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在世界测量中的应用_康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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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516.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0)06-0023-08

现代性的特征是相信主体的自由与科学的确定性。在资本社会中,主体自由表现为主体受司法保护的自由,主体可以“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国家范围内,个人有平等参与构建政治意志的权利。①这种理念只是一种先验的信仰,是笛卡尔、牛顿和康德启蒙理性的一种形而上学。②小说《测量世界》中的两个主人公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就生活在启蒙运动的时代。他们对于康德和歌德的理论曾经产生困惑,但是对于主体的自由和科学的确定性从未发生过动摇。《测量世界》是德国青年作家克尔曼(Daniel Kehlmann,1975-)③的成名之作。在这部小说中,克尔曼尝试通过对历史的漫画,把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的“不确定原理”和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科学革命的结构”,带入18世纪的启蒙时代:在现代性的开端就蕴含了其反面——后现代的不确定性。理性作为测量世界的科学工具,由于建立在错误的空间理论上,导致真理变成了幻觉。

一、空间与生命的不确定性

1.《测量世界》的叙事主线

普鲁士科学家洪堡和高斯是小说的两个主人公。从作品形式上看,《测量世界》似乎是一部历史传记文学。但是作者无意撰写一部双人传记,而是把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小说叙事的素材,构建了一个德国精英成长和老化的“漫画世界”。

在小说中,洪堡和高斯分别用自己的方式测量世界。洪堡受到歌德“洪积论”的启发,到南美去探险,但是实地考察的结果最终推翻了“洪积论”。要推翻老师的理论,洪堡有些怅然。高斯是个数学天才,厌恶旅行,对于数学、天文学和测量大地之外的事情一概没有兴趣。高斯看不起人文科学,对于歌德的颜色学研究不以为然。高斯二十多岁时就推翻了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330-275年)的空间理论,提出空间弯曲论,并与康德探讨空间问题。在小说的第一章,步入老境的洪堡和高斯在出席德国自然科学家大会时第一次见面。④叙事的线索由此回溯到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混乱,追叙洪堡和高斯各自的成长历程。

小说的叙事以普鲁士政府压制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为背景,跨越法国大革命和普法战争。在评价柏林的政治运动时,克尔曼借高斯的儿子欧根(Eugen Gauss)之口这样写道:真正的暴君不是自然法则,德国国内有强大的运动,自由不再只是席勒的词汇。⑤在小说的结尾,欧根因为参加非法集会,被普鲁士警察逮捕,流放到美国。⑥欧根的离开不是洪堡式的探险,没有背负任何理想与任务,去美国是为了继续生活下去。故事也就在欧根抵达美国时结束。⑦

2.《测量世界》的主题

在《测量世界》这部小说中,克尔曼想要表达两个主题:德意志化(Deutsch zu sein,Deutsch werden)和年华老去(Altern zu sein,Alt werden)。⑧

克尔曼笔下的洪堡在国外探险期间,喜欢穿着普鲁士军队的制服,彰显德意志的民族性。身在异域,洪堡处处显示自己是个德国人。⑨这种被认同的心理,隐藏了一种对领袖的渴望。⑩普法战争期间,这个带有一半法国血统的德国人,留在巴黎从事研究,没有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力。这显示了洪堡“民族心理”中矛盾的一面。在小说中,克尔曼对洪堡这种“民族主义”的心态予以了讽刺性的攻击。在克尔曼看来,洪堡这种寻求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表现,在旅居海外的德国人中是一种普遍的心态。(11)基于二战期间的纳粹暴行,许多德国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集体的民族罪赎感”,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感因此受到压制。德国人在批判纳粹时,总是有意回避德意志民族的认同问题。战后的德国文学,如果以当代德国为主题,总是难以摆脱集中营、大屠杀和废墟的记忆。克尔曼选择从“古典主义时代的德国”切入,对“当代德国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探讨,由此摆脱了当代德国文学背负的沉重的罪赎感,把对“民族主义”的怨恨和指责抛在一边。在“漫画”的世界中,去除道德的伪装与束缚,人们可以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问题进行自由的反思。(12)

