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民间文学的“场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文学论文,人类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民间”和“民间知识”为聚集点的学术取向，是当代社会及人文学界的一个“大众话题”。在这一背景下的民间文学——以文学形式为表达的民间知识，在文学与人类学的视野中都获得了普遍的关照与活力。无论是在民间文学开始被作为一种与“士文学”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形式而纳入文学研究领域的本世纪初，还是在以学术话语反思为主要特征的“回归民间”的当代，民间文学都以其在形式（“展演”）、内容（乡土、历史）、传承（口语传统）及意义生成与转化机制（“情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性”与“人类学性”的双重特性，使得对它的文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始终互相吸引、互为呼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学知识的转换、表述以及文学艺术创作活力的可能走向。郑振铎、闻一多、郭沫若等文学家开拓性地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钟敬文以民间谣谚的主要对象从事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当代萧兵、叶舒宪对《楚辞》、《诗经》（已转化的民间文学）的破译，彭兆荣对“边缘”神话、民族叙事文本及民族音乐的人类学诠释，以及韩少功小说、张艺谋电影的人类学倾向，无不展现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对文学与人类学之间交流、采借、整合的愿望与努力，而文学人类学的提出不失时机地为这种愿望与努力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由于文学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超学科性、超本体论追求以及在自由交流中体现出来的时空边界的开放性、实践性与动态特征，我们可以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s)来作为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较为恰当的描述性概念。而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以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民间知识无疑是建构文学人类学“场域”的重要素材，民间文学的“展演”获得了文学人类学的“场域”，文学人类学也因此在倡导之初即拥有了一块民间文学的实验田。
文学人类学究竟是一种“方法”还是一门新的“学科”？传统的文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分野如何在文学人类学“场域”中得到消解？这种学科互动在当代知识体制运作中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是我们所面临且亟待认知的一系列问题。
文学与人类学的相遇、碰撞与对话、整合在当代中国的凸现，有其科学发展过程的深厚背景与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必然性。从国际思潮的大背景角度看，当代任何学术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处于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结构——解构的语境转换之中，西方话语中心论的消解，“和而不同”的多元并存对二元对立的否定，边缘对中心的反叛，个性的强调对共性的背离，这种语境转换在学科发展中表现为人们对知识及其学科划分与建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对理解社会存在的契合力、适用度和有效性的全面反思，并直接导致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化、裂变、整合与重组，学科间边界的模糊化促成了知识体制的更新和知识——权力结构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人类学本身的知识更新成为一种必需，因此两者的交流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一种偶遇，而是相互间在学理上和体制上的需求，它反映的是知识过程的动态本质。即使我们不必与生活在“现代”中的西方人一道去为“后现代”的不安而操心，对知识的更新也是一种无法推脱的本土的时代需求。由于人类学本身在方法论上对“他者”的关注，在对象上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与个性价值，在认识论上对非西方、非中心、非权力、非主流知识层面的深切关怀，使得人类学在社会科学范围内最能与后现代知识体制的精神实质发生对应，进而人类学的知识开始广泛参与众多其他学科知识的重组，出现了诸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一系列学科或领域，这也反映出越来越强烈的对知识间自由交流及其场域的呼声。文学人类学的提出也具有类似的成因与性质。
当文学人类学以其新鲜的面貌步入当代中国知识话语舞台时，传统的学科本体论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品头论足式的对其学科本身的归属、学科的定义、学科本体论的建构等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中心话题。关于文学人类学作为“学科”的界定或范畴，已有的观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文学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现象；②用文学手段表达人类学的思想或以文学形式丰富人类学的表达方式；③文学与人类学在某些边缘的互动，即“跨学科”的研究领域；④还原文学的人类学性——把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的研究；⑤通过人类学的“全人类”视角（或泛文化比较）对“世界文学”的重建，追寻世界或人性的“本源”。对于文学人类学的理解，李亦园先生认为其内涵应包括：①传统人类学对民俗和民间文学的研究、②文化展演(performance)的研究、③人类学作品的文学化、④人类学的影视表现研究、⑤古典文学的人类学诠释、⑥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化这六个方面，其中第①、②、④三方面代表着作为人类学家的知识背景和独特视角，且相对于所谓“全人类”视野、“世界文学”重建、“本源”探寻等显得谨慎得多。这种差异与对“学科本体论”的追究与否也有一定关系。实际上对文学人类学的理解更多地表现为两个学科之间互为方法与资源共享两个层次，文学人类学的提出更大程度上是为学科间的相会和自由交流提供一个特定的场域，是一种对本体论追究的超越。在目前的状态下，对文学人类学作学科的界定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作为一个具有拓扑学意义的空间，其开放性正是其价值所在。
