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实证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领域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何为政治学研究的理想状态?
如果以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学会的重建作为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起始①，那么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进入“而立之年”了。如同个人的成长与成熟一样，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在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回首，总结经验教训。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其中，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规范的反思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核心焦点。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方法上“还处于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②，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的致命缺点”③。而这种“落后”状态判定的主要参照系无非有二，其一是国外(境外)的政治学研究；其二是改革开放后与政治学同时恢复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那么，导致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专业人才匮乏、对方法论重视不够以及对行为主义方法的误解④，成为许多学者的答案。可以说，学界对于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问题的反思是客观而深刻的，对于其根由的挖掘也是准确的。不过，沿着学界的讨论继续思考就会引出如下问题：如果认为当下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运用方面并不理想，那么，何种研究状态才是理想的状态?对于客观评判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而言，这是一个难于回答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于实然的评价必然要以应然为标准。那么，在政治学研究方法层面，学术研究的应然标准是什么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按照学术研究的简单逻辑，无论是规范研究、经验研究、定量方法还是定性方法，所有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都是研究者的研究手段，属于“器”的层面。而“器”的选择是否理想，则取决于此“器”是否有利于“善其事”。也就是说，“如何研究”一定要与“为什么研究”与“研究什么”相匹配，研究方法要与研究目的与研究领域相契合。因此，对于特定时期、特定学科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与规范进行判定，除了要依据不同类别研究方法所占的比例以及与国外(境外)、其他相近学科进行横向比较，更要考察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研究领域的适切性。基于此，本项研究将从研究类型、研究阶段、研究内容几个层面对政治学恢复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以期从另一个角度为当下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政治学研究的成熟程度的判定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二、样本选择与指标设定
本项研究以《政治学研究》1985年至2010年所刊载的1031篇研究型文献⑤为考察对象。研究样本选择的主要依据如下：首先，《政治学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最高级别的政治学专业期刊，不仅能够代表和反映出我国政治学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更是政治学研究趋势的倡导者和研究态势的风向标。其次，《政治学研究》于1985年创刊，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恢复几乎同期，能够比较准确、连贯并全面地反映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动态趋势⑥。
本项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以研究内容与研究类型为依据，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运用方面的样态。因此，对当下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类型、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进行细分乃是进行文献统计分析的前提。
在研究类型层面，基于分析的方便并考虑到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以研究成果的用途为依据，将政治学研究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所谓基础研究是指提供有关政治生活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知识的研究。”⑦应用研究则主要指致力于解决政治生活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按照研究范式的不同，并结合我国政治学研究现状，本文将基础研究细化为规范研究、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研究。规范研究按照研究阶段进一步细分为理论引介与评述、理论反思与批判、理论建构⑧三类研究。在经验研究中按照研究目的不同进一步细分为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在应用研究中，结合我国政治学研究实际并参照学界的相关论述，进一步划分为政治行动研究(对于政治主体某种行动的倡导、防范、化解等研究)、政治影响研究(某种重大政治事件对政治系统和政治运行产生的影响研究)以及政策评估研究⑨(见表1)。
在研究内容层面，本文参照美国学者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的《政治科学新手册》对政治学研究内容的划分，并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现实，划分为政治思想与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心理与行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政治学研究方法七大类别(见表2)。
研究方法是本文研究的核心，也是一个包含着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与手段等多层次含义的复杂命题。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是“为了组织相关概念、理论和实践模型而建构的。理论范式指的是理论逻辑模式，它是由理论的构成要素、要素的结构方式等方面组成的”⑩。在政治学领域，通常将研究范式归结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种。研究方法主要指研究者所运用的主要思维模式与路径。依照研究者对其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不同看法，以及研究者进行研究所依循的不同思维轨迹，本文将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大致归纳为诠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按照研究者获取以及分析研究资料的技术，可进一步细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中具体涵盖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定量研究具体涵盖利用已有统计数据的定量研究、运用研究者调查所得数据的定量研究两大类别(见表3)。
