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概念的辩证发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中国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一般的生产力概念特殊化、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概念，并以此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这一认识过程，体现为概念的由理性抽象向理性具体的辩证发展。这一发展是我们党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晶，对于我们具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首先，它体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抽象到具体、由片面到整体的上升运动，从而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看成一个有自身特点的、系统地联系着的、活生生的运动发展过程，这是我们认识上的伟大飞跃。其次，它也意味着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地发展到了由一般的知性认识进入到具体的运用，而这种运用本身又是更深的知，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1.什么是具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对此，《邓小平文选》中有这样一段代表性论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是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可以看出，邓小平在这里所采用的是引而不发的启发式论法，其中指出的社会主义自身的特点——“高”和“快”，尤其是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
生产力包括客体的物和主体的人两大方面。第一，它显然不是指我们现实的生产力客体的发展水准已经高于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现实水准不是高，而是低。第二，它也不是指我们的生产力主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准、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已经高于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目前的发展程度仍低于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现状低而实质又高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死结只有以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采用辩证的发展的思想方法，才能解开。这里的“高”，所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力度和潜力大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力。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上看，凡是属于新事物的社会因素，在其初起之时，都不是在其发展所达到的现实程度上高于旧事物，而是表现在它的发展力度和潜力上高于旧事物。新事物之所以皆有百折不回的发展势头，具有冲破一切险阻的伟力，创造出超越前人、甚至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就是因为它具有比旧事物大得多的发展潜力和力度。看一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就可以明了这个道理。第一，我们为什么只用了短短的三年多时间便彻底地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因为我们进行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的、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为什么我们在解放初期克服了那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那么辉煌的成就？也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发展力度之大，潜力之大，不但早已为我们自己所深知，也已经为我们的敌人所认可。而这巨大的力度和潜力从根本上说，乃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力度和潜力。
如果说上述的辉煌所凭的仅仅只是一种瞬间勃发的精神力量，起码应说是不全面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新中国的发展力度从根本上说，乃是由革命所导致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力度的表现形式。诚然，在我们那个辉煌时期，确实表现出了为我国历史所仅见的精神伟力，但精神力量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
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力度？因为这是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主体所创造的生产力，所以它与旧中国的生产力主体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主体相比，皆有性质上的不同。这种生产力主体乃是已经胜利地开了“两个解放”之端的生产力主体。而其他的生产力主体，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主体，虽然他们所达到的现实生产力水准要较这些主体为高，但他们绝不会有这种主体的发展力度和潜力。所谓“两个解放”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主体必将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同时他们也必将从自己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所凭借的社会基础太低，所以“两个解放”迄今为止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还没有完成“两个解放”的任务。但是由于我们在一开始便确定了这个历史任务，并不断地进行不懈的努力，所以造成了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主体。所以，结论只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之特殊性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它的发展态势上的“高”和“快”，而这种发展态势的内在原因在于它的较大的发展力度和潜力，力度和潜力的根源则在于这种生产力的主体乃是处于“两个解放”过程中的主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的区别从现实上看，并不表现在它的物化形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客体上，而是表现在它们的生产力主体上，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同于以往生产力的具体标志。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为什么会有上述的特殊性？这是因为，以往的、依次变迁的社会形态，皆为自然进化而成之，而现实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乃是通过人民的革命实践活动，自觉创生而致之。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前者多依赖于社会主义自发的进化，当然也并不排除人们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只有社会的各方面——主要是它的生产力发展到足够诞生新的社会形态时，才会出现人们自觉性的革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形态的诞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后者则多依赖于人们的自觉性活动，当然也不排除其自发的发展。但这种社会形态的诞生，不是因为社会新增生出来的新型生产力，要急于寻找新的发展形式而唤起了人们的自觉，而是因为旧的社会形式所束缚着的生产力已经无法发展，从而社会生活也已经无法照常继续，这时才迫使人们寻找新的社会形式，以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在此种情况下，新诞生的社会形态不是新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它的发展原因。新的生产力也并没有从旧社会的母体中诞生，而是通过人们的社会革命实践，创生出一种新的生产力。这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客体的条件，即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是准备不足的。然而社会迫切需要变革这种形势，同样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不会因为物质基础的不足便不去实现自己，因为生产力主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同样也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主体会以其自觉性活动，为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开拓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能变革的只能是主体本身的存在状态，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对应关系。问题是只有变革到适应的程度，才能有利于主体，从而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综上，我们可以将具体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作如下概括：第一，社会主义生产力所指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没有生命、只反映事物的主要性质而不及全体的抽象概念。第二，社会主义生产力是系统地联系着的运动发展过程，不是某些不变原则的集合。从具体的意义上说，生产关系的变动，乃至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动，最后都归结为生产力的变动。生产力为社会万象之根，所以，社会关系便是发展运动着的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它并不外在于生产力。在这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是不适用的。
