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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4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让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的轶闻成为人们议论的主题。他们与另一位已故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设计制定的期权定价理论模型（Black-Scholes模型），一度被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奉为经典，而今，顷刻间在人们心中轰然倒塌了。正如已故中国经济学家陈岱荪多次指出的那样，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数学决不能代替经济学。
回顾世界近年来货币政策沿革、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人们忽视了实实在在研究探索中国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和中国政府。1998年，GDP总量为7-8万亿元的中国（美国GDP总量约合40多万亿元人民币）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压力下，仍然保持着接近8%的增长速度，股市仍然在1200点以上运行，至今仍被认为是投资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这不能不归功于多年来中国坚决执行的理性货币政策。
当东南亚为房地产和股市大涨欢呼时，中国坚决平抑泡沫经济
从1985年至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房地产大涨，新加坡房地产涨了十倍，举国上下欢欣鼓舞。1992年—1993年初中国出现了三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北京市有100多亿资金在大炒房地产；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地产价也一浪高过一浪，经济开发区旁的地皮转眼之间就可上涨30-40%，不少人在房地产热中成了亿万富翁。新加坡、香港的房地产发展商在这股热风中推波助澜，因为这两个城市均为世界金融中心，人多地少，房价近10年涨得很快，但中国大陆960万平方公里，地大物博，情况类似于美国。美国房地产很少涨价，华人去一炒高，马上来一批建筑商搞出一批新房，房价立即退下去。新加坡、香港人嘲笑中国大陆人不懂经济，到处带头搞房产，将1992-1993年中国房地产从过低一下子炒成了过高价，还自以为水平高。
另一个是开发区热，搞开发区（国务院正式批的比例很小）就像大跃进，一哄而起，不搞就是思想不解放。
还有一个是股票热，如深圳，出现过1992年"8.10"这样的争购新股热。相当一部分资金从银行流入“三热区”，炒得高，赚了钱是自己的，炒不好，谁接最后一棒谁自认倒霉。
朱镕基于1993年7月1日曾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宣布加强宏观调控，实行财政、货币双紧缩，下令必须限期收回“炒三热”的资金，否则将追究具体负责人的责任。中国对股市、国债、期货市场既十分重视，又小心翼翼地引导它，涨得过高了，泡沫多了，就批评之，甚至坚决平抑之。
1993年，上海股市直冲1400点，中国政府即决定大量增加供给，加快新股发行上市速度，股指即从1400点徐徐回落，直到同年11月的797点。
1996年12月，上海股市一年内从512点直冲1200点（深市达6000多点），中国处罚了20多家违规操作的券商，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当前股票市场的形势》的评论员文章，三天之内，股市下跌了30%，迅速摧毁了泡沫。
1997年5月-6月底，上海、深圳股市与香港股市一起大涨，很可能在香港回归后与港股一起狂跌，中国政府对内地股市进行了坚决果断的平抑，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将1996年股票上市额度增加为150亿元；1997年股票上市额度定为300亿元；国有企业不得炒股；规定银行的信贷资金不得进入股市……6月30日，十家新股同时上市；终于将股市从1500点（深市雷同）平抑到1026点，避免了香港回归祖国后，内地股市与港股齐跌的局面。
这种由政府出面，力排众议，坚决地平抑由货币现象引起的泡沫经济的政策，其他国家是不敢想也不敢做的，而事后证明，这些平抑大多是正确的。
在一些国家对通胀熟视无睹时，中国与通胀作坚决斗争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通胀高达15%-30%（俄罗斯的通胀曾高达50%），相当多的国家听任它的膨胀，往往只是将货币贬值，或以新货币替换，使人民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1993年起，中国由于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引起的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生产资料涨价，通货膨胀又一次悄然而至，这一轮与1988年的通胀时隔五年，并且有越涨越高之势。中国政府的态度鲜明而坚决——不断提高央行的人民币存款利率。
1990年——1993年银行储蓄利率表(%)
调整日期／年限1年3年5年8年
1990年8月21日8.64 10.0811.5213.68
1991年4月21日7.56
8.28 9.0010.08
1993年5月15日9.18 10.8012.0614.58
1993年7月11日
10.98 12.2413.8617.10
为了对付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1994年11月29日——12月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全党统一思想，坚决抑制通货膨胀，为此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重新开办保值储蓄，甚至对1992年发行的三、五年期国债也实行保值，保值开始的时间是1993年7月10日，保值储蓄率不断上升，从1%一直上升到1995年的13.96%，加上原利息12.24%，实际上达到26.1%，表面上是长期存款保值，实际上由于国债可以上市流通，故成了活期存款定期利息。即中国为了反对通胀，利率越升越高，银根越抽越紧。而中国这一时期，经济还在高速增长。
与中国相像的是美国，格林斯潘坚定不移地对美元存贷款加息，一连加了七次，达5.5%，既抑制了通胀，又使美国经济较快增长。美国的股市也从3000点一点儿点儿往上爬，直至9330点。
但东南亚各国的房地产价格狂涨，通胀急剧上升，经常项目下出现大量逆差，而国际资本又进入各国套利，追逐高利率。东南亚股市大涨，各国毫不知其危险性之大，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当一些国家币值高估时，人民币币值合理回归