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经历了学科恢复、理论引介、理论反思、本土化应用的不同阶段。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形成了包括不同研究类型，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的成果库。从上述角度对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进行全景式俯瞰。
从对《政治学研究》所刊发的1031篇研究性文章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见表4)，1985-2010年的政治学研究，基础研究类文章743篇，占到所有研究性文章总数的72.1％，居主导地位，而应用研究类文章仅为288篇，占27.9％。可见，当代中国的政治学者在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理论体系的引介、建构以及运用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等基础理论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应用研究的不足不仅反映出中国政治学学者较为浓重的“书生气”，也折射出国外的理论体系对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乏力，以及中国政治学界尚未形成能够服务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如何立足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确立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11)，依然是中国政治学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在基础研究中，规范研究287篇，占基础研究的38.8％；经验研究353篇，占基础研究的47.5％；学科建设的研究103篇，占基础研究的13.7％。而在这287篇的规范研究中，60.5％是对国外理论的引介与评述，23.9％带有理论反思与批判色彩，15.6％具有理论建构的目的。在具有理论建构目的的文章中，多数研究还处于概念阐释的研究阶段，能够进行理论框架构建或对既往研究范式进行重大修正的文章凤毛麟角。在经验研究中，将近67.8％(239/353)的研究者着眼于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中国的政治现实，26.3％(93/353)的学者力图通过对国内外政治现象的探索提出可供证实或证伪的理论命题，还有将近6％(21/353)的学者试图用既有理论解释政治领域的各种复杂现象。在应用研究中，以倡导或抑制某种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政治行动研究占应用研究的87.1％(251/288)，对政策的事前或事后评估只占应用研究的8.7％(25/288)，对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如加入WTO)给予政治生态的影响以及应对的研究只占应用研究的4.2％。此外，还有10.0％的文章集中探讨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方向、学科范式以及分支学科的发展等学科建设问题。从研究类型以及研究阶段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恢复以后的中国政治学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以引介为主，经验研究以描述为主，应用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就事论事的对策建议阶段，融合了更多学术元素的应用研究仍不普遍。
在研究领域方面，从样本研究成果的内容分布来看(见表5)，三十年来，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与理论、政治制度以及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领域，其次为政治心理与行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政治领域。从这一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果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心理与行为简单类比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我国学者对宏观政治学、中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学的关注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学者们关于我国政治学研究层次的定位(12)。以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成果占研究样本的20.5％，仅次于政治制度研究，远高于像比较政治学等国外政治学界的主流学科而居于第三位，这既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不断发展的表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政治学研究重“治”轻“政”的现状。比较政治学是所有政治学研究领域中(除国际政治)成果最少的领域，仅占样本的4.9％，这一方面与比较政治学自身研究范式的危机与转型有关，更反映出我国学者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相对陌生，和对其重要性的忽视。此外，在政治思想与理论类的332篇文章中，有53篇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占政治思想与理论样本的16％。在以政治制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218篇文章中，有26篇是针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探讨，占政治制度研究的12％。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学者更为重视国外或境外的思想、理论、制度的引介与研究，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设置的内涵、价值的研究、挖掘还比较欠缺。但从进一步的统计发现，有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2000年以来大幅增多，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趋势。
在研究方法方面，统计结果显示(见表6)，在经验研究中，文献型的定性研究是政治学者运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有46.7％的文章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论证。除此而外，其他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使用都不是十分普遍。相对而言，比较型定性研究与案例型定性研究相对较多，分别占所有研究文献的3.9％和3.2％，而定量分析的成果仅为28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学者们对当代中国政治学定量研究所处阶段的判断(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定量分析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时期”，“基本类于美国政治学行为革命之前的状态”(13)。在经验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实地调查、统计调查等方法的运用相对薄弱，其研究水准尚待大力提升”。“研究者们习惯于‘坐在书斋作实证研究’”(14))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中，利用已有数据进行定量研究的成果仅有5篇，这既反映出目前政治学界对于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不够，也说明各种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和可及性仍存在着很多不足。在规范研究中，诠释性的规范研究是被运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有27.8％的文章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论证。