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理论基点与民国文论体系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基点论文,构架论文,民国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曾将民国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与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指出：“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之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逸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数百年。”①胡适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出用民众使用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的反对传统文章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现代新的、历史地批判与探索方法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②无论是蔡元培，还是胡适，他们都认为中国新文学是“人”的“复兴的开始”。其实，鲁迅早在撰写《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立人”的思想主张，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同时，鲁迅还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人国”：“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勇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③而在民国之初，周作人更是鲜明地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观点，他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④高高飘扬着“人”的旗帜，可以说，正是民国兴起的新文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民国文论体系构架生成的理论基点。 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反映在民国文论体系构架的整体建构上，显示出来的是一种理论自觉精神，其特点也即是要以自觉的历史理性批判精神，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以开辟中国文学的新局面，并由此形成中国文论的新格局，以推动传统文学、文论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全面转型。他指出：“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并强调：“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⑤站在“破”和“立”的价值取舍立场上，民国之初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新文论，无论是提出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还是在文学上倡导白话文，提倡“人的文学”理论建构，都展示出在新知识和新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反映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上，也无论是白话诗歌的尝试，小说、戏剧新形式的创造，还是从域外介绍各种近现代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都首先是要论述其与“人”理论相关的迫切性和文化的合法性，以便确立新文学的正宗地位，建构民国富有理论思辨气息的大文论体系构架。在这里，所指的大文论，当然不是指有关文论内容与篇幅的大与小，而是指整个民国文论的建设理念和体系构架，在顺乎时代发展中所应具有的新的理论基点、价值原则和逻辑结构，也就是要强调“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点、价值原则和逻辑结构的确立。因此，对于民国文论而言，无论是胡适的白话文学论和新诗创作，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立人”思想和“为人生”的文学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茅盾提倡自然主义的文学，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仁提倡富有个性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及其后来形成的“革命文学”论争、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论争、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战国策派等等，都为民国新文学、新文论的建设与发展，开辟出广阔的新天地，筚路蓝缕，展现出民国文学、文论先驱者们鲜明的使命意识和崇高的责任感，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⑥。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勇气、开拓性、创新性和自觉性，在民国文学、文论的建设中，都是十分鲜明的。 建构民国文论的体系构架，在确立了“人”的文学理论基点之后，需要的是在逻辑层面上确立总体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在经历多种论争和思潮交融之后，民国文论逐步确定了在批判性承继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借鉴近代以来西方文论的理论内涵、体系框架和逻辑发展理路，致力于打造以“人”的文学为理论核心的，同时又具有现代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论体系。如同胡适在倡导“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时一开始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种‘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希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中国的活文学。”⑦然而，究竟什么是民国文论所要追求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以及如何建构？这涉及民国文论如何展现自身理论自觉的根本问题。尽管明确提出这组文论概念发生在四十年代，⑧但自民国建立以来，各种文论的主张尽管不同，流派不同，也有过激烈的全盘西化的讨论，有过“不读中国书，或少读中国书”⑨的激进观点，但总体发展趋向基本上还是沿着人的文学和建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这一逻辑理路的体系构架的建构、演化、发展而来，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逐渐地建构起了极其富有现代性价值内涵的文论体系。 围绕“人的文学”理论基点，建构文论体系构架，民国文论显示出了一种高起点、高品格的形态和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的特点，其主旨是要在新文化催生“人”的觉醒当中，如何在文的层面上获得以“人”的主体自觉为前提的“文”的自觉。周作人明确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⑩这也就是说，倡导“人”文学，不是单纯的以同情、悲悯、博爱(尽管这也十分重要)等情感为导向，而是重在以“灵肉一致的人”为导向，充分地肯定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样才真正地凸显出人的生命之“力”，同时也使新文学具有生命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从而写出有血有肉的生命文章。