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20年《小说月报》作者群的文化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月报论文,心态论文,作者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3-0092-04
《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后，很快便成为民初文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拥有一支非常出色的作者群。在民初小说界，《小说月报》的作 者群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组合。在这份民初最大的文学杂志中，可以说荟萃了当时文坛的 各路精英，而这些精英们也以他们的创作对《小说月报》的面貌发生着影响。
在晚清以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作家的职业化，即以创作作为谋生 的主要手段，始于清末民初。清末民初小说市场的成长壮大以及各种小说刊物的风起云 涌，为职业作家的诞生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因素。晚清以来，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和版权观 念的输入则为这些作家的劳动提供了外部保障。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著作权律》中 明确规定：“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又著作者身故，得由其继承人继续至三十年” ；在此期间，“他人不得翻印仿制，及用各种假冒方法以侵损其著作权”[1]。许多杂 志则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保护版权的各种规定。如《小说林》杂志在第三期公告中就宣 布：“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篇，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对版 权的保护，保障了作家的经济利益，直接促进了作家的职业化。稿酬制度的逐渐形成则 使作家以写作作为职业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大量文人走入作家队伍主要是在1905年以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文人传统的 仕进之路从此断绝。在生不逢时的慨叹中，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一部分文人，如 南社的大部分同仁选择为官僚做幕僚，间接地实现传统文人的政治理想。大量的文人则 不得不从此走下庙堂，寻找别的出路。小说可以赚钱糊口这一现实使他们很容易走上职 业作家的道路，以笔耕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即使是那些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面对一种 梦想的破灭，也很自然地以笔墨来宣泄心中的落寞和失望。写小说一时间成了最时髦也 最流行的事。以至于评论家也意识到“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 ，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2]。
然而，谋生需求中繁盛起来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原本不该出现的问题。一 部分作家为利益所诱惑，粗制滥造，使大批低劣堕落的小说充斥小说市场。稍有责任感 的作家也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他们想努力坚持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理想，但 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市场所逼迫，不得不努力适应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这种矛盾几乎 一直伴随着清末和民初的作家，也影响着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作家们一方面夜以继 日地创作，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从事的创作是可耻可羞、见不得人的职业。这除受传 统轻视小说观念的影响之外，最关键的恐怕就是作家本人从自己从事的为稿酬而制造小 说的劳动中体验不到任何崇高感和自豪感。如吴绮缘就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嗟乎!吾 曹负昂藏七尺躯，处此浊世，不思有以自见，乃犹日握铅椠，从事于稗官家言，夫亦可 耻甚矣!”[3]就连大名鼎鼎的徐枕亚也有这样的羞愧：“大丈夫不能负长枪大戟为国家 干城，又不能著书立说以经世有用之文章，先觉觉后觉，待恃此雕虫小计与天下相见， 已自可羞。”[3]体现在创作上，随着作家价值取向的不同，他们也分化成了主张不同 的创作群体。可以说，在民初文坛，与文化上的复杂和群龙无首相适应，作家群体也呈 现出及其复杂的状态和组合。
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的作者群正是在清末民初职业作家产生的背景上形成的 。从构成上来说，他们大致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坚持传统文体创作的旧派作家，其 中有清末民初著名的诗文家陈衍、我一(庄俞)、蒋维乔、林纾、柳亚子等，还有进行旧 派小说创作的程瞻庐、许指严等。第二类是过渡型文人，有身兼编辑和作者二任的王蕴 章和恽铁樵以及徐卓呆、汪剑虹、周瘦鹃等。第三类大多后来成为新文学作家，主要有 鲁迅、沈雁冰、沈泽民、王统照、刘半农、梁实秋、谢六逸等。第四类是学者类的作者 ，包括管达如、孙毓修、蔡元培、吴梅、容闳、泖东一蟹、张毅汉等。
