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有许多不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这么多文明社会居然会一下子崩溃。但是，很少有人（尤其是我们的政治家）明白，这些文明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乃是它们赖以存活的环境资源的破坏。懂得文明社会崩溃的曲线是急转直下的，更罕见其人。事实上，一个社会从其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巅峰走向灭亡，只需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够了。
最近考古学发现，许多很不相同的古代文明的崩溃历程却是惊人地相似。如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美国西南部的阿那萨齐族，圣路易斯郊外的卡何齐亚土丘的建造者，格陵兰岛的古挪威人，复活岛雕像的建造者，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柬埔寨的吴哥窟。这些文明以及其他许多文明，遭受到不同形式的环境退化和气候变迁，由此产生的衰落以及与同样遇到环境问题的邻居的贸易衰退，使入侵民族有可乘之机。由于达到巅峰状态的人口、财富、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对环境的影响也达到了巅峰状态，接近了破坏资源的临界点，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文明社会的崩溃为什么会在达到巅峰之后不久就迅速出现。
种种破坏因素纷至沓来，而文化态度又使掌权者无法察觉或解决这个危机，使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如今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些人不承认健康的环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他们最多认为环境问题只是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之一，一个“小问题”而已。产生这种无知态度的基础便是三个危险的错误认识。
最严重的错误认识是：我们必须平衡环境与人类需求的关系。这种推理实在是本末倒置。人类需求和健康的环境并不是需要进行平衡的对立关系，它们是一种不留情面的因果链关系。我们所以需要健康的环境，是因为我们需要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木材，需要海里的食物，需要土地和阳光来种庄稼。我们需要功能正常的自然生态环境，利用其中天然的蚯蚓、蜜蜂、植物和微生物等物种来滋养和净化我们的耕地，为我们的庄稼授粉，分解我们制造的垃圾，产生我们所需的氧气。我们需要使杂草、细菌和其它有害物种不要顽固地侵入不属于它们滋生地的场所，不要侵入能造成经济破坏的地方。我们需要健康环境的最强烈的原因乃是为我们自身利益着想：我们需要这种环境是为我们自己，决不是为了濒临灭绝的物种。
另一个流行的误解是：我们可以相信技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管什么名目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被看作有望通过技术来解决的问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开发氢能、风能或太阳能来解决我们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有人相信可以通过新的、不久就可研制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来解决我们的食物问题。有人相信新技术会成功地清除空气、水源和食品中的有毒物质，无需像现在这样花费巨大成本。
有这些想法的人认为凡新技术最终都会成功，但事实上有些技术会成功，有些则不会。他们以为新技术会迅速成功，并发挥巨大的威力，但事实上所有重大的技术变革要花5年到30年的时间来开发和实施。他们又认为凡新技术都不会引起新的问题。而事实上技术只是使功率增强而已，功率增强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目前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现在的技术始料不及的有害结果。虽然技术会解决以前的技术产生的问题，但根本没有理由认为技术会奇迹般地不再产生新的意外问题。
最后一个误解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都是些散布恐惧、反应过度的偏激者，他们过去一直声称灾难即将来临，结果是杞人忧天，以后也会是小题大做。乐观主义者说道：请看，我们的水龙头依然在流着可食用的水，草地还是一片翠绿，超市里食物琳琅满目。情况比以前更繁荣，这足以证明我们现在的系统是行得通的。
