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戈尔评传》的两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戈尔论文,评传论文,两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当代著名评论家圣·笈多的《伟大的哨兵——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研究》（中译名《泰戈尔评传》），（注：董红钧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及创作做了比较系统的评论。他的许多见解都颇有见地，尤其他又是“对泰戈尔和泰戈尔所创造的文化最为熟悉的那些人之一”，（注：董红钧译本，第243页。）所以，这部研究著作对于我们了解泰戈尔其人其文，有着十分有益的帮助。
如果我说，我在拜读过程中对某些看法产生歧意，绝没有不恭敬之意，而纯粹是学术上的研讨。例如作者在该书的第十章对《河边的台阶》、《玛莎》两个短篇小说所作的评论，就引起了我不同的看法。
一
在谈到《河边的台阶》时，圣·笈多先生说：“诗人在描绘故事的事件时，保持着一种极其微妙而矜持的态度。故事并没有讲明苦森的丈夫到底死了没有；只是说他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工作，然后一封书信传来了他的死讯。他到底是真死了还是弃世做了苦行者，故意从远方带来一个他已死亡的假消息以避免亲属的寻找？他是流浪中偶然到此呢，还是因为妻子在这儿而来的？他究竟是苦森的真丈夫呢，或者这仅仅是某些曾经见过他的妇人的猜测？苦森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她对于七八年间也不是经常见到的丈夫是否还认得？所有这些问题，河边的台阶是无法回答的，它只是记录了聚集在台阶上的人们所说的话语，但是作为一个记录者和讲述者，它的局限性也正是它的独到之处……不管他与苦森的关系究竟如何，事实是这个苦行者的内心要远比他的言词所表现的更为激动。”（注：董红钧译本，第197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圣·笈多先生认为泰戈尔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态度是“极其微妙而矜持的”，主要表现在对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没有做明确交待，人们可以做“是夫妻”或“不是夫妻”两种不同的思考，而这给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这正是该篇小说的独到之处。
可是，在我看来，泰戈尔的态度是鲜明的而不是矜持的，也就是说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是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苦行者就是苦森的丈夫。这个分歧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小说的主题思想及社会意义的理解，也关系到对这篇小说价值的评判。我想从下面两个方面来阐述我的看法。
1、从考察小说中的几个重要细节入手。
我们先看第一个细节，即四个姑娘对苦行僧的议论。这四个姑娘都是苦森婆家那个村的，当她们在恒河边的台阶上遇见被人们尊为圣贤的苦行僧时，每个人相继做了如下的反应：第一个姑娘说：“喂，他就是我们村里库苏姆（即苦森）的丈夫！”（注：本文中《河边的台阶》的引文均选自董友忱的译本，人名的译法与董红钧译本有别。）第二个姑娘说：“我的天哪！真是他呀！他是我们村里查杜久家里的少爷。”第三个姑娘说：“可不是嘛，前额、鼻子、眼睛，一点不差！”第四个姑娘甚至都没看他一眼，就一边叹息着把水罐灌满水，一边说道：“哎，他不是死了吗？难道他还会复活？库苏姆怎么这样苦命呀！”除了最后这个一眼也没看苦行僧的姑娘，前三人都做了肯定的回答，用了这样不容怀疑的字眼儿：“就是”、“真是”、“一点不差”。显然，这判断十分坚决。问题出在之后的三句话上。有的说：“他没有这么长的胡子！”有的说：“他没有这么瘦呀！”有的说：“仿佛他也没有这么高。”这几句话很容易被人理解成姑娘们对自己判断的否定。事实上，姑娘们是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言其变化，胡子是可以由短变长的，胖瘦，身高可以随着十年的岁月有所改变。指出这种变化，绝不可能影响“就是”、“真是”、“一点不差的判断力度，因为世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如果说，姑娘们的议论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那么，我们再看当事人的感觉。这就需要注意第二个细节，即男女主人公在台阶上第一次相见的情景：
在这一瞬间，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他们仿佛在互相辨认，好像他们前生彼此相识。
猫头鹰叫着从头上掠过。库苏姆听到这叫声感到恐惧，但她竭力克制自己。她用纱丽一端蒙住头，站起来，向苦行者行了触脚礼。
