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文研究的百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是近代诗文研究的奠基时期。早在近代文学终结的前夕，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近代诗文的研究工作。1907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3卷1期发表了《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专论晚清诗文流派及其衍变，认为“为学日益，为文日损”。1909年，李详又在该刊4卷12 期发表《论桐城派》，从《文选》派立场评论桐城派散文。以上两文，可视为研究近代诗文的较早成果，而《国粹学报》也成为较早研究近代诗文的学术阵地。
一
在20世纪，学者们在近代诗文研究方面主要做了这样三件事：
一、整理出版史料作品
全国性的作品总集，主要有《近代诗钞》（陈衍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晚清簃诗汇》（徐世昌编，退耕堂1929年刊行）、《国朝文汇》（黄人、沈粹芬等编，上海国学扶轮社宣统年间出版）、《晚清文选》（郑振铎辑，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钱仲联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任访秋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等。
地方性的作品总集出版更多，诸如《续梁溪诗钞》（侯学愈编，锡成公司1920年版）、《新溪诗续钞》（许桢编，1925年版）、《皖雅初集》（陈诗辑，1929年聚珍版）、《中州诗征》（杨淮编，经川图书馆1936年版），等等。
有关社团流派的史料汇编和作品总集，主要有《南社丛选》（胡朴安编，上海国学社1924年版）、《南社诗集》（柳亚子编，上海开华书店1930年版）、《南社丛谈》（郑逸梅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桐城派文选》（漆绪邦、王凯符选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另有杨钟羲的《雪桥诗话》40卷（1922年写成，有求恕斋丛书本），多论述满族诗人及其作品，其中保存了不少近代诗文资料和文坛掌故，为他本所无。
有关历史事件的作品汇集，以阿英（钱杏邨）、路工编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57—1960年版）为代表，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路工编）、《庚子事变文学集》（阿英编）等五个专辑，收录诗文及有关史料颇多。
女作家的史料汇编，有《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施淑仪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胡文楷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1版）两种，后者于近代女作家， 特别是女诗人的著作考订比较完备。
在工具书方面，《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王广西、周观武编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收录的近代诗文作家达1428人，但仍有疏漏。
至于诗文别集，各地已整理出版的有数百种之多。近代重要作家的诗文作品，大都已结集出版。
二、构建起近代诗文研究的基本框架
近百年来，近代诗文研究一直以“两派一社”为中心。所谓“两派一社”，指诗歌宋诗派（含同光体），散文桐城派，再加一个南社。对“两派一社”的研究，成为近代诗文研究框架的主干，另有经世派诗文、中晚唐诗派、汉魏六朝诗派、新派诗等流派研究，女作家群体研究，湖湘文学、江浙文学、岭南文学、齐鲁文学、关陇文学等地域文学研究，战争文学研究，以及对若干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由此构建起一个有点有面，既有一定纵深，又有一定开阔度的研究框架，使近代诗文研究成为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主干学科，而“两派一社”和湖湘诗文以及若干重要作家作品又成为近代诗文研究中相对独立的专题研究。
三、形成了近代诗文研究的基本布局
研究近代诗文的学者队伍发展缓慢。20世纪初叶，这一队伍只有数十人，而且绝大多数不是专门研究近代诗文的。到90年代末，这一队伍发展到200人左右，其中仍有一半属于兼顾研究。
就地域而言，近代诗文研究到90年代形成了以下的基本布局：
北京：偏重于诗歌研究，如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及南社作品；
山东：偏重于诗歌研究，如秋瑾、龚自珍，并重视明清诗歌的贯通研究和综合研究；
河南：诗文兼顾，偏重于宋诗派、桐城派研究，从80年代末转入对近代诗文的整体研究和综合研究；
安徽：诗文兼顾，偏重于桐城派散文；
上海：诗文兼顾，重视综合研究，以南社研究为大项，其对南社史料的搜集整理之功居全国之首；
苏州：偏重于同光体研究，重视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并重视对近代诗家作品的整理笺注；
杭州：诗文兼顾，以龚自珍研究为主；
湖南：诗文兼顾，以湖湘派作家为主，重视史料作品的整理考订；
福建：以闽籍作家为主；
广东：诗文兼顾，以岭南作家为主，重视整体研究；
贵州：以贵州籍作家为主，偏重诗歌研究和综合研究；
甘肃：以甘肃籍作家为主，偏重诗歌研究。
二
近代诗文研究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历史还不到100年。 比起此前的古典时期的各个断代的诗文研究，它的学术积累还远未丰厚。由于时代的影响，它的文化准备也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所以，20世纪的近代诗文研究带有明显的启蒙和开创的色彩，其表现为：
（一）自己研究自己
学术界一般认为，近代文学的下限是1919年，事实上晚清的一些诗文作家在“五四”以后仍然继续着创作活动，他们中的一些具有学者素养的人还把目光转向研究工作，于是出现了“自己研究自己”的现象，以同光体和南社诸人表现较为突出。
在同光体诸人中，陈衍用功最勤。他除了编辑《近代诗钞》以外，还著有《石遗室诗话》38卷（最初连载于《庸言》和《东方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32卷本，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又于1935年出版《续编》6卷），主“三元”之说，倡“力破余地”， 被认为是同光体的理论代表作。《近代诗钞》中对各家作品的评价之语，几乎都摘自《石遗室诗话》。
