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察冀论文,边区论文,军政论文,代表大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民主政策，是全面抗日的政策，是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民主与抗日密不可分，民主是抗日的保证，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深入，抗日战争才会成为各阶层群众的共同行动，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不仅是口号，而且是具体的实际行动。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策的成功实践。 本组稿件在以往学界对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新史料，对其各层级政权建设进行微观研究，以彰显边区政权民主建设的成就。《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研究》一文，依据档案史料，对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决议与成就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阐述。《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县政权建设》一文，从边区县政权的组织构成和主要职能、县议会的创建与改进方面，再现了边区政权民主建设的发展。《从村长制度到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一文，考察了边区村政权由村动委会到民选抗日村长，再到建立村民代表会议的过程，论证了“议行合一”的一体化体制，是一条开创性的不同于英美式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K26；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5)03-0001-17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是抗战初期在华北敌后最早召开的一次边区级各党派、各军队、各阶层、各民族和各界抗日人民的代表大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代表大会讨论确定了巩固与发展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和政策，决定统一边区的政治、军事、行政和经济、文化等社会举措，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并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正式批准。这一代表大会，在晋察冀边区和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上，乃至在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与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虽对此述及颇多，但未见有专论，一些著述尚存有误解、误传或不确之处。因此，本文拟根据较为完整的档案史料，从筹建晋察冀边区政权的决策，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与召开、决议与成就，以及若干史实的考鉴等方面，作一较为系统、全面的探究与阐述。 一、筹建边区政府决策的提出与形成 中国共产党关于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策，是基于抗战初期华北敌后的客观条件和必要性作出的。这里所谓“客观条件”，有关华北敌后抗战的论著都提到了晋察冀军区的成立，但其具体史实的阐述多有差异，甚至有偏颇。因此，仍有较为系统说明之必要。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华北战场在日军战略进攻下很快陷入混乱，晋察冀边界地区沦为敌后。但日军兵力不足，只能占领主要交通线和城市，更无暇后顾。而该区域，北部有恒山、五台山雄峙，西部有太行山绵延，东北部有燕山山脉伏卧，冀东平原与山地交错，冀中平原千里沃野，农产、矿产极为丰富，工商业和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在地形上山地可以掩护平原，在人力物力上平原可以支援山地。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够把日军后方变为抗日前线，可以控制平汉、平绥、同蒲、正太、津浦等铁路干线，威胁北平、天津、太原等战略要点，在战略上形成对敌人犬牙交错的包围态势，牵制和消耗敌人大量兵力，在战略上给正面战场以有力的战略支援，具有伟大的意义和光明的前途。 在华北战场陷入混乱、困难之际，八路军3个师自1937年8月下旬起，相继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阻断敌交通线、夜袭阳明堡敌飞机场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在广大民众中的声威大振。由此，拉开了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还在平型关作战前，八路军总部就派罗荣桓率115师政治机关、教导队、骑兵营开赴阜平、曲阳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准备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同时，中共北方局派王平、李葆华等于9月26日组成晋察冀省委，配合八路军开展群众抗日斗争。10月22日、23日，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忻口战役，八路军总部率115师主力南下，与在正太路附近的129师相呼应，侧击由石家庄西进之日军，由聂荣臻率115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等部约3000人，留驻以五台、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界地区，着手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0月25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给毛泽东《关于冀察晋绥军事部署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于第二天批准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策。①10月27日，晋察冀军区于五台县城在内部宣布成立。在聂荣臻指挥下，杨成武独立团向冀晋边界发展，相继克复涞源、广平、灵丘、浑源、蔚县、阳原、易县等城，月余时间，部队发展到7000余人，打开了军区北部地区的局面；赵尔陆率总部特务团两个连和军政工作团，在晋东北地区与山西第一行政区政治主任、五台县长宋劭文(中共地下党员)②相配合，以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名义，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改造旧政权，委任新县长，打开了军区东北部地区的局面；王平为首的地方党工作团和刘云彪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在曲阳、唐县、完县(今顺平)、满城等地，发动群众，组建起4000余人的游击队，成立阜平县动委会，打开了军区东部地区的局面；周建屏、刘道生率领武装小分队和抗日工作团，活动在盂县、平山一带，建立起由4000余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团”，在平定、井陉、获鹿(今鹿泉)、正定等地农村组成多支游击队，攻克平山县城，打开了军区南部地区的局面。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城宣布正式成立，下辖4个军分区，包括36个完整与不完整的县(晋东北15县、察南2县、冀西19县)。③ 当日军由平、津南犯时，中共平汉线省委指示共产党员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石家庄失陷后，中共平汉线省委西移，与129师会合，改组为晋冀豫省委，由保东、保南两特委改组为中共保属省委，继续发展冀中民众抗日武装。同时，原红军团长孟庆山受中共中央指派从延安赴冀中，协助冀中地方党，先后在高阳、蠡县、安新、任丘等地开办游击战争训练班，着手组织河北游击军。10月14日，从永定河撤到冀中梅花镇的国民党第53军691团，在团长吕正操(共产党员)的率领下，根据中共53军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在晋县小焦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决定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拒绝南撤命令，回师冀中抗日。12月12日，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等部赴晋察冀军区进行整训，冀中平原与平汉路西山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吕正操率部返回冀中后，与保属省委及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相配合，大力开辟冀中平原根据地。至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开辟晋东北、察南、冀西和冀中的43个完整与不完整的县，拥有1200余万人口。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及边区的开创，为建立晋察冀边区政府提供了客观条件。但笔者认为，仅谈这一客观条件是不够的，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还有其客观必要性。 第一，在晋察冀边区，建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一类半政权性质的群众组织，为改造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政权，创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架设了必要的桥梁。对于这一点，过去一些著述或不曾论及，或提及很少，笔者以为这是不妥的。 抗战开始不久，晋察冀边界地区国民党各级旧政权迅速瓦解，汉奸、特务和亲日分子大肆活动，建立伪县政府或维持会。土匪武装、地主会道门武装及各种杂色武装，各踞一方。整个社会一时陷入极端混乱的殖民地化和无政府状态。