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语言学界“动宾式动词＋宾语”现象研究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宾语论文,动词论文,学界论文,现象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12-0444-06
引言
“动宾式动词带宾语”（注：为便于讨论，本文的“动宾式动词带宾语”有时也记作“V.N1+N2”。其中“V·N1”代表动宾式动词，N1代表动宾式动词中动词性语素的宾语，N2代表动宾式动词所带的宾语。）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兴用法，而是古已有之。邢公畹先生指出(1997)这类句法现象在《史记》中就已出现过，如：“相国……乃拊循勉力百姓”，“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并且在后来的文献中，从汉代、唐代、清末民初到早期的现代汉语都有这样的用例，如：“刺史大惧，归命大圣文殊师利”（《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滦州归”（宋《三朝北盟会编》）、“因为立等寄信山东，免得耽误时刻”（《官场现形记》第九回）、“虎爷不撒手钱，并且告诉天赐少瞎扯淡”（老舍《牛天赐传》）。可以说，“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语言形式产生于古代汉语，经过近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沿用至今；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用法比以前任何一个阶段的使用频率都更高，使用范围也更广泛，并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这种语法现象较早就进入了语言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李临定的《宾语使用情况考察》(1983)是八十年代以来第一篇涉及“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论文，而饶长溶的《动宾组合带宾语》(1984)则是第一篇全面论述这种语法现象的文章。另外，一些文章还分别对该形式的发展源流（丁喜夏、原雪梅1998，刁晏斌1998，晏鸿鸣1999）、结构、语义特点及组配规律（汪惠迪1997，刘云、李晋霞1998，凌德祥1999，杨海明2001）修辞、语用价值（华玉名1998、1999）及配价分析（周红2003）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总体来说，关于“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动宾式动词＋宾语”句的结构特点、动宾式动词的特点及其所带宾语的语义类型、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条件、动宾式动词带宾语句式流行的原因、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规范问题等几个方面。我们认为，通过对二十年来这一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可以大致勾画出这一研究的发展轨迹和取得的成就，揭示这一语言现象的发展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也可以发现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对于汉语语法研究尤其是展开对这一句法现象相关的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动宾式动词的特点
饶长溶的《动宾组合带宾语》一文从传统语法的角度对动宾式动词的特点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充当动宾式动词中的动词性语素可以算作广义的及物动词，其中大多数是动词性成分，如“出身”、“进军”、“下榻”中的“出”“进”“下”等；少数是形容词性成分，如“小心（油漆）”“热心（电子工业）”中的“小”“热”等。而充当动宾式动词中的宾语性成分大部分是名词性的，如“放心”“满意”“怪罪”“出土”中的“心”“意”“罪”“土”等；一部分则是谓词性的，如“抱怨”“求救”“报失”“讨好”中的“怨”“救”“失”“好”等。他同时还认为，有些动宾式动词不带宾语时本身不一定是动词性的，如“笑话（他）”“落后（欧美各国）”中的“笑话”“落后”，在孤立（没有具体语境）的情况下，也可以看作名词或形容词。
