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共领导人对商民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地位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人对论文,国民论文,进程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1-0115-09
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实行的是扶助农工、开放民运的政策，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受军阀的摧残，故各种运动都有发展的机会。由于开放的民运政策，商民运动在广东游刃有余①。但国民党对商人与商民运动经历了由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商团事变是一重大转折点。广州商团事变前，在国民党的文件和领导层的讲话之中，虽然有涉及商民问题的内容，但并未真正引起重视。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议决案》，曾指出，“本党对于商民运动向未重视”②。早期的共产党人则对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地认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商人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一部分共产党人对中小商人在国民革命中作用的分析为商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商人的看法，商民协会及商民运动由此在广东发生。
一、唤醒民众——国民党革命话语的转变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致力于中国革命多年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从革命的路径来说，此前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始终是“精英革命”而非真正的民众革命。从性质上来说，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意义上是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他们在革命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主要都局限于特定的“精英”范围之内，即使是大革命时期其革命的路径也依然没有彻底摆脱“精英革命”的窠臼。
一般认为，上书李鸿章的失败是孙中山一生的转折点，而上书李鸿章正好诠释了孙中山依赖上层精英变革社会的理想。在其从事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他依靠和发动的革命力量在海外是华侨和留学生，在国内先是会党，后是新军。这些阶层无疑都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其他革命党人更不能例外。除此之外，革命党人还热衷于暗杀清朝上层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是“精英革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只要“反满”的需要，不管是绅商还是旧官僚，包括袁世凯都是革命党人极力争取的对象。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但只要稍微考究一下武昌首义后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对袁世凯反正的殷殷期盼心态，就不难看出他们翘首祈望袁世凯成就“拿破仑、华盛顿之功”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所以与其说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毋宁说革命党人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把“果实”奉送给袁世凯。而对于结束清廷来说，袁世凯反正的意义不可小觑。清帝被逼退位颇有点“宫廷政变”的味道，这种革命当然只能是上层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海外，从护国到护法，他所运动的无一不是南北军阀，而“如一丘之貉”的南北军阀们无情地一再地破灭了他希望利用军阀现成的武力实现自己共和国的梦想。在几近绝望之时，苏联顾问为孙中山指明了一条新路。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1922年握有广东地方军权的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在广东再度受挫。经过深刻反省，孙中山意识到不动员民众而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革命难以取得成功。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国民党宣言：“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瘩口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③ 1923年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新政策，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国民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出现，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革命，“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依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④。
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他能随着时代的发展，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提出一系列救国救民的主张并真正付诸行动。此后，中国革命的先觉者为“唤醒民众”，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⑤。
1924年1月，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3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民、工人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提出了一方面当努力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以促进国民革命的进行；另一方面当全力扶助工农运动，发展其经济组织，以增进国民革命的实力⑥。由于对商民的忽视，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商民运动问题。正如时人所言，“我国向来有轻商的气习，对于商民，差不多很少注意，就是现在，也免不掉这种现象，所以研究工人和农民的书籍及杂志，尽管一天多似一天，而研究商民的文字，却很不多见”，“这实在是一种错误”⑦。