当时，由于旧政府过去一贯压迫民众，无法担负起领导抗战的紧急任务，而蒋介石、阎锡山等下令严防共产党掌握政权；晋察冀边区又在初创中，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干部十分缺乏，短期内还没有力量对旧政权进行彻底改造。因此，两重政权形式“成为发动全面抗战的一种不得已之举”。④一方面，随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大多数县由共产党委任了县长，有的县由群众自己建立了临时抗日政府，某些地方也还残存着旧的县政府、区公所。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各地普遍建立了半政权性质的“动委会”(中共与阎锡山谈判合作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晋东北县以下建立“动委会，”冀西叫“自卫会”，冀中叫“救国会”)一类群众组织。县“动委会”，由政府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的代表、国共两党及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县以下组织区、村“动委会”。“动委会”内部，设正副主任、秘书、总务处和组织、宣传、锄奸、武装、动员分配等部。它不仅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抗日的机关，而且成为决定和征收合理负担、供给部队给养、逮捕审讯汉奸、颁布减租减息和改良工人生活的权力机关，担负了一切应由政权担负而旧政权不可能担负的抗日紧急任务。 由于“动委会”拥有一套系统的县区村组织，动员了广大民众，团结了进步青年和大多数旧政权工作人员及知识分子一道进行抗战工作，培养和锻炼了新旧干部，打破了政府与群众相隔绝的旧传统，迅速创造了抗日斗争的新的工作方式和作风，所以为边区改造旧政权、创造统一的新政权铺设了通途。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边区尚无统一的政府，不能打破晋、察、冀三省历史上形成的隔阂，不便于互通有无；不能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不能采取统一的财政经济政策，不能统一解决武装动员问题和军队供给问题，边区各地人民的负担也很不平衡。边区人民要求各方面有个统一的办法，盼望着边区统一的新政府和新秩序。 第二，边区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突显了巩固边区根据地与建立统一政权的战略意义及其紧迫性。过去，一些著述只谈其军事意义，很少谈及对政权建设的作用，笔者以为这也是不妥的。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日军步步猛攻，国民党军溃退，面临可能被赶过黄河南岸的危困情势。此时，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破袭交通，攻占城镇，使日军“愈深入愈感受后方的威胁”。因此，不得不在占领太原后，“改作固守形势”，而调集2万余兵力，从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各铁路线出动，自11月24日，分兵8路，向五台、阜平地区“围攻”，企图压迫边区中共武装向深山退缩，以保障其后方主要交通线的安全。 边区军民在反“围攻”战役中，以有经验的部队在机动位置，寻机歼敌；以多数新的游击队对敌进行伏击、侧击、夜袭，消耗、疲惫敌人。120师在同蒲路、129师在正太路，积极配合边区的反“围攻”作战。历时近一个月，边区军民毙伤日军1087人，日军被迫于12月21日撤回铁路沿线。这次反“围攻”战役的胜利，使新生的边区抗日根据地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使正面抗敌部队有机会“得在晋南、晋西站稳自己的阵地，补充整理，继续和敌人作战”。因而，当时各党、各军、各阶层和广大民众，形成了一个共识：“只要我们能建立起健全的政府来，能把政权统一，那么这个区域一定能巩固起来。”“使这个军区成为华北抗日的根据地，作为我们中国各地区的模范”，“以政治配合军事来巩固我们的抗日阵线，坚决把日寇驱逐出去!”⑤ 由此可见，筹建边区政府，为当时抗日形势所必需。但是，筹建边区政府的决策过程，却是学界迄今未弄清楚的难题。1984年前后，笔者在撰写《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过程中，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策是怎样形成的?又是什么时间下达的?1981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收入的刘少奇《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标明电文发出的日期为1937年10月20日。但此时，聂荣臻尚未奉命率部留驻五台地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未作出建立晋察冀军区的部署，晋察冀军区更未成立，北方局怎么有可能超前指示筹建边区政府呢?面对这一明显的矛盾，凭借我们手中当时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不能解释这一矛盾，而《刘少奇选集》所载这一电报是唯一能见到的权威性文献。所以，我们在《简史》中，在引据这一权威性文献后，加了一句话：“这个指示，给边区全党全军及时地提出了筹建边区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政权的任务。”⑥实际上是暂时回避矛盾。《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发表张洪祥教授《略论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兼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一文，可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该文明确地写道：“中共中央北方局早在10月20日”给聂荣臻电报中就指出：“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由于《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是一件很重要的历史文献，长期以来一些抗战史、民国史的著述中，论及中共中央筹建边区政府的决策部署时，仍以1981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收集的电文所标注的日期为准。 1986年至1989年，笔者先后发现4份档案文献：一份是聂荣臻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关于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等问题的建议》⑦，日期是“1937年11月8日”。聂荣臻写道：“晋察冀既成立军区，政权亦应有一统一之组织。我意即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下分财政、民政、交通、经济、文化、锄奸等处，即以阎(指阎锡山——笔者注)委之行政员宋劭文任主席。”要求批复。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并致周恩来转北方局。这就表明，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的酝酿和准备，最初起于聂荣臻的这一请示报告。第二份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对聂荣臻上述请示电的批复⑧，时间是“1937年11月13日”。由于当时太原刚刚失陷，日军正准备大举围攻边区。为应对日军的围攻，这一批复原则上同意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但认为“稍迟为宜”。第三份是《北方局给聂荣臻指示电》⑨，为铅印件，其内文与《刘少奇选集》所载《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几乎一致，但编者标明的日期为“大概是1937年10月20日左右”。“大概”“左右”4个字，表明《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的日期确实有误。第四份即周恩来、刘少奇《关于成立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问题的指示》⑩，电报是发给聂荣臻并转晋察冀省委的，标明日期是“1937年11月16日”。这一电报同时发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向应、张浩、邓小平、朱瑞、彭真、彭雪枫，并报毛泽东、洛甫(张闻天)。从内容和行文来看，周恩来、刘少奇的这一电报，即是《刘少奇选集》所载《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的原始件。因此，《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的准确日期应为1937年11月16日，署名应为周恩来、刘少奇。 二、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与召开 早在反“围攻”战役即将展开之际，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由山西五台移驻河北阜平，一面抓紧部署反“围攻”作战，一面落实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筹建边区政府的决策。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聂荣臻与宋劭文建立联系后，多次议论过统一全区政权机构的问题，在到达阜平县城的晚上，即与宋劭文研究了筹建边区政府的问题。聂荣臻说：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宋劭文表示赞同，认为建立统一的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于是，1937年11月18日，由聂荣臻出面，召集冀察两省各军政民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赞同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的建议。 12月5日，在阜平县城挂起了“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牌子。(11)宋劭文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回顾》一文中写道，由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王斐然五人为筹备处筹备委员，负责筹备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边区临时政府。