年华老去的问题蕴含着关于生命的另一个主题:熵(Entropie)的问题。(13)克尔曼认为,存在的最大不幸不是死亡,而是年老。(14)年华老去是一个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年老意味着生活中“无序”的增长。人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无力割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建立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人情和债务越来越沉重。年老意味着生活无法简化,人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处理生活中琐碎的杂务。(15)年华老去意味着人的生活秩序趋向混乱和生命的不确定性。

德意志化和年华老去这两个主题其实是另一个主题的衍生,即德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自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原理”之后,德国知识分子围绕“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

3.漫画世界的测量技巧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688-1740)治下,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威廉一世推崇文化,奖励著作,与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保持长期的书信往来。奖励文学和科学是当时欧洲各国君主用来装点门面的手段。君主、贵族用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装裱他们的宫廷,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和科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6)启蒙运动用理性的信仰代替对上帝的信仰,是现代性的开端。

《测量世界》全书共计十六章,启蒙时代的众多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均以漫画的形式出现在克尔曼的叙述中,其中包括: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被漫画的统治者有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70-1840)和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作为“德国理想主义”的产物,未能赶上这个古典主义的时代。克尔曼用“侵略者”拿破仑——资本主义民主的产物——代替希特勒,写入日耳曼民族的故事。希特勒和拿破仑都是民选的独裁者,怀有统一欧洲的宏图大志,都是当下欧盟的历史人物。把故事放在魏玛时期,可以从拿破仑的入侵写到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既不会被指责为“纳粹主义”,也不必背负沉重的“战争罪赎感”。

二、《测量世界》对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

1784年康德在《何为启蒙?》一书中这样写道:鼓起勇气,支配你自己的理解能力。(17)洪堡受到康德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他认为这三个原则是人类的最高价值。(18)洪堡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追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理性原则的启蒙科学家,把理性实践作为科学实践的原则。在道德信念上,洪堡把《实践理性批判》(1788)中的自由理念作为道德的导向。(19)从康德《判断能力的批判》(1790),(20)洪堡学会了“感性的决断能力”,推崇美和高尚的自然。(21)康德的三大批判,是洪堡科学研究、社会生活和审美感觉的导向。年轻的洪堡和高斯一样,对康德极为尊崇。他在南美有所发现,就会写信给康德,报告自己的想法。

在《测量世界》中,启蒙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变成了漫画式的人物。这种漫画有时是一种讽刺,有时是一种幽默,有时是对历史的嘲笑。法国大革命最终成就的不是其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是拿破仑帝国的专政。在南美的热带雨林中,洪堡如鱼得水,尽情地、自由地体验着他的科学、道德和美的理念。1804年洪堡回到欧洲,(22)康德去世,拿破仑称帝,欧洲处于战争的边缘。1806年普鲁士战败,1809年拿破仑攻占柏林。洪堡觉得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和缺乏动力,再也无法拥有幸福的感受。(23)他对现实感到失望,对人的理性能力感到失望。

克尔曼从简单的叙事入手,对康德的纯粹理性展开批判。理性始终是生存的理性,它是生活的工具,不是道德的工具。查神父(Pate Zea)的故事是对生存理性的探讨。在南美传教的查神父,向洪堡等人展示一只鹦鹉,它懂得一个被灭绝民族的语言。除了鹦鹉之外,已无人通晓这种语言。这个民族在洪堡到来之前二十年还存在,如今已经灭绝了。洪堡的法国伙伴邦普朗(Aime Bonpland)(24)问传教士,为什么那个民族会灭绝?神父回答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神父避而不答。只有旅游者才会问这种问题,为生存而挣扎的人需要考虑的是:明天如何继续活下去。(25)

在《测量世界》中,作者六次写到康德。康德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章《海洋》。洪堡兄弟的家庭教师赫茨(Marcus Herz)是康德最心爱的学生,他教授洪堡兄弟物理和哲学。(26)作者通过赫茨,在洪堡兄弟与康德之间建立了关系。不言而喻,康德的思想也通过赫茨对洪堡兄弟发生影响。

同样是在《海洋》这一章,康德的名字第二次被提及。在南美探险时,邦普朗与当地少女发生性关系,被洪堡发现。洪堡警告邦普朗说,如果再发生这种事,就会终止他们之间的合作。邦普朗认为这种事有时是难以控制的,洪堡作为一个男人,应该理解这种需要。洪堡说,人不是动物。邦普朗认为,人有时是动物。洪堡问邦普朗,有没有读过康德?邦普朗回答说,法国人不看外国人的著作。(27)