然而，对那些不断给我们带来更多麻烦的数十亿人来说，却谈不上有什么清洁的水，翠绿的草地也越来越少，根本就没有食品丰裕的超市。如果要理解这几十亿人的环境问题对我们美国人所具有的含义，不妨比较一下下面两张国家的名单。首先请某个除了环境情况外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生态学家，要他列出一张面临最严重的环境压力或人口过剩的国家的名单。他会说，“那还用问，这是明摆的嘛，遭受环境压力或人口过剩的国家的名单一定会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布隆迪、海地、印尼、伊拉克、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所罗门群岛、索马里等等。”然后请某个对环境和人口问题一无所知的第一世界政治家，要他列出一张国家的名单，这些国家必须遭遇到空前的麻烦，政府或者已经失去作用，或者由于最近的内战即将崩溃，这些国家由于自身的问题给我们第一世界带来了麻烦，非法移民蜂拥而入，我们不得不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甚至可能决定进行军事援助来解决那里的叛乱或恐怖分子，甚而至于（上帝不允许）被迫派出我们的军队。这位政治家会这样回答，“那还用问，这是明摆的嘛，遭受政治麻烦的国家名单一定会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布隆迪、海地、印尼、伊拉克、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所罗门群岛、索马里等等。”
这两张名单何其相似乃尔。现在像过去一样，遭受环境压力、人口过剩的国家，就会遭受政治压力、政府崩溃的命运。人们生活遇到问题，就会铤而走险，就会责怪政府，认为政府对问题负有责任。他们会不惜代价地流亡国外。他们会发动内战，相互厮杀。他们觉得再没有东西可失去了，于是便沦为恐怖分子，或者同情恐怖分子。其结果便引发布隆迪、印尼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阿富汗、印尼、尼泊尔、菲利宾和所罗门群岛的内战；要求第一世界对这些国家派兵的呼吁便应运而生；中央政府哗然倒塌，如索马里；贫困便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美国怎么样呢？有人认为，古代文明社会的环境崩溃对于人口过剩、远在天边的卢旺达和环境惨遭破坏的索马里目前的惨状也许可以有所借鉴，但如认为我们国家的命运有什么可比性，岂非笑话？我们会这样认为，古代社会并没有现代的环境技术，它们不幸遭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又傻乎乎地自己糟蹋了环境，比如肆意砍伐森林，听凭表土层流失，在缺水的干旱地区建立城市。他们的领袖也是傻乎乎的，没有书籍，无法向历史学习，而且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战争，又不注意国内问题。随着周边一个个社会的崩溃，大批移民蜂拥而入，他们听凭经济难民来加重尚未崩溃的社会的资源负担。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美国与古代社会没有相同之处，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呢？
这种论调已经深深印刻在我们的潜意识和公众言论中，似乎客观现实就是这样了。我们觉得我们与众不同。实际上古代社会也认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到崩溃的那一天。古玛雅社会是1200年前西半球最先进的社会，他们像我们一样，当时处在其力量的顶峰。对其迅速崩溃进行思索不失为一贴清醒剂。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的《古代玛雅的衰亡》和理查森·基尔（Richardson Gill）的《玛雅大干旱》这两本优秀著作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玛雅文明的发展轨迹。他们的研究说明，即使像玛雅（还有我们）那样高度发达的社会，也会遭到诸如降雨、农耕方式和领导人动机等微小因素的破坏。
如今，已有数百万美国人参观过玛雅遗迹。大多数遗迹是大庙宇和纪念碑，处在热带季节林的包围中，远离现在人类居住的地方。它们是“纯粹的”考古场地，就是说其场地现在无人居住，因此没有为后来的建筑所掩盖。
那里之所以无人居住，一个原因是玛雅故地对农民产生了环境挑战。尽管那里从5月到10月是难以预测的雨季，但从1月到4月却是旱季。如果你集中注意它干旱的月份，你会把尤卡坦描述为“季节性沙漠”。
从农民的角度看，复杂的是尤卡坦南部地区多雨，而该地区海拔最高。尤卡坦地区大部分是石灰岩（海绵状的多孔石灰岩层），因此雨水直接流向洼地，留不住表层水。北部海拔较低地区通过很深的叫做“灰岩坑”的洞穴可以碰到地下水位。住在海岸低地的玛雅人只需挖个75英尺深的井就可接触地下水位。但是大多数玛雅人住在南部。他们如何解决所有的问题呢？
技术解决了问题。玛雅人在灰岩坑的底部和边上涂上灰泥堵住漏洞，形成水库，用来接收雨水备旱季使用。例如，玛雅蒂卡尔城的水库能供1万人使用18个月。如果干旱超过18个月，蒂卡尔居民便麻烦了。