高更生（“动宾式动词＋宾语”的搭配规律）(1998)一文根据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的特点将动宾式动词分为三类：一是名宾动词，也就是这类动词带名词性宾语，如“毕业、出版、复员”等；二是名谓宾动词，即动宾式动词能带名词性和谓词性宾语，如“抱怨、操心、当心、动员”等；三是谓宾动词，即动宾式动词带谓词性宾语，如“提议、着手、忍心”等。其中第二类所占比重较大，几乎占整个动宾式动词的三分之二。
凌德祥在《试论双音节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基本规律》(1999)一文中，首次将动宾式动词明确定义为“由一个动词性语素加上一个名词性的或者名物化的动词性、形容词性语素组成，并且两个语素之间构成了类似于动宾词组（短语）那样的动宾关系”。据此定义，凌德祥否定了饶长溶所说的“小心（油漆）”“热心（电子工业）”“痴心（以前的朋友）”中的“小心”“热心”“痴心”作动宾式动词的资格。他全面研究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3018个动宾式动词，并对其中已普遍可以带宾语的289个动宾式动词，根据动宾式动词中的动词性语素和名词性语素（含名物化的动词性、形容词性语素）的关系，将动宾式动词分为五大类17个小类，并对它们进行了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分析研究。这五大类分别是：一是该类动词大多表心理感受，并且动宾式中的“宾”多为“心”、“意”“神”等名词性语素，如“操心”、“担心”、“当心”、“得意”、“介意”、“留意”“留神”等。这类动词和所带宾语之间有的可以插入其它成分进行扩展。比如像“你担什么心哪”、“留点神”等。二是动宾式动词中的动词多为表起始、存现或趋向等动词性语素，而其中的“宾”多为名词性语素，如“出版”“出口”“进口”“缺席”“动员”“上书”“下笔”“下马”等，这类动词一般不可以插入别的成分进行扩展。第三类是动宾式中的“宾”多为名词性语素，并且整个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与动宾式动词中的宾语有一种修饰限制关系，如“插手此事”在语义上相当于“插此事手”。根据这类动词所带宾语的特性，又可分为可带一般名词作宾语和主要带名量词语作宾语两类，前者一般不能扩展，后者有些可插入其它成分加以扩展。第四类动宾式动词中的“宾”多为名词性语素，其所带宾语多含有对动词补充说明等语义，大多为省略某些词语演化而成，如“造福后代”是“造福于后代”省略“于”后得到的，“化名王成”是“化名为王成”省略了“为”的结果。第五类是动宾式动词中的“动”多为可带谓词性语素作“宾”的语素，其中的“宾”则均为谓词性语素，如“无关”“有益”“有利”“制胜”“主考”“取悦”“迁怒”等。从而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动宾式动词的特点及其所带宾语之间在语义配置上的一些规律。
二、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的语义类型
关于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的语义类型，李临定《宾语使用情况考察》(1983)将其宾语的语义类型归纳为对象宾语和目的宾语两种，其中对象宾语不能用“把”字提前，如“热心科研事业”就不能说成“把科研事业热心”。饶长溶《动宾组合带宾语》(1984)将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归纳为四类：动作行为的对象、动作行为的目的、动作的结果以及动作的处所。他比李临定的分析多出了结果宾语和处所宾语两类。
许德楠的《双宾同指与双宾异指》(1988)则从比较双宾语句和动宾式动词带宾语间两个宾语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动宾式动词中的宾语和整个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间的语义构成上的联系。他在该文中将这两个宾语间的关系归纳为一种虚实“同指”关系，也就是说前者指该事物（即它们所同指的事物）的抽象性，后者指该事物的具体内容。或者说前者是指该事物的一般性，后者指该具体事物。如“起草文件”中动宾式动词“起草”所带宾语“草”指文件、文章等的初步的、非正式的内容，“文件”则指某一定型的、正式的具体文件。前者是同指事物的“虚”的方面，后者表示同指事物的“实”的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同指关系有别于句法平面上的同位关系。
吴锡根《无宾动词及其构成的句型》(1991)只承认处所名词的宾语地位，也就是说他认为动宾式动词所带的宾语只有处所宾语一类。罗昕如《 “动宾式动词＋宾语”规律探究》(1998)则在饶长溶所说的四种类型之外还归纳出范围宾语和受事宾语，如“入围集训名单”中的“集训名单”是范围宾语，而“碎尸女儿”中的“女儿”则是受事宾语。施茂枝《述宾复合词的特点》(1999)则将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的意义类型分为五类：宾语是动作的处所，如“驰名中外”、“对簿公堂”；宾语是动作涉及的对象，如“倾心创作”、“品味南京”；宾语是存现的事物或与动词有致使关系，如“回笼货币”、“加速工作”等；宾语是施予或被索取的对象，如“得罪他”“沾光邻居”等；宾语表示动作的目的、原因或服务对象，如“服务人民”、“命名八连”等。他将饶长溶所说的对象宾语细分作三类：动作涉及的对象、施予或被索取的对象和服务对象。