随着形势的发展，如何认识商民在国民革命进程中的地位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都对商人在革命中的地位作过论述。对于商民在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孙中山也由不重视到给予肯定。孙中山曾向商人提出组织“工商政府”的设想，国民党人也尝试在广东组建“平民”性商会。孙中山组建工商政府的设想，意在争取工商实业界的支持，认同国民党新政权。为此，广州政府在广东先后推行了加强与商人团体联系、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是，当时的孙中山及广东国民党政权实际上都将商人参政局限于筹款助饷，对于商人日益增长的要求自决自治的政权意识则颇为忽视而未能及时引导。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断定商民同样有感于革命的必要，并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指出，中国民族的政治经济日益憔悴，国民党人必须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的解放。其主要后盾是知识阶级、农夫、工人和商人。孙中山明确认识到，商民是国民革命不可缺少的后盾，是民众的主要成分。“吾人虽不反对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此话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是代表被压迫民众各阶级的利益，既然“不限于商界”，商界当然也在被代表之列。因此，“尤须明了士农工商之状况，然后对待此类人物”，“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⑧。对于商民，则要了解商民的状况，明了商民的痛苦，然后设法救济商民；要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乃能克敌致果”。
1924年9月，孙中山指出：“中国自通商后，工业失败，没有制造品出口，并且连自用之货，都要用洋货。每年入口货过多出口货五万万。大家试想，我们每年要送五万万元给外国，我国焉得不危险？尚有外国在中国境内之工业、矿业、航业、陆运业、银行、租界地、割让地等等，每年约损失十几万万，再加以条约之损失，赔款及其利息之损失，实不止数十万万。”⑨ 这段话明确指出，中国的穷困是整个的，救济整个的穷困惟有被压迫的各阶级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他又指出：“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的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不亚于生物成物也。”意思是说商民的地位不亚于农民工人。且根据事实来看，革命没有军队不能成功，军队没有军饷不能维持，军饷的来源大半靠商民融通接济，“兵无饷则不行，饷无商则不集”，既然如此，商民的地位又怎能被抹杀呢？
孙中山坚持革命的基础是动员工人、农民的参与，但并不排除商人的加入。1924年1月14日，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对商团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机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他特别提到，商人、商团要改变从前守“中立”、“兵来从兵，贼来从贼”的习惯做法，与政府合作，同农夫、工人一样，拥护政府，参与革命⑩。
国民党从没有抛弃商人或将其当成革命的对象。国民党实业部的成立意味着注重在商界开展党务。据日本学者深町英夫统计，自1924年4月至1925年9月止，党员职业分类为：工界39％，农界15％，商界12％，“工界为党内最大势力，农界、商界、学界次之。然而，以‘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吸收工人与农民的同时，各市县党部并非排斥商人，而以商人为城市区域的重要势力基础。由此表明，广东政权与商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局限于广州市”(11)。商团事变后，国民党对于商人问题高度重视，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专门从事指导商民的工作。
汪精卫在《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国家》里呼吁，集合一切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国民革命。所以，“扶助农工”的口号和“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的口号同时并行。前者是要培育革命的核心力量，后者是要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此话指明了商民和农工的同盟关系。
二、群众运动——共产党革命兴起的凭借
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革命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商人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一部分共产党人对中小商人在国民革命中作用的分析为商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1923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给孙中山致信：“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12) 共产党人向孙中山提出在国民革命中要联合商民的力量。
毛泽东在早期对中国革命所作的社会学的分析中，也发现了商人的革命能量。1923年7月，毛泽东谈到了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13)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毛泽东认为，商人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李大钊也曾批评，“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荒废”并“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要改变这一状况，“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14)。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指出“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次国民会议”，认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15)。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要依靠工农商学各界广大群众解决国家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将商会置于群众团体之首。孙中山接受了这个主张，决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建议在国民会议召集前先召集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的基础条件及选举方式和日期等。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九种团体派出代表参加。孙中山提出的全国代表将商会列为第二，足见其对商人、商会力量的重视。
共产党的先驱之一陈独秀曾将半殖民地社会的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第三部分“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16)。陈独秀阐明：“殖民地毕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17)。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会渐变为革命的主要动力。陈独秀将商人置于革命力量的首位。这番话是1923年底说的，接着就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在国民党一大，孙中山等人始认为，要实现三民主义的胜利，“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18)。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共两党的实际需要。