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重大转折的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世纪中日关系存在着三大“落差”
一般来说，国与国的关系总是跌宕起伏，时好时坏。但像近年来的中日关系如此严重的失衡，无论在两国关系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都是罕见的。
首先，中日经济关系热络异常，政治关系却趋于冷却。这就是人们经常指出的“政冷经热”。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与年俱增，不断刷新记录。从2001年的877.5亿美元，2002年的1,019.1亿美元，2003年的1,335.8亿美元，一跃为2004年的1，678.9亿美元。4年里差不多翻了一番。日本虽然在2004年内失去了它垄断11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在近4年里出现迅猛增长的势头。近两年来，日本经济出现明显回升迹象，其中一个重要的拉动因素就是对华出口的迅速增长。日本经济界一度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出口经济紧缩论”已悄然为“中国机会论”所取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国的政治关系持续降温。由于小泉首相上任4年来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两国首脑互访长期中断。这不仅在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交往史上没有先例，就是在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两国高层领导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中日间风波迭起，摩擦增多。除了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这些原有的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瓶颈”问题外，围绕东海大陆架划界和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对立、摩擦的“热点”。
其次，中方为改善双边关系所作的不懈努力与日方的消极、懈怠形成了鲜明对照。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在未来二十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非常重视发展与日本的睦邻友好关系，致力于构筑稳定的周边环境。学术界、舆论界围绕如何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日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中日双边关系的举措，如倡议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定期举行战略对话以及开放日本民众免签证入境，等等。日本将中国的这些姿态冠之以“对日新思维”而表示欢迎，但它却始终未能作出与中方同样的努力。双边关系的改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双方共同作出努力。尽管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当局也应该有“对华新思维”，但以小泉为首的日本当权者不仅没有向中国释放善意，反而在参拜靖国神社、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等问题上一再挑衅中国的战略底线。近年来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对立，无一例外地都是日方首先挑起的。小泉内阁在对华关系上缺乏长远战略性思考，口惠而实不至的态势已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和舆论界的不安。
第三，就日本而言，一般国民与政治家、中央与地方之间对发展中日关系的热心程度也有巨大差异。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两国国民的相互交往日趋密切。仅2004年内，双方人员往来的规模就超过了400万人。此外，中日两国间还有240多对“友好城市”，在两国对外缔结“友好城市”的国家中名列前茅。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在日中国人已超过42万人，是仅次于韩国、朝鲜的第三大外籍居民群体。另一方面，在中国长期居留的日本人也有76,000多人。日本的广大国民虽然对中国还有不少误解和疑虑，总的来说还是愿意与中国和睦相处的。但是，随着伊东正义、后藤田正晴、野中广务等元老级政治家陆续去世或退出政治舞台，日本政治家中主张对华友好的人越来越少，敢于声张正义的更是寥寥无几。相对地方自治体而言，在中央政府或执政党内身居要职的政治家不是贬低和忽略中日关系，就是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推行一条不合时宜的强硬路线。
二、新世纪中日两国间对立和摩擦增多的深层原因
第一，中日两国近十多年来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给两国都带来了如何调整心态和给对方重新定位的问题。日本当权者尚难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导致其外交政策中对华遏制的消极因素明显上升。
在国际格局趋向多极化的进程中，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趋势。在未来一二十年里，日本仍将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经济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相比之下，中国崛起的速度更快，也更持久。从1955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誉为“世界经济奇迹”，而中国经济从1979年起更创造了长达25年的“超级经济奇迹”，至今还看不出终结的迹象。
如果说中国暂时还不习惯被人们视为经济强国的话，因为这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那么，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则难以接受自己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甚至被中国所取代的事实，这种心态的调整更为艰难。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还是第一次面对一个国力迅速上升、咄咄逼人的中国。很多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对日本“秋后算帐”，取代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日本当权者在对华政策中越来越多地注入对抗色彩，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还不能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第二，中日两国政坛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在重新铸塑国家战略和对外形象的过程中，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在所谓“超越战后”意识的支配下，表现出强烈的对外强硬姿态。
在老一辈的日本政治家中，有许多人对过去的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他们和同样经历过战争的中国领导人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即使出现问题也容易沟通。可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逐渐谢世，在肩负21世纪领导责任的新一代领导人间出现了巨大的“断层”。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为指针，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表现出极大的自信。反观日本，目前掌控权力中枢的是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家，具有浓厚的所谓“超越战后”的意识。他们认为日本应该拥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国际地位，要参与制定国际秩序而不是消极地遵守其他大国制定的秩序；要结束对周围大国“唯唯诺诺”的屈辱外交，而最终目标是要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成为与美国、中国等大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