对所带宾语的语义分类最为详细的当属刘云、李晋霞《“动宾式动词＋宾语”的变换形式及宾语的语义类型》(1998)，他们通过对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变换形式的分析和所带宾语的语义指向的考察，对宾语的语义类型进行归类。如像“他关心同学”中的“心”指向“他”，“大伙钟情百合汁”中的“情”指向“大伙”等，也就是说这类动词一般来说是语义前指，并且这种句式可用“对（向）
”或者“
”格式变换，如“大伙钟情百合汁”就可变换为“对‘百合汁’钟情”“钟情于‘百合汁’”两种形式。其中的“同学”“百合汁”是对象宾语。按照这种方法，他们将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归纳为对象宾语、使动宾语、予夺宾语、相关宾语、目标宾语、结果宾语、目的宾语、原因宾语、施事宾语、处所宾语、数量宾语，共计十一类。其中对象宾语、使动宾语、予夺宾语、相关宾语都是对象宾语按其细微的语义差别分出来的小类。
杨海明（“VO+N”与语义、结构的兼容与冲突——汉语动宾组合带宾语结构中的语义问题》(2001)运用原型施事与原型受事理论，讨论了出现在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结构中宾语位置上的词语的特点。他指出，尽管公认的题元角色有十几种，但经常出现在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位置上的却是对象宾语和处所宾语，它们占了总数的75％。这是因为对象元的语义特征为［自立性、受动性、静态性］，处所元的语义特征为［自立性、静态性］，这正好具备了原型施事的［自立性］与原型受事的［静态性］，它们均具有较少的题元特征，这样对象元与处所元就能更好地抗住来自构词层级的干扰，因而成为经常出现在这一位置上的两种宾语。
范晓《关于汉语的语序问题》(2001)、《说语义成分》(2003)等文则倾向于在讨论这类句法现象时更多地考虑“宾语”的语义特性。笔者也认为句法成分的确定不可能完全排除语义，而“动宾式动词＋宾语”中“宾语”和“动宾式动词”的语义关系比较复杂，因此很有必要对“动宾式动词＋宾语”结构的语义配置及相互制约关系，尤其是对其中“宾语”的语义做出详尽的分析、描写和说明，从而确立这类句法现象的语义结构网络，并努力探究这种句法现象的流行对汉语句法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条件
不是所有的动宾式动词都可带宾语，一个动词能否带宾语，首先要看它跟相关宾语在语义上是否匹配，只有具备了带宾语的语义条件，才可能产生带相关宾语的语法结果和语法事实。这就涉及到动词的“向”或“价”的问题。饶长溶(1984)就曾言及能带宾语的动宾式动词“向”的问题，如“起草”“复信”“加工”是双向动词，“放心”“加工”“起草”等是三向动词。刘大为《关于动宾带宾现象的一些思考）(1998a)完全运用配价理论研究了动宾式动词带宾语所必须满足的语义要求。他指出，“如果把支配性论元理解为一个动词为保证词汇意义的完整而必须支配的名词性成分，那么一个要求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支配性论元的动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多价动词就有了带宾语的语义要求”，换句话说，这种结构中的动宾式动词是一个多价动词，是其能带上宾语的前提条件。非支配性论元谈不上充任宾语的问题，因为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词语（较其它语法位置）更能表现出“较为直接而强烈的客体性”。他也据此否定了处所名词的宾语地位，也就是说像“亮相国际书展”“亮相银幕”中的处所名词“国际书展”“银幕”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宾语。但是这只是动宾式动词能否带宾语的前提条件，此外它还要受到动宾式动词词化程度高低的影响。
关于词化程度的问题，李临定(1983)就已注意到动宾式动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离合词这一现象。饶长溶(1984)将动宾式动词分为有限扩展和不能扩展两种情况。吴锡根(1991)更是明确指出，动宾式动词中有2450个是可离可合的离合词，比重相当大，并且实际运用中不少场合采用“离”的形式。高更生(1998)认为，动宾式动词的扩展情况同能否带宾语有直接关系。该文把动宾式动词分为三类：不能扩展的，也就是不能插入其它成分的动宾式动词，如“抱怨”“出版”“当心”“动员”等；有限扩展的，指只能插入“得、不、不了、一下（点）”等或只能出现在