(12)据《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以下简称《大会汇刊》)中《大会筹备经过》的记载：筹备处组织，“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副主任之下，设总务组、视察组、起草组，每组各设组长一人，各组得酌聘干事，承组长之命分担工作”。(13)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成立后，着重做了以下筹备工作： 第一，将筹备处成立的经过通知晋、察、冀三省各有关军政领袖，组织力量起草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集法，派出宋劭文、仇友文、李杰庸、王斐然、白靖斋等五人(14)分别到晋东北各县，冀西之完县、唐县、易县、满城、徐水、行唐、灵寿、平山等县，以及平汉铁路东之冀中各县，与抗日军政领袖、群众团体接洽，联络各县代表届时出席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 第二，由宋劭文出面，利用与阎锡山的密切关系，经由阎锡山向蒋介石呈报，力争边区临时政府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以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宋劭文回忆：他自11月起，给阎锡山连发七次电报，阎均未理睬。至11月下旬，胡仁奎问他电报是怎么写的?他说，主要是说明成立边区政府对于坚持敌后抗战有利，对保卫晋东北也是不可少的。胡仁奎说，阎锡山不是这样的人，你只说这些话怎么行?于是，他再给阎锡山发一份电报，说：成立边区政府，不仅对抗战有利，也对山西有利，而且边区政府的人选他能加以左右，在他提出的边区政府建议名单的九个委员中山西省占了五个，有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娄凝先(山西第一行政区公署秘书)、李杰庸(山西省政府秘书)，除国民党员外，均为山西牺盟会负责人，并具体建议由宋劭文任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仁奎任副主任委员。此电报发出后，12月中旬即收到阎锡山复电：同意筹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表示要呈报行政院。(15) 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原定于1938年1月5日召开，由于日军的封锁，交通不便，一些代表未能及时赶到，不得不推迟5天。据《大会汇刊》中《前言》《大会经过》《大会记录》的记载，1938年1月10日下午3时，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第一完全小学礼堂隆重开幕。 会议由宋劭文主持。138位工农商学军政和喇嘛的代表(各县代表135人，筹备处筹备委员3人；另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济济一堂，以沸腾热烈的情绪，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健全的晋察冀边区抗日的民主政权。宋劭文致开幕词，说明成立边区临时政府的必要性。聂荣臻发表讲演词，阐明当前形势与边区临时政府成立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需要的政府，不是官僚政府，同时也不是苏维埃工农政权，“我们是要成立各党、各派、各阶层联合组织起来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政府，坚决抗日的政府”。“只要我们能建立起健全的政府来，能把政权统一，那么这个区域一定能巩固起来。”国民党代表刘奠基和共产党代表黄敬也发表了讲演词。 1月10日下午6时半举行大会预备会，138位代表到会(各县代表135人，筹备处筹备委员3人)，《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宋劭文主持。大会听取了宋劭文关于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经过的报告。修正通过了大会组织法，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集法”修定为《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简称“大会组织法”)。依据“大会组织法”，推举聂荣臻、刘奠基、高鹏、姚东昌、王文仲、宋劭文、李耕涛等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推举邓拓、舒同、黄敬、刘奠基、李耕涛、赵宝藩、宋劭文等7人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为刘奠基；推举邓拓、舒同、宋劭文等3人为大会宣言起草人。 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1日下午5时至10时半举行，出席会议的各县代表142人(另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刘奠基主持会议，并作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的总报告，大会收到代表提案300件左右，经过审查、整理，分为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妇女、群众运动等7项。接着，宋劭文作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治提案的报告，说明各代表的政治提案的要点。大会讨论第一个议题：“建立统一的政权，以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还决定，聘请刘奠基兼任大会秘书长；每日增加一次会议，定为上午10时至下午2时。 大会第二次会议。1月12日上午10时至下午1时半，出席各县代表142人(另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由刘奠基主持，并报告新收到安国、深泽、安平县代表提案12件。邓拓作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财政问题提案的意见。会议继续讨论第一个议题，并表决通过《政治问题决议案》。 大会第三次会议。1月12日下午5时至10时，出席各县代表141人(另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由宋劭文主持，并报告审查安国、深泽等县代表提案的意见。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提案，并表决通过《财政问题决议案——树立健全的战时财政制度》。 大会第四次会议。1月13日上午10时至下午2时，出席各县代表142人(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由宋劭文主持。由邓拓报告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审查经济问题提案的意见。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提案。在大家悉心讨论的时候，定县回民代表刘心义等3人赶到会场，会场掌声雷动，为各民族团结、奋斗求解放而兴奋。至此，各县与会代表达145人。 第五次会议。1月13日下午5时至10时半，出席各县代表144人(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由宋劭文、高鹏、姚东昌主持。由刘奠基作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审查教育问题提案意见的报告，赵宝瑾作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审查妇女问题提案意见的报告。接着，会议继续讨论经济问题提案，并表决通过《经济问题决议案——确定边区战时经济建设计划案》；讨论妇女问题提案，决议重新整理后再讨论；讨论教育问题提案，并表决通过《文化教育决议案——确定边区文化教育计划》。 第六次会议。1月14日上午10时至下午2时，出席各县代表144人(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高鹏、李耕涛主持。由宋劭文作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审查军事问题提案意见的报告，由黄敬作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审查群众运动提案意见的报告。会议讨论军事问题提案，并表决通过《军事问题决议案》；讨论群众运动提案，并表决通过《群众运动决议案》。 第七次会议。1月14日下午5时至10时半，出席各县代表144人(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姚东昌、宋劭文主持。由刘奠基作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整理妇女问题提案的结果的报告，会议讨论妇女问题提案，并表决通过《妇女问题决议案》。接着，大会讨论并通过边区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选举法。并决定：由赵亚萍、高鹏、赵宝瑾担任大会选举发票人；由臧秀英、刘三阳担任选举收票人；由田云、陈建章、李连飞担任选举唱票人；由李静波、刘贞文、刘光运担任选举唱票检查人。接着，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宣言》。 第八次会议。1月15日上午10时至12时，出席各县代表144人(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会议主席宋劭文。大会首先投票民主选举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投票144张，开票点数，经主席检查无误。民主选举结果：聂荣臻得140票，宋劭文得137票，吕正操得136票，刘奠基得132票，孙志远得116票，张苏得115票，胡仁奎得114票，李杰庸得110票，娄凝先得90票，上述9人当选正式委员。接着，投票民主选举候补委员，共投票144张，选举结果：孟阁臣得114票，王斐然得89票，张仲翰得87票，上述3人当选为候补委员。最后，会议修正通过《大会通电》。 大会闭幕典礼。1月15日12时半，出席会议各县代表144人(列席《抗敌报》新闻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大会主席宋劭文。大会主席宋劭文致《闭幕词》，回民代表刘心义、蒙藏同乡会代表刘三阳、农民代表智鼎禹、妇女代表赵亚萍、工人代表孙玉惠、青年代表高鹏相继上台演讲，聂荣臻、宋劭文分别发表闭幕讲演词。聂荣臻、宋劭文在闭幕词中，高度评价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与伟大意义，指出：我们要把大会的精神传布开来，团结更广大的民众，使边区成为华北抗日的根据地，做中国各地区的模范，以政治配合军事来巩固我们的抗日阵线，坚决把日寇驱逐出中国。最后，大会在高昂、热烈的口号中胜利闭幕。当天，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宣告成立。(16) 大会连续开了6天。