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及其研究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困境论文,学科论文,意识论文,现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余年前，樊骏先生就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见1995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我们有着几千人的研究队伍，有与古代文学学科比肩的众多博士学位授权点；叙述百年文学历史的著作也有着几百种之多。这是喜是忧，并不重要。我们有着十分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不间断地对自己学科有着危机感的反思，这倒使得学科有了生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观念与方法的问题，作为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每过七八年就会提出来讨论，虽然是老话题，但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学科建设密切联系的是学科方向、学术队伍、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等具体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在长期研究成果的积累中，已经凝练了一些共识性的学科方向：如思潮、社团流派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史料研究、教学研究，以及新文学与出版、报刊、制度等文化研究等等。并且由这些方向不断推出一批批新的研究成果，极其广泛的学术交流，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研究也正由此获得深入发展。同样，学科在不断进步和提升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是从这些方面反映的。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其学科的建设，思考贴近自身特点的新观念新方法，关注当下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正是在他们既联系又矛盾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
首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其学科的两个概念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意识问题，并且交织在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进程中。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意识”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生命的本体，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困境中生存的核心命题。文学史自身的“历史意识”就是文学史构成，如胡适、陈独秀闹起的五四文学革命，有新旧文学历史的反思；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倡导，有五四文学历史传统的极端化反拨；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和大众化的强调，又是一次延续五四文学本体问题的思考。甚至，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的出现，不只是寻中国文化历史的根，更重要的是现代文学历史的深层次文化的探源。文学史如此，文学史研究的学科更是这样。五四文学初期“国粹”之争；30年代文学“现代”的正名；40年代文学“民族化”的讨论；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国家观念”和阶级意识；80年代文学从“朦胧”到“寻根”的转型；90年代文学开始“现代性”热和“新儒学”讨论相共生；21世纪初“新国学热”中的现当代文学又一次重提……我们无论是清理文学历史还是反省文学史的研究，都有难以取舍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观念的思考。而思考集中表现了历史意识影响下的对现实的焦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其学科中，“历史”既是一个时间历史进程概念，又是一个实在的文化载体。这一学科无法摆脱的民族历史中求生存的宿命，“民族”话题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历史基点，文学史演变中的一种情结，一种母题。这正是我们学科寻求自己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历史意识”的确立最重要，不仅仅是时间延续和传统的回归，而是具有的学术视野和文学精神原型的探寻。后者可以探索的路径，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历史性与当代性之间，在文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之间，寻求彼此间的关系，尤其是发现他们的联系和罅漏在整体中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所发现的问题是否具有文学史的张力。王富仁等提出的“新国学”问题，程光炜等对“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对“新时期文学”伤痕和反思小说的再思考，是有着文学历史意识指导下的学科观念和方法的重构。当历史的轮回和话语的重叠之中，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梳理反复回旋的历史脉络和辨析复杂网络的理路及其由来。
其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其学科建设对其观念和方法情有独钟。文学观念和方法一方面在文学史的演变发展中构成历史本身，另一方面在现当代文学本体世界建构中形成理论命题。文学观念和方法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学科发展相共生。这一现象具体说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较长时间中国现代文学，唯物史观指导的社会学方法论；一是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方法年”后，在现代意识和多元文化下的文化学主体存在论。正是理论方法的调整和变更，文学观念也不断更新，推动了文学史的进程，如人的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以及新时期后的“新写实”、“先锋文学”、“实验文学”等等各种文学命名。而这种理论观念与文学史交织的进程，20世纪的前大半段是文学与社会形态相等同，后半叶主要指最后20年里又多有文学的无主题变奏。这样，在理论方法和文学之间建构的文学史，也就形成了一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思维方式，即习惯性的文学归类比文学自身更看重，并且以社会革命的统一模式确定文学的观念和方法。文学的话语趋同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至于后20年间社会的多元和文学的边缘化，使得许多人不能够很快适应过来。另外，现代大学教育文学史课程和编写教材的需要，以及专业学科队伍的建设，巩固和完善了现代大学教育的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主流地位也随之确定。在文学史和学科建设中，努力找寻“自己内容的内部自己运动的形式的意识”(黑格尔语)更多成为研究者的热点和思维惯性。或者说思想观念的方法论的东西越来越重视，相反，文学鲜活的生态往往被怠慢。一批相当可观的来自大学和专业机构的研究队伍，在理性地审视文学，他们急于将文学进行学术化的加工处理。对多样的作家创作和丰富的文坛现象热衷价值判断性的表态。刚刚感觉到文学园地的原生形态，就被理论命名，进入文学史分类而观念化、方法化。如果说现代文学受社会动荡的影响，那么当代文学，甚至“后新时期文学”就是一种凝固的思想观念，乃至哲学思想的认知，在几代人身上抹不去的精神情结。长期以来，当代文学极少能够出现大家公认的文学大师，与现代文学经典比肩的文学名著。恰恰是文学史不断重写中观念和方法的倾斜，学科意识过分强烈而致。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人员主要是专业工作者，而不是兼而有之的作家、创作者。反之，当今强势和主流的现代大学教育，明显地成为文学批评制造中心，控制着文学史研究的话语权。这又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现象：当代有影响的作家纷纷进入高校兼职，或接受学校各种各样的聘书。作家与高校的学者专家们同声一调，这样的现象是喜是忧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建立学科新的观念和方法，难道不应该反省其问题的根源吗？我们可否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变到以研究对象的还原为基点，强化历史情境的现场和“当下”文学现象的体验和理解。我们的作家可否在生活的本身多一些发现和开掘，感受大时代，捕捉生活细节，表现真实自我的文学作品。