从教育背景来看，第一类作者所受教育以传统教育为主，他们的创作主要为旧式诗文 、旧派章回小说以及笔记小说。第二类作者所受教育以传统教育为主，但也受过新式的 学校教育、欧美教育以及日本教育。第三类作者大多具有三重教育背景，如鲁迅就不仅 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还接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与日本教育。梁实秋则有传统私塾教育 、新式学校教育和欧美教育三重教育背景。第四类作者中，泖东一蟹是纯粹的旧式文人 ，管达如和孙毓修是过渡型文人，所受教育虽以中国传统教育为主，但他们本人倾心向 学，知识结构中也包含新式教育的成分。容闳接受欧美教育居多，蔡元培和吴梅则兼容 中西、新旧，具有多重教育背景。
从文化价值取向来看，第一类作者，即旧派作家，文化上趋于保守。第二类作者，可 归之为过渡型文人，一般都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4]。在文化态度上，趋 向于接受较新的东西，但又不能和传统彻底决裂。第三类作者的文化态度较为坚决，一 开始就和传统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与他们接受了较多的新式教育和国外教育分不开。可 以说，教育背景的差异决定了这一批文人知识结构的不同，而知识结构的不同反过来又 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
作为民初文人，受整个时代状况的影响，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作者群的心态 和思想具有浓郁的民初特征，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上的进退失据、歧路彷徨与知识分子传 统的家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悲悼和伤感情怀。晚清西学东渐，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包括价值观念传入 中国，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造成了猛烈的冲击，支撑着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儒 家价值观念在一夜间失去了以往的正统主宰地位。另一方面，国内科举的废除，新学的 兴起，帝制的结束也对新旧观念的交替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辛亥革命后国内并未 好转，却日趋混乱的形势，一部分当初曾经参与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心理上产生了严重 的失落和无所适从。在新的价值观还未建立起来之前，这一群受传统文化沐浴的知识分 子处在了一个精神的真空，精神失去依靠的巨大伤痛和对现实的无奈都转化成了一种悲 悼和伤感情怀。这是中国文人在失意时最容易选择的逃避现实和精神宣泄的方式。陈衍 刊登在《小说月报》中的诗文充满了伤感和失落。柳亚子的诗词不是“哭”，便是伤感 的惜别，如《小说月报》一卷五号“文苑”栏中所登的《金缕曲·哭冯竟任》、《百字 令·哭秦剑霜》，《小说月报》二卷八号刊登的《伤春》、《赠楚伧》、《寄顾四夏口 》等。与此同时，大量的哀情小说和悲情小说也在加深着这种伤感氛围。就连颇能节制 感情的恽铁樵，在他的小说创作如《七十五里》、《雁声》中也烘托出一种伤惨的情境 。他的《血花一幕：革命外史之一》、《鞠有黄花：革命外史之二》等小说，也都寄托 着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曾经追求的政治理想的无奈的反思及对一代青年命运的哀悼。
第二，道德和伦理的徘徊。1910—1920年《小说月报》的作者群在道德观和伦理观方 面可以说是一群歧路徘徊者。他们大多接受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道德观和伦理观的影 响，并且也以他们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思考而对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伦理状况深为不满 。如恽铁樵就对中国以及印度等国盛行早婚的陋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凡人能成伟人 必童稚时不斫丧其真元而后可。印度人七八龄即为结婚之期，未始不是其亡国原因。我 国虽无七八龄结婚之人，然不乏七八龄已知肉欲之童子，至十二三龄则更不必言矣…… 是故弟之对于月报断断焉不敢自放。”[5]但在论及具体的自由恋爱问题时，他却像当 时大多数作家一样，对男女自由恋爱心存疑虑，并在《小说月报》中刊登汪剑虹的《自 由误》、苏庵的《女权泪》等小说。《小说月报》的作者孙沈敏在他所翻译的小说《< 鹭莲债券>译者序言》中也提出了他关于婚姻自由的观点：“今之渐染欧风者，莫不言 自由矣。”并认为该小说“于儿女之私情，见自由之精理”[6]。落实到具体的社会问 题，面对民初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作家们在无可奈何中却试图以对传统道德的某些方 面的提倡来挽救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现状。恽铁樵的《文字姻缘》赞赏的是传统的郎才 女貌，贞女烈妇式的爱情。程瞻庐在他的《孝女蔡蕙弹词》中宣扬的是传统的孝道，他 的短篇小说《顽儿冢》推出的是市民道德中的孝和义。许指严的《榜人女》对传统道德 中的愚孝、忍让、逆来顺受等道德进行宣扬。这种道德上的徘徊状态在林纾那里更为明 显，他能够不畏人言，大胆地将《迦茵小传》按照原文意思译出，不避讳其中迦茵未婚 先孕的情形，但在《<深谷美人>叙》中却盛赞该书：“所难者，叙马佐里之慎守礼防， 孝其孀母，事其羸姊，导其弱妹……”[7]这种道德徘徊状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民初 社会状况的混乱，西风东渐已使传统道德中的很多东西受到冲击，但在新的道德观还未 建立起来之前，滚滚的商业化潮流，社会的军阀混战却已经滋长了社会风气的下滑。大 量乘机渔利的小人以及借着自由之风大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的出现，使无奈的文人只好 求助于传统市民道德中勤俭、善良、节义、忠孝等内容作为救治社会道德状况的良药。