纵观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全过程，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1.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团结抗日的会议 这次大会代表构成依据是《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大会汇刊》在《大会经过》中写道，“这是一个民国史上最少见过的代表大会。它有着国民党的代表，共产党的代表，蒙回藏少数民族的代表，和尚喇嘛的代表，工农商学各阶层的代表，军政的代表”。他们不是乘火车来的，也不是乘汽车来的，大都是靠两条腿走来的，还有的是乘骡马来的。行程六七百里、一二百里不等。有的爬过长城岭，来自山西；有的穿过铺满碎石的太行山的崎岖夹道，来自察南、冀西；有的通过敌人占领的平汉铁路，来自冀中。他们通过平汉铁路敌人的封锁线时，并不觉得惊慌，只是充满了怨恨。在敌后抗战的环境中，代表们是陆续赶赴阜平参加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按通知于1月5日如期与会，不少代表未能及时赶到，1月10日大会开幕典礼，到会各县代表只有135人，1月13日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中间，定县3位代表才走进会场。而且，“事实上，一些没有被联络的地区，如平西、平北也自动派代表参加了大会”。(17)《大会经过》又写道：“从开会的第一天起，就充分地表现出复杂的代表的和谐与统一”，“大会的精神始终如一，这正显示出统一战线的巩固，这正显示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伟大的精神。” 笔者以为，“最少见过”四个字，是对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历史性评价，既突显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民国史上的地位，表明从民国史上看，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亮点；更显现出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与民国史上历次代表大会的根本性区别，它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可惜，这一点，民国史的著述没有谈及，抗战史的著述也很少论及。 2.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临时政府 依据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选举法，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其民主制度与民主程序，大致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由代表大会推选18人，从中选举9人为候选人。这种“推选”与“表决”相结合的做法，体现了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民主原则、差额原则和集中原则。其次，由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提出9人，连同代表大会表决产生的9人，共18人，作为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这种由代表大会“推选”“表决”与“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提出”相结合的做法，既体现了代表大会的充分民主，又体现了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适度集中，这种适度集中，不是限制了代表大会的充分民主，而是使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更能反映边区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军队的意愿，因为在当时战争环境及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对边区各地党政军民抗日领袖有着更为广泛而实际的了解。再次，由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投票，从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18个委员候选人当中，选定9人为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3人为候补委员。分为两次投票。在投票选举委员时，又实行了复选制，并如“表决”产生委员候选人一样，再次实行了差额制。大会民主投票选举，有法定的发票人、收票人、唱票人、唱票检查人，全程监督负责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的合法性。(18)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法及其实施过程，实际而有效地遵循了民主原则、适度集中原则，具体而灵活地运用了差额制和复选制的民主程序，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这里蕴藏着新型民主制度的丰富内容。 3.晋察冀边区政府具有民国政权的合法地位 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必须首先克服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巨大阻力，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边区政府成为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和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的锐利武器。为此，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进行了争取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复杂而曲折的工作。如前所述，由宋劭文出面，连续8次给阎锡山发电报，阎锡山才于12月中旬复电表示同意筹建边区政府，并表示要呈报国民政府。 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讨论第一项议题“建立统一的政权以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时，据《大会经过》记载，到会代表一致认为，“晋察冀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边区政府完全接受国民政府与各直属长官的领导，执行国民政府的法律与命令”。“按边区政府所属有30多个县，应该是一个省政府的等级，可是它是由晋察冀三省边区组成的，所以不能加一省的字样上去；又因为它不是包括了三省的全面积，所以只称为边区。边区政府只是一个临时性质的政府，当抗战终了的时候，它的任务即行终了，政权即仍归还三省政府。”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形式、行政隶属关系及其临时性质，表明它的成立完全是为了加强敌后抗战的力量，因而也决定了它应有的合法性。而蒋介石、阎锡山当时还不了解这一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的真谛。边区临时政府成立后，2月上旬，收到阎锡山转奉1月3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及行政院电令，正式成立边区政府并任命各委员(19)。阎锡山电称： 兹会程司令长官上军委会行政院一电，文曰：据第一区政治主任宋劭文电称，“所辖各县与冀察邻境各县自敌军深入后与主管省府断绝联络，职亲往冀西察南与当地军政长官唔商联合办法，咸愿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委员若干人，下设秘书、民、财、教、实五处，受战区司令长官之指挥，办理本区统一军事、行政、组训民众、发展游击战争等事，逐渐向敌后方深入收复失地，由会委任县长以资管理，仰蒙俯准，请转电中央备案，并请委派职员以利进行等语。”经锡山等往复电商，该主任所称各节，在敌人包围中，暂行树立政权，于牵制敌人收复失地当不无裨补。至各项人选，查政治主任宋劭文、盂县县长胡仁奎、太原绥署参事刘奠基、山西省府秘书李杰庸、政治主任公署秘书娄凝先、蔚县县长张苏、军区司令聂荣臻、保定行营民训处特派员孙志远、五十三军团长吕正操等九人，现均在该区担任军政及组训民众，拟以该九人任委员，并拟以宋劭文为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兼民政处长，刘奠基兼教育处长，张苏兼实业处长，娄凝先兼秘书长，以上各员已在该区奋斗数月，均具救国热忱，如蒙指派当益加奋勉。惟事关创设，可否暂予照准，一俟军事底定，即行裁撤之处，敬请核示等语。兹奉军委会复电开：“马子电悉，所谓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该会组织人选均照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着归阎司令长官指挥，特此遵照”等因，合电仰该员等一体遵照，即日组织成立。(20) 这表明，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于1月21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军委会发电报(马子电)，呈报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其人选，并“请核示”。军委会及行政院于1月31日复电“均照准”。至此，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不仅经过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而且得到了第二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军委会的正式批准，取得了合法地位，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名称去掉了“临时”二字，主席改称主任委员，各厅改为处。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也遇到了来自中共党内的阻力。王明曾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名义于1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总部，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晋察冀的做法，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21)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无理态度，遭到中共中央的坚决拒绝和严肃批评。 