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有比较明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从而得出结论，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依靠的力量是，“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回到广州后，周恩来指出，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二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御用人(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等)(19)。周恩来主张工农商学的联合革命，将商人的力量视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于商人在国民革命中作用的分析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孙中山国民党对商人的看法。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的实业部改名为商民部，标志着商民问题正式成为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1925年10月7日，谭平山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谈到“东征”时说，战争要先取得人民的支持，否则虽有精兵良械亦终归失败。此次东征军出发，工人、农民、商民、学生都站在政府方面，尤其是东江的民众。“我们须知，单靠军队来革命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有民众的势力同他联合”(20)。
1925年秋，谭平山在广州筹建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通过了工人、农民、商民等运动的决议案。代表大会选出的广东省党部的15个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1/3，国民党左派占2/3。省党部下设工人、农民、妇女、商民等部。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广东省党部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的决议，促进了广东工人、农民、商民等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谭平山在此次代表大会作“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的报告时，不但把商民部与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和妇女部一样来看待，而且还特别阐述了商民运动的理论：
商民运动因以前无理论之根据，所以没有去注意他。如“五四”运动后，知学生群众有力量，如是党的政策也尽力注意学生运动，“二七”以后，知工人的力量比学生更大，如是工人运动也更形注意，这都是有了理论的根据，然后去做。以前许多同志以为商人是革命的领导者，有人又以为商人是不革命的。但实在观察起来，依两三年来的经验，中国的商人实亦国民革命群众之一。如香港、上海等地的大商人如陈廉伯之流，他们是买办阶级，这少数分子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反革命。但许多小商人，他们受军阀之抽剥，战争之损失，一切痛苦均与农工无异，且他们直接受军阀之压迫，间接又要受买办阶级之垄断抽剥，在买办阶级残余中求生活，他们生活改良之要求即是革命之要求，也与农工一样，所以在原则上讲，商人实有革命之可能。(21)
这段话表明商民运动是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之后才兴起的，而兴起的原因在于有了理论根据，即商人尤其是小商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与农工无异”，也象农工一样有革命的要求，因而也就存在着“运动”起来的可能性。谭平山做的是国民党的“党务”报告，“中国的商人实亦国民革命群众之一”，基本上体现了当时国民党领导层对商人的认识。但是谭平山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也自觉不自觉地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用在了商人身上，认为商人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不能做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中国之国民革命与法国之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中国之新资产阶级力量还非常薄弱，不能如法国革命时资产阶级之有雄厚势力，所以不能做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且新兴资产阶级之与买办阶级既成为不两立之势，有买办阶级便足使新兴资产阶级不能发财，所以他为推倒买办阶级亦有革命之可能。不过以前只没有商人运动之工具，如广州的总商会、商联会均为代表少数人的不合法的结合，其余比较进步的商会，也只能代表一部分的人。所以后来遂由商界的同志，另行组织一个合法的商民协会。更将此组织扩大，现在已有市郊商民协会，以及中山石歧小榄深圳等商民协会。为养成商民运动的人才及讲商民运动的理论，更设立一商民运动讲习所，今后党对于商民运动既更加注意，所以对于运动的理论上面也对同志多讲几句。(22)
值得注意的是，谭平山在这里提到了“商民运动讲习所”的设立。以往的人们只对“工人运动讲习所”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注意较多，而很少人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商民运动讲习所”。
从商民部、商民运动讲习所和各地商民协会的成立可以得知，当时商民运动是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具有同等地位的民众运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比如1925年12月7日，在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为国民党各级党部代表大会做党务报告时，谭平山很自然地提醒代表对于“各种运动，如工人农民商民等运动，也要注意”。他还专门强调要扩大商民运动的范围，改变对商民的认识，“就商民运动来说，本党以前对商民运动，只注意于广州，未注意于各省，而对于商民运动的理论基础还未确立，致许多人对于商民方面之理论未能一致。有些以为商民是反革命的。有些则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以商民为领袖。都是错误的。这一次代表大会，我们要就商民运动的经验，把商民运动的具体计划提出”(23)。
为提出“商民运动的具体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上，谭平山再一次追溯了国民党对于商人认识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商民运动的发展。他认为，开展商民运动是国民党深入发动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应将在广东兴起的商民运动推广到全国，为此，他呼吁全党同志都应关注商民运动：
当第一次大会时，同志对于商人的观念，多以为凡商人都系不革命反革命的。后来细心考察，才知中国的商人实在也分两种。一是买办阶级，他们受帝国主义者的豢养，诚然是反革命的。但有一种是小商人，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痛苦，对革命的需求与农工实在一样。因此认识从前革命运动，全不注意到商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商人如果不加入革命，将来成功也没有把握。故此才特别注重商民运动。先由本党商界同志，组织商民协会，从事打破以前官僚式的商会。并且办一个商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商民运动的人才。到现在广州市商人，已大多数认识本党，及国民政府的真相。有好几次群众运动，都有商人参加。他们已经知道想解除他们的痛苦，也要靠本党革命之成功。这也是很要注意的地方。(24)