文学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民间文学）还是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在人类学的学科领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足迹可寻。早期人类学家在对异文化的研究中除了直接面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外，大量接触到的是他们的神话、传说、故事、巫语等，对这些“表层”文化作民族的、心理的、制度的、历史的“深层”解剖成为人类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典进化论学派、结构论学派、美国历史学派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广义的文学（民间文学）除了神话、传说、故事外，还包括寓言、谚语、歌谣、咒语、俚语、歇后语等等形式，这些文学形式在传统民间社会特别是较“原始”、“落后”、“边缘”的族群中大部分都是以口头的方式存在与传承的，因此，随着学科知识的积累与方法的更新，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较，人类学对文学的关照逐渐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着重于口传文学，二是倾向于文学形式的过程研究。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作品本身即书写文本，对文本作内容、形式分析、文学谱系定位与文学价值评判，而人类学对口传文学研究除关注其形式与内容外，更关注其过程，即口传文学在整个文化历史背景中所涵盖或与之相关的诸要素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在纵向与横向（时空维度）上把作为主体参与口传活动的个人作社会价值与权力结构的分类、排列，并最终促成文化的传承、演变与社会力量的有效运作，参与者也通过这一过程实现每一个生动的、独特的“自我”。显然，这种“过程”的研究着重的是“情境”中没有受到固定文本约束的个人的创作，个人的体验及个人的意志表达，每一个参与者包括讲述者、听者、研究者的理解与诠释都是个性化的个体行为，他们之间构成一个多向互动的关系丛，文学活动中的个人都有演释文化与自我的权力。基于此，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拓展出一片广阔的“展演”(performance)空间，口传的内容、形式，口传活动的参与者包括讲者和听者，研究者与社会文化布景共同构成一个特定的展演舞台，文学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意义而表现为以文学为纽带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多向互动，这种互动表达了种种的情境，种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历史脉络。因此，文学、人类学或文学人类学开展对“展演”的研究是把握文学作为一种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有效途径，“展演”的空间为文学人类学的操作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
文学与人类学在学科知识与表达方式上的相互吸引、相互需求，使得两者共同创造出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边缘地带，而且这片地带似乎存在着多种无限拓展的可能性。然而，无法回避的是，与其他许多学科间的“跨”、“破”都不能完全抹杀各自长期形成的学科界线、对象特征和方法优势一样，文学与人类学之间虽然有许多契合点，但也存在明显的理论与方法张力。这种张力主要表现在文本与田野的关系上。文本与田野分别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的核心语词，在文学人类学“边缘”中得到了共同的关照。狭义的文本指称以书写文字建构的符号与意义系统。传统文学研究注重文本本身的内容、形式、意义诠释，是一个发于文本、行于文本、止于文本的过程，其目的在于系统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机制；而人类学则注重文本的田野过程以及文本之外的各种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其目的在于把握文本在特定情境中的社会关系丛及其过程中的位置与价值。萧兵先生认为文本与田野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融通”关系，文本具有田野的潜质，田野也具有文本的潜质。所谓文本具有田野的潜质，主要是指文本是田野的符号化产物，可以通过文本的解读揭示出其田野的内涵，因此他所倡导的并身体力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也正是这种文本的田野诠释工作。然而实际上文本与田野的关系要比“融通”二字复杂得多。从文本到文本的文化诠释因失去了“情境”的特殊意义而并不能真正揭示田野，“展演”的过程才是文章的田野实质。口传与书写的冲突，程式与即兴的交织、文化逻辑的千差万别，生动地展示了田野的多元可能性，而人类学所关注的正是特定情境如何对多元可能性作出选择。徐新建先生提出“本文”（田野）与“文本”的差别在于“本文”是所指（事实、存在），而文本只是能指（语言、符号），因而只对文本的议论、争执甚或坚信能从文本中揭示出“客观”真理都是舍本遂末的行为。同样，由田野到文本的转化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文化情境的、知识背景与知识体制的、权力结构的、“前文本意图”的、直觉体悟的、价值评判的、道德理念的等等各种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交织而成一道道滤网，文本因是经层层筛选后的“精华”而与田野拉开了距离。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界对民间文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所进行的抢救性挖掘、整理、保护与宣传，都面临着把田野转化为文本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历艰苦的工作而获得的口传文学的文本，却往往难以得到对方本族人的认可，甚至引发新
的社会矛盾，这种研究者所置身的困惑与尴尬的两难处境，正是田野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生动体现。
总之，文学人类学的提出是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转换情境中的一次知识总动员和知识展演，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共同搭起了一个开放性的舞台并都充当了展演过程的主角，这反映出人们已普遍意识到的对自身知识结构及其在知识体制中的处境加以反思、检讨、修改、补充的更好地达成知识的有效性和适用度的必要性与紧迫感。尽管我们目前无法对文学人类学的提出是作为自由交流的呼声或是作为学科重建的努力而作出准确的定位与评价，但确如乐黛云先生所言，它至少预示了一种知识体制的变换、一种更新，也可以说是一种诞生。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解成为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福柯(Foucault)认为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获得了永久性的活动。学科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然而，学科划分事实上只是一种人为的符号系统建构，每个学科对应的知识群所要反映和认知的各个部分实际上是以无法作截然分割的整体世界而存在的，因此，学科规则的权威性必然地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在传统认知模式的“人文、自然、社会”的三分结构上，文学与人类学分别属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范畴，尽管两者在理论、方法上仍有差异，两者的融通还存在文本与田野的张力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但它们都是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力行者，而文化研究无疑跨越了、甚至从根本上破除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这正是文学与人类学能达成“互为方法，资源共享”这一现阶段状态的理论与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