早在80年代-90年代初，我们的人民币与外汇一直执行双轨制，即官价与调剂价（有一个外汇调剂市场，直到近日方才关闭）。到1993年，根据我国的国力及实际情况，我国主动地让人民币汇率的官价与调剂价接近，并逐步并轨，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5.7元人民币，逐步并轨为1美元:8.9元人民币。
这样罕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相应效应是我国外贸出现连年顺差：
1994年顺差54亿美元，1995年顺差167亿美元，1996年为122.3亿美元，1998年顺差353亿美元（1-9月底同比增长15%）。
而同一时期，韩国、日本、东南亚各国与墨西哥的币值均严重高估。日元为1美元:79日元；新加坡元为1元:5.9元人民币。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韩国经济过热现象严重，泡沫成份极大。这一时期最令人费解的情况是中国国内通胀，民间市场利率高达20%，而人民币兑美元、马克、日元却越走越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持有1万美元，年息仅仅4%左右，即300-400美元，折成人民币为3400元左右；如果是人民币，买1992、1993年发行的保值国债年收益为30-40%（1995年1月以100元左右买进，1996年4月1日为171.99元），民间市场利率或国债回购年利率也有25%左右。另8.3万人民币，年息可达1.66-2万元左右，比存美元多1.32万元-1.66万元，等于33-41个金戒指。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币内在购买力强，含金量很高。1992-1994年间，建材、水泥、钢铁、石油等价格已先期涨过价并随宏观调控而开始回落，而它们是中国与外国较多的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而1995年起物价上涨波及国内消费品市场，它们是我国较少进口的商品（非贸易商品），故经济学家称之为“内贬外涨”。那几年拼命买美元者亏得最惨，人们完全可以持有人民币3-4年，翻番后再换成美元。美元在中国市场上非但不涨，还从1:11跌到1:8.3。
中国人民币币值的合理回归，官价与调剂价的逐步并轨，促进了外贸出口，促进了“三来一补”等外资企业的进入与发展，吸引了大量外资，为防范后来的金融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4月，当全世界还在为通胀与经济过热担忧，还在涨息时，中国已开始为物价的迅速回落作准备了，是世界各国中，第一个带头减息的。1996年4月1日，停办保值储蓄。当时，做这个决定是要冒点风险的，因为保值贴补率还在6%左右，这与1990年停办此业务时的背景大相径庭。
两种观点，两种可能，摆在最高决策层面前：一是必须把20%左右的利率降下来，利率太高，企业资金成本高，商品价格（包括房产价）就下不来，高通胀与高利率成恶性循环。二是目前的20%利率仅为名义利率，实际与通胀抵消后仅为零；如停办保值储蓄等于负利率，可能会引起物价狂涨。
最高领导审时度势，先行办保值储蓄试试看。当时，经济学家都紧张地注视着经济指标（尤其是物价）走势，结果，物价微微下行，成功了。于是，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两年内先后五次降息。
并且，决策者注意到美元利率过高，可能会造成国内骗汇、套汇活动加剧时，在格林斯潘还犹豫考虑时，先行于1998年9月果断地将中国国内的美元存款利率降到4.25%；10月，再次下降到3.75%。而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降息是1998年9月29日开始的，与中国的政策颇相似，先降0.25%，再降0.25%，小步快走“软着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启动沉寂了两年多的股市。中国股市从1996年初的512点起步，一步步向1500点攀升，上市公司也由原来的200多家猛增到800多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股市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主要是心理上的，与俄罗斯（从580点跌到23点）、韩国（从1160点跌到310点）、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股市完全不同，至今在1200点一带运行；并且每回直接融资上市的新股为发行2只、上市2只，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当美元等西方资金大量涌入东南亚各国汇市、股市套利（印尼等国利率均很高）时，中国却从1993年起悄悄地通过吸引外资，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等多渠道以人民币购买（吸纳）美元，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94年底的51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初的1400亿美元，前几年几乎一天吸纳1亿美元；使美元与人民币汇价稳定在1:8.3左右。同时从1995年7月起对引进外资进行结构性引导，欢迎对中国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进行中长期投资，而严禁外资进入A股市场及资本项目下的套利。为今天防御金融危机作了战略准备。
当1997年7月泰国首当其冲地受到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挑战，金融危机肆虐东南亚、韩国与日本时，拥有全球第二外汇储备，而短期外债只占13-15%（约为156-180亿美元）的中国，郑重向世界宣布：人民币不会贬值。
今天，世界各国纷纷降息时，中国已降息两年半了，并已开始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杠杆与通货紧缩、市场疲软作斗争了。目前，已有两个月物价环比出现正数，人们正在密切关注这是偶然的季节性反弹，还是今年以来启动内需市场政策奏效了。
较高水平的货币调控政策及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不得不令世界为之注目——“发达国家看美国，发展中国家看中国”——千真万确。中国虽也受到金融风波冲击，但实际上能保证目前的现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连世界银行专家们也不得不暗暗称奇。当然，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仍然面临着比较棘手的问题：俄罗斯不计成本地低价倾销石油，造成世界工业品大跌价；亚洲与俄国的货币贬值使中国外贸形势日益严峻；启动内需的政策会否有滞后效应……难题很多，挑战很大，中国应该信心百倍地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