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立场与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立场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参与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国家利益和经济政治主权
90年代以来，被西方经济学家和媒体广泛宣传的“全球化”、“地球村”，与过去的“国际化”有根本性的不同。“国际化”是承认民族国家主权、民族经济、民族产业存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受到国家关税和其他政策的限制与保护；产业的主体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国家。西方国家严格禁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产业，金融自由化尚未根本触动民族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
“全球化”概念，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经济、金融创新与危机、跨国公司扩张、美元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在本质上是要对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民族产业进行解构。“全球化”的要点是：第一，以个人利益、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取代社会总体和长远利益；第二，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效益，取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综合效益；第三，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整合，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第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影响和限制民族国家的政府管理。甚至影响民族国家的内政和政策制定，以国际协调来影响和限制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使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逐步削弱；第五，以美元的世界霸权，主导国际金融和汇率，操纵国际金融市场；第六，以美国的新经济和技术优势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影响各国的国家安全；第七，保持西方意识形态优势，树立舆论导向，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的思想；第八，西方国家继续禁止劳动力自由进入，专门吸引世界高科技人才流入，以保持人力资本的优势。
“全球化”概念以及上述基本战略和政策，在本质上是美国单极霸权主义的经济表现，不存在什么完全“客观的经济历史规律”。历史是人创造的，是无数利益主体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而作为“人为设计”的过程，“全球化”是由占据国际霸主地位的超级大国，以自己综合国力为担保所推动的，虽然在客观上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一定利益的实现，但根本上是为霸主利益服务的。美国通过对国际组织捐款，提供经费，取得了制定规则，裁判异端，调解纠纷的主导权，美国要保证它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运行，就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得到一定的利益，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也要保证制裁那些不遵守规矩的国家，这就是霸主的权力、权利和义务。
美国以其强大国力维持国际秩序的运行，推动全球化。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占了绝大部分；世界外汇储备是美元；国际贸易70%是以美元结算的；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和资金流向了美国；2000年全球软件生产共16000亿美元，美国占了12000多亿，印度占70亿美元，中国只有几亿美元，出口只有几千万美元；美国占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发明专利，并且酝酿更大的突破；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流向。
我们必须把握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两重性，一方面把全球化作为客观历史过程，去积极适应。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无批判无抵制的依附性战略，消极适应。新经济和全球化同时也是人为推动的主观创造过程，主要推动者是美国。新经济的技术标准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带有霸权主义性质，因此我们不能被动接受全球化理论。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全球化问题，与纯经济角度不同。前者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国家利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特别多，地位非常高，说明美国十分重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经济学是以企业和个人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多，而且在90年代经济学被捧为神学。
如果中国盲目接受“全球化”原则，将产生严重后果：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尖锐，失去稳定；经济命脉被国际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安全不能保证；在国家战略上受制于西方国家，外交软弱无力；战略产业和国防产业不能独立，不能有效保障国家领土的完整。
排除劳动力自由流动，不是“全球化”的平等规则
全球化的实质是要消解国家主权。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接受。实际上不是中国不愿意做，而是发达国家不希望中国完全纳入全球化。
国际经济学的主流派鼓吹的自由贸易，是以被它们歪曲了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歪曲比较优势的关键之一，是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于自由贸易之外；第二，是以静态比较利益代替动态比较利益。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他们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
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现实，把“劳动力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作为假设理论前提，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基本区别。理论前提在书本上是假设的，但在现实中却是真实存在的。在单方面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后，“比较优势”就变成了“比较成本”：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只能物化成为低成本的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口，人的优势转变成物的优势。廉价劳动力过不去，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就只能过来，否则就无法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变成现实生产力。真正平等的自由贸易规则，应该是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打工，此时，国际经济学就要改写，中国则会成为最拥护“自由贸易”的国家。发达国家首先看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他们允许技术移民，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发达国家也看中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希望通过进口和直接投资占领之，为此，他们必须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否则就没有贸易平衡。而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或许在未来可以逐渐实现，最后一个实现“自由流动”。这就是国际规则的不平等。