第三次提到康德是在《洞窟》这一章中。洪堡写信给康德,报告自己在南美洲的发现以及心中的宏图伟略。克尔曼从这一情节告诉读者,洪堡和康德通过书信往来有过直接的接触。1799年洪堡离开欧洲到南美旅行,历时五年,康德在1804年2月12日去世。

小说第五章《数字》,描述了高斯与康德会面时的情况。《算术研究》一出版,高斯就赶到科尼斯堡,把书送给康德,向他请教时空问题。高斯认为康德最有可能理解自己的新发现。高斯对康德说:欧几里得的几何空间并不像纯粹理性批判所认为的那样,是人们直观世界和规范人们经验的形式,它最多是一种虚构,是一种美梦。在几何学中,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的定理从未得到证明。高斯认为这个定理并不正确,因为空间中没有平行线,也不允许平行线的存在。康德没有回答高斯的问题,不知是没有听到,还是听不清楚,或是不屑于回答。“香肠”,康德忽然说话了。“兰珀(28)应当去买香肠”,康德说,“香肠,他还应当把星星买回来”,他接着说,“文明没有彻底抛弃我”(29)。在克尔曼的笔下,一个严谨的哲学家,在岁月的磨蚀中变得孤独、无助和神志不清。伟人的晚年,无论是肉身、理性,亦或精神都趋于衰弱与混乱,和常人一样可悲、凄凉。

在《首都》一章中,克尔曼第五次提到康德。洪堡考察银矿开采时,最吸引他的是矿工的偷窃技巧。矿工运用各种方法盗取银块。工人把银块藏在头发、腋窝、嘴巴、甚至肛门里带出去。出矿坑时,矿工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有时甚至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检查,但矿工总有办法把矿石夹带出去。洪堡认为,无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科学研究,都不应不人道地对待这些工人。矿长费尔南多告诉洪堡说,如果不能摒除工人追求个人利益的私心,就无法落实开采地下宝藏的伟大事业。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安全,洪堡建议矿长更新设备。费尔南多回答说,这里有的是人,矿工死了,随时可以补充。洪堡问他有没有读过康德。费尔南多说,看过一些,但是并不认同,他更喜欢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30)。

康德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儿子》这一章中,高斯和洪堡坐在一起谈论自由。高斯说,人们通常认为,人存在的方式是由自己决定的,但是独裁者不喜欢听到这种话;专制是自然的法则。洪堡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人有理性,理性能够塑造法则。高斯回答说,这是康德的一派胡言,理性无法塑造任何东西,就连人的理解能力也是有限的。(31)空间是弯曲的,时间却在不断地延伸。为了生活的需要,人们可以对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测量和计算,但这并不代表人因此对世界有了确定的理解。(32)

洪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理性寄予极大的期望。自南美重返欧洲后,他开始感到失望。他认为,艺术家的使命是真实地叙述事实。但是艺术家常常忘记这一使命,认为偏离事实才会产生力量。艺术的风格化,往往以伪造世界、歪曲事实为代价。艺术家常常把自己胡扯的东西塞进历史人物的口中,那些混淆大众的作品令人迷惘。为了避免歪曲他人的言论,洪堡建议,应参照植物法则拟定一种艺术创作的标准,强制画家、作家和戏剧家遵循一定的法则。(33)为了避免艺术家偏离理性主义而对其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本身就是一种背离自由主义的做法。艺术是一种感性的事业,不可能完全用理性的方式来规范。洪堡的艺术先验主义与高斯的科学主义,都是扼杀艺术的有效手段。洪堡说,没有数字的书会令他感到不安。(34)洪堡不相信艺术;高斯不相信艺术,也不相信理性的能力。他们都相信测量,即经验性的测量的重要性。(35)