鲁迅也明确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11)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则认为，新旧文学的不同点在于：新文学能够自由地表达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旧文学的主张只是“文以载道”，所以新文学及其理论建构，就应紧随时代发展，用现代“活的语言”自由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他表示：“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12)强调以个人、个体为本的“人”的观念建构，反映在“文”的建设上，就是充分地展现出“文”的自由性，能够真正地传达出人的心灵情感，故周作人严厉地批评传统文学，指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13)陈独秀同样持这种观点，他指出：“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他强调：“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风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14)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国文论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强调“大文论”的体系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多重交织、冲突、叠加和融合的张力场域之中。如果不强调体系的建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主张，仅仅是以碎片化形态呈现出来，就很有可能随时扼杀在摇篮之中，或消失，或终结。事实上，民国文论之所以能够开辟中国文论新的发展路径，也就是在“人的文学”理论基点上，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和自身理论形态的新编码。当然，在这当中，民国文论已深深地内含着受外来影响和自身发展演化的双重逻辑结构。或者说，民国文论在现代转型的特殊语境中生成，其理论体系的建构理路和形态编码是双重的，既有近现代西方文论的外来因子的编码，也有自身传统因子转化的特殊编码。正是在这种境况和场域中，民国文论创造了中国文论的一种新的理论模态和体系构架。 民国文论在初始阶段，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外倾性现象。由于传统文论较注重经验性表述，往往是针对创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评述，具有较为鲜明的感悟、点拨和论道的特点，其体系构架一般不是那种宏大性的、思辨性的、体系性的外显性结构，而是微观性的、体验性的、解读性的内化性结构，其表意性特征比较鲜明，但却也存在着论述较随意，不够清晰，比较模糊、笼统的特点。进入民国之后，受近现代西方文学影响，民国文论注重理论体系的建设，强调将个人的认识和体悟纳入理论体系中予以表达，甚至是主张直接模仿近、现代西方文论的理论建构，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欧化或西化的特点。像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所直言的那样：“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就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14)但在实践中，这种全然“欧化”的方式，显然举步维艰，难以适应民国文学、文论的发展。胡适后来提倡“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包含着这层意思。他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15)成仿吾在论述新文学的使命时则尖锐地指出：“民族的自负心每每教我们称赞我们单音的文字，教我们辩护我们句法的呆板。然而他方面卑鄙的模仿性，却每每叫我们把外国低级的文字拿来模仿。这是很自相矛盾而极可笑的事情，然而一部分人真把他当做很自然的事了。譬如日本的短歌我真不知何处有模仿的价值，而介绍者言之入神，模仿者趋之若鹜如此。一方面那样不肯努力，他方面这样轻于模仿，我真不知道真的文学作品，应当出现于何年何月了。”(16)从文论的体系构架建设上来说，如何克服这种全然欧化或西化的现象，需要一个整体建构的思路，从民国之初的思想启蒙和文化价值导向上来看，“人的文学”的倡导，为民国文论的整体建构，既确立了理论的基点，同时也在整个体系构架中，确立了四个方面的建构维度，即现代性、科学性、民族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建构。其中，现代性是确定“人的文学”理论的价值内涵，科学性是建构“人的文学”的发展逻辑，民族性是展示“人的文学”特性的文化底蕴，实践性是指导“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的实际功能。 现代性(Modernity)是民国新文学、文论建构中的绕不开的话题。就民国社会、文化发展境况而言，晚清以来渴望摆脱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由此生成的民国文学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就一直都在为现代性建构构筑最基本的认知空间。李欧梵认为，晚清以来，梁启超提出的有关“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对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指出，梁启超的一个非常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把新的民族国家风貌的想象，“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叙述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17)。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叙述故事，不单是一个文学技巧问题，而是一个通过文学如何赋予新的人生意义的问题。如果说旧的文学已经不能承担新的人生意义的功能，那么，民国通过新文学来寻求新的人生意义，赋予新的思想内涵，乃是呼之欲出的历史必然。就像成仿吾指出的那样：“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终或它没有什么教我们，而他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18) 民国文论在体系构架上对新文学现代性价值内涵的建构，体现了晚清以来民族生存危机中的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其特点也就是以民族生存与发展为基点，以现实层面中富国强兵的民族国家理念为主导，以追求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个人主体的觉醒和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道义承担，展开文学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任何迈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其想象的共同体都是由一系列文化符号所构成的，而它之所以是一种想象的、虚幻的共同体，原因就在于它是全民族成员的一种文化认同和情感的凝聚。民国文论对现代性的关注，鲜明地表达出了全民族成员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趋向。因为自晚清以来，文学的发展总是得益于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发展的强力驱动，也就是说，它几乎是强制性地与整个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诉求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之所以被赋予诸多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强调个人主体的确立必须获得民族国家主体的对应，就在于它被认为能够通过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将有关现代民族国家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所萌发的现代性价值的诉求，成功地转化成人们的共识。如茅盾所强调的那样，新文学应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19)。用施蛰存的话来说，就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2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文论在体系构架的建构上，整体地显示出了一种现代性的理论思考精神，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理论自觉性。 受民国之初倡导民主和科学文化的影响，民国文论的体系构架非常注重自身的科学性建构。