三、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史实考鉴 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的缺乏和理解的片面性，在抗战史、民国史的著述中，包括笔者以前的著述，对于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与召开的具体史实的描述，一直存在着不少误解、误传或不确之处。近一年多来，笔者反复查阅了多年积累的档案资料，对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证。 (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组织的名称 关于临时政府筹备组织的名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五种说法：1984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称之为“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不久，宋劭文在《抗日民主政府建设的回顾》一文中，称之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处”；《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载张洪祥《略论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兼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一文和《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载何奇《红色特工胡仁奎》一文，均称之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委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出版的《刘少奇年谱》中，称为“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笔者在1985年、1992年先后出版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22)中，又称为“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哪一种说法准确呢?经过多年努力，笔者终于找到了当年编辑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该汇刊由日刊集成，是一份全面、系统、完整地记录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史篇。仔细研读这一汇刊可以得知，只有《聂荣臻回忆录》中的称谓“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这一种说法准确，其余四种说法，均属误解或误传，或记忆有误。 在代表大会汇刊中，有一份重要文献，即《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它是由大会筹备处起草的《代表大会的召集法》经过代表大会的预备会修正通过重新定名的。此法共六条，明确规定，“本大会由各党派及晋察冀边区内驻军、游击队、自卫军、各县县政府及一般性的群众团体代表组织之”；“代表大会设主席团，负责处理大会一切临时问题，并主持会议。主席团由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委员及代表中选举七人组织之，并以一人为主席团主席”。(23)这里明确使用了“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之组织名称。 (二)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集日期和与会代表人数 长期以来，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集日期，一般记为1938年1月10日至15日，但也有少数著述，如《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聂荣臻回忆录》等记为1938年1月11日至15日。而对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有多种说法：上面两书的说法是代表共149人；宋劭文《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回顾》一文中的说法是代表共146人；笔者等人编著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中的说法是代表共148人；档案文献《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的《前言》写道，“145位工农商学军政喇嘛的代表济济一堂”，其《大会筹备经过》写道，“一百四五十位军政民的代表”到了阜平，又写道，“面对着主席台的是并不是十分整齐的149位代表”。 关于大会的召集日期，《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中有前后一致的明确记载。其中的《大会筹备经过》记载，“代表大会原定1月5日召开”，“现代表未能于4日完全赶到，乃延至10日召开”。其中另一篇《大会经过》记载：“1938年1月10日，大会在阜平县的第一完全小学校开幕了。”该汇刊中的《大会记录》记载：“开幕典礼，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十日……闭幕典礼，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十五日。”由此，可以确认，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集日期为1938年1月10日至15日，会议开了6天，这是准确无误的。 关于与会代表人数，情况比较复杂，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理由。重读《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其中规定大会“主席团由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委员及代表中选举七人组织之”，所以代表大会的出席人数，分为各县代表与筹备处筹备委员。《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中的《大会记录》所记载的每天每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在战争条件下，也多有差别。经过反复查对《大会记录》与《代表大会代表一览表》(24)，理清了以下问题： 1.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县代表人数 1月10日：开幕典礼，出席各县代表135人；预备会，出席各县代表135人。 1月11日：第一次会议，出席各县代表142人。 1月12日：第二次会议，出席各县代表142人；第三次会议，出席各县代表141人。 1月13日：第四次会议，出席各县代表142人，会议中间定县回民代表刘心义等三人赶到会场。但第五次会议，出席各县代表并不是145人，而是144人。 1月14日：第六次会议，第七次会议，出席各县代表144人。 1月15日：第八次会议，闭幕典礼，出席各县代表144人。 这表明，虽然出席各次代表会议的各县代表的人数不等，但与会各县代表的总人数是145人。 2.出席代表大会的筹备处委员的人数 据《大会记录》记载，出席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预备会的筹备处委员为3人；出席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至第八次会议和闭幕典礼的筹备处委员人数，均未作记录。查对《代表大会代表一览表》，筹备处委员刘奠基登记为山西省崞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代表。 这表明，筹备处5名委员中，有4人是以筹备处委员的身份出席代表大会，有1人是以山西省崞县代表的身份出席代表大会。《大会记录》记载的多次会议的出席人数都没有提到筹备处委员的出席情况，可能是4名筹备委员均出席了会议；而《大会记录》记载的大会开幕典礼、预备会的出席人数之所以明确提到出席筹备处委员3人，可能是应出席筹备处委员中有1人未能出席。 3.出席代表大会的列席代表人数 据《大会记录》记载，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和预备会的列席代表有《抗敌报》社记者2人；第一次会议至第八次会议和闭幕典礼的列席代表，均有《抗敌报》社记者2人、军事学校代表2人。 这表明，代表大会的列席代表共有4人。 从以上代表大会的各县代表、筹备处委员、列席代表出席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1)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包括各县代表145人、筹备处委员4人，共149人，连同列席代表4人，总计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席代表共153人。(2)因此，“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46人”的说法，可能是以出席某几次会议的各县代表142人、筹备处委员4人，加以统计而得出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48人”的说法，可能是以出席某几次会议的各县代表144人、筹备处委员4人，或者因《大会记录》中未记筹备处委员出席人数而记有列席代表4人，由此统计而得来的数字；《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的《前言》中的“145位代表”的说法，是指各县与会代表，没有计入筹备处委员人数。这三种说法，虽然各有理由，但都不是完整的或准确的说法。(3)《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的《大会经过》记载的代表大会“149位代表”，这是准确的统计；说“一百四五十位军政民的代表”，这一概数也是正确的。(4)过去有关抗战史、民国史的论著中只有“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49人”这一种说法，是与档案文献的记载一致的，是准确无误的。 (三)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时全区的地域范围 从代表大会的文献资料中，可以了解当时全区的地域范围。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期间，发表了《大会宣言》和《大会通电》。宣言中说：“这一代表大会，有着边区全体武装部队的代表，有着40余县的政府代表，有着100万的群众团体的代表，更有蒙、回、藏少数民族的代表及和尚、喇嘛的代表与国共两大政党的代表。”