在南社诸人中，用功最勤的当数胡朴安（韫玉）和郑逸梅（纸帐铜瓶室主）。胡朴安除编有《南社丛选》外，另著有《南社诗话》。郑逸梅著有《南社摭谈》和《逝者如斯》。胡、郑的上述著作均连载于上海《永安月刊》（1939年5月1日创刊，1949年3月1日终刊）。在40年代，《永安月刊》成为研究南社的重要阵地，有关的撰稿者多为南社成员，文章内容以史料居多，兼有诗文点评。
与桐城派不同的是，同光体的传人和南社社员的后裔较多，所以同光体和南社的“自我研究”历久而不衰。马以君主编的《南社研究》（1991年创刊，每年两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非卖品）是国内研究南社的唯一学术专刊，以史料辑存和钩沉佚著为学界所重，其作者不乏南社社员后裔。
自己研究自己是产生在近代诗文研究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其长处在于挖掘史料，阐幽发微，为圈外人所难以替代；其短处在于自我评价，眼界与心气所限，难免有标榜之嫌。因此，这种现象一方面丰富了近代诗文研究的基础史料，将微观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使该学科研究始终保持一定的热度，同时也由于单一的研究视界和单调的研究方法，使该学科研究比较缺乏史的观念和横的比较，从而陷于某种滞后状态。这种情况在南社研究中比较突出，当然其中也不排除非学术因素的作用。
（二）奠基式的拓展性研究较多，其中大多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
近百年来，近代诗文研究的领域一直处于不断拓展的进程中。被提名研究的作家，在世纪初仅有龚自珍、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秋瑾等寥寥十几位，而到90年代已多达数百人。从地域上考察，除了在近代诗文创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以外，其他的大部分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陕西、甘肃，乃至内蒙、新疆、西藏、台湾，都有作家进入被研究者的行列。从研究对象的民族组成上看，除了汉族作家以外，还有满、藏、壮、白、傣、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作家。由此，近代诗文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全方位、多民族的格局。
由于近代诗文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得有关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点”，逐渐连接缀合而成为带有地域性或社团流派性的“面”，于是近代诗文研究领域给人以比较广阔的空间感，为21世纪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有关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大多集中在20位作家身上，他们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何绍基、郑珍、曾国藩、金和、李慈铭、王闿运、黄遵宪、林纾、陈三立、严复、陈衍、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秋瑾、苏曼殊、柳亚子，其中以龚、魏、曾、黄、谭、梁、苏7人最为集中。其他被提及的诗文作家， 有相当一批还仅限于生平介绍和作品评点。另有少数有份量的作家，至今还没有被认真研究过，如嘉道之际的文化领袖、《文选》派大师阮元，在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亦可观，但近百年来竟没有一位学者为他写过专题论文。关心桐城派而冷落《文选》派，成为20世纪后半期近代散文研究的一大疏忽。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由此可见，尽管近代诗文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空白，有待后人填补。
（三）一些专题研究进展不甚平衡，有突破处，亦有停滞处
这些专题都在近代诗文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进展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近代诗文研究的整体水平。现举其要者简述于后。
（1）龚自珍研究：多从“剑气箫心”切入，研究较为全面， 但论者的基本观点，多系本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的有关论述而阐发之；
（2）魏源研究：多从经世思想及佛学、黄老影响入手， 而佛学影响又重在净土；对其诗歌、特别是山水诗研究为一大项，多认为魏源是山水诗大家，当是受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之启发；
（3）曾国藩研究：以散文研究为主，兼及其人格与文格， 肯定曾国藩是改造桐城派的领袖人物。王澧华主编的《曾国藩学刊》（湘潭大学主办，1994年9月创刊，每年两期，从1999 年起更名为《湘学》）是国内唯一的研究曾国藩的学术专刊，以学风朴实厚重而自成一格。王澧华另著有《曾国藩诗文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史料宏富和考订严谨见称；
（4）黄遵宪研究： 论者的思路多未脱出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夏敬观《庵臆说》、钱钟书《谈艺录》的有关评价，而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则无愧考据笺注方面的力作；
（5）秋瑾研究：以生平史料为主，兼及诗作。前者搜罗丰富， 后者尚须深入；
（6）苏曼殊研究：基本理清了苏曼殊的身世， 但对他的出家时间、地点及出家次数仍有不同见解，对于已收入苏曼殊集子中的个别诗作（如《题画》）尚有争论。关于苏曼殊与西方诗人的比较研究，最早由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
（7 ）道咸年间宋诗派研究：陆草认为该派的理论核心是不俗与变脱，反对拟古，锐意求新，但以学问求不俗，以考据求变脱，在理论上陷入了二元论的困境，以致使其诗作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学术的附庸，其观点见于《中国近代文学史》（任访秋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上编第五章及《论中国近代诗坛的唯理化倾向》（《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等；
