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OS视角的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知识地图分析_舆情论文

WoS视域下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知识图谱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情论文,视域论文,图谱论文,知识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简单地说，网络舆情就是网民公开表达的、对待社会突发事件态度的总和。本文采用情报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中关键词共词分析与关键文献共引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统计和分析国际网络舆情学术研究情况，利用可视化共词分析工具CiteSpace，对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做出可视化展现。同时结合学习、工作实践，深入探寻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背后的学科理论基础，以明晰国际网络舆情研究发生、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2014年4月26日，本文以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为检索平台，基于检全率，以“（internet OR online OR network）public（opinion OR events）”进行主题检索，学科门类选择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political science,public administration,sociology等，时间跨度为1998—2014年，数据库选择SCI-EXPANDED，SSCI，A&HCI，CPCI-S，CPCI-SSH，最终检索出1109篇文献。

      2 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现状与特征分析

      2.1 年发文量分析

      通过对国际网络舆情研究领域核心文献产出量的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研究水平和发展程度。笔者检索到的有关国际网络舆情研究各年文献量如下页图1所示。其中横轴表示年代，纵轴表示文献数量。

      

      2.2 核心作者分析

      研究性文献的作者是学科发展的主体。通过对文献核心作者的分析，可以有效地探测出国内外网络舆情的主要研究力量，初步了解学界当前研究现状。经笔者统计，检索到的1109篇核心文献中，个人发文量最多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Magdalena Wojcieszak，共7篇。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其中为核心作者的最高发文量即7，带入公式得2，即发文量超过2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运行CiteSpace程序，设置阈值及其他参数，得到发文量≥2的国际网络舆情研究核心作者分布群，如图2。

      

      2.3 地域分析

      在CiteSpace中以country（国家）为分析对象，设定相应参数并选择探索关键路径算法Pathfinder，来绘制国际网络舆情研究文献地域分布图，如图3。

      

      为便于展示，图3中只展示出发文频率不小于3篇的国家/地区。其中，圆圈大小代表该国/地区网络舆情发文情况，节点间连线表示两国/地区间在网络舆情研究上存在合著现象。通过统计WoS文献数据，国际上共有58个国家/地区的研究者对网络舆情发展做出贡献。发文量前六位排名依次为美国（373）、中国（194）、英国（65）、德国（34）、澳大利亚（34）、加拿大（34）。美国作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发文量最高的国家，占文献总量的33.63%。中国紧追其后，是网络舆情研究文献世界第二大产出国，这表明中国学者在国际领域的活跃度比较高，能够产出一部分具有国际视角的学术成果。

      3 国际网络舆情研究发展脉络分析

      3.1 研究前沿主题可视化分析

      笔者以1109篇核心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技术来修剪节点间连线，简化分析对象之间的复杂性，突出重点关系[1]。对CiteSpace软件作如下设置：节点类型“Node Types”中选择“Keyword”和“Term”，得到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热点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s），如图4。

      

      图4中，节点中心所在位置显示该关键词在国际网络舆情研究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热点前沿主题（research front）在研究文献时间序列上，从左下至右上以散点聚类成基础、发展、强盛三个阶段。

      3.2 基础奠基阶段

      2002年以前，是国际网络舆情研究基础理论的奠基性阶段，位于时区图左下。这一时期出现了网络（internet、network）、舆情（public opinion）、交流（communication）、媒体（media）等前沿主题。由于互联网发展局限，这一时期的舆情研究主要是应对传统媒介下的社会公共事件。但管理、传播、科技等领域优秀学者及时发现网络这一新兴舆情传播媒介，各自为政，依托本学科丰富基础知识，开始尝试为信息社会即将到来的舆情问题提供合理解决方案。

      3.3 发展上升阶段

      2003—2008年，是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的上升阶段。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整个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各种网络平台的诞生使公民越来越倾向于在互联网空间里发布言论。当社会事件一进入网络空间，立刻被无形中放大，学者们意识到小范围的舆论事件如不妥善处理，依托网络将很快发展为大面积的网络舆情危机。

      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学者为国际网络舆情研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前者主要关注大众传媒（mass-media）、信息传播（information）、网上舆论（online opinion）等前沿主题，这就说明新闻传播学领域较早关注网络舆情研究，主要是从传播模式、功能效果、网络途径等角度分析舆论事件的发展态势，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而政策（politics）、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信任（trust）等则是公共管理学领域学者关心的前沿主题。这一时期，核心产出文献关键词如表1所示。

      

      3.4 成果丰富阶段

      2009年至今，是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的强盛阶段，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面临新任务、新机遇和新挑战的理性发展阶段，期间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该部分位于图4右上方。笔者将该研究领域2009—2014年热门主题聚类，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5所示。