苦行者向她祝福，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库苏姆回答说：“我叫库苏姆。”
那一夜，他们再也没有说什么。
库苏姆的家离这里不远，她慢慢地向自己的家里走去。那一夜，苦行者在我的台阶上坐了很久。最后，从东方升起的月亮已经西落，苦行者的背影落到他自己的面前，这时候他才站起来，走进庙里。
请看，前者是慢慢离去，后者是久久不去，可见，两个人心中都特别不平静。那么，原因是什么？如果库苏姆是因为苦行者与丈夫十分相像而错认了丈夫。（这绝不可能，一个女人绝不会错认自己的丈夫），那么，苦行者呢？他的久久不去意味着什么？只说了一句话，会是一见钟情吗？一见钟情的人也不会如此苦坐到黎明吧，何况是个苦行者，爱情决不会这么突兀。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慢慢离去和久久不去有着同样的内涵：突然的重逢掀起了他们心中的波澜。
我们再看第三个细节，即男女主人公的最后一次见面。当库苏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流着眼泪向苦行僧诉说着自己的爱情之梦时——此时，她还没有说出那个爱人是谁，台阶说：“我觉察到，苦行者使劲用他的右脚踩着我的石阶。”显然，库苏姆的述白，触动了他的心声，不然，如果是简单地为一个教徒指路，他用得着如此紧张吗？
据上述细节所证，我认为，泰戈尔虽未直白地但也清清楚楚地揭示了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夫妻关系。
2、从考察作品的主题入手。
泰戈尔说过：“缺乏现实性，当然就是一个天大的欺骗。”（注：《泰戈尔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于是，“对国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都曾有过崭新的重要见解。”（注：刘文哲等译《泰戈尔评传》，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以此为思考点，《河边的台阶》自然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意义。然而，对男女主人公关系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小说主题的理解。
如果我们先接受这种假设：姑娘们错认了苦行僧，库苏姆错认了丈夫，苦行者只是一个长得很像库苏姆丈夫的僧人，两人在河边邂逅，一人说了一句话，就有了生死之恋，库苏姆就自杀了。那么，这个算不上爱情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库苏姆的死又有何意义呢？泰戈尔不会以一个女人无聊的死来做文字游戏吧？如果这样，就是败笔。
如果我们再做这样的思考：姑娘们没有认错苦行者，库苏姆也没有认错丈夫，那么，这就是夫妻十年后的相遇。按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会逐渐摸到小说的真正脉搏。请看：库苏姆因丈夫的欺骗行为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对她生命的摧残而痛苦，所以有了那天晚上的“慢慢离去”，苦行僧认出了他守寡十年的妻子，尽管是十分虚伪的他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所受到的震撼，于是，有了那天晚上的“久久不去”。接下来，库苏姆所以和他交往，是想砸碎寡妇身上的沉重的枷，苦行僧所以和她交往，是想戴着僧人的面具偷食几天人间烟火。最后，当库苏姆把一切揭穿时，苦行僧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戴牢圣僧的面具，要么与妻子相认，这个选择太痛苦，于是才有了他用右脚使劲儿踩台阶的举动，结果，他又一次选择了欺骗，并且彻底将妻子推向毁灭。由此可见，苦行主义是毁灭人性的恶魔。那么，小说的主题就昭然若揭了，即对“在印度一再将社会引入无所作为的泥潭而为世人所不齿的苦行主义”（注：刘文哲等译《泰戈尔评传》，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的尖锐批判。与那个因一句话而产生的一见钟情并导致女主人公自杀的爱情主题比，这个主题更有批判意义和社会价值，也更能表现泰戈尔这个现实主义大家的风范。
二
在谈到《玛莎》时，圣·笈多先生说：“《玛莎》中的主人公乔廷正患重病，故事以他的死而告终。他曾经徒然地企求赢得他那个百无聊赖，只图享乐，并厌恶与患病的丈夫一起生活的妻子的心。一位热心的大婶为这位垂死的病人编了一些故事，说他的妻子如何忠贞。但是，这些故事的虚伪性太明显了，于是仆人沙姆布推翻了那位大婶建造的谎言的天堂。”（注：董红钧译本，第191页。）在这里，圣·笈多先生虽然是在用几句话勾勒小说的情节，但对小说的人物也做了一番评价：百无聊赖、只图享乐、厌恶病夫的妻子，“热心的”大婶，“令人同情”的乔廷。
不知道圣·笈多先生的看法是否能代表男性阅读的大多数人的观点，不过，作为女性阅读，我不能赞同这样的评论，尤其是对女主人公的评论。