（8）同光体研究：思路多从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化出， 而有所阐发和深化，代表论文是钱仲联的《论“同光体”》（《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杨扬的《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一文， 认为同光体诸人对宋诗之法做了更自觉的宣传，其诗风对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以及后起的钱钟书等人都有影响，这是因为宋诗派的观点主张已经作为一种文学资源融入中国文学传统之中，并被新文学有选择地予以接纳和发挥。
（9 ）《文选》派研究：吴文祺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学林》1—3辑，1940年11月—1941年1月）认为， 阮元是《文选》派的护法大师，他主张文笔之辨，强调俪语为文，单语为笔，欲证桐城派之所谓文者非文，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阮元之后，《文选》派不乏其人，李慈铭、王闿运、李详、刘师培等都属于该派作家。
（10）桐城派研究：该项研究始终处于近代散文研究的中心位置。早期学者如刘师培（光汉）、李详等人，站在《文选》派的立场上，认为桐城派疏于考古，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派以便其空疏，以致使文章失去真源，曾国藩合古文理学为一，兼治汉学，使桐城派得以中兴（见刘师培的《文章源始》、《近儒学术统系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分别载《国粹学报》宣统元年四月第5版，第1、2、5册）。关爱和的《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诸文（均收入《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中后期桐城派散文的得失及其文化走向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认为曾国藩以湘乡派文代替桐城派文，实际上是以政治家之文代替文人之文，而桐城派最后向文学的复归是由吴汝纶完成的。
四、综合研究进展缓慢，成果甚少，这是近代诗文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标志
汪国垣（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见南京《文艺丛刊》第2卷第2期，1935年；又见重庆《中国学报》第1卷第1期，1943 年）可谓近代诗文综合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从地域文化入手，将道光以迄清末的诗派分为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六派，为便于叙述，入八旗于河北，附皖派于闽赣。该文标出河北、江左两派，为前此论者所无。其论河北诗派，以张之洞、张佩纶、柯劭忞为领袖；论江左诗派，以俞樾、金和、李慈铭、冯煦为领袖，均为一家之言。钱仲联的《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和《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二文（均收入《梦苕庵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差相仿佛，而于近代江浙诗派源流区分与汪文不尽相同。王广西的《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宗教学和地域文化切入，探讨从1800年到“五四”时期佛学对诗坛的影响，所论诗人从张问陶、王昙、阮元起，至许地山、徐志摩、冰心止，对龚自珍、魏源、谭嗣同、八指头陀、梁启超、苏曼殊等人的佛学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该书首次揭示“寺院诗系”这一文学现象，论述了焦山、天童、三峰、灵隐四大寺院诗系的兴衰及其艺术风格，并归纳了清代庞大的女诗人群体的基本特征。该书引用了较多的宗教史料和统计数据。
三
回顾20世纪的近代诗文研究，大体上是以“两派一社”为主脉贯通始终，逐步涵盖了大多数比较重要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并且逐步从“点”（作家作品）和“面”（社团流派）的一般现象研究向较深层面延伸，结合文化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出现了综合研究，研究角度也从自我研究过渡到客观研究，标志着该学科的研究正在具备现代文化的品格。然而，无庸讳言的是，近代诗文研究和整个近代文学研究一样，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线性思维的产物。除了思维方式的因素以外，主要在于研究者的文化准备不足和学养欠缺，对近代文化和近代文学的整体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合理的把握。其表现为：（1）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一般的文学现象， 缺乏深刻性和系统性；（2）研究成果多为对作家作品的一般性描述分析， 缺乏概括性和理论性；（3）研究方法大多未脱机械反映论的窠臼， 缺乏综合性和思辩性。正因为如此，在某些专题研究方面，20世纪初期一些著名学者的有关论述，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研究者的思维和视界，有时还会出现重复研究，某些所谓的“新观点”其实早已被人提出过。所以，尽管近代诗文研究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多数成果仍然缺乏必要的深度，也缺乏历史的力度，从而难以达到较高的文化品位。
根据对20世纪90年代近代诗文研究队伍的学术评估，可以预料，进入21世纪以后，该学科中对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的一般性研究仍将长期占有较大比重，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将会在校点质量方面有所提高，地域性研究和对女作家群体的研究有可能在21世纪初叶成为热点。近代诗文研究将继续缓慢地向着综合研究和交叉研究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两位才学识俱佳的大师级或准大师级的人物，这是扭转该学科研究水平相对滞后局面的关键所在，而这等大师级或准大师级人物的出现，恐怕要等到21世纪中叶了。
收稿日期：199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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