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阶段性论文,区间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经济增长速度又是与一国的经济规模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设想一个坐标，坐标的纵轴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横轴表示一国的经济规模，坐标中的A、B、C、D各代表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坐标中的水平线和垂线表示一国经济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边界，如图1所示。
在坐标中，一国的经济增长将按A、B、C、D的顺序走出一个"N"字形，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在其经济起飞之前，处在经济增长的A阶段。这时，不仅经济增长水平低，而且经济规模小。经济增长从A阶段越过坐标中的水平线过渡到B阶段，意味着一国经济从小规模、低速度向较大规模的高速度迈进，亦即表明一国经济实现了起飞。当一国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经济增长的B阶段后，尽管经济规模的扩大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但经济的持续增长终将会达到规模经济的临界点，即坐标中的垂线附近。此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逐步放缓，并最终使一国的经济增长进入C阶段。如果一国经济再次跃过坐标中的水平线而进入D阶段，则标志着实现了第二次经济起飞。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坐标中的水平线和垂线代表着一国经济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临界点。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经验估计，水平线所代表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约在5～6%左右；而垂线所表示的经济规模，应以一国在特定技术水平条件下生产要素已得到充分利用为标志。如果上述标准能够成立，那么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大都已进入C阶段，即经济已具相当规模，但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阶段。例如，1990年，美、日、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4.3%，其中美国占24.2%，日本占13.2%。但即使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日本，1980～1990年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4.1%，美国为3.4%；1990～1995年的平均增长率日本为1.0%，增长率最高的美国也只有2.6%。
我国在经过了2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实现了从经济增长的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从1979～1997年的18年中，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但是，我国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增长的B阶段（见表1）。
一国经济实现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制度条件或体制条件以及经济条件。首先是技术条件。只有当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出现并大规模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形成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新的产业之后，才有可能使一国经济实现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的释放和与之相联系的产业规模和产业数量的扩张具有内在要求，因而通常会导致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要实现这一点，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若不具备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效应就无法大规模地扩散，新的产业就无法形成，经济就无法实现起飞。一国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正是在技术、制度、经济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
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是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为先导和技术基础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完成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创造了制度条件，也为其提供了资本积累这一重要的经济条件。我国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也是以工业化为先导和技术基础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尤其是以改革开放为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制度条件或体制条件；对外开放则加快了我国资本积累的进程，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一国的经济进入B阶段以后，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经济规模，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一国经济在B阶段的停留也要持续一定的时间，但这一时间会依各国的不同国情而有所差异。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2020年以前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都有可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B阶段。但是，当代表某种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条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条件、经济条件的效应得到充分释放以后，一国的经济增长就将步入经济规模较大但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C阶段。尽管从B阶段到C阶段的过渡具有渐进性，但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这种过渡是不可避免的。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2020年以后，我国也有可能逐渐走向经济增长的C阶段。
一国经济进入C阶段后，尽管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但经济规模将会跃上一个新台阶，我国也不例外。1993年5月31日美国《时代》(Time)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1年中国的GNP总额为16000亿美元，按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潜力，到2010年和2020年，中国的GNP将分别为74000亿美元和139400亿美元，届时美国为96000亿美元和118000亿美元，日本为43000亿美元和65600亿美元。而据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如果采用1997年美元表示的货币实际购买力，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包括香港和台湾）将达到11万亿美元到12万亿美元，届时将同美国一样，占全球产值的1/4左右。应该说明的是，上述预测不一定准确，甚至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并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名列世界前列，应是不争的事实。
一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的C阶段后，尽管经济规模已经到达既定技术条件下规模经济的边界，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再具有持续增长的潜力。实际上，同B阶段一样，C阶段也是一个经济具有较大发展的空间，在这一阶段，不但经济规模还会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继续扩大，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也仍然具有较大的伸缩性。但是，一国经济要实现从C阶段到D阶段的飞跃，即在较大经济规模的基础上实现高速增长，完成第二次经济起飞，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即出现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技术条件和具有带动效应的新的产业，而且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和经济条件。显然，上述条件的具备需要时间，这正是一国经济难以从B阶段直接进入D阶段的重要原因。
二、1999～20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性
如果前述推论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处在经济增长B阶段的中国，2020年以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支持以上论点的主要依据是：