有学者在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时认为：“我国的政治学研究目前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任务尤其艰巨。”(15)上述统计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判断的客观性。批判式的规范研究成果仅有7篇，占所有研究成果数量的7％，比例偏小。众所周知，批判是知识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是不满足于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迷信任何形式的权威，不故步自封的体现。目前，政治学领域批判性研究成果偏少，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运用的问题，更是事关学术环境、学术追求的问题，值得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思。此外，无明确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为46篇，所占比例为4.4％，而且在时间序列上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也说明，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正在不断向规范化、科学化迈进。
四、类型与领域视角下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器”与“事”的关系。对某一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判断不仅应以不同类别研究方法所占的比例为依据，更要细致分析研究方法是否与研究类型、研究内容相契合。为此，本文分别以研究类型和研究内容为主线，对所选取样本的研究方法进行细致分析(见表7)。
从表7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规范研究领域，在理论引介和评述、理论批判和反思类型的文章中，绝大多数的研究者运用了诠释性的规范研究方法，这符合文章类型所要求的应然研究方法的运用原则。而在理论建构类型的文章中本应在一定规模上使用的批判性规范研究方法为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性研究还停留在概念阐释的初级阶段，真正意义的理论建构研究还没有展开。在经验研究中，探索性研究的文章大多以文献搜集、论证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而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政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倾向于作“主观构想型”和“图书馆资料室型”的静态研究，深入实际，走入社会，进而构建理论命题的研究方式还没有在经验研究者中得到广泛的采行。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一个问题较大的领域，在这类研究应该采用的方法中，以社会调查、问卷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应该是主要的方式，因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抽样、大样本的调查才能真实地反映政治实践中的各种情况，尤其在政治心理与行动领域，问卷与访谈是较为适用的方法与途径。遗憾的是，表7的统计显示，在所有的以描述政治现象为目的的研究中，有66.5％的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型的定性研究方法，只有1.3％的研究成果借用已有的数据进行描述分析，5.9％的研究成果由研究者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数据进行描述分析。可见，在描述性研究的领域，有学者提出的研究者们习惯于“坐在书斋作实证研究”(16)的现象是存在的。在学科建设领域，大多数研究成果采用诠释性规范研究与文献型定性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是匹配的。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学科建设予以研究的成果只有3篇，比例偏小。以定量的方法回顾学术研究历史、描述学术研究动态、总结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会更加直观、客观并相对准确。在此领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应用性研究也是众多学者普遍诟病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当下的政治学研究具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应用性过强，必须努力实现学术的“民间化”、“公众化”、“超然化”(17)，只有“把政治学研究从政治关怀中剥离出来”，才能实现学科的自主性(18)。在笔者看来，应用性研究对于政治学这一与社会政治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而言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和方法，从而间接地推动政治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应用性研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研究。好的应用性研究应该具有个别实践——一般经验——理论提升——实践检验——指导实践的思维路径，而不是就事论事，更不是简单诠释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以官方话语取代学术话语。以此标准来衡量，三十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在学术独立性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表7的统计数据看，应用研究中大部分是倡导和阻止某种政治制度、政治行动的研究，多采用文献型定性研究的方法，而且有24篇政治行动型的应用文章无明确研究方法，在所有类别的研究中绝对数量最多。可见，当下中国政治学的应用性研究仍然停留在个别政治实践向一般政治经验转化的阶段，还没有实现生活话语、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没有形成完备的应用性研究的思维轨迹(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下政治学的应用性研究应用性不强的原因所在)。在应用性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政策评估型研究和问题发现型研究数量偏少，这与我国转型期政治实践的现实要求严重不符，更不符合应用性研究的基本思维逻辑(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发现问题应该是政策建议的逻辑前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与学者深入社会意识不强、政务信息不透明、研究材料可及性差有一定关系。
总之，从研究类型的角度看，虽然在方法运用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是基本符合的。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着“定量研究成果偏少”(19)的问题，那么，原因也许与“我国政治学初创时期，政治学专业人才缺乏”有关，也许是由于“中国政治学研究人员缺乏方法论研究的自觉”(20)。
如果说研究类型(包括研究目的与研究阶段)是学术研究之“经”，那么，研究内容就是学术研究之“纬”，以此为标准可以判定研究者所选取研究方法是否适合，是否规范(见表8)。
A：诠释性的规范研究；B：批判式的规范研究；C：历史文献型的定性实证研究；D；案例分析型定性实证研究；E：比较型定性实证研究(包括横剖比较与纵贯比较)；F：利用已有数据的定量实证研究；G：研究者自行进行问卷与统计的定量研究；H：无明确研究方法