在我看来，这是一桩没有感情的婚姻的悲剧，这桩婚姻中的男女双方都同样受尽了煎熬。如果说乔廷活得艰难，他的妻子玛莎也同样很艰难，所不同的是，男主人公用虚幻遮住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女主人公则在虚幻的世界中维护真实的自我。如果说乔廷令人同情，玛莎也同样令人同情，而把她说成百无聊赖、只图享乐、厌恶病夫，未免欠公平。
不妨先让我们透视一下他们夫妻关系中感情砝码的重量。小说中交待了乔廷这样的心理活动：“他很清楚，他与莫妮（即玛莎）从来都没有亲密地交谈过。两种乐曲的调子不同，要和谐地共同演奏是极不容易的。”（注：《玛莎》的引文选自黄志坤的译本，题目为《诀别之夜》，人名的译法与董红钧译本有别。）文中又做了这样的交待：“莫妮和她的女友们谈笑风生，焦廷（即乔廷）不止一次感到妒嫉，十分痛苦……停晚，焦廷与莫妮坐在凉台上，焦廷总是想方设法找话题。但谈话常常象线一样地中断。静静地坐着，无话可谈，使人感到很难堪。”这说明，乔廷和玛莎之间毫无感情可言，更谈不上心灵的沟通。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小说没做具体的交待，但在包办婚姻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总之，这对儿夫妻的感情砝码处于零的位置。既然这是事实的真相，那么，乔廷用幻想来虚构夫妻的情感有什么意义呢？玛莎不做任何掩饰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再看他们的家庭氛围。它被玛莎在和女友的谈话中一语道破：“家里人都沉默不语。在这个家里，我的心都颤抖。坦率地对你说，这样下去我真受不了。”由此可见，沉默是这个家庭氛围的第一个特点。一个没有交流的家庭无异于一个精神牢笼。虚伪显然是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姨妈（即大婶）很讨厌玛莎，却在乔廷面前装着很喜欢她；乔廷明知道“玛莎整个一生都站在我的门外”，却甘愿陶醉在姨妈编织的各种瞎话中。其实，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每个人都很痛苦，乔廷的生活是凄惨的，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玛莎似乎也像一条载满悲伤的船”。在这样的处境中，如果乔廷出于对爱情的渴望而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玛莎直言不讳地宣布：“我可不会像你们那样在人前装模作样。唯恐别人在背后说闲话，就装出满脸悲伤，坐在屋角里。我不会这样做。”这种真实的态度，不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我们再看小说中的矛盾焦点。乔廷病重，作为家长的姨妈一定要玛莎在家守候；玛莎的母亲捎信来，让她回去参加还没见过面的小妹妹的首餐日，姨妈一定不让她回去。这样，玛莎的去与留就成了矛盾的焦点。
乍一看上去，玛莎连起码的人道都没有，而乔廷倒十分令人同情——一个病重的丈夫多么需要妻子的关心呀！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乔廷是身体疾重，玛莎是心灵痛楚。
有病的乔廷对妻子表现出若干的需要，他希望“她是贤妻，她是良母，她是美人儿”，通过姨妈在他面前编瞎话时他的表情我们还看出，他更希望妻子熬鱼汤、洗手帕、收拾餐厅，坐在床前给他扇风、煮牛奶、织披肩等等。可是，他们的夫妻感情已处在零度，家里沉闷得像一潭死水，这时候，要她做他所希望做的这一切，无疑是残酷的精神折磨。当然，她可以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人道去照顾乔廷，可乔廷所求于她的是这样关照吗？不是，因为还有姨妈和仆人在。可见，如果玛莎走了，乔廷很痛苦；如果玛莎留下，两人都很痛苦。那么，玛莎真实地表现了自我，应该没有理由受到“百无聊赖，只图享乐”的指责。
这里，我们不妨引进美国女作家凯特·肖班《一小时的故事》中的一个细节来说明问题。当女主人公听到丈夫因车祸死去的消息冲到楼上时，按照传统的观点该希望她在那里痛哭流涕，没想到她竟喊出了这样的心声：“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她未免太残酷了吧？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可是，这声呐喊的背后，刻着她意志被屈从、自由被剥夺的经历，于是，她的“解放了”的感觉浓于悲痛之感就令人十分理解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玛莎的直抒胸臆“我可不会像你们那样在人前装模作样”也是对她以往生活的概括：这个家庭对她有过关心吗？乔廷连她的父亲搬到哪里都不记得，小妹妹从生下来她都没有可能回去见上一面，每次说到回娘家都要有重重阻力，姨妈认为她太轻浮，乔廷认为她太任性，夫妻俩在一起经常“两人僵在那儿”。那么，为什么要“装模作样”呢？生活又不是演戏。
所以，我认为，泰戈尔在《玛莎》中塑造了一个不做作、不虚伪、活得很真实的女性，这真实不应该因错误的理解而被贬斥。
仅仅是两点思考。最后，我想说，《伟大的哨兵——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研究》于我、于更多的读者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