——与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经济增长仍然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从这一背景出发，在可预见的期间内，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不会有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技术进步将会在未来经济国际化的浪潮中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一方面会提高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座标中代表规模经济边界的垂线右移，从而为我国经济规模的合理扩大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在可预见的未来的20年中，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逐步确立并不断加以完善，从而使制度创新的效应会继续得到释放；同时，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为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更为有利的资金等经济条件。
——在今后的20年中，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作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会保持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不仅是由于今后每年仍然会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供给，而且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和国营工业企业中还会分离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充裕供给一方面会直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会使我国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保持较长的时间，从而为吸引外资，间接地支持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必要的条件。
——根据“经济增长率减半期”理论，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10%下降到长期平均增长5%（减半），需要8～15年的时间，假使这种理论能够成立，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也要持续到2010年以后。如果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世界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不但经济起飞的“跑道”要比中小国家长得多，而且按照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s)和增长点(Growth Point)理论，经济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对落后地区的带动效应会使我国经济在长时期内出现此伏彼起的高速增长态势，这种态势将使我国经济从总体上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成为可能。
从以上分析来看，2020年以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据美国兰德公司预测，1990～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2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课题组计算，2001～201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为7.5%，从2011～2020年，年均增长仍然会保持6.8%的高速度。上述预测和笔者的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
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2020年以前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首先是因为，当一国的经济增长处在从A阶段到B阶段的过渡或处在B阶段时，其对资源的利用是不充分的。在存在大量可供利用的过剩资源的情况下，如果由于某种人为的限制而不能实现高增长，不但使过剩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而且在增长率过低的情况下甚至会使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出现部分闲置，导致资源利用的浪费，这实际上是对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破坏。
其次，处在经济增长B阶段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有人口多且自然增长率高的特点。但是，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因此，若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难以吸纳新增劳动力就业。据测算，我国进入90年代后，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吸纳新增劳动力就业62.4万人。据此推算，若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也只能吸纳约500万人就业。显然，巨大的就业压力也要求我们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此外，一国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以及在B阶段的高速增长，通常都伴随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贡献分不开，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又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其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如果不能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致使经济停滞，国有企业处境艰难，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就只能放缓。
综上所述，保持经济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进入C阶段即完全实现工业化之前的必然选择。当然，这并不排除由于经济周期波动会使增长速度有时放缓，也不排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规模经济边界的临近会使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降低这一趋势的出现。
有些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或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过高，不如把增长速度适当放慢，比如说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7%的范围内。
其实，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应保持多高为宜，与经济发达国家并无可比性。从前述分析来看，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应有不同的内涵：处在B阶段的国家，例如我国，如果经济增长率接近6%，甚至低于8%，相对于B阶段的客观要求和经济增长潜力来说，就应被视为低增长；而处在C阶段的国家，例如美国，其经济增长率若能接近6%，甚至高于4%，相对于C阶段的客观限制和该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来看，就应被视为高增长。原因应该不说自明：两国的经济规模具有较大差异。美国的经济每增长1%，其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大约相当于我国按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假如两国经济均增长6%，美国的劳动力就会出现极度短缺，而我国的失业率则会迅速上升；对其他经济资源的利用状况以及经济实力增强的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幅度等也会出现巨大差异。
从1953年到1978年，我国经济曾几起几落。1958、1965和197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高达22%、16.9%和23.3%。但是，这种高增长未能持续下去，随后便出现了“高台跳水”，于1961、1967和1976年分别出现了-29.7%、-7.0%和-2.7%的增长率，26年内平均增长率只有6.6%。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尽管也曾出现过几次波动，但波幅明显减小，并且再未出现以负增长为特征的古典型周期。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未能再出现过20%以上的高增长，但平均增长率却高达9.8%。显然，这是一种基本正常的增长型波动。