第三，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两国与美国的关系都有所发展，而日美强化同盟关系尤其是美国欲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的战略考虑，导致日本当权者有恃无恐地推行对华强硬路线。
中日关系始终受到双方与第三国主要是美国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一段震荡期。“9·11”以后，中美关系虽有所改善，但美国统治阶层依然将中国视为最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不遗余力地拉拢日本以共同对付中国。相比之下，日美两国出于其共同的战略利益，双边关系改善的幅度更大。
日本外交历来有“傍”超级大国的传统。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在战略上依附和追随美国的态势日趋突出。小泉内阁是历届政府中亲美色彩最浓厚的，而美国也有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的战略意图。可以说，正是美国的格外青睐导致日本在对向美国“一边倒”还是既重视美国也重视亚洲和中国的两大外交路线间始终找不到平衡点，而美国的撑腰和怂恿也使日本当权者有恃无恐地向周边邻国特别是中国挑衅。
三、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年头。如果日本当权者不审时度势，而继续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中日关系还可能进一步趋向紧张。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止跌回升，趋向改善。事实上，任何事情走到极端了，往往就会走向反面。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强硬路线也是如此。
首先，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强硬路线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也是构筑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关键。在亚洲，中国的GDP仅次于日本，但中国的政治影响则是日本所无法比拟的。日本对朝核问题最感威胁，而中国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东道国，在促使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终也绕不开中国这道“坎”。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经济筹码尤其是市场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庞大市场。对日本来说，在与欧美企业争夺中国市场时已经输了好几个回合，如果由于两国政治关系交恶再失去一大块中国的市场份额，则更是日本朝野上下所无法接受的。
其次，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强硬路线也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近年来，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赞赏和支持。中国和朝鲜半岛北南双方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和东盟、印度、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渐入佳境，就连美国也在“9·11”以后出于反恐战略的需要大幅度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在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的今天，日本当权者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不仅撼动不了中国的地位，自己却反有被孤立的危险。
中日两国拥有众多的共同利益，这是遏制两国关系趋向恶化的强大“制动器”。尤其是两国的经贸交流已经在广度上和深度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两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财界和广大国民不会允许少数政客一意孤行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众所周知，日本国内对小泉内阁的批评越来越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的。
中日关系眼下尚不具备迅速地由“冷”转“热”的综合条件，但日本国内目前已出现一些有利改善双边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日本朝野普遍意识到其经济开始强劲回升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扩大从日进口的拉动作用，前些年在日政经界颇为盛行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有所降温，而“中国经济机会论”正在形成，提高双边经贸合作层次的呼声日高。（2）日本朝野充分肯定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了关键影响，日本在缓和对朝关系、确保安全利益方面有求于中国，重视中国在东亚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有意同中国加强对话与合作。（3）中国重视对日关系，高举友好旗帜的姿态得到日本各界人士好评。日本学界和传媒界一些人士公开赞扬中国有关中日合作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主张，对中国派遣长期主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出任驻日大使表示欢迎。日本国内出现“王毅热”，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所罕见。
四、努力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交汇点
第一，坚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逐步提高战略对话的层次。
第二，扩大与深化经贸领域的交流，努力实现“双赢”。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交流有效地防止了中日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两国政治关系日渐回暖，趋势表明，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将在2005年接近2,000亿美元，2010年超过3,000亿美元。目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已位居国外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二位。
第三，中日两国的安全对话与合作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有可能实现重大突破。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今后可继续加强磋商和共同努力，争取在此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地区论坛，为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两国军事当局已经开始频繁的高层接触和各种领域的交流。未来可进一步加强交流，建立信任措施和危机处理机制等。
第四，扩大中日共同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必须遏制两国国内正在抬头的狭隘民族主义。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日两国也不例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上升，这种在人们心目中长期郁结的悲情意识又与大国心态交织在一起，导致一部分群众特别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滋生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从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思潮在趋向多元化过程中呈现出总体上趋向保守化的特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急剧抬头。中日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开始互相冲撞，轮番升级，对两国试图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形成了一定的牵制。
摘自《国际观察》（沪），2005.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