      

      图5显示了网络舆情与政府管理和网络舆情与新闻传播两大聚类，从国际网络舆情发展的基础阶段、上升阶段到强盛阶段，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舆情（public-opinion）、政策（politics）、民主（democracy）、电子政务（e-government）等热点词汇是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管理学派的反映，管理学是网络舆情研究主要上位学科之一，因此网络舆情与管理学有着天然亲缘关系，该类研究尤其以网络舆情与政府管理研究最为热门。当前社会信息四通八达，各国社会矛盾都较为突出，网络舆情直接体现着社情民意，代表着最广大群众的政治呼声，是政府治理的重要依据。合理应对舆情问题，不仅可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还能够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理念创新。应对网络舆情，需要政府结合舆情不同发展阶段，完善网络舆情治理体制和制度建设。同时倡导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信息公开，加强道德建设，全方位提升网络舆情治理水平[2]。

      新闻传播领域在这一时期重点关注媒体（media）、交流（communication）、社会媒体（social media）、覆盖范围（coverage）等研究热点。在社会突发事件中，新闻传播媒体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体应积极引导并主动配合管理者把舆论方向引导到有利于公共危机解决的方向上来；另一方面，媒体也应督促政府决策透明，推动政府及时制定出处理危机的方案和措施。

      除此之外，近年信息科学与图书馆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领域对于网络舆情的研究显著增加，成为一股上升势头迅猛的研究力量。该领域学者主要关注网络舆情与支撑技术、网络舆情预警及其应对机制研究两大聚类：

      网络舆情与支撑技术。互联网的开放性与便捷性使网络舆情成为民众表达政治态度的主要途径。尤其是以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自媒体”形式的出现，使网络信息的交互性、动态性、时效性空前突出。如何能够尽快在海量数据中识别潜在的舆情热点，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3]。在这一方面，应该着重把内容分析法、数据挖掘法、粗糙集理论等前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进一步应用到网络舆情引导与预警的工作中。前沿主题包括参与度（participation）、用户行为（behavior）网络应用（internet use）、科技（technology science）、意见挖掘（opinion mining）、数据挖掘（data mining）、框架技术（framing）、安全性（security）等。

      国际网络舆情预警及其应对机制研究。由于需要实时跟踪监控的网站数量多、内容广，有必要依靠信息通讯技术，建立网络舆情监控分析系统，由对网络舆情被动防堵化为主动引导[4]。除了对舆情进行及时预警与有效引导外，管理部门还应该从IT技术、道德与法律等多方面规范网络言论的管理和监督，使网络舆论的发生、发展都能在可控范围内。

      4 基于知识基础特征的网络舆情研究分析

      研究前沿是时间变量映射的定义域，其知识基础是映射的值域（co-domain）。我们将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重新简单定义为研究前沿在文献中的引用轨迹[5]。知识基础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研究前沿的本质[6]。国际网络舆情知识基础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早期奠基性文献，另一类是高被引和高中心度的关键性节点文献。这两类文献构成了国内外整个网络舆情研究的骨架。

      4.1 研究奠基性文献分析

      运行CiteSpace软件，节点类型选择Cited Reference，然后以时间线（timeline）视图展示，得到国际网络舆情早期奠基性文献时间序列知识图谱，见图6。

      

      图6显示了出版于1970—1980年间、被引率较高的8部早期奠基性文献，详细信息如表2所示。

      

      4.2 知识基础的关联性分析

      4.2.1 高被引文献分析

      通常高频被引文献中传递的知识容易在某一时间内获得较多研究者认同，并且相关研究者往往将这些高被引文献内所含的观点、知识作为开展下一步研究的知识基础[7]。因此，高被引文献对国际网络舆情研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是该领域相关研究的知识基础。

      图7展示的是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1109篇WoS来源文献中，所有参考文献按其出版年份从左下至右上的时间序列。其中节点文字给出了被引文献的作者、年份、题名等信息，节点大小代表被引频次，节点间连线表示文献互引的密集性。经统计，将被引频次排前十位的重要文献列出，如表3所示。

      4.2.2 关键节点文献分析

      一项研究的理论基础，除了考察被引文献的发文年代和被引频次外，还应关注被引文献在引文共现网络中的中心度。文献中心度高低可反映一篇文献在该学科研究脉络中的枢纽作用。图8为以中心度展示的国际网络舆情研究引文聚类图。

      结合图7、图8和表3，笔者选取被引频率高并且中心度也较高的文献进行重点分析，它们是国际网络舆情研究发展过程中当之无愧的关键节点文献，它们的出现影响了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的整个发展脉络，组成了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主题的知识基础。