等格式中但不能无限扩展的动宾式动词，如“毕业”“担心”“留心”“害怕”等；无限扩展的，指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没有限制地插入有关成分的动宾式动词，如“操心”“发愁”“放心”“着急”等。根据动宾式动词的扩展情况和它们带宾的比例，该文总结出以下三条规律：不能扩展的动宾式动词都能带宾语，如“出版”“当心”“动员”等；有限扩展的动宾式动词一般可以带宾语，如“毕业”“担心”“害怕”等，个别的有待观察，如“开幕、闭幕”等。它们事实上正处在语法发展的中间状态，其中的一些用法可能会被淘汰出局，一些则会得到人们的承认而逐渐流行开来。而无限扩展的动宾式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如“发愁”“放心”等，只有少数能带宾语，如“操心”等，它们的词义已比较凝固。
明确指出动宾式动词带宾语与否要取决于词法结构对句法结构的干扰度的是刘大为(1998a)。他认为，动宾式动词的词化程度越高，对句法结构的干扰越小，带宾语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词化程度，是指对语素组合的整体性、定型性也就是作为词的资格的衡量。词化程度高，就意味着参与组合的语素都失去了独立活动的能力，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能以整体的方式被运用，这样动词内宾语的干扰就减少了，动词也就能顺畅地带上宾语。词化程度的直接衡量标准就是扩展能力的高低。词化程度越高，其扩展能力就越弱，反之亦然。
罗昕如(1998)也认为，能带宾语的动宾式动词一般内部结构紧密，凝固性强。其意义具有整体动作性，并非“动”与“宾”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有些动宾式动词还产生了引申义或比喻义，也就是说有了特定的整体意义，如“回首”是回忆的意思，“关心”是重视和爱护的意思，“出台”则用以比喻公布或实施。总之，参与组合到动宾式动词中的语素都失去了各自独立活动的能力。
前述高更生分出的三类动宾式动词，其中第一类动宾式动词意义具有整体性，一般不是其构成成分（语素）意义的简单加合，如“出版”“抱怨”等，它们的词化程度高，已经取得了及物动词的地位，所以动宾式动词带宾语主要体现在它们身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动宾式动词带宾语出现的语言环境，饶长溶(1984)就认为其“文言味较浓，书面性较重”。吴锡根(1999)等则认为它一般不出现于正规的言语交际场合，不出现于法律文书、科技作品等语体中，而常见于以下几种场合：文章标题（特别是新闻标题）、广告词、标语口号、名人题词、诗歌歌词和对称性词语。
还有相当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动宾式动词及其所带的宾语间的韵律制约因素。一般认为动宾式动词及其所带宾语只能是双音节的，因为音节越长其自足性就越强，动词内宾语的干扰性就较大，词化程度就较低，反之亦然。像“毛泽东解衣推食张恨水”一类搭配的合格度就受到相当多的研究者的质疑，被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一种不规范的搭配。至于“开营张家界”“解围小凤仙”一类的说法之所以显得不太规范，也有韵律制约因素的问题在里边。
四、动宾式动词带宾语句式流行增多的原因
对于近年来动宾式动词带宾语句式流行并逐渐增多的现象，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语言接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接触和相互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语言成分的相互吸收是语言间相互影响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既有词的吸收、语音成分的吸收也有构词语素和句法结构的规则等的吸收。丁喜霞、原雪梅《对“动宾式动词＋宾语”句式增多的思考》一文将动宾式动词带宾语归结为吸收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句法结构规则或词序的结果。人们发现英语中的动宾式动词大多可以直接带宾语，省去了汉语传统表达方式中的虚词，并和古汉语中固有的这种句式相契合，顺应了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要言简意赅、简洁明快的表达要求。加之这种句法规则远比语言中的其它要素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所以一被吸收便迅速在汉语中流行开来。可以说，英语句法的影响与文言用法的复兴的共同作用加速了这种句式的流行。
