、驻扎处所，均有公文往来，必待邮线遍及，交通无阻，方可酌定日期，将全省驿站一律裁撤。赣省原奏办法甚属妥善，兹特抄发该道阅看，饬令参酌采择，与邮务长一一商妥，酌拟章程办法，再行详候核夺。”[29]不过，这些省份的主官并无赣省巡抚之决心，在酌拟之间，辛亥革命的炮火已经将支撑清王朝的朽木轰碎，裁驿置邮之事，亦须待革命平息、新政府成立后方再行议办了。 ①此三折一片之起草主要由张之洞于中主导，但刘坤一在其中起制约作用，使此次会奏之主调不至于过于激进。关于其起草过程及上奏经过可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91-98页。 ②此时民信局与大清邮局的网络，均未见有通及新疆之邮路，故新疆巡抚将报纸附驿递送，应该亦是惯常行为。查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是时新疆巡抚为潘效苏。 ③冯廉访即冯煦，按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其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一(1903年2月18日)由河东道浅任四川按察使。按《清史稿》称：“冯煦……叠上疏代奏，请图自强，敦大本，行实政，德宗嘉纳。”(《清史稿》卷449、列传236) ④按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朱家宝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廿八(1906年2月21日)方由通永道迁江苏按察使，然之前报纸已以“朱廉访”称之，且查之前数年均无朱姓按察使，故“朱廉访”应是朱家宝。 ⑤按江西巡抚郝硕于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奏称：“臣查江西一省，南北为京皖两广通衢，东西系浙闽三楚孔道，地方辽阔，公文络绎。除冲途地方紧要事件，差马夫骑马驰递外，其寻常公文，俱发铺司兵传递。”(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8辑，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106页)故目前留下关于江西驿传铺递的规则史料，也相较他处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