再者，近些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其学科面临文学边界的扩大和文化研究的开拓，文学本体认知有较大的深入和改变。同时，学术空间的拥挤和学者的浮泛，以及整体社会普遍的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其学科内在系统呈现了一种“读图”、“复制”和学术时尚、普及的异化现象。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变成了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的套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热闹非凡，成果的数量迅速攀升，另一方面学术深度影响和实用价值范围甚小。研究者学术圈内自我言说，难觅知音；在学术圈外的体制也并不看好纯理论的空谈。张爱玲、徐志摩、沈从文，以及现代女作家等，一直成为出版社出书的热门和研究者首选的课题。可是，这些作家的研究真正有创新性和学术突破的并不多有。大量吸人“眼球”的作家“情爱”史，或重在主观发挥的作品随意判断，究竟有多少文学本体世界实质性的发现呢？个案的作家作品的文本研究，加强了主体的体验和审美感受，却过度性的阐释和理解成为这些年研究的普遍性问题。相当多的博士论文仅仅技术化的翻新，貌似区别于过往作家论，实际上从材料到结论均未有新见。但是，近年一大批试图走学术和大众阅读相结合路子的“文化快餐”(实际上是两方面都不认可)，却在“高校”被视为学术成果。还有文学的传播与期刊、翻译、出版、教育等较多的亚文学研究选题，呈现出文学史研究新的转变。这也确实发掘了一些过去文学史不太注意的重要问题。但是，当下更多的同类研究超出了文学和文学问题的范畴。如传统课题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研究，一是流于思想文化的人与事纠缠，将文学社团流派的作家群体意识特殊性削弱；一是西方话语套用，将思潮理论形态和文学史原生态生硬结合。我们的文学创作普遍的理性化(人为跟踪主流意识形态)，而文学史研究却较多感觉化(轻视学理或史料，重讲理论、方法)。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尚未完全构成一个较为和谐的协调发展的完整文学自足系统：即文学创作机制和作家队伍自身完善的自由格局；文学的观念、方法和研究者思维方式的不断调整。我们学科建设与文学研究之间构成悖论，学术空间的拓展和研究本身的问题发现并不形成正比例。其原因正是，文学自身系统在当下更多时候还是分离和各自为战的。我们热点的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史的文化研究，往往由外至内，由跟踪、近利驱动而至。我们需要对现行学术体制的科研成果量化和大批博士论文生产化的倾向，与我们学科建设的目标和文学史研究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与当代文学自身的问题一起反思。
最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其学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学科建设中最有活力最具理论视野的思潮社团流派研究方向，可以发现文学史原生态的思潮社团流派，恰恰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呈现渐趋衰微之势。文学社团流派到了50年代建国后只剩下中国作家协会以及不入主流的民间诗歌群体、剧团。文学思潮相当长的时间是现实主义一体化，而其他任何一种思潮的命名都会引起作家和文学史的非议。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入新世纪文学整体考察中的又一悖论现象，也是我们文学史研究常常出现断裂危机的典型案例。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研究和其专业方向的区别，在于真正文学思潮社团流派演变是无序的形态，而研究方向是有具体规约性目标的。如40年代之后文学思潮社团流派渐弱，与文学和文学史自身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可能在历史的进化观，甚至历史纯本体论的话语中简单化解释文学史的复杂生态。这些年，文学与社会体制、思想观念，与文化结构等方面的关系考察，使得研究视角有一定的突破。可是，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流派的本体与现代文化的复合体考察尚有极大的空间。加强了文学群体人与事聚散的细致梳理，还不是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主要目的。重要的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在文人集团和小宗派之间，如何表现文学群体意识，作家整体文学追求的特殊性。20世纪后半期的文学群体方式改变，来自群体构成的作家队伍、意识、美学取向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而不是简单地以外部社会政治的原因定论。可否注意现代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多文化因素渗透，扩大文学边界，但旨在文学群体方式形成中特殊价值意义的探讨；而当代思潮社团流派的文学本体认知，要在消减、变异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特征的过程中考察，找寻现当代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还有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西方话语与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视角的确定，他们之间创造性关系表现在什么方面？文学思潮的命名是舶来品，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如何协调的？另外，文学社团流派本是出现“思潮”的基本元素，而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组织一体化，文学思潮又应该如何辨析“思与潮”的关系？等等问题。作家创作自由，或集体无意识的文学思想、相似相近的创作风格聚合形成了社团流派。这中间是相当复杂的精神和物质联姻现象。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在当代中国的弱化，原因有文学自由和作家主体精神受到“中国化现代性”的影响，也有精神主体的作家转向了物化形态，即文学在体制内求生存，往往文学与非文学并重，或更多倾斜于后者。我们研究过去不是给文学“超负荷”就是完全跳出文学之外，都表现出现代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研究与体制内学科建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流派现代中国前后历史的悖论现象，回到现当代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本身形态，不拘于固定的价值尺度，也不跟风套用时尚理论，甚至历史情景的还原也不是为我所用。尊重历史研究和文学史学科的特性，爬梳史料，甄别原始文献，是一切阐释和判断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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