不少研究者从语用的角度考察了这种句式独特的语用价值。华玉明《试探动宾动词加宾语流行的根由》）、罗昕如《“动宾式动词＋宾语”规律探究》就从信息表达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突出了主要信息，有强调句末焦点的作用。如比较“长沙出土数万竹简”和“数万竹简在长沙出土”就会发现其强调句末焦点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华玉明把这种新兴结构形式看作是“传统所说的不带宾语形式的同义表达式”，且比不带宾语的原式“信息更突出、意义更鲜明、语言更简练”。凌德样《试论双音节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基本规律》则认为不能简单把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看作是不带宾语形式的同义表达，“动宾式动词加宾语的用法有其语言表达的自身需要。因为它不仅体现为语义的要求，也体现为语用的要求，它既是简化的作用，在汉语语用中以动词为中心的主宾语平衡，对称性的归整类推作用可能也都在起着作用，因为有时若不用带宾语形式，句式就会显得失衡。”吴锡根《动宾式类推及其规范》认为动宾式动词除了结构简洁、表义丰富之外，还有节奏明快、便于诵称的特点，因为这种格式有相当数量在音节结构上是“2+2”的形式，更显得明快匀称。此外这种格式新颖别致，与时下人们使用语言时的求新求异的心理相吻合，深受读者的关注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语法发展中，经常会出现类化现象，即表达同样一种语法意义的几种不同的语法形式，由于言语趋同性的要求，而用一种形式把其它形式统一起来。动宾式动词带处所宾语在古代汉语中就已出现且为人们所接受，如“出兵函谷”等。于是在言语形式归化机制的类推作用下，“取道天津”“留学日本”“出兵海地”就自然也能被人们所接受。而事实上动宾式动词带处所宾语就比其它复合式动词带宾语更自由、更易于成立也说明了语法类推的巨大作用。由“出席会议、列席会议”到“缺席会议”，可以认为是类化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认为是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结构的“套接”和“复制”。罗昕如《动宾式类推及其规范》还运用原型范畴理论说明了这种类推现象的发生机制。他认为，一般情况下类推总是在与原型动词有某种联系的情况下进行，最常见的联系是新用法的动词与原型动词同素，也就是两个动词中有一个语素相同。如上例中的由“出席会议、列席会议”到“缺席会议”就是这种情况。第二种类推的基础是动词之间有同义联系，如由“扎根基层”类推出“落户清华”，由“迁居外地”类推出“移家青岛”等，其中的“扎根”与“落户”，“迁居”与“移家”便有同义关系。
杨海明《“VO+N”与语义、结构的兼容与冲突》联系语法化程度和题元角色的语义特征考察了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中处所宾语和对象宾语占优势的原因。他认为，一是汉语遵循的“前端重量原则”导致
结构具有强大的兼容性与趋简性，用以解决有限的句法结构和复杂的信息传递之间的矛盾，动宾式结构带宾语能部分地解决汉语语义负载前重后轻的格局。他将对象元和处所元由一般的句法成分状语、补语上升为主要的句法成分宾语的能力归结为——对象元借助其所具备的原型施事的自立性和原型受事的受动性与静态性能同动宾式动词中的宾语共处；而处所元由于具有自立性和静态性的语义特征，当它需要出现或作为焦点出现时，原型场景的依托可以占据多个句法位置，而其语义特征具有中间性和恒常性，能避开构词层级名语素的填格影响而位于宾语位置。二是词中语素义和句法结构的连接与投射在动宾式动词结构中的相互兼容，动宾式动词带宾语中的语义投射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强势结构——动宾结构自身的紧缩或挤压其他结构而形成的，这种结构较好地体现了语言交际中的经济原则。
信息社会新闻语言是一种强势语言，所以还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用法是特定语体也就是新闻语体影响的结果，因为近年来“动宾式动词带宾语”这种用法的复兴，首先是在新闻语体特别是新闻标题中出现的，其结构简洁明快、内蕴丰厚，正好适应了标题、书名等特定语境的语用要求；然后由单纯的新闻语言转而进入日常口语，再逐渐被吸收进入到文学语言之中。
此外，动宾式动词的特殊性也使得人们对它具有双重认识——功能上作为词来运用、结构上则倾向于把它作为“短语”（科学意义上非是）来看待。一个词的意思是一个整体，常常不是其内部各语素义的简单相加，这是汉语合成词语义构成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掌握语词意义的方式，对语义的整体认知使人们在掌握语言中舍弃或者说忽视了一些只有分析才能更清楚看到的东西。这种完形认知的方式也使“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现象成为了可能。
五、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规范问题