大国需要动态比较利益
依靠外资实现原始积累，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做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加工车间；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先进技术，或者可以成为小国发展模式，或者也可以成为作为世界霸主同盟国和依附国的发展模式，惟独中国不行。
全球化不可能容纳中国大部分人口移民。我们只能够通过出口产品去实现劳动密集优势，这是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但其潜力已经不大。
在需求方面，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在供给方面，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的3%， 东南亚出口占3%，到2010年将各占6%；双方产业结构同构，竞争极为激烈。中国2000年GNP是10000亿美元，出口达到2500亿美元，出口依存度25%，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年增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提高，出口额每年也要增加7%，将近200亿美元，哪个国家能够吸收？不仅发达国家要反倾销，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容忍中国产品抢它们的出口市场。不是中国自己不愿意继续发挥劳动密集优势，而是国际社会不允许。
从中国自身利益来看，强大的资源也只能够投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和发达国家争抢“动态比较利益”。脱离产品的性质去讲“资源替代”是错误的，脱离发展去讲比较利益也是错误的。中国不能继续以1亿双鞋去换美国1架飞机，何况这个比价随着鞋的过剩和飞机技术的提高，鞋生产的过度竞争和飞机生产的寡头垄断，将越来越不利于中国。
作为经济和人口大国，中国要利用静态比较优势制订短期战略，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依据制订长期战略。国家对国内外有关国计民生要素的流动方向，对国内外经济产出的方向，要具有控制能力。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表现出中国存在着无法融入国际社会的自身利益，这个利益也是国际利益的一部份；中国能够以自己的国土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自身就给国际社会解决了问题，并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不能以所谓“国际惯例”吓唬和摆布中国。规则和不规则是互相影响，互相适应的。5000亿美元进入中国投资并赚钱，难道不是一直在适应中国的规则吗？中国应该适应国际规则特别是其中透明度高的部分，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并现体中国的利益。
以数学模型论证虚假命题，是经济学界一大发明。中国也有人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计算比较成本，论证“零关税最好”。其理论错误在于：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成本越低。“学习效应”正好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
全球化不能妨碍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 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第二，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这些给21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
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只有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 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 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 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 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也因为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而且会冲垮国内的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再次，“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外国投资者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元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元， 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21世纪的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与俄罗斯不同，中美两国都在跨世纪的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旧的冷战关系已经打破，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尚未建立起来，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极大，国家之间的利益摩擦与合作都有根据。苏联的瓦解，东亚的危机，新经济的成功，使美国获得了超强的世纪霸主地位，军事实力超过世界10强总和。美国在当今世界高科技的七大领域（航空航天、生物遗传工程、人工智能、微电子通讯技术、新型原材料、电脑芯片和核技术）都具有优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90万亿美元，占全球1／3，金融市场包含了世界上2／3的投资。美元仍然是全球第一硬通货，美国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使美国具有了影响他国对外政策甚至国内形势的强有力手段。
按照国内综合国力项目，美国第一，日本等于美国的60%，法英德各等于美国的50%；俄罗斯为美国的40%，中国为美国的1／4。中国最弱于美国的是军事力量，与其他6国相比最弱的是科教水平。 设美国综合国力年增3%，中国为7%，达到美国综合国力水平需36年。中国崛起的势头是无可怀疑的，关键是能够正确实现战略转变。经过22年经济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需要进行战略格局调整：清除腐败，加强政府能力；打破垄断，启动社会投资；集中国力发展战略产业；调动农民实行劳动积累；整治国土推进城镇化；发展教育科技；特别是塑造中华民族的独立精神。我们不能指望与美国合作得到尖端高科技，而应追求动态比较利益，扶植战略产业，否则，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不要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过我们。面临历史选择，是中国人拿出勇气和智慧的时候了。