从对样本的统计结果看，诠释性的规范研究以及文献型的定性研究是各研究领域最常用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许多学者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运用方面的判断。在政治思想与理论领域，大多数学者采用诠释性规范研究的方法是比较恰切的。在政治制度研究领域，多数学者进行的是经验性的研究，但是在经验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方法是文献分析方法，这再一次印证了前文对于中国政治学者在经验研究时更倾向于进行“静态研究”的说法。按照应然的判断，政治制度应当是融合多种研究方法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比较分析、案例分析以及运用已有数据的定量分析的方法，应当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从统计结果看，当前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对上述研究方法的运用并不普遍，这与政治制度类别中包含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不适合采用案例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有关。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第一、政治制度研究的内部构成多倾向于宏观和中观的制度研究，比如在以政治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样本中，侧重宏观和中观政治制度研究者182篇，只有9篇为微观政治制度运行研究成果，占整个政治制度类别的4.7％，而宏观和中观层次的研究大多倾向于运用诠释与文献分析方法。第二，我国政治学者对于制度的研究还是更多地停留在引介、评述以及文献分析层面，对于现行制度的评估与比较涉猎较少。政治心理与行为类别的研究属于微观政治学的主要领域，也应该是学者集中运用案例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领域，然而研究样本的统计结果却让人有些许失望，在当代中国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领域仍然有将近一半的学者采用历史文献类型的定性研究方法。虽然国内外学界对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诸多的反思，定量研究方法也不一定是学术研究的万能良方，但是在微观心理与行为领域，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仍不失为适合且规范的研究途径。在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领域仅有11.8％的文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表明在当代中国政治学领域，定量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推广仍有许多工作可做。比较政治学是欧美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但在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却远非如此(这从我国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中没有比较政治学就可见一斑)，这与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不相符合。在研究方法层面，当代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运用比较适切，比较的方法、案例分析的方法以及文献的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运用。然而，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即利用已有数据的定量研究在比较政治研究的样本中却未见一篇。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政治学界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运用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政治学者对于国外极为丰富的数据库资源的认知和利用不足。政治学研究方法类的文章在方法运用上比较适切，诠释性研究、文献性的研究都是在应然方法之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以五年作为一个时间跨度进行分析，1985-1989年期间，政治学研究方法类的研究成果最多，占所有文章的33.3％。在随后的两个五年，即1995-1999年、2000-2004年期间，政治学研究方法类的成果逐渐减少，但是2005-2010年又有明显回升。这说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一直没有方法论方面的自觉。近年来对于研究方法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也表明政治学者又重新意识到方法论之于学科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影响力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个学科走向规范化以及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
五、结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学在学科体系建设、研究领域拓展、研究队伍培养、研究平台构建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学科，政治学研究也存在着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仅就研究方法而言，其突出问题表现为如下方面：
首先，研究方法贫乏。前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031篇样本文章中有396篇文章(占总样本的38.4％)采用了诠释性的规范研究方法，有482篇(占总样本的46.8％)采用了历史文献型的定性研究方法，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文献占到总样本的85.2％，如果去除无明确研究方法的45篇文献(占总样本的4.3％)，只有10.5％的研究成果采用了批判式的规范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定量研究方法。这一对比充分暴露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贫乏。作为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兼具人文关怀与社会科学属性的学术领域，政治学研究应以深入观察社会政治现象为基础，以探索政治运行规律为核心，以构筑政治价值为己任。案例研究、定量研究、比较研究方法运用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许多实证研究结论并非依据一手资料得出，因此难以实现获取规律性认识的研究目的。而批判性研究方法运用的匮乏，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还未脱离“理论引介”的初级研究阶段。
其次，研究方法运用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不足。是否具有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衡量一项研究思路是否清晰，逻辑是否缜密，结论是否可靠的标尺，也是区分研究与臆断的重要标志。经过漫长的学术研究演进，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已形成了一套学界大致认同的评价标准。对于经验研究而言，对前人研究的熟知度、资料的可信度、数据分析的科学性以及解释效度等，是衡量其研究方法是否科学规范的尺度；对于规范研究而言，是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论争进行提炼，是否有严密的论证逻辑，以及是否构建了一个“好”的理论(21)，则是评价其研究方法是否严谨规范的指标。以此标准衡量本文所检视的文献样本发现，许多定量研究在问卷信度与效度、研究样本的选取与抽样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规范研究在分析政治学元问题与构建理论方面也不尽如人意，有些文章甚至还出现规范研究不规范、经验研究无经验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仍亟待加强。