第三，爱国情绪与忧患意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知识 分子原来处于社会中心的地位开始逐步丧失，但是，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知识分子 的参政意识却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荡涤干净的。到了民初，民族的忧患、家国的危难 更加剧了他们的忧国忧民意识。爱国情绪和忧患意识成为民初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世 界的一部分。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作者群的身上也毫无例外地具有这种精神特 征。身处变乱时代，这些作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感觉到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绪在他们身上同样得到了体现。《小说月报》的老 作者林纾就一直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年老之后，仍心怀国家。即使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 周瘦鹃也是一腔爱国热情，思想有其进步之处。《小说月报》中所刊载的他的作品，言 情题材的并不太多，大量出现的是反映爱国主义思想的翻译和创作。如《小说月报》九 卷八期他翻译的《为祖国故》以及三卷九期的翻译小说《磨坊主人》，都借对国外“一 战”题材小说的翻译，来弘扬一种爱国精神。抗战前夕，他还与鲁迅、郭沫若、茅盾、 巴金等文艺界人士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一时期的《 小说月报》的其他作家也都是具有爱国情感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不但体现在他们对侨民 和海外华人的不幸遭遇富有同情心和义愤感的描写当中，而且从他们给自己所起的笔名 ，也可看出来，如《侨民泪》的作者笔名为“哀华”等。与爱国情绪相连，《小说月报 》的作者群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体现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 考。如恽铁樵就在《工人小史》、《血花一幕：革命外史之一》和《鞠有黄花：革命外 史之二》等小说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忧虑和思考。许指严也通过他的创作，对当 时社会的黑暗和混乱状况进行了揭露。如二卷十号、十一号的《掠卖惨史》对当时社会 人贩子惨无人道拐卖人口的罪行进行了揭露。他的长篇小说《醒游地狱记》是对人间地 狱的描绘和揭露。
第四，自我反思与精神的放逐。面对科举废除后大批知识分子进退失据的尴尬和无奈 ，一部分作家开始对知识分子曾经走过的道路进行思索和反省，在此基础上，1910—19 20年《小说月报》出现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这类小说反思科举制度和功名思想对旧式 知识分子的毒害和影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五四小说对旧式知识分子命运进 行思考的先河。科举废除后，随着新的教育体制的实行，这些曾经为功名奋斗过的文人 开始对以往的自己以及自己同路人的命运进行思考。《小说月报》三卷十号刊登的王善 余的小说《科名泪》通过书生沈生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思想的毒害，这 是一篇类似于《孔乙己》所表达的主题的小说。六卷五号刊登的赵绂章的小说《浮生四 幻》则反映了读书人渴求功名，但功名却成为人的累赘的事实。可以说，对传统的读书 人所走道路的反思是构成这一时期《小说月报》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主要内容。对传 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其实也就是此时的作者对昨天的自己的反思，这表明，这一时期 《小说月报》的作者们已经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意识。否定了以往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 选择的功名之路，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发展来调整自己下一步的出路。文 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商品化使曾经笼罩着文学的那一层崇高色彩逐渐淡化。一部分职业 文人尤其是小说家不再把文学看作是与家国命运相连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谋生的本 能及其背后的艰难使部分作家走上了精神放逐的道路，以文售世。大量的游戏文、消遣 文以及黑幕小说、滥调言情小说在此时抬头。《小说月报》在王蕴章二度编辑期间，为 了谋求销路，在“小说俱乐部”、“小说征文”等名目下，笼络了大批言情小说和游戏 文作者。如九卷六号“小说俱乐部第一次征文初选”所选基本上都是游戏小说，九卷七 号的“小说俱乐部第一次征文初选”所选除了继续上一期的游戏小说之外，增添了周瘦 鹃等人的“同题小说”《邂逅》，而这二人所写又均为俗套的言情小说。到了九卷八号 的“小说俱乐部第二次征文初选”，所选基本上都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编辑的哗 众取宠倾向使他先给这些征文预定了题目和题材，作家的放逐行为又使他们愿意响应这 类征文。这是民初社会商业化大潮在文学上的折射。
收稿日期：2003-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