(25)而通电中说：这一代表大会，“代表着边区全体部队，代表着边区39个县的县政府，代表着拥有120万群众的119个群众团体，代表着蒙、回、藏少数民族及喇嘛、和尚，代表着国共两大政党。”(26)两种表述中数字的差异，长期困扰着抗战史的研究者，论著引用这两则史料，无法解释数字的矛盾，只好作注“原文如此”，以回避矛盾。或只采用宣言使用的数字，或只采用通电使用的数字。细读《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完整文献，特别是解析《代表大会代表一览表》，笔者以为以下几点需特别注意： 1.从《代表大会代表一览表》可以看出，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149位代表，不是来自40余县，也不是来自39个县，而是来自29个县。其中，山西省8个县(忻县、崞县、五台、定襄、代县、繁峙、灵丘、上寨)，冀西12个县(涞源、唐县、易县、满城、徐水、定县、灵寿、行唐、曲阳、平山、阜平、完县)，察南1个县(蔚县)，冀中8个县(博野、蠡县、安国、深泽、安平、河间、任丘、饶阳)。(27) 2.《大会宣言》说这一代表大会“有着40余县的政府代表”，《大会通电》说这一代表大会“代表着边区39个县的县政府”，两者都不是指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40余县，或来自39个县，而是指这一代表大会所代表着的边区的地域范围，前者说代表着边区40余县，后者说代表着边区39个县。 3.“40余县”和“39个县”，这两种数字均反映了当时边区的地域范围的实际情况，但需要具体分析。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下辖平汉铁路以西的4个军分区，共36个县(晋东北15个县、察南2个县、冀西19个县)。至军区第一次反围攻战役于1937年12月21日结束时，日军占领了晋东北和察南的5座县城，军区尚控制着晋东北、察南、冀西的31座县城。《大会通电》称边区39个县，可能是包括这31个县及前面提到的冀中有8个县与会。但当时边区的地域范围的具体情况是，如聂荣臻在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演词所说：敌人“不久前向我进攻，虽然也占过涞源、蔚县、广灵，但是涞源已经被我们收复了，蔚县、广灵我们也已逼近城下。”(28)即：军区很快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几个县城。《大会宣言》称边区40余县，是个概数，这反映了当时边区的地域范围的新的变化情况。 4.这些史实表明，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时，边区已经由平汉铁路以西扩展到以东的冀中地区，由最初的36个县扩大至40余县。有的著作在谈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时说，大会胜利闭幕，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从此，晋察冀边区政府拥有36个县的县政权，建立了晋东北、冀西和冀中3个行政区，分设3个政治主任公署，由行署领导各县”。(29)这里有两个不妥之处：其一，说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拥有36个县，这是与档案文献记载不相符的。如前所述，36个县是晋察冀军区成立时4个军分区的辖区范围，到边区政府成立时已经拥有40余县。其二，说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建立了晋东北、冀西、冀中3个政治主任公署，辖36个县，这更不符合档案文献的记载。边区政府成立后设置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辖20个县，不久改称晋东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边区政府直辖。而设置冀西、冀中两个政治主任公署是1938年四五月间的事。这时，冀西政治主任公署下辖3个专署、16个县(涞源、徐水、易县、满城、定兴、蔚县、唐县、望都、完县、阜平、曲阳、平山、灵寿、行唐、井〈陉〉获〈鹿〉、正定)，冀中政治主任公署下辖4个专署、35个县(河间、深县、武强、饶阳、肃宁、献县、青县、交河、沧县、蠡县、安平、深泽、无极、定县、安国、博野、正定、新乐、文安、新镇、安次、霸县、永清、静海、大城、任丘、雄县、固安、新城、容城、徐水、安新、新安、高阳、清苑)。(30)就是说，到冀西、冀中两个政治主任公署成立，边区政府拥有的地域范围已经扩大了约一倍，怎么可能还只有36个县呢? 四、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成就和意义 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里有两句十分精辟的话，一句：“大会胜利的开始，胜利的终结，它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史上的确写下一页不可淹没的史篇。”另一句：“晋察冀边区政权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朵奇葩。”(31)第一句，前文已述及。这后一句，既高度概括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杰出成就，又深刻地揭示了它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重大意义。 第一，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行政委员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第一个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又是敌后唯一经过国民政府军委会与行政院正式批准承认的边区政府。正如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演讲词》中所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官僚政府是不合我们需要的，同时谁要说今日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我们也会说他是疯狂。我们是要成立各党、各派、各阶层联合组织起来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政府，坚决抗日的政府，它有着重要伟大的任务。”(32)《大会宣言》公开申明了边区政府的性质和任务：“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含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贯彻抗日与真正民主。在行政的体系上，也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历史所赋予它的任务是：“真正负担起普遍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的任务；真正负担起改善人民生活、保障民主权利，并彻底肃清一切汉奸的任务；真正能够统一财政经济、保证部队给养、发动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去参加战争中一切工作；使晋察冀边区成为华北抗战的良好的根据地，以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杰出成就，充分地表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这一巩固给那些阴谋拆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这一巩固显示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了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堡垒之一。这一巩固更证明了我民族持久抗战的前途必然是胜利的。”(33) 这一杰出成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获得了在敌后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实践经验。 第二，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与法令，依据晋察冀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通过了政治问题、军事问题、财政问题、经济问题、文化教育、群众运动、妇女问题等七项决议案和多项重要文件，确定了边区政府的施政准绳和各项政策。这是由边区政府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也是边区政权工作赖以建树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 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34)，规定了边区政权的组织机构、职能范围及其民主建设的基本制度。边区内最高行政机关是边区行政委员会，依据国民政府颁布之省政府组织法，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之，呈请战区直属司令长官转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边区政府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各厅长均由委员兼任。”边区政府视行政上之必要，于适当地区设主任公署，主任由边区政府任命，秘书、干事由主任遴选，呈边区政府委任。边区政府以下，设县政府、区公所、乡镇或村公所。县长及秘书、各科长，均由民选，未能民选前，由边区政府委任。区长及助理员，均由民选，在未能民选前，由边区政府民政科委任。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或村长、副村长，均由民选，选举办法由边区政府颁布行之。边区政府的领导方式，以指示信与命令并行，指示信讨论执行，命令不得更改，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建立报告制度，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建立工作检查制度与巡视制度。确定了建立军政民正确关系的基本政策，规定凡行政上的事情，由政府去做，军民有意见，可建议政府采纳；由边区政府规定并公布统一的合理负担办法、统一的减租减息办法、统一的优待抗日军人办法；由边区政府颁布《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避难人家财产管理法》《处理汉奸财产办法》；取消半政权性质的动委会一类组织，边区政府积极扶植民众团体之组织，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等自由。