小说中高斯结过两次婚,是妓院的常客;洪堡终生未娶。在《洞窟》一章中,克尔曼描述总督派来一个15岁的少女诱惑洪堡的过程,暗示亚历山大·洪堡是一个同性恋者。(36)在威廉·洪堡和亚历山大·洪堡的对话中,哥哥问弟弟是否还没有结婚,是个童男,暗示威廉在少年时代就对弟弟的同性恋倾向有所感知。(37)亚历山大认为,一个人结婚是因为他生命中没有重大的计划。(38)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所以不结婚。少年时代,亚历山大和威廉同时爱上了家庭教师的太太。(39)亚历山大·洪堡一生独身,(40)也许是因为一直暗恋着赫茨太太,不愿移情别恋;也许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

在普鲁士的专制统治下,高斯与洪堡向往思想与行动的自由,期望科学技术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威廉·洪堡本已被确定出任普鲁士首相,由于有人从中作梗,最终无缘相位,威廉为此感到悲哀。亚历山大·洪堡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人们确定某事,并欺骗自己那是确定的,当众多事实与想象不符时,惟有使用暴力。(41)洪堡对理性能力的怀疑,实际上是克尔曼对理性怀疑的投影。

克尔曼借助高斯的时空理论,对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提出了质疑。康德的主体性理论建立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础之上,但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正确性,从未得到证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一旦被推翻,康德有关主体和时空的理念就失去了理论的支柱。

牛顿认为,宇宙中只存在一种时间和空间,即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空间和时间。与之相对应的,是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量度空间和时间。这种时空观,牛顿称之为相对的、普通的和想象的空间与时间。绝对的时空,是实体性的。相对的空间是对实体空间的一种想象。想象的时空观,往往带有某种偏见性和不确定性。牛顿否认空间的物质性。在他看来,空间无所不在,是拥有普遍性、必然性、非物质性和流动性的一种绝对的存在。莱布尼茨否认绝对的时空观,他认为时空是一种关系。时空是物体以及物体运动产生的关系和秩序,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在现实中,时空看似独立于个别实体之外,但实质上,却被事物和事物的运动所规范。

康德秉承莱布尼茨有关时空不是实体而是关系的观点。他把时间和空间看作规范主体的一种形式,也就是对感觉加以综合整理的形式。这种形式先天地存在于主体的建构中,成为主体心灵感受事物的一部分,并规范主体的感受能力。康德的空间和时间,是通过我思形成的。(42)空间和时间经由想象(Vorstellung)产生(erzeugen)。想象规范直观中时间和空间的外在大小。(43)在康德看来,如果时空是一种实在的东西,它只能是外在和内在直观的一种“真实的形式”(Die wirkliche Form der uβeren und innern Anschauung)(44)。康德的主体受到先验主观的规范。所谓主体的“我”,是先验主体的我,不是经验中的主体。康德所谓的主体理性,不完全是(绝对)自由主体的理性。由于主体不拥有绝对的自由,其道德理性必然被先验的理性所规范,服从于绝对的命令。在萨特看来,主体拥有绝对的自由。康德“物自体的不可知论”与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差别。

三、后现代的不确定性

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悲剧的诞生》是后现代性的开端。(45)现代主义有两种信仰:对主体自由的信仰和对理性的确定性的信仰。(46)宗教对神的确定信仰,是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凝聚力量。启蒙时代,理性代替宗教成为一体化的力量。(47)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对西方理性提出质疑。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和“不确定原理”,打破了西方对理性和科学确定性的信仰,引发了有关后现代性的争论。

克尔曼在《测量世界》中要表达的是理性的不确定性。一个混乱的世界,是不存在着确定性和可测量性的世界。克尔曼认为,自从人类发现量子力学之后,在观察微观世界时,叙述“客观真实性”的可能性就很难“客观”地存在。世界中不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人的知性(理解能力)不再具有理解宇宙的能力。因果关系的失效性,导致世界的不可知性。人是自由的,不再是定命的,但世界确实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人是一个不确定的人。人也许可以测量、计算世界上的一切,但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48)