谭平山时任中共中央驻粤委员、中共中央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国民党中常委委员组织部长。谭平山关于商人与商民运动的论述表明，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已认识到商民运动的重要性，并开始考虑制订开展全国商民运动的计划。由于谭平山在中共与国民党内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他的话带有宣示国民党对商民新政策的意味。
谭平山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商民运动的观点，大都写进了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按当时具体领导商民运动的黄诏年的说法，二大以后进入了“商民运动的渐进期”(25)，《商民运动决议案》的通过，对商民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商民运动——国共合作的结晶
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的全民革命运动，“一大”之后国民党的重新改组并开始注重民众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后，国民革命运动呈现出新的局面。胡汉民就曾指出改组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国民党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开始实施注重民众运动的新方针(26)。戴季陶也强调，中国民众运动的大发展，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后。而民众运动迅速发展是“政治的保障力的伟大”、“组织能力和范围的扩张”以及“舆论支配力的形成”等三个原因所致(27)。
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商民运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中小商人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将商民与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完整地结合起来，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全民参加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如前所述，以陈独秀、谭平山、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力主商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思想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孙中山对商人的看法。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没有提及商人。在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组设工作部门时，设有工人部、农民部等九部，没有商民部。但在1924年广州特别市商民协会成立时，孙中山承认由中小商人组成的商民协会是国民党的民众团体，孙中山致该会祝词：“一九一七以后的社会，不是不要商人，只是不要亚丹斯密理论指挥的商人。商民协会是国民党民众体(团)体之一，其认识，其思想，以及在市场上的行为，当然是共利的而非自利的，当然是节制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你们广州特别市商民协会今天成立，我根据上面的旨趣，敬祝各位同志为中国和世界有不断的努力！”(28)
孙中山的思想发展经历了阶段性的推移。随着自己经验的展开，孙中山不断吸取一切有益的新思想新见解，日益注重商民的思想和活动。这方面，除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影响，商团事变的发生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1924年8-10月广州商团事变的发生，使得国民党领导层认识到了商人问题的严重性。谭平山曾说，“广东的商人以前受了买办阶级的暗示，时时有反对政府的倾向”(29)，这“反对政府的倾向”所指，显然是“以前”商团对待政府的态度。商团叛乱最后虽然得以镇压，但是从此商人问题却带着某种震撼性的力量进入了革命党人的视野。他们开始考虑关于商人的理论，制定关于商人的政策，建立针对商人的机构和组织，由此商民运动也逐渐开展起来。
在近代中国，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广东商人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投资近代工矿交运企业，创办新式学堂、报刊，主持社会救济，积极参与地方事务。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广东商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明显扩大。为维护商人的政治经济利益，1912年初，广州商人在组织粤商维持公安会的基础上，组建了广州商团。广州商团成立之初即指出“办商团是为了一旦政治变动，商人也可自卫；但不要卷入政争漩涡”(30)。1919年3月陈廉伯担任商团团长后，广州商团开始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久即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商团。由于具有装备精良的武装，拥有广州商界作为后盾，且有各地商人团体乃至香港、海外的广东籍商人的支持，广州商团的领袖逐渐产生虚骄之气，以为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可以与政府、军队较量。而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旗帜鲜明，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动员能力和调控能力也比历来统治广东的政府强硬，商团与政府“相安无事”的局面迅速打破，商团事变由此发生。
商团叛乱事件严重威胁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革命政府鼓励成立新的商人组织以与旧有商会竞争。而商团事件发生后，广东资产阶级内部开始分化，“中小商人，莫不觉悟于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所愚弄之损失，而谋所以补救之方”(31)。一些中小商人及手工工场主，政治上倾向于支持革命政府。1924年9、10月间，广州中小商人及手工工场主组织了贸易促进协会，这与革命政府鼓励成立新的商人组织以代替旧式商会的主张不谋而合，对此，革命政府很快承认了这个组织，并将它改名为广州市商民协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商民协会，其目的一方面改善商人之组织，以谋商人痛苦之解除，一方面协助国民政府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
率先成立的广州市商民协会，以商民党员为基本会员，在未正式成立以前，由商民党员先行加入；正式成立后，非党员商民始可加入。其作用在使全会大权掌于商民党员之手，得以指挥灵便，使其他非党员的商民，以此为示范参加革命运动(32)。
广州市商民协会以“互相协助，谋广州工商业之发展，并协助政府以谋商民之利益”为宗旨，负责筹划市商民公共利益及保卫，调查商业状况，排解会友纷争，筹划工业发展，创设商品陈列所、商业学校。遇会员有受屈情事时，商民协会代理申诉。规定凡广州市中国商民，愿遵守该会章程及议决案，依期缴纳会费，得会员二人以上介绍者，皆为会员。凡入会者，收基本金一元，月费四毫。由于宽松的入会资格和对会员利益保障，吸引了众多商民入会，到1925年2月市商民协会正式成立时，已有会员近300人(33)。