2.特殊、具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运动，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所指出的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非一般的生产力。其特点已如前述。这种生产力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实现手段和形式的特殊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是它实现的特殊手段和形式。上述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的发展目标的特殊性，这个发展目标便是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简单而又深刻的，但是只有将它与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过程融合起来，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它。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离开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便不可能存在。
3.社会主义生产力概念的形成，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认识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实现的。总结我们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我们对生产力概念的认识大体经历了如下阶段：
第一是不知而盲行的阶段。这并不是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一切皆无所知，而是说我们这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所以也就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知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盲目。
在这时，我们对生产力的认识是抽象的，所以对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手段和形式也是知之甚少，即使有少许之知也是失之简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手段和形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一点在我们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开始就已经为我们所感知，但我们却没有把它如实地看成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两消”在这时被看成是立刻就能实现的简单的政治运动过程，而不是被看成靠历史自身的发展才能实现的过程。此时人们认为，剥削与非剥削是绝对对立、互不相通的两极。人们没有认识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剥削与非剥削并不仅仅是排斥关系，还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统一关系。
因为不知道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具体手段和形式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设计和创造这种手段时就很难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去做，而是按照理想和先在的原则去设定这个手段。大公体制、计划体制的建立即是如此。可以说大公体制、计划体制基本上没有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它没有反映生产力主体的客观要求。大公体制刚刚建立就酿成了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对我们的一次严厉的惩罚。
第二是感知而遵行的阶段。多年来的沉痛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引发了全体中国人的沉思。人们逐渐深切地感受到：以前为我们所设定的社会过程必然有许多错误之处，不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动荡的主要根源在哪里。这时，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直接地引导全国人民找到了这个根源——以往的一切不如意，皆出自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原因——生产力不发达。于是党中央便将全体中国人的注意力引导到了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在这时，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技术、资金、经营方式方法，乃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都被引进到中国。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虽然对这种做法颇多微词，但是由于人民满意、社会需要，所以改革的势头锐不可挡。
这一时期不足的方面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是我们实践中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在理性上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在理论界，人们对生产力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抽象的境地里，具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概念仍然没有确立起来。在行动上，这时大多也只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人们只是感性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举措确实能发展生产力，至于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人们的认识普遍地不明确。于是，邓小平同志在60年代在谈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手段时的形象比喻——“猫论”，就被许多人当成了：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主义。
第三是理知而果行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的举措及其讲话，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到来。如果人们的认识总是停留在感性上，只是“跟着感觉走”，那么人们的行动就还没有克服盲目性，这种行动也就不会持久。当时也确有将现实出现的社会问题统通归咎于改革开放的议论。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作用。这时，邓小平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一方面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是明显的，因为要改革开放，就意味着容许剥削和分化的存在，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要求消灭和消除它们，岂非自相冲突？如果运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确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邓小平却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言论，证明了他是善于把两个矛盾的方面巧妙地结合为一体的实践的辩证法大家。到如今，为了消灭剥削必须暂时存在剥削、为了消除分化必须暂时允许分化的道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于是，我们的改革实践便有了理性的自觉性，这直接导致了第二次改革高潮的出现。许多同志之所以此后不再徘徊不前，之所以不再为姓资姓社的抽象议论所左右，皆因为他们已程度不等地具有了这种理性的自觉性。
总之，总结我们的认识，可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我们要发展和解放的是具体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不是任何的或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力；
二、这个生产力的根本特点是它的主体是正处于“两个解放”过程中的主体；
三、这个生产力目前正处于幼稚的、甚至胚胎的发展时期，所以，它的发展手段或形式既有自我的方面，又有异体和异在的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包括资本主义手段在内的灵活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四、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将通过长期的发展实现其手段的单一性，即社会主义终将完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历史任务，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建成；
五、社会主义生产力最终的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但它并不等于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均等的物质财富，而是指社会全体成员处于大体一致的物质资料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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