并规定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建立统一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取消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薪饷制、统一规定生活待遇，“每人每月最多不得超过18元”。 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35)，规定了整顿和建设边区人民抗日武装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基本要求。非正规军的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如保安队、自卫团、公安局警、义勇军、游击队等各色武装，“逐渐统一编制为游击队”，由边区政府会同军区司令部拟定编制办法。妥善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取消部队薪饷制，规定军人最低生活费用，逐渐做到由政府统筹统支军费，纠正军队发生的勒索、摊派行为。各地驻军和政府组织与扩大武装，必须注意兵源质量，多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以减少政府经费负担。注意“义勇军、游击队的改造，在组织上洗刷一切不良分子，并加强政治教育，建立与民众的良好关系。”“一切土匪部队，应该在政治上用力争取，其有假借名义，乱作胡为，甚至有汉奸的行为和证据者，不可争取者，应协同地方政府、驻军严厉取缔。”还规定，成立军政学校，训练大批干部人才；群众性武装的军火补充，依靠群众力量解决之，必要时设土造兵工厂。游击队队员家属要依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办法享受优待。 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问题决议案》和《经济问题决议案》，(36)明确地规定了抗战时期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 关于财政金融政策，规定：实行战时自筹、自给的财政制度。其基本办法是：募集救国公债；展还政府一切对内对外的旧债；废除一切苛杂的间接税，创立新的合理的直接税，按统一的累进税，征收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增辟公共企业收入，由边区政府积极发展公营企业；建立边区关税，保护边区贸易；没收日寇、汉奸财产，以充政府抗日经费。其紧急办法是：征收奢侈品、娱乐品等特种消费税；极力节省军政机关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公务费开支；征收动产超过税，以相当数额公债交换之；举办人民救国基金或救国储金，偿以十足之公债额。决定建立战时统一的财务行政制度，由边区政府逐渐实现统一征收、统一开支，确立预算、决算制度，严守财政公开的原则。又规定：整理与管理通货，禁止各地商号滥发土票，由商家合组统一的发行机关，发行统一的土票，收回旧票；协助农民合作社发行流通券；收集现银、黄金、外币，保持法币、省币、土票的正当兑换比例，规定外币、省币、法币、土票的兑换比例。建立与发展信用制度，创设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扶助各商号实行贴现与抵押，扩张商业信用；举办边区汇兑事业。 关于战时边区经济建设的任务与政策，规定：其基本任务，经济上充实国防，加强抗战力量；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改善并增进人民生活，保护战时的经济动员。在农业上，要扩大与改进农业生产，扩大耕地面积，开垦荒地，防止新荒，改进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产技术；调整和充实农业金融，修正合作社营业办法，扩充农民自己的金融机关，举办低利生产贷款，推行农民储蓄事业；创办大大小小的农业仓库，建立统一的仓库管理制度，管制粮食，禁止浪费。在工业上，规定：扩大战时必需的工业部门，发展农村手工业，促进农家手工副业，如纺纱织布、农具、造纸、煤炭、食盐等，提倡大规模的手工业经营；开发国防工业，恢复、保护与扩大原有的各种国防工业经营，鼓励投资，实行战时工业投资奖励办法；开办新工业单位，集中资力，利用各种科学或土法开采煤矿、铁矿、铅矿等，创办硝矿、防毒、通讯、动力等工业。举办工业信用贷款，实行工业投资奖励及保息办法，建立商办工业投资机关，以充实工业生产资金。在商业贸易上，规定：发展输出输入贸易，建立边区贸易总局及各地商办贸易局，经营大规模有计划的特产输出和必需品输入；建立边区关税，奖励非必需品输出和必需品输入，禁止、限制非必需品输入和必需品输出；实现商业的合理化，调节全区物品的供需，平准各项货物的价格，取缔奸商的囤积买卖与买空卖空行为，防止牙行及商人遏粜、垄断和居奇。交通运输方面，规定：整顿原有交通事业，整理各地邮局，建立边区邮政总局，增设各地支局，保障邮政机关安全；调理各地私营交通机关，使各地行商、运输货栈等交通机关形成统一组织，扩充其业务，加强其管制；建立边区统一的交通网，实行战时交通工具统制及全区总登记，统一牲口、车辆的调度，建立健全边区内统一的公营交通机关，在边区各地设置交通总站及分站，采用群众普遍服务制度，形成稠密的经常交通网。 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决议案》(37)，确定了边区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及其政策措施。规定：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培养健全的军事政治干部，领导抗战；造就专门技术人才，建设抗战时期各种事业；培养热烈的新青年，扩大民族革命的基础势力；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增进其精神健康。为此，要求：(一)整顿学校教育，恢复日军破坏停办的初级和高级小学，学生男女兼收；编订各种救亡读物与教材；检定和训练小学教师；利用义田、祭田等公有收入与合理负担办法来筹划学校经费；小学校完全免费；改善教师待遇；改变学生生活，组织儿童团、歌咏队，实行小先生制。(二)扩大民众教育，加强民众宣传，普遍建立农、工、妇女等各种补习学校、识字班、夜校等，创办通俗图书馆、书报社、讲演所等，组织宣传团、游动教育团、歌剧社、鼓书社等，举办各种宣传周、讲演会等，提倡并奖励各种民众娱乐和健康活动。(三)扩大干部教育，设立各种干部培训班、短期学校，造就干部人才，登记、训练旧有军政人员，使之参加救亡工作；开设各种技术训练班、讲习所等，训练特种技术人才。并决定筹办边区日刊。 代表大会通过的《群众运动决议案》和《妇女问题决议案》，(38)确定了边区政府保障和扶助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及提高妇女地位的基本政策。规定：政府保证群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扶助群众运动，承认各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干涉其内部问题；在可能条件下，给予群众团体之物质帮助；颁布改善与保障各阶级、各民族群众利益的各种条例与法令，如劳动法、土地法、商业法、婚姻法等；群众团体有依法监督与弹劾政府之权利，但不能直接干涉政府行政。政府要扶助妇女组织，提高妇女文化、政治水平，改善妇女生活，禁止贩卖及虐待妇女，废止娼妓及童养媳，提高妇女职业，保障妇女参政权、婚姻自由权、财产继承权等。 上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两大建树”，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上，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有着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是它标志着晋察冀边区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确立。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与日本侵略者及汉奸、反动派展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中，边区政府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逐步改革的方式，取消动委会一类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将其职能一部分并入政权，一部分归入群众团体；委任坚决抗日和执行政府方针政策的县长，撤换旧县长，以改造县政权；进行民选村长与反贪污斗争，以改造村政权；依法设置边区政府的辅佐机关政治主任公署(后改为行政主任公署)及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与健全县政府及区公所、乡镇村公所。至1938年10月，边区政府以下，已经拥有冀中、冀西两个政治主任公署，8个督察专员公署，72个县政府，120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39)边区政权在行政系统上和地域上统一起来，在边区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政权领导和抗日民主的社会新秩序。 二是它标志着边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开端。从此，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边区政权这个最锐利的武器，领导边区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的全体人民，统领边区人民军队和抗日武装，于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在边区根据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改革与建设，以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开展农民减租减息斗争与工人、雇工增资斗争，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创建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恢复与发展农工商贸等生产事业，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大力扫除文盲。因而，逐渐动摇着过去旧的农村阶级关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积极生产，踊跃支前、参军、参战。边区在华北敌后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雏形，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光明的地区之一。 三是它标志着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这种巩固，显示着中华民族大团结、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精神，“给那些阴谋拆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这种巩固，显示着边区抗日根据地已经在华北敌后站稳了脚跟，成为“华北持久抗战的堡垒之一”。