如果说传统文论多是一点感悟式的评点，呈点状的结构模态，一些概念还缺乏清晰的理论界定，科学理论的思辨性和逻辑性有所欠缺，如《小说月报》进行改革发表宣言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素无所谓批评主义，月旦既无不易之标准，故好恶多成于一人之私见。”(21)那么，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就非常注重科学逻辑精神的培育。胡适在谈到民国文论借鉴西方经验而形成自身特点时指出：“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叫做可叫作‘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22)这种“评判的态度”，实际上指的就是科学的态度，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建立民国文论的理论体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标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相一致，正确把握民国新文学的发展规律，把握其精神价值的诉求和艺术发展的特点。正如西谛(郑振铎)指出的那样：“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之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这种新文学观的建立，便是新文学的建立的先声了。不先把中国赖疲的‘读者社会’的娱乐主义与庄严学者的传道主义除去，新文学的运动，虽不至绝对无望，至少也是要受到十分的影响的。”(23)用科学理论和精神审视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民国文论注重从思想观念到创作实践的全方位的建构，如茅盾在写《文学与人生》、《社会背景与创作》等文章时，就注重从社会、人种、环境、时代、人格(作家人格)等多个维度来探讨新文学发展问题。他指出：“中国向来文学作品，诗，词，小说等都很多，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刘勰的《文心雕龙》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但仔细看来，却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的各种体格下个定义。诗是什么，赋是什么，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图的《诗品》也没讲‘诗含的什么’这类的问题。从各方面看，文学的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在他看来，民国文论建设就应注重科学理论的建构，他以近代西方文学为例指出：“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就怎样写。……老老实实，不可欺人。”(24)他强调要将“文学和别种方面，如哲学和语言文字学等”，划出“清楚的界限”，并注重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进行科学的考察，民国文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构架就会真正地建立起来。纵观整个民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沿着科学理论的轨道行进，是民国文论与传统文论拉开距离，形成自身独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谓民族性内涵，指的是在借鉴近、现代西方文论的基础上，民国文论在整个理论话语体系构架中，主张充分尊重中华民族的特性，特别是应具有中华文化的精神元素，如同王任叔指出的那样：“什么是‘气派’？什么是‘作风’？‘气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风’也就是民族的情调，特性是属于作品内容的，这里有思想、风俗、生活、感情；情调是属于作品的形式的，这里有趣味，风尚，嗜好，以及语言的技巧。但无民族的情调，不能表现民族的特性；没有民族的特性，也无以表现民族的情调。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文艺作品上，是应该看作一个东西——一种特征。”他还指出：“但新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文学的作风与气派，显然是向‘全盘西化’方面突进了。这造成新文学与大众隔离的现象，大众没有可能把新文学当作他们精神的食粮。”对于新文学而言，如果作家是“不懂得旧的历史的传统的人，也无法创造新的历史。中国旧文学的遗产，是否全部都应该抛弃呢？不，我们可以坚决地说，其间有很多的优秀的作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简劲、朴素、与拙直的《诗经》的风格；阔大、壮丽与放浪的《庄子》与《离骚》的想象，自然、和谐而浑然的汉魏六朝的古诗，杜甫对社会的关心与诗的格律的谨严，《西厢记》的口语运用的泼剌，《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逼真与记述的生动……这一切是否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呢？我说，是的，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25)。从民族性的维度，建构与中华民族特性和具有中华文化精神的文论体系，这无疑也是民国文论理论自觉的体现。因为民族性作为文论的一种内在的文化底蕴，是将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理论话语作为基础，表现出既是对传统的扬弃，也是对现实的创新。从民国文化的发展取向上来说，在文论体系建设中注重民族性内涵，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王任叔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撰写《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一文中，对有关如何体现民族化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也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正式的提法。 针对新文学创作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民国文论体系构架的建构，注重实践性的功能和功效作用，而不是躲在象牙之塔里做纯粹的理论研究与探讨，也绝非将其变成少数精英人士的理论。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新形态的共和制国家，民国在展现“民主”、“科学”文化的现代性精神特质中，要求文论体系构架的建构，应紧紧与新文学的创作实践相对应、相结合，旨在及时地总结新文学的创作经验，更好地指导新文学的创作。受西方文学的反映论思想的影响，茅盾指出，要克服传统文学粉饰现实，逃避现实的状况，就应该将文学与人生紧密的结合，“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所以可说‘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26)。如果说现代文论是现代文化和现代思想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那么，民国文论的体系构架建构沿着这种路径而发展，其重点就必然是要用现代文化和现代思想来指导新文学的创作实践，解决新文学创作实践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如郁达夫在提倡日记文学时指出的那样：“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因为日记文学里头，有这样好的东西在那里，所以我们读者不得不尊重这一个文学的重要分支，又因为创作的时候，若用日记体裁，有前面已经说过的几个特点，所以我们从事于创作的时候，更可以时常试用这一个体裁。或者有人要说，我们若要做自叙传，那么用第一人称来做小说就行了，何以必要用日记体裁呢？这话也是不错。可是我们若只用第一人称来写的时候，说：‘我怎么怎么，我如何如何，我我我我……’的写一大篇，即使写得很好，但读者于读了之际，闭目一想，‘你的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写出来呢？’‘你岂不是在做小说吗？’这样的一问，恐怕无论如何强有力的作者也要经他问倒(除非先事预防，在头上将所以要做这一篇自叙小说的动机说明在头上者外)。从此看来，我们可以晓得日记体的作品，比第一人称的小说，在真实性的确立上，更有凭藉，更有把握。”(27)可见，新文学在创作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民国文论在体系建构中都予以充分的关注，强化了文论的实践性功能。 在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二十年之际，由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28)问世。