最后，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不匹配。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经验研究与应用研究中。按照学术研究的阶段划分与思维逻辑，探索性经验研究应主要采用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描述性经验研究、解释性经验研究、以政策评估为目的的应用研究以及以问题发现为目的的应用研究则应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比较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此标准考察样本文献发现，许多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并不匹配，研究方法选择的失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目的的实现，大大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诚然，当代政治学研究在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从样本统计结果中我们也看到，如果以研究类型和研究内容为标准考察，大部分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在方法选择、方法运用上还是能够与其研究类型与研究内容相契合的。这一结论验证了本文第一部分的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的选择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类型、研究层次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仅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意愿与研究能力，更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态势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仍处于知识生产的初级阶段，从对样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多为以文献为主的“静态研究”，存在着理论引介多，学术批判少；概念阐释多，理论构建少；现象描述多，现象解释少；就事论事多，理论升华少的典型特征。此外，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着研究领域与研究层次的失衡。从前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关注宏观层面的思想、理论与制度的研究成果占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半壁江山”，而涉及微观的政治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少，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更是匮乏，这也是导致研究方法单一的重要原因。
可见，研究方法不科学、不规范固然是我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重要问题，但是透过这一问题反映出的，却是我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着研究议题狭窄、研究阶段初级、研究角度不当以及研究目的与方法不匹配的问题，也许后者才是制约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提升的关键。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在引介、评述、验证国外理论的同时，还要注重建立自身的研究范式；在进行理论推演的同时，更要关注身边的政治实践；在注重宏观的历史演进以及空间比较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周围政治环境、政治心理、政治行为模式的微观变化。总之，一个学科的蓬勃发展需要多种的研究角度、多维的研究类型、多元的研究目的、多样的研究层次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复杂、多变、鲜活的社会生活给予专业的分析与解答；也只有这样，学科才有无限的活力、强大的解释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注释：
①著名政治学家赵宝煦在《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中明确指出：“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学会开始的。”
②20世纪90年代末期，俞可平、童国栋、王浦劬、陈振明、林尚立、程竹汝等学者都曾撰文对当时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予以分析，并得出共同的结论。
③张国清：《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④聂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⑤本项研究的考察对象不包括述评、会议综述、人物传记与介绍等非研究性文章。
⑥在进行研究设计时，笔者曾考虑以CSSCI政治学来源期刊或者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所刊载的文献为研究对象。但是，由于2010-2011年度CSSCI政治学来源的39种期刊中，除了《政治学研究》之外，有18种为国际政治或国别政治方面的期刊，3种中共党史方面的期刊，4种公共行政领域的期刊，4种关于青年和妇女方面的期刊，其余的则为综合类学术期刊，并无一种集中反映政治学研究的专业期刊。而人大复印资料中则有《政治学》、《中国政治》、《国际政治》、《公共行政》、《马克思主义研究》等众多能够反映政治学研究不同领域的刊物，样本过于分散，因此，本研究最终仍选择以《政治学研究》刊载的文章为标本进行分析。
⑦严强、魏姝等：《政治学研究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⑧参见[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⑨关于政治行动研究、政治影响研究、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具体论述参见严强、魏姝等所著《政治学研究方法》。
⑩张铭、严强：《政治学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11)参见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2-2004)——CSSCI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吕嘉：《中国政治学需要自己的学科范式》，《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娄成武、蒋龙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杨海蛟、李猛：《试论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的着力点》，《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2)严强：《微观政治学缺失的原因及构建意义》，《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
(13)转引自聂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4)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状况分析——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5)王浦劬：《我国政治学的建设应该着力于三个方面的发展与突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6)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状况分析——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7)张国清：《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8)朱德米：《学术关怀与学术研究：政治学的学科批判》，《学术界》2001年第4期。
(19)转引自聂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0)聂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1)斯蒂芬·范埃弗拉在其《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中提出了“好”的理论应具备的七个特征，即解释力强、简化、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清晰、可证伪、解释重要的政治现象、有丰富的处方。参见[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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