(40)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广泛开展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一面收复失地，摧毁伪政权、伪组织，巩固与扩大边区抗日根据地，一面在战役上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使晋察冀边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和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四是它标志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开辟敌后战场和发动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抗战、驱逐日本侵略者与建立新中国等一整套理论和战略，在抗战的实践中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对于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改革与建设，对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乃至推动全国的团结抗战进步与民主化进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证明：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华北、华中、华南的许多点线，但是华北是不会灭亡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办法，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驱逐出去。 注释： 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②据《聂荣臻传》记载，八路军总部移往晋东南前，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介绍聂荣臻与宋劭文相识说，宋劭文的公开身份是山西牺盟会的成员，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见《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③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8-19页。 ④彭真：《向中央政治局关于晋察冀工作的报告》(1941年8月)，中央档案馆藏。 ⑤《大会讲演词》(即《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典礼大会上的讲演词》和《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演词》，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⑥谢忠厚、居之芬、李铁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⑦《关于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等问题的建议》(1937年11月8日)，谢忠厚、宋学民：《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设文献汇编》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⑧《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当前晋察冀中心工作的指示》(1937年11月13日)，谢忠厚、宋学民：《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设文献汇编》上册，第14页。 ⑨《北方局给聂荣臻指示电》(1937年10月20日左右)，山西档案馆藏，卷号：续B1-25。 ⑩《关于成立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问题的指示》(1937年11月16日)，中央档案馆藏。 (11)《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84-385页。 (12)胡仁奎，山西定襄县人，公开身份是牺盟会的成员，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刘奠基，山西崞县人，国民党员，“动委会”负责人之一。王斐然，河北阜平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3)《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14)仇友文，河北省蓟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杰庸，陕西省延长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白靖斋，时任五台山沱阳学校校长，为抗日进步人士。 (15)宋劭文：《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回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38-39页。另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胡仁奎给宋劭文建议致阎锡山的电报中主要讲成立边区政府“对山西有利，可以扩大山西的地盘，扩大到河北和察哈尔去。”见《聂荣臻回忆录》中，第388页。 (16)以上关于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经过资料均出自《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17)宋劭文：《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回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38页。 (18)《大会经过》，《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19)参见宋劭文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作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1943年1月16日、17日)，中央档案馆藏。 (20)参见宋劭文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作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1943年1月16日、17日)，中央档案馆藏。 (21)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25页。 (22)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 (23)《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24)《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记录》《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览表》(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25)《大会宣言》(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26)《大会通电》(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27)《代表大会代表一览表》(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28)《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演词》，谢忠厚、宋学民：《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设文献选编》上册，第19页。 (29)《晋察冀边区史研究丛书》之三，阎聚峰：《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史稿》，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35-36页。 (30)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第77-78页。 (31)《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32)《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演讲词》(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33)《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宣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34)《政治问题决议案》(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35)《军事问题决议案》(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36)《财政问题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37)《文化教育决议案》(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38)《群众运动决议案》《妇女问题决议案》(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 (39)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第8页。 (40)《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1938年1月)，载《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汇刊》，河北省档案馆藏，全宗：晋察冀边区政府，卷号：1-6-4。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聂荣臻论文; 武装论文; 阎锡山论文; 刘少奇选集论文; 抗敌报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