“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规范问题一直就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罗昕如(1998)将新出现的“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现象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部分“动宾式动词带宾语”出现频率高，广为流传，已基本上为人们接受。如“出台（政策）”、“出土（文物）”、”挑战（极限）”、“造福（社会）”、“放歌（原野）”、“执教（中学）”等；第二种是出现频率不太高，但基本上能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如“钟情（歌剧）”、“上马（新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入围（本届学会奖）”等；第三种则出现频率低，显得生硬、牵强，暂时难以为人们接受，如“开营（张家界）”、“碎尸（女儿）”、“解围（小凤仙）”等。刘大为(1998)根据“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现象的可接受性将这种语法现象的合法度分为四个等级：语义理解没有任何问题，也无任何不顺畅感；语义理解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不同程度的不顺畅感；语义理解产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困难因而必须依赖语境，同时也有强烈的不顺畅感；语句无意义，不顺畅感达到了极点。其中第一类现象是现代汉语中早已有之的“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现象，已被人们广泛接受。而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二个等级的“动宾组合带宾语”现象，因为新起的而又逐渐被人们接受的语法现象，通常都是首先出现在这个等级上，然后向第一个等级过渡的。
对于这种结构的规范问题。段晓平《及物动词范围扩大探因——从“服务人民”谈起》、高更生《动宾式动词＋宾语”的搭配规律》、吴锡根《动宾式类推及其规范》等文主张将它看成一种既非规范又非失范的中间状态，在实际操作中采取谨慎的态度，尊重广大使用者的语感，正确处理有关的问题。这些学者认为，只要有一定的表达效果，就不必简单否定，相反可采取宽容的态度，等等看，至于流行淘汰与否让它们自己在语言实践中做出回答。
结语
关于“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不少问题已达成了共识。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仍有不少的问题有待解决。如对动宾式动词的界定目前就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不少研究者都是站在自己研究的视角来做出自己的界定的，如凌德祥就否定了饶长溶所列说的一些词的动宾式动词的地位。加上动宾式动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离可合的离合词，短语和词的边界区分的模糊性，也给动宾式动词的实际分析操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再者，有些类别的动宾式动词仍处于开放状态，目前还很难将其遍举，故对其特点的把握难免片面。
另外，如何做到正确区分不同语域与文体、方言（区域）用法、一般用法及特殊用法、罕用例或误码率用例，如何从信息焦点和韵律结构的角度探讨”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生成原因，以便总结出这一句法现象背后潜藏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规律来，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动宾式动词所带的“宾语”到底应有哪些语义类型，目前也存在较大分歧。吴锡根只承认处所宾语的宾语地位，杨海明认为动宾式动词所带宾语主要表现为处所宾语和对象宾语，刘大为则用配价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处所名词作宾语的能力，看来做宾语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也是要找出“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规律所必须回答的。因此，要正确归纳出“动宾式动词带宾语”这一语法现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的规律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收稿日期：2004-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