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的确不是越高越好，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高增长的合理性。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究竟应保持多高为宜，应服从于处在B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关键是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而不应人为地加以限制，当然也不能不切实际地人为拔高。实际上，我国改革以前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和暴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地造成的，而非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只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致于导致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致于导致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只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持续发展，那么这种高增长就应当是合理的和可接受的。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我国的台湾省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一段持续的高增长时期，这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种趋势，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国的经济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就会在不远的将来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相反，如果不能认清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位置，采取经济保守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就会坐失良机，并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会丧失殆尽。
三、经济增长适度之间的确定与控制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从本质上说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最终应由客观经济过程来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为而治。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已是客观事实。在此情况下，政府宏观调控作为重要的外生力量，虽然不决定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但却可以对经济波动的幅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正处在经济增长B阶段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我国来说，政府宏观调控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其波动的幅度就越大，而经济的长期剧烈波动，不但会造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出现过的资源的巨大浪费，并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更重要的是，它还会破坏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因此，为防止经济在景气波动过程中出现过热和过冷，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以实现含常规波动的稳定增长，政府必须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适当的调控。
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实行必要的调控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人为的选择，但也不可能回避增长率应保持多高为适度的问题。
从1978～1997年间，我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这一增长率基本上代表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趋势。由于我国处在经济增长B阶段这一事实在短期内还不会改变，并且，经济增长的制度效应还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地释放出来，因而这一趋势还将会继续下去。因此，在确定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率时，应首先考虑这一历史平均趋势。但是，由于经济运行受周期波动的影响，并考虑到宏观调控应保持一定的弹性，故经济的适度增长应是一个区间而非某一固定的增长率，例如8%或10%。
应该如何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呢？
首先，可以考虑以9.8%的增长率作为增长趋势线，然后再以此为基准设定一个浮动范围，这个浮动范围的大小可以参考我国历史上经济波动的幅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1984年14.6%、1992年14.2%和1994年12.6%的经济增长率都曾不同程度地导致经济过热；而1981年的4.4%、1989年的4.1%和1990年的3.8%的经济增长率又导致了经济过冷。同时考虑到我国2010年以前的巨大就业压力和经济增长潜力，似以在9.8%的增长趋势线上下各浮动两个百分点为宜，即把我国近期，例如1998～2000年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控制在7.8%～11.8%，这样的经验区间和波动幅度既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要求相一致，又不会带来大的经济和社会震荡。
如果考虑到未来由于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而逐渐逼近规模经济的边界以及制度创新的效应会逐渐递减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而且应当对9.8%的增长趋势线进行调整，使之逐步下移，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增长趋势线设定一个浮动范围，例如仍然上下浮动两个百分点，以确定不同水平历史时期的适度增长区间，并把这个适度增长区间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增长趋势线值仅仅是一种推论。未来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应以多高为适度，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预测，而应以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为依据。因而这里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
为了把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控制在适度增长的区间内，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运行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更为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特点来看，从波谷到波峰的时间都比较短，一般只有2～3年的时间，而从波峰到波谷的时间则相对较长，一般需要5～6年的时间（见图2）。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由软预算约束所导致的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以及地方政府的速度偏好，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会把经济迅速推向过热，出现超高速增长；而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同样的原因又会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过热的压缩、调整和双轨体制下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形成一种抵制，从而延长了经济衰退的时间。可见，正是由于这种根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软预算约束和速度偏好导致了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上述特点。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来看，上述特点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
鉴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上述特点，当我国经济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并接近于增长趋势线时，就应当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延长景气上升期；当经济增长率越过趋势线值逼近适度增长区间的上轨时，则应加大“紧”的政策力度，以防止总量失衡和经济过热。相反，当经济运行从波峰掉头下滑时，则应放松“紧”的力度，尤其是当经济增长率越过趋势线值继续回落时，则不宜继续实行紧的或适度从紧的政策，而应采取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谷底过深即经济过冷，同时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如能根据经济波动的客观形势适时、主动地实行灵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降低振幅，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从而把经济增长始终控制在适度区间之内。
此外，在我国经济运行从波峰到波谷的回落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个较为宽松的供给环境，显然，这是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升极的大好时机。因此，在这一期间内，政府在灵活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总量的同时，还应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使之更趋向合理并逐步走向高级化。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如能把调节总量和结构，把调节需求和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为以后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