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编纂工程呢？一是为了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二就是为了对应、对接新文学创作实践，全面打造一种全新文论体系。赵家璧说：“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国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适、陈独秀等发动后，至今已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时间，比起我国过去四千年的文化过程来，当然短促不值得一提。它所结的果实也许及不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般的盛体美满，可是这一群先驱者开辟荒芜的精神，至今还可以当做我们年轻人的模范，而他们所产生的一点珍贵的作品，更是新文化的至宝。”(29)从新文化发展的视域来审视新文学创作所取得的实绩，可以说，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文化先驱者看来，民国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只短短二十年的光景，但显示出了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精神气质，给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思想和艺术的动力，所以，站在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高度，分别对民国文学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时地进行总结，也就为打造全新的民国文论体系构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像蔡元培在总序中所写的那样：“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之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逸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数百年。所以对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30)总结民国新文学的创作经验和成就，这部大系共收小说81家的153篇作品，散文33家的202篇作品，新诗59家的441首诗作，话剧18家的18个剧本。值得注意的是，大系所编选的作品，均是在新文学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在艺术上也有很高成就的名作。蔡元培撰写的总序和各卷主编撰写的导言，都从理论的高度对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理论主张、活动组织、重大事件、各种体裁的创作，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总结，既指出了民国新文学在创作上成就与不足，也勾画出民国文论体系的整体构架，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1页。 ②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③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56页。 ④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⑤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⑥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0页。 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⑧有关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正式提法，应是时任中共主席毛泽东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提出的，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原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目的是要求中共全体党员应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和提法。王任叔(巴人)在1939年9月1日的《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上，发表题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章，着重从文论的角度强调了这一观点和提法。 ⑨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⑩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11)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0页。 (1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3)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14)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8年12月。 (15)胡适：《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20日。 (16)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刊》第2号，1923年3月20日。 (17)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8)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刊》第2号，1923年3月20日。 (19)冰(茅盾)：《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 (20)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 (21)《〈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1921年1月10日。 (2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3)西谛(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24)沈雁冰(茅盾)：《文学与人生》，《松江第一次暑假学术演讲会演讲录》第1期，1922年7月。 (25)王任叔：《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1939年9月1日。 (26)沈雁冰(茅盾)：《文学与人生》，《松江第一次暑假学术演讲会演讲录》第1期，1922年7月。 (27)郁达夫：《日记文学》，《洪水》第3号第32期，1927年5月1日。 (28)《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赵家璧主编，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全书分为10卷：①《建设理论卷》，胡适编选。②《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③《小说一集》，茅盾编选。④《小说二集》，鲁迅编选。⑤《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⑥《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⑦《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⑧《诗集》，朱自清编选。⑨《戏剧集》，洪深编选。⑩《史料·索引》，阿英编选。由蔡元培撰作总序，各卷编选者分别就所选内容写了长篇导言(第十卷为《序列》)。特别是《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和《史料·索引》选辑近200篇理论文章，系统地反映了民国兴起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建设，从无到有、初步确立的历史过程。 (29)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页。 (30)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1页。标签：文学论文; 人的文学论文; 民国文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科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