自广州市商民协会成立后，商民对于革命工作，颇为尽力。因此商民协会的组织成为商民运动开展的有效方法被推广开来，革命政府决定扩大组织范围，成立各属商民协会。而各属有觉悟的商民，亦感觉旧式商会的不适，纷纷呈请组织商民协会。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以引导全国商民使之参加国民革命。后广东各地中小商人以风起云涌之势，迅速建立商民协会。截止1926年5月，广东共成立商民协会85个，会员3万多人(34)。1926年5月20日广东成立全省商民协会，意在将广东各地商民协会统一起来，集中且扩大革命力量，使其成为广东革命商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广州市商民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全省商民运动的开展；广东商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又为全国商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全国商民运动的先导和中心。广东商民的活动使国共两党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商人的反帝革命性，其成功经验使国民党认识到商民运动的重要性，因此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商民运动从珠江流域推广到长江、黄河流域。
商民协会是在国共合作领导下成立的推动国民革命的群众政治动员组织，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所产生的新事物。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消除军阀、统一全中国为使命，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党人与苏俄的帮助下，开始注重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商民、妇女在内的各种民间力量。为组成有工农商学兵参加的最广泛的反帝反封的革命联合战线，国民党积极争取广大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参加国民革命。
作为中国民众运动之一的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结晶。1924年改组后，受“苏俄经验”的影响，国民党变成了动员性的革命政党，开始重视并开展民众运动，动员民众成了国民党推动革命的重要手段。商民运动就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通过了《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同时也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商民运动决议案》成为商民运动的指导方略。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对商民运动进行共同领导，并以正确的革命纲领与政策进行指导，保证了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在轰轰烈烈而又艰难曲折的大革命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前进。
注释：
①关于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的具体情况详见乔兆红《论1920年代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台湾《近代中国》2002年总第149期；《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商民运动》，《求索》2005年第9期；《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文史哲》2005年第6期。
②《商民运动决议案》，载《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③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④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
⑤费约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后所带来的觉醒，不仅指向民族，也指向启蒙、进步和科学等普遍理想，包括个人独立、“自我实现”、民众团体在政治中应该有一席之地的吁求以及政治统一和主权独立。详见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4-39。
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80页。
⑦文圣举：《商民运动的方案》，《新生命》第1卷第6期，1928年。
⑧《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7-119页。
⑨《在韶关各界赞助北伐大会的演说》(1924年9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6页。
⑩《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1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7页。
(11)[日]深町英夫：《中国国民党与地域社会——以广东省的基层组织为例》，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中国中山市。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页。
(13)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14)T.C.L.(李大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导》周报，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16)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17)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18)《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9)《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20)《东征的意义及其结果》(1925年10月7日)，载《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3页。
(21)(22)《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1925年11月)，载《谭平山文集》，第322-323页。
(23)《在第八次总理纪念周各级党部代表大会党务报告》(1925年12月7日)，载《谭平山文集》，第329页。
(24)《党务总报告——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26年1月)，载《谭平山文集》，第336-337页。
(25)《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1924年11月-1927年5月)，台北党史馆藏，部10690，1927年6月3日。
(26)胡汉民：《清党之意义》，1927年5月，《革命文献》第9辑，第105-106页。
(27)戴季陶：《过去的回顾》，《戴季陶集》，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版，第146页。
(28)孙文：《祝词》，《商民月刊》第1期，1927年，第1页。
(29)《东征的意义及其结果》(1925年10月7日)，载《谭平山文集》，第303页。
(30)《粤商自治会与粤商维持公安会》，《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27页。
(31)萧汉宗：《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之经过》，《商民运动》第1期，1926年，第13页。
(32)(33)《商民运动之经过》，《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第65-66、65页。
(34)萧汉亲：《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之经过》，《商民运动》第1期，1926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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