      1989年，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出版了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书。该书主要针对舆情发生平台，即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阐释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书中提到：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同时这种交流需要特殊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8]。在互联网这个新舆论平台上，人们表达个人意见时可以畅所欲言，不再受传统公共领域中的诸多限制[9]。网络使得一些普通民众走向了主流，学界对全媒体环境下公共领域的网络舆情研究刻不容缓。1999年，哈贝马斯这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经曹卫东先生翻译，得以在国内出版。对国内舆情控制以及后来的网络舆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加州大学学者约翰·R.扎勒（John R.Zaller）[10]于1992年出版的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一书被引频次37，中心度0.29。该书重点关注舆情发生的主体，为了区别于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扎勒创造性地提出以“大众意见”（mass opinion）为研究对象，考察群体（population）中相互独立的个人如何接触并接受信息，进而形成他们对对策、政客的意见[11]。同时，扎勒采用问卷调查这一最能体现“大众”社会构成模式的研究方式[12]，以致美国政治学家Converse称之为最能体现“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的舆论模式。他还对信息娱乐化（infotainment）抱有乐观态度，并在书中坦言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的改变受到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s）的影响，虽然当前主流媒体存在诸多缺点，但他们对那些肤浅的、甚至煽情的政治言论[13]的报道无疑使公众提高了对政治问题的认识。

      1993年，美国教授Entman R.M.出版的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a Fractured Paradigm 一书，被引频次23，中心度0.23。书中重点探讨了舆论危机与框架理论（framing）的关系，并尝试通过新技术和新的管理体系来解决公共舆论危机。Batesson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使用框架（frame）这个概念，恩特曼认为框架有四种功能：界定问题的性质；澄清与问题相关的关键事实，解释问题的前因后果；对问题进行道德批判；对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它还有四个栖身所在：传播者的认知、传播建构的文本、文本接收者的认知和传播活动与文本交流的社会文化场景[14]。在国际网络舆情应对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应首先界定危机性质，然后在及时跟踪分析国际危机形态变迁的基础上，详尽了解各国社会网络舆情问题的来源和特征，依据框架理论，针对网络舆情问题的四类栖身者，提供非常规决策治理的整体战略设计和制度安排，通过从时间序列、组织行为和决策过程三个方面建构现代危机管理体系，来应对新时期国际面临的网络舆情问题的挑战。

      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t D.Putnam）[15]出版的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一书被引频次27，中心度0.55。作为2008—2012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引用最多的100本著作之一，书中指出，当今社会公民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通过这一社区生活中的小现象，帕特南敏锐地感觉到“独自打保龄”现象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流逝[16]，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而不易确定的，但后果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民参与的衰落。在这种新形势下，网络舆情主体参与度的降低使学者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网络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转而通过研究当前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粘结（bonding）和桥接（bridging）来制定新的网络舆情处理机制。

      2006年，斯坦福大学戴安娜·缪茨（DianaC.Mutz）教授出版的Hearing the Other Side：Deliberative Versus Participatury Democracy一书被引频次23，中心度0.30。该书作者从舆情事件主体的参与方式入手，探讨了协商式民主（deliberative）与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解决公共事件的不同效果，指出与参与者协商式解决舆论问题的必要性：“面对面地将不同的观点表达出来无疑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为这还将培养参与者的开明性。”[17]但作者同样指出，在舆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参与者都可以作为协商者的，因为“经验表明协商民主也可能阻碍公民参与，部分是因为参与者的笨拙、舆论可能有时使朋友和合作者也对立起来。”[18]这就要求协商者要处于一定的“公民文化”环境中，缪茨认为：“公民文化指的是具备较高忍耐程度和参与度的理想的政治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民文化融合了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特征。”[17]在网络舆情研究过程中，一切要以舆情主体——公民为核心，深入了解网络舆情参与民众的所思所想，并通过协商的方式使他们参与到网络舆情的解决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公民易于接受的网络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网络舆情问题。

      5 结语

      本文采用情报学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中关键词共词分析与关键文献共引分析相结合方法，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统计和分析国际网络舆情学术研究情况。得到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历年产出文献量、核心作者群，并通过对文献产出地域的分析，得知该领域研究文献主要产出地集中在美国、中国和英国。通过文献可视化时区图，发现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的奠基阶段、发展阶段和强盛阶段，并对强盛阶段的热点主题进行聚类并分析得到其对应的管理、传播、技术和应对四个热点维度。通过被引文献年代、频次、中心度的可视化展示，得到以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等为代表的该领域基础奠基性文献和以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等为代表的关键节点文献。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国际网络舆情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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