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延续和发展,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现代性是指启蒙运动产生的理性、平等与正义等理念。哈贝马斯认为这些价值理念尚未完成,不能抛弃。(49)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知识的真实性的标准来自语言的游戏,而非绝对的规则或标准。现代科学试图从两种叙述类型来寻求其合法性:(1)与启蒙运动和革命传统相联系的人的解放;(2)与黑格尔主义相关联的一切知识将会在绝对精神中获得统一。(50)黎奥塔认为这两种叙述类型,也就是“元叙述”(Meta narratives)或“宏叙述”(grands recits),在今天已不具有可信性。他把启蒙运动看作现代战争、集中营、核武器和生态危机等种种社会和政治灾难的根源。现代化的结果是产生了官僚主义、压迫和苦难。对绝对真理的诉求以及渴望达成一种全球化的共识,是不切实际的。科学追求的是最佳的技术和商业目的。促使技术专家治国的秩序、质疑标准科学的范式的对立,以及不合逻辑推论(paralogism)的行动,把人们带入了突破未知知识的领域,由此产生了新的合法化根源。这一根源来自“先锋激进者”“小叙述”(petits recits)对实践的坚持和精神的创新。(51)哈贝马斯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充分地发挥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就可以实现正义和民主的目标。(52)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四、结论

在《测量世界》中,克尔曼讲述的是科学家的故事,歌颂的却是酒神的精神。这部小说是对阿波罗(理性)精神的一种批判。高斯质疑康德理论的正确性,如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的确定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往往伴随着对年华老去和生活无序的伤感。高斯与康德的会面,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高斯的独白和康德的呢喃。在康德的家中,高斯有关曲面空间的理论没有得到康德的认同。是康德耳背没有听见,还是苍老得已无法理会高斯的话语,克尔曼对此没有明确的交待。暮年康德给人凄凉与伤感的印象,感染了高斯的情感。高斯祈望的并不是科学的突破或是范式的更迭,而是希望得到前辈的指点,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年迈的康德面前,高斯虽然年轻有为,却无法掩盖失落的伤感。面对拿破仑帝国的威胁和对爱情的失望,高斯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从科尼斯堡返回家中,高斯一度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53)叙事者试图告诉读者,决定人“生之意义”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

自然的进化与社会的“进步”是无情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代学术范式的交替并非建构于理论的创新,而是基于自然的淘汰:老一代科学家步下历史舞台,新一代科学家才能崛起。(54)学者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必然会为自己的信仰进行非理性的辩护,排斥新的理论。他们追求的并不一定是“真理”。歌德希望洪堡在南美的地质测量和研究,能够为自己主张的“洪积论”提供依据。但是事与愿违,洪堡的研究推翻了歌德先验的科学理念。洪堡作为魏玛知识圈中的一分子,对于自己的新发现感到惆怅和伤感。他背离了师长的意愿与托付,陷入了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之中。洪堡是一个信仰自由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的科学研究在精神层面上受到康德和歌德思想的规范,在政治上受到普鲁士、拿破仑、沙皇和殖民独裁者的制约,因此洪堡只能是一个不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为了从事科学活动,自由主义者不得不依赖强权与暴政,这是漫画世界中可悲的一幕。

现代性追求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如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奉独一无二的上帝。现代主义者信仰理性,(55)排斥与之不同的观点或世界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西方中世纪以来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测不准原理”带给生活世界不确定性的理念,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有关现代性的信念,为建构多元的世界观,提供了坚实的伦理基础。

注释:

①[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②对启蒙运动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哲学和科学理论包括: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牛顿力学和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

③克尔曼1975年生于慕尼黑,在维也纳长大,父亲是导演,母亲是演员,祖父是表现主义作家。克尔曼在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博士论文题为“康德关于高尚的概念”。他先后在德国美因兹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讲授诗学。

④洪堡曾经在1826年到哥廷根拜访高斯,克尔曼没有提到这一史实。根据小说的叙事,洪堡与高斯第一次见面是在1828年柏林举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大会(Pütz,Wolfgang.Daniel Kehlmanns,,Die Vermessung der Welt “.München:Oldenbourg Schulbuchverlag,2008:16).

⑤[德]丹尼尔·克尔曼:《测量世界》,朱刘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72页。

⑥在克尔曼的小说中,欧根由于参加非法集会被普鲁士警察逮捕,之后流放美国。按照《高斯传》的记述,欧根是由于赌瘾和赌债,被高斯送到美国。欧根在异国他乡没有任何关系,只好从军,后来在美国经商,创立第一国家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成为受人尊敬的富有市民(Mania,Hubert.Gauss,Eine Biographie.Hamburg:Rowohlt,2009:266,310)。

⑦Kehlmann,Daniel.Die Vermessung der Welt.Hamburg:Rowohlt,2009:302.