玛雅农民主要种植玉米，根据对玛雅人骸骨的同位素分析，玉米占了食物的70％左右。他们种植玉米的方式是在森林中开出空地，种上玉米，种了几年，肥力耗尽便休耕几年，等肥力恢复再种。这种农作方式只能维持有限的人口。但考古发现，玛雅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农业的承受能力，每平方英里约有250到750人。玛雅人养活这么多人的方式可能是缩短休耕期，以耕代养，或完全舍弃休耕，在湿润地区可能一年两熟。
分等级的社会（我们亦然）分为农民阶层和不生产的非农民阶层（官员和士兵），后者寄食于农民。不生产的消费者数量取决于社会的农业生产力。在如今的美国，农业高度发达，农民占总人口的2％，一个农民可养活129个人。古埃及的农业也很发达，一个农民可养活6个家庭。但玛雅农民一个只能养活两个家庭。
玛雅人口的80％是农民。由于农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比如，玉米的蛋白质含量比小麦低，玛雅人饲养的少量食用家畜没有牛和羊。玛雅地区气候湿润，不适于储藏玉米，因此在漫长的干旱期食用丰年储存的食物是行不通的。他们也没有牲畜来承担耕作和运输工作，更没有金属工具了。这些食物供应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可以说明为什么玛雅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一个个相互不断打仗的小国，他们从来也没有统一成大帝国。玛雅军队也是小规模的，无法进行长途征战。玛雅王国通常只有5万人左右，王国的半径只有两三天路程的距离。从一些玛雅王国的庙宇顶部可以看见其他王国的庙顶。
主持庙宇的是国王，国王既是主教又是政治领袖。国王的责任是祈祷上苍，执行祭天和历法仪式，确保及时降雨，负责带来繁荣。由于国王宣称与上帝具有家族关系，因此他具有实现上述责任的超自然能力。当然，如果他无法招致降雨和繁荣，臣民们便有醒悟的危险。
古玛雅社会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它尽管有种种限制，依然延续了500多年。玛雅人自己认为他们已经存在了更长的时期。他们著名的“长数历法”从开元日（相当于我们历法的纪元1年1月1日）可以回溯到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玛雅文明的物质证明（村民和陶器）出现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真正的建筑物出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文字出现在约公元前400年。现在所说的玛雅古典社会约从公元250年开始，之后玛雅人口便呈指数级上升，到公元8世纪达到顶峰。最大的纪念碑是在8世纪末建立的。这一文明社会的各项指标在整个9世纪都在下降，纪念碑上的最后日期是公元909年。玛雅人口和建筑的衰亡过程，就是众所周知的古玛雅的崩溃。
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仔细看看洪都拉斯西部著名的考潘城遗址吧。考潘地区最肥沃的土地是5块沿河区域，总面积只有1平方英里，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著名的考潘方地，约有半平方英里。考潘周围的土地都是贫瘠的陡峭山地。就是今天，沿河区域的玉米产量也是山地产量的两到三倍，这些山地耕种10年肥力就会迅速流失，变成不毛之地。
从房址的数量来判断，考潘流域的人口从5世纪开始急剧上升，到公元750—900年达到顶峰，约有2万7千人。从公元650年以后，颂扬国王的皇家纪念碑变得特别巨大。公元700年之后，其他贵族也开始修建自己的宫殿，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考潘地区最后一批大型建筑是在公元800年左右建立的，一个未完工的祭坛上刻着最后的日期，是公元822年。
对考潘流域不同居息地的考古调查发现，这些居息地呈现有规律的前后次序。第一个农耕区域是考潘方地，接着是其他四块低地。这期间人口在增长，但山地依然无人居住。所以说，增加的人口所需的食物一定是靠低地区域生产率提高来解决的。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可能是缩短休耕期和复种相结合。到公元500年，山地开始有人居住，但居住期很短暂。考潘山区总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在公元575年达到高峰，随后便下降，人们又开始集中居住在低地了。
什么原因使山地的人又回到低地呢？从低地房基的挖掘中，我们看到这些房基都被第8世纪的沉积物覆盖了，就是说山坡在土壤流失，养分可能都失去了。流入低地的酸性山土可能影响了农业产量。山坡遭侵蚀的原因很明显：过去覆盖山坡、保护土壤的森林被砍掉了。当时的花粉样本显示，曾经覆盖山坡的松树林最后被砍得一干二净，都当燃料烧掉了。砍伐森林不仅使低地形成大量沉积物，使低地居民失去了木材来源，而且还在低地区域造成了“人为干旱”，因为森林在水循环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大规模森林砍伐会造成雨量的降低。
考潘考古场地所发现的数百具骸骨，经研究都发现了疾病和营养不良的症状。这些骸骨信号说明，从公元650年到850年，考潘居民的健康严重恶化，不管是上层人物还是普通人都这样，当然，普通人情况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