⑧Nickel,Gunther(Hrsg).Daniel Kehlmanns ,,Die Vermessung der Welt“.Hamburg:Rowohlt,2008:27-28.

⑨⑩(11)(12)(13)(14)(15)Nickel.Daniel Kehlmanns ,,Die Vermessung der Welt“,S.30,26-27,30,30,34-35,28-29,26-35.

(16)[英]韦尔斯:《世界史纲》,曼叶平、李敏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611页。

(17)Habe Mut.dich deines eigenen Verstandes zu bedienen(Kant,Immanuel.Was ist Aufklrung? Hamburg:Meiner,1999:20).

(18)(19)(21)(23)Nickel.Daniel Kehlmanns ,,Die Vermessung der Welt“,S.65,69,70,70.

(20)这本著作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年出版。

(22)洪堡回到欧洲后在巴黎生活了23年(1804-1827),撰写了35部科学著作,1827年搬回柏林。

(24)Aimé Jacques Alexandre Bonpland(1773-1858),法国植物学家,1799年与洪堡一起到南美探险,1804年返回法国。拿破仑下台后,邦普朗再赴南美,贫困潦倒,死在阿根廷。

(25)、(29)Kehlmann.Die Vermessung der Welt,S.118-119,97.

(26)(27)(30)[德]克尔曼:《测量世界》,第12、155页。

(28)上海三联译本把Lampe译为“兔子”:“兔子应该买香肠,康德说道”(克尔曼:《测量世界》,第72页)。台北商周译本把Lampe译为“伙计”:“伙计去买香肠,康德说”([德]丹尼尔·凯曼:《丈量世界》,关旭玲译,台北:商周出版,2006年,第111页)。在克尔曼“漫画化”的写作中有一些不明确的表达形式,导致读者理解上的差异。此处可能是作者有意埋下的伏笔。兰珀(Martin Lampe,1734-1806)是普鲁士退伍军人,跟随康德40年。康德无法忍受兰珀晚年酗酒,1802年1月辞退了他。对于新来的仆人,康德习惯性地称之为兰珀。康德曾经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必须完全忘记兰珀这个名字”(Schultz,Uwe.Immanuel Kant.Hamburg:Rowohlt,2005:57-58)。在古德语习惯用语以及各种童话和寓言中,人们把兔子叫做兰珀(Meister Lampe),Lampe是Lamprecht的简化。从15世纪开始,德国民间流行着一个童话“狐狸列那”(Renieke Fuchs),1793年歌德把这个童话改写为一首叙事长诗(Versepos)。诗中的兔子Lampe是国王的信使,童话是对宫廷斗争的批判。Lampe在德文中还有“灯”的意思。从远处观察兔子在草丛中活动或奔跑,最易见到的是兔子尾巴的摆动。摆动的尾巴使人联想到发亮的灯泡。

(31)此句对应康德在《何为启蒙?》一书中所讲的:“鼓起你的勇气,支配你自己的理解能力”。

(32)[德]克尔曼:《测量世界》,第172页。凯曼:《丈量世界》,第236页。

(33)(34)(35)(36)(38)[德]克尔曼:《测量世界》,第173、173、174、56、19页。

(37)(40)(41)Kehlmann.Die Vermessung der Welt,S.260,251,260.

(39)Nickel.Daniel Kehlmanns ,,Die Vermessung der Welt“,S.63.

(42)克尔曼在小说中借高斯之口,批评康德把空间和时间当作直观的先验形式,用以规范人的主观意识,是一种虚构和梦想(克尔曼:《测量世界》,第71页)。

(43)Kant,Immanuel.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Hamburg:Meiner,1998:B203-B205,261-262.

(44)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B53-B54,112.

(45)(46)(47)[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89页。

(48)Nickel.Daniel Kehlmanns ,,Die Vermessung der Welt“,S.39.

(49)[英]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

(50)(51)(52)[英]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250、251、251页。

(53)[德]克尔曼:《测量世界》,第70-74页。

(54)参看:Kuhn,Thomas.Die Struktur